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面对鱼龙混杂的当代诗坛，当代诗歌、诗人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探讨意义的话题。诗人安澜认为， 由于我们诗人的自闭，习惯了单调的生活，不再关注民生的疾苦，社会的责任，不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早已被颠覆，民众的喜怒哀乐早已不是他们所要关注的话题。并提出，当代诗歌需要高扬风骨的旗帜。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扎根群众底层之于民生疾苦，放眼世界之于中华文化，继承中华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学其神而弃其形，直面现实，坚守道义、责任与情操，忧忧患、赋民生、倡美词、寄风雅，把苦难渗入内心，叩问人民、时代、民族之生命体验，蕴涵时代特色，展现诗人自身之风格，建立当今时代之诗歌。这才是当代诗歌崛起之根本。
安 澜 ，名：陈晓君，字：诺。祖籍：浙江海宁盐官。曾用笔名颖川、诗人、作家、影视编剧。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南诗社执行社长，资深心理咨询师。著有《安澜文集》之小说集《午夜狂奔》诗文集《极品女人《安澜诗集》之新诗集《灵魂高蹈》旧体诗集《文韬武略》、《开不败的辉煌》，电影剧本《潜龙出关》。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和艺术评论等作品相继在各大报刊、杂志等文学刊物上发表。
当代诗歌、诗人的出路在哪里？
安澜
自几个热爱诗歌的诗人发起成立《江南诗社》之日起，不断地有人问我，加入诗社我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一时语塞，说实话这个问题从来不属于我思维的范畴，我认为诗坛是块圣洁之地，真正爱好诗歌、写诗的诗人，诗歌与金钱不能等值在一个天平上去衡量，以我自身的经验写作者享受的是写作这个过程的愉悦与痛快。诗文沉淀出思想并能与人共享就算遇到知音了，稿不稿酬的通常随分尽力从不计较。当代诗歌、诗人们对钱的狂热崇拜，令人猝不及防，同时让我们的诗人们忽视了道德修炼，放弃了责任坚守，导致了价值错位，从而漠视道德，缺乏责任，言行势利，直至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利益驱使的奴隶，这与诗歌的本体精神南辕北辙。但我还是愿意相信真正的诗人心目中有一个对于诗歌纯净范围的尺度。那么当代诗人是否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诗歌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当今诗坛的现状令人担忧……以下是我摘录整理了前些年中科院刊发的《当代文史调研之诗词调研报告》核心内容之精华，旨在让我们这些热爱诗歌的文友们直面诗歌在当代的现状和迷障，思索如何突破现状走向诗歌现时代的诗风健康，树立诗品、文品、人品之健康……
一、死亡的阴影：
当代诗坛，自海子死后，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中国诗坛，海子去后的第三个月，骆一禾去了。海子之后最轰动的莫过于顾城的死亡。或许只有诗人愿意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光怪陆离的时代，选择如此偏执个性的行为走入历史。诗人在当代，似乎只有死亡才能让人记得，让人引起关注。如果诗人只有用死亡来引起当下的人们对诗歌的阅读，这种方式确实让爱诗读诗的人难以接受。而现实之中的诗歌情结，诗人们似乎被顾城的阴魂附了体似的将“死亡”这个避讳的词臆想的无比壮观……固然诗人的死亡和诗行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文字来自于诗人的大脑，这难道不是诗人心境的脆弱与狭隘？而这种不约而同对“死亡”意境的升华难免不是一种误导。“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海子《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优雅的举止和贫寒的窘迫/曾给了我不少难言的痛楚/但终于我的诗行方阵的大军/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埋葬弱者灵魂的坟墓/绝不是我的归宿（食指《归宿》）；那是一种祭奠的仪式/在死亡的山岗上/我居高临下（北岛《白日梦》）”……毫无疑问，诗人的死亡更多的缘自对诗歌的绝望。当今诗人的窘迫与诗歌的窘迫狭路相逢不仅是诗人的危险遭遇更是时代的悲哀遭遇。
