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就文化而言，最兴盛莫过于宋朝，著名历史家陈寅恪先生就曾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见宋朝的文化在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堪称“登峰造极”！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

文化的兴盛，自然得益于文人，得益于作品，宋朝的文学更是历朝的巅峰，像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兴于唐而盛于宋，造就了一大批散文大家和一大批古文名篇。

谈到宋朝的散文成就，有两篇文章不得不提，一篇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另一篇便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这两篇文章虽然在主题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一篇写“天下之忧”，一篇写“太守之乐”，而且这两篇文章的写作之间有着许多密切的联系和共同之处，至少有5个共同点：

1、二文都是古代散文中的“记”，体裁相同；

2、二文都是宋朝散文的巅峰之作，成就彪炳史册，光耀古今；

3、二文都是借景抒情，一者借“楼”抒情，一者借“亭”抒怀；

4、二文都产生于同一历史事件，都是因为宋仁宗朝的“庆历新政”的失败，范仲淹和欧阳修先后贬出京城后的贬途之作。

5、二文的作者都是才高八斗的文人，同时也是志同道合的兄弟，惺惺相惜的知交，忧国忧民的志士。

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好友在同一事件下所写的两篇文章，自写成之日起便然双双成为了人们争相传阅的美文，成为了后世读者眼里的经典，并列成为了中国散文天空上的“双子星座”，交相辉映，光彩夺目，近千年以来，如同文学史上的一场巅峰对决，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将二文捧为经典、赞叹有加的同时，对其文采的优劣、成就的大小、境界的高低却始终无法给一个明确的判断。

那么，这两篇文章是否真的有境界高下、文采优劣之分呢？

下面，我结合自己曾经的阅读，作一点粗浅的阐述，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岳阳楼记》

在宋朝300多年间灿若繁星的文人官员中，真正称得上政治家的人并不是很多，范仲淹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

范仲淹出身寒门，勤学苦读，有着牛一般的耐力和韧劲，加上聪明智慧，终于学富五车。

范仲淹剧照

范仲淹是当时少有的干才和儒将，曾以将帅（经略安抚使）身份坐镇西北，又以副宰相（参知政事）身份主持政务，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而最重要的是，范仲淹有“家国天下”情怀，有“治国安邦”的理想，有“心怀天下”的担当。因此，他自从步入仕途之后，便始终在为国家朝廷、天下百姓的事业在努力，朝乾夕惕，奋斗不止。

然而——

谋身者不谋国，安然；谋国者不谋身，枉然。

尸餐素位者无忧，舍身为国者多虑。

不干事者无事，多干事者出事。

范仲淹之所以仕途坎坷，便在于此。

宋朝自建国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已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八十多年的发展，朝廷因循苟且，承平累日，横征暴敛，无视军备，导致了“积贫积弱”。加上北有辽国虎视，西有西夏骚扰，内有寇盗纷起，此时的宋朝如同大海上一条庞大而破败的船，行进乏力，亟待维修。

宋仁宗剧照

为此，宋仁宗心急如焚，于庆历三年（1043）春火速将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范仲淹从前线调回，重用为参知政事，主持改革，开启了“庆历新政”。

范仲淹其实内心并没有急到如此程度，他知道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须做足基础工作方能动手，太急吃不到热豆腐，难免失之于轻率，败之于不周。

但宋仁宗急于求成，当面要求范仲淹起草改革方案。范仲淹只得集中精力，针对当时“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等朝廷存在的“病症”对症下药，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修武备”等10项改革措施，经仁宗首肯后，立即在全国执行，宋朝的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改革，就这样匆匆推行了。

然而，正值盛年的宋仁宗决定既匆匆，对改革所面临的反对也预料不足，所以收场也草草。任何改革都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势必影响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如 “均公田”就是均职田，肯定会影响地方官的利益；“择官长”就是改“凭资历”为“凭业绩”，肯定会影响一些人的仕途；“抑侥幸”就是针对“恩荫制度”下的滥赏，必然会引起得赏者的反对。等等。

改革推行了年余时间，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当这些改革措施影响到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后，便遭到了他们集团式的联手反攻，这些人不会找皇帝的麻烦，也不敢，只把矛头对准了范仲淹，在宋仁宗面前以“朋党之罪”大肆攻击范仲淹，一下击中宋仁宗软肋，加上仁宗心肠善、耳根软，最后为息事宁人，便停止了改革，并于1045年春将范仲淹降职外放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知州。于是，范仲淹由一个皇帝信任、同僚钦敬的人，一夜之间流落江湖，成了贬官逐客，这一年，他已是56岁高龄了。

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但他好学上进，埋头苦读。随着知识的加和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曾祈祷“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于1015年进士及第以来，已经在仕途上奔波了整整30年。这30年间，无论高居庙堂，抑或远处江湖，他都时时以“利泽生民”的“大丈夫之志”激励自己，鼓舞自己，近忧国家，远忧黎庶，辛苦劳顿，一心报国。

但是如今，这种家国天下的抱负却因一群自私自利的宵小的谗言半途而废，因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诼铩羽而归，对于范仲淹来说，这是何等可笑、可悲、可叹、可恨之事！