北京有很多地方（比如宋园），聚集着北漂诗人的代表象征，诗人在自己梦想或远离现实生活里谱写诗篇，与世隔绝，吃着方便面，写着自由诗，拒绝现实机械化的生活方式（如顾城，诗人的代表），诗歌成为诗人手中唯一的枪，并用此来牵强的描绘生活。正是他们如此的生活，使他们愈来愈不融入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由于诗人自行远离也就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身影。在这种诗人自闭式的写作状态下，结合社会世俗的经济观使诗人信奉的“精神谱系”面临崩溃，“价值信仰”也面临拯救。敏感脆弱的诗人们无法忍受太多精神信仰“被摧残”，绝然选择死亡，而后又以一种“殉葬式的仪式(自杀)”面对社会，控诉时代“变相杀人”。而这种“自我性”、“自愿性”的死亡本身是需要否定的。死亡的诗人往往是诗歌的精英，他们的死亡“集体无意识”的诱导与预言了诗歌的死亡。由此想象，当我们今天看到的诗歌没有价值、没有底蕴的时候，难免不会想起那些曾经给诗坛带来火光的诗人。而他们脆弱的心灵选择死亡时，当代诗歌给剩下的苟延残喘可贵的精英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如何撕碎死亡的魔咒，让已经偏离航道的诗歌再度崛起，值得每一个诗人，或者说每一个写诗的人深刻反思。
二、诗性的消逝
这个属于我们的时代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诗意。当我们唯一有可能保持诗性土壤的大学也变得跟风追俗时，我们便可知道现实的真切。曾几何时，诗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另一种空间，开始逐渐远离现实。而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早已毁灭了诗人衍生的可能。我们接受名为科学文化教育的整个过程只是一次马拉松的就业前期培训。单凭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来衡量，我们每个人对文化的认知力何如？我们看到的是工业化大生产，需要的是懂得机器的人，是会机械化操作的人，生产的是工业流水线上无个性的个性，栽培的是大学理工科公式化的人才。物质利益，别墅聚居、金钱的思绪、权力的诱惑一拥而上，占据了大脑几乎全部的内存。我们究竟有多少地方给于文化的思考，诗性的存在，答案是否定并决绝的，不留余地的顺应时代。我们引以自豪的思想、信仰、认同感、价值定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生活平面的欲望、功利、金钱资本中推翻的所剩寥寥。诗歌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诗性、文明、文化环绕的界面。当代诗歌在这样的境地里何去何从，我们不得而知！
三、游离的风格
当代诗坛的所谓诗人，往往都流于一种浮华而躁动的感觉。诗人不再注重诗歌本身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的根本核心，而是格式、技巧、华丽的辞藻、暴力的宣泄与一种哗众取宠的嘲弄。诗歌从“以丑为美”降格至一种完全“审丑”只是时间的问题，正因此，现代诗歌的道路会越走越狭窄。当然我们不否定诗歌的写作技巧，但过分的强调便落了刻板的匠气。诗歌创作的“四美元素”（姜东）值得推崇：“诗意美是诗歌的意境之美。也是诗歌的灵魂；诗象美是诗歌意象之美。诗歌中的每个意象表达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意境之美；诗情美是诗人在生活的沉淀中，生命的叩问与自省中提纯结晶，诗人在写作时言之有物，情到意随，是神与情的高度统一；诗韵美是诗歌韵律之美，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诗歌都具有音乐性的神韵，这种神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中国诗歌的精神传承。”看中国古时的绝句、律诗、古风、词曲，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心灵直通，在那字里行间，即使你对文言完全不懂，你也依然可以读到有一种深深的让人无需细究的韵律。如果无法将那种精神、韵味找回来，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诗歌，还有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那些从不曾用文字记录却又埋藏于字里行间的精髓，那才是诗歌魅力的的根本所在！
阅读时下流行的诗人作品，一个个晦涩、执拗、生硬、莫名的语言游离在诗行中，甚至充斥诗歌全部。“我游离在性别之外/加州旅馆，一个拥抱的核，爆炸，旁观，四道水兑了盐/兑了毒/沙哑的时间不知所措/诗歌开起电话会议，只有死亡才能监听（安琪《借口》）”……这些游离的风格让我们费解：大抵是我们的文化底蕴不够而无法理解、认同，当代诗歌存在的这些现象。或许诗歌早已成为诗人们自恋式的抒情，词汇成了诗人们自己的专用语，读者明白与否早已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也不否定诗人自认为诗境的消逝早已宣告了当下对诗歌的漠视，所以他们早已不在乎外界的想象与评判；另一种可能是诗人在当今的时代里早已失去了诗人应有的传统，呆在自己的居室里自导自演，凭空想象外面的世界，而缺乏生活经验的他们只能在自己臆想的社会环境中写作，并企图以游离地语言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
而我要说的是，诗人自身的问题是最关键的。由于我们诗人的自闭，习惯了单调的生活，不再关注民生的疾苦，社会的责任，不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早已被颠覆，民众的喜怒哀乐早已不是他们所要关注的话题。诗语就在这种生活中穷尽而晦涩、执拗、生硬、莫名，最终游离诗歌本体意义，也就颠覆了诗人自身。诗歌本体意义的偏失必然导致其传承和外在表现媒介的偏失。现代诗歌遭遇到空前的困难，如同抗生素类药物一样，也许越尖端、前沿，徒然培养了细菌的抵抗力，最后甚至一个感冒都治愈不了。
四、逃脱与尴尬
关于逃脱的话题，根本在于集体的无奈！想当年梁小斌、韩东、王小妮、陈染、林白、北岛诸人都是诗歌的“中坚”，而他们逐渐脱离这个队伍的时候，是否想到过他们走后诗界的无奈与穷尽！他们在小说中扬眉吐气，在大学里说古道今，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新生代”小说的建树，是散文、随笔。对他们本人的状态来说，或许是正确的，毕竟他们相继取得了成功。问题是他们走后我们的诗歌怎么办！较之死亡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客观的，但他们这种集体性的逃脱带给诗坛的阴影是无法估量的。毕竟，现在的诗人在诗歌无法坚守的时候难免会想起他们的先辈、同仁曾经的努力。而事实展现给我们是这一批优秀的诗人曾经无法改变诗歌的颓势，却在新的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诗歌的立场上，面对逃脱的成功，诗歌是讽刺的，诗人更多的是矛盾与尴尬。
记得几年前，翟永明把诗歌朗诵会办到了自己的家里，这件事对我至今记忆犹新，翟永明是勇敢的，是时代愧对于诗歌。这是坚守的尴尬与悲凉！但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看到了近年来的诗歌、诗人大会的枝繁叶茂，在厦门、泰山、贵州、海南，北京相继召开，然而当我们真正正视他们的时候，是否想过究竟是“诗人”、“诗歌”的幸事，还是“宣传”、“作秀”的尴尬。也许是我关注的诗人太有限，据说著名的诗人竟然没听说一个，什么华侨诗人、学者诗人、打工诗人。也许我们所能理解的诗人早已归于历史，现实的诗人可能是那些偶尔做诗的诗人，诗人不再是一个让人敬仰的名词，而成为一种信手拈来的符号，只要写几句，发上一二篇诗就能获得若干叫做什么派代表诗人等等的修饰语。尴尬中华民族这茫茫沸腾的人群中缺少太多高大，伟岸的诗人形象、文化巨人！
五、拯救诗之风骨
当诗人选择一种决绝的仪式告别，作为载体的诗歌面临灭亡的末路，拯救势在必行！