而最让他失落和痛苦的，是仁宗对他的放逐，等于认可了他的罪名，心怀天下被误为营营苟苟，赤胆忠心被认为背信弃义，这是何等奇耻大辱啊！

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所以，在贬谪生涯，范仲淹一直在寻找一个辩白的机会。

1046年秋，已经再贬邓州（今河南邓州）的范仲淹接到了同窗好友、岳州知州滕子京一封手札，请他为刚刚重修落成的岳阳楼写一篇记，随札附有一幅《洞庭晚秋图》。范仲淹读罢来信，细细观赏了《洞庭晚秋图》，然后在自己修建的百花洲书院徘徊思索，时而抬头仰望星空，时而低首凝视池水，他忽然眼睛一亮，感到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澄明，他终于找到了一片与他改革失败以来心情完全契合的风景，找到了一片可以表达心情、剖析心迹、表达志向的天地。

洞庭晚秋

虽然他没有过游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经历，但那又如何？范仲淹身处风云变幻的时代，遭遇误解放逐的经历，自有一片心中的湖，一座眼中的楼，那湖烟波浩淼，那楼耸入云霄。因此，他马上回到书案前，奋笔疾书，一篇《岳阳楼记》如流泉喷涌而出，须臾即成。

这篇记，就是他改革的初衷，就是他的理想抱负，就是他受挫后的心态：因为改革的道路上荆棘密布，故有“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故有“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因为小人长于传谣，君子长于守真，故有“忧谗畏讥”，故有“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因为群小的围攻、皇帝的误判，故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赤诚表白；但即使不能上达天庭，作为君子者的他依然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无论前途多么险恶，将始终坚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理想，坚贞不屈，奋斗不止。

因为《岳阳楼记》是伴随着“庆历新政”失败痛定思痛、一气呵成的产物，超脱了以往“迁客骚人”狭窄的个人得失，凝聚了范仲淹人生理想、家国情怀以及士大夫的责任担当精神，加之立意高远、境界宏阔，故自横空出世以来，便成为了士大夫争相传阅的佳作，流传千古的名篇。

二、“得之心而寓之酒”的《醉翁亭记》

每一个朝代都有引一时潮流的探索者和先行者，每一个朝代都有开一代文风的先驱者和领导者，堪称文化兴盛的源头活水。如果说唐朝文脉的源头是韩愈，那么宋朝文脉的源头便是欧阳修，他们都是在文章萎靡之时别开生面、气象一新且引领了一个潮流的一代文宗。

欧阳修剧照

欧阳修既是诗人，又是词人；既是散文家，又是史学家；他还是中国历史上培养人才最多的“伯乐”，在自己主持的科举考试和文学生涯中，发现和培养了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包拯、韩琦、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张载、程颢等一大批后来影响政坛、文坛、学界且扬名立万、流芳千古的人物，“唐宋八大家”的宋朝六人，除他自己，其余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尤其是他领导了北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仅革除了宋初“西昆体”诗歌的浮艳之风，也革除了骈文的空洞之弊，重振了古文雄风，为宋代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于庆历五年（1045）被贬为滁州知州后所作的一篇山水游记。贬官滁州，表面上是同僚以“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弹劾他，说他与妹夫前妻之女张氏通奸，有“不伦之罪”。而究其实际，却是因为他耿直的性格遭到权贵的忌恨，《默记》亦说：

“欧公庆历间为谏官，大忤权贵。未几，以龙图阁学士为河北都运。公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

正因为“大忤权贵”而又“无可中伤”，他们便杜撰情节，凭空诬陷。不过，事虽无实，宋朝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御史弹劾，被弹劾者即便无罪，也大都会贬官，在处理原则上，有点尊重御史并息事宁人的意味，欧阳修因此被免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贬去滁州。

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的醉翁亭

《醉翁亭记》通篇写自己与宾客在醉翁亭开怀畅饮的欢快之情，全文只400多字，却有21个“也”字，一路“也”下来，把滁州山间之景写得多姿多彩，将游历宴饮之乐写得酣畅淋漓。同时，全文以“乐”字贯穿始终，从山水之乐写到宴酣之乐，从宴酣之乐写到禽鸟之乐，又从禽鸟之乐写到人之乐，再至太守之乐。这一路“乐”下来，似乎天地、山林、禽鸟和人之间，都沉浸在一片欢乐海洋中。虽然写得绘声绘色、烟花烂漫，但是，你读着读着，便能慢慢感觉到一种乐越来越少、忧越来越多的抑郁情绪从字里行间漫延开来。

其实并不很难理解。同僚以“不伦之罪”告他，辩之则越描越黑，不辩则等于默认，于是便以《醉翁亭记》这种自得其乐的文章表达内心的豁达，以豁达的姿态来证明“不伦之罪”的子虚乌有。然而表面的豁达，难以掩饰欧阳修内心深处的悲情，难以掩饰那种乐中有苦、笑中有泪的复杂情感，让人不禁生出“烟花背后是寂寞”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