关于诗歌的拯救自古有之，从刘勰、钟嵘、陈子昂到白居易、苏舜钦、陆游，直至上世纪新文化运动无一不是廓清诗风的呐喊。历史给了我们当代诗歌一条非常值得借鉴、思考的途径。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诉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这就是建安风骨的意义。在贴近现实，直面疾苦中得到文笔之神化，由此才“梗慨而多气”。刘勰之风，是“乃化感之本源，致其之符契”之风，骨则是“沉吟铺辞，莫先于骨”。“风清骨峻，篇体光滑”，是风骨最终的诉求，说明文章要有内容、有思想，似人一般骨峻清貌，高雅洁傲，看起来是雄姿英发，神采奕奕。
稍后，艳丽、浮华的晋宋诗和“上官体”弥漫初唐诗坛，虽经王、杨、卢、骆的革新，诗风依然沉迷。此时，陈子昂恢复“毛诗风雅比兴美刺”的重要传统，让诗歌在复古的“通变”中振兴。陈子昂首先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明确了理论，提出“风骨”。用意就是“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每一永叹，窃思古人，长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同时认为“兴寄”之于“风骨”不可或缺，有内容的言，才能有骨，形式技巧的片面强调是不会有骨的，“言意并重”才是风骨。而文章的风骨并重，才能构成文章之力。这样就一目了然，目的也很明确：继承“汉魏风骨”以振兴初唐文风。郭绍虞先生说这句话“提出了唐诗成功的原因”。
《登幽州台歌》就在这样环境下诞生了。像一声惊雷，震响整个初唐文坛。陈子昂看来，“图正始之音”才是诗歌振兴的关键。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编竹篇序》中多次说明承接风骨之重要与必然，“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样复古并不是简单的仿写复制达到风雅颂赋比兴，更重要在于悲凉慷慨之人生大气，寄托救世、建功立业之积极入世。从而化开了齐梁、上官诗风的颓靡不振，首次提出情思、辞采、声律结合的美学，比起“永明体”来进步何止百倍。后来的韩愈在《荐士诗》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欧阳修主修的《新唐书》也说“唐文，子昂始变雅正”由此可见当时陈子昂提倡之正确，为唐朝诗风作了极为正确的导向。之后李白在《古风》中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甚至在《梦粲本事诗》中更为直接“梁陈以来，艳薄斯极，将复古道，非我舍谁”，稍后的杜甫“三吏三别”所以永垂，亦在于此。这也可以说是陈子昂的功劳。后来的韩愈、柳宗元之古文运动、白居易之新乐府，都是建立在陈子昂号召之基础上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进一步强调说“诗者，根情、妙言、华声，实义”，这就看到了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实质了，“现实主义的再深化”是真正目的所在。
综合看来，陈子昂成功的出发点在于坚守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入民众疾苦，了解发掘民族文化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有所继承，有所摒弃。遵循的是“诗言志”，摒弃的是南北朝的萎风格韵、上官仪等人“宫廷诗”的华丽不实。
至此便知如今的诗歌，无论怎样的革新开拓、吸引眼球，唯有切实的、贴近民众、亲近自然的朴素语言才是最真实、最经典的。唯有真挚、自然、贴近生活、体悟民生、透视社会疾苦才是诗歌发展的本质动力。
当代诗歌需要高扬风骨的旗帜。这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扎根群众底层之于民生疾苦，放眼世界之于中华文化，继承中华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学其神而弃其形，直面现实，坚守道义、责任与情操，忧忧患、赋民生、倡美词、寄风雅，把苦难渗入内心，叩问人民、时代、民族之生命体验，蕴涵时代特色，展现诗人自身之风格，建立当今时代之诗歌。这才是当代诗歌崛起之根本。诗人自唱自吟、闭门造车、追求词藻、故作艰深的面具早应该摒弃；批评家表里合一，自觉拒绝妩媚、隐靡、颓废之作，弘扬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的政教纲领：惟品质不求！
颖川2011.12.27写于天易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