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之时,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谈话,这就是著名的“周期率”谈话。从延安回家后,黄炎培将这次谈话写成一本书,名叫《延安归来》。
本来这只是他的一次纪实,没想到竟造成他妻子姚维钧的自杀。
“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姚维钧与黄炎培在1942年结婚,正值中国抗战之际。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们的爱情注定不同凡响。
二人的婚礼举行于重庆张家花园巴蜀中学礼堂,当时,沈钧儒、江一平等名流都在场。黄炎培当场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佳人易得,同志难求”就出自其中。
这是黄炎培对姚维钧的评价,也是他最真切的告白。两人结婚之时,姚维钧32岁,而黄炎培已经63岁,他比姚维钧大31岁。
黄炎培经历的时间足够他看透很多人,他阅人无数,知道这世上有太多虚情假意的人。
在他第一任妻子死后,他以为自己不会再遇到良人,而姚维钧的出现让他发现,良人或许并不难得,真正难得的是姚维钧这样的人。她既是他的佳人,也是他的同志。
黄炎培看人的眼光向来很准,他年轻时与王纠思结婚,与她共同生活了40多年。
那时,黄炎培在外四处奔走,兴办事业。为了祖国的昌盛繁荣,他全然不顾及自己的利益。全靠王纠思的勤俭持家才得以继续生活下去。
黄炎培年轻时,家庭没落。在他十几岁的年纪,父母就相继去世了。而黄炎培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自己的两个妹妹。靠着自己的文笔,黄炎培活了下来,但他的生活并不富裕。
后来与王纠思结婚后也是如此,但在国家面前,他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
1902年,黄炎培在办川沙小学任校长并授课,他不领工资,自己带午餐上班。后来,他又担任浦东中学的校长,原定200元的薪水他却只要80元。
当时,北洋政府曾两次下令任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并且有着不少的收入,但遭到了黄炎培的拒绝,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救国理想。
对此,王纠思表示理解和支持。黄炎培与王纠思的感情匪浅,以至于后来,王纠思死后,黄炎培没有答应任何人的说媒。
但姚维钧是个例外,她是个文静的人,读大学之时,正是国家危难之际,对于列强入侵,姚维钧时常感到很愤懑。
姚维钧积极组织同学参与到抗日活动中来,曾发过抗日传单,进行过“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街头演讲,鼓动民众奋起抗日,家国安宁是她和黄炎培的共同追求。
1941年,抗日形势日趋紧张,黄炎培应邀到贵阳的一所大学,作抗日形势的演讲。
在这一年,姚维钧正在这所学校读书,彼时即将毕业的她为了赚取生活费,兼职教师助理。
她听到黄炎培的演讲,被其中的情感所感染,非常敬仰黄炎培。两人的缘分由此而来。
“灵珰酬唱,爱无绝期”
姚维钧与黄炎培结婚后的这段时间里,黄炎培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人,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他都是参与者。
他经历过访问延安、参加过国共和谈、创建了民建、也曾出任首任政务院副总理。而此时,他也与姚维钧生育了四个孩子。
为了纪念这段时光,姚维钧和黄炎培两人定制了一个紫红色的纸夹,将他们的信件收录其中,命名“灵珰百札”。
这个名字的由来还得说起两人的情书。黄炎培在与姚维钧书信往来之时写了几首词,“月诉”就是其中一首。
佳日兮辰良,
孤月兮双江。
山房兮云树,
张之园兮夜未央。
思佳人兮来迟,
诉家国兮迥肠。
乞灵娥其谛听兮,
愿在耳而为珰。
后来,黄炎培取这首词的末两句,改名为“灵珰”。“灵珰百扎”也由此而来。
两人的第一封信需追溯到1941年12月21日。
这一天,姚维钧给黄炎培写下了第一封信。这是他们之后一百来封信件的开始。
在这次信中,姚维钧说要拜黄炎培为师。黄炎培在回信中写道:“师事不敢当”,“炎固乐与青年为友者”。
此时,两人还只是朋友之间的往来。在互相写了几封信件后,他们才对各自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信中也不再是那些日常的内容,而是向对方倾诉自己的情感。
姚维钧告诉黄炎培自己背井离乡的孤独,黄炎培诉说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
1942年7月27日,黄炎培写下与姚维钧之间的第100封信。这时的他们已经是你侬我侬的情侣。
他们在信中,约定好在月圆那天,两人分别在重庆、贵阳两地同时赏月。虽然在异地,但头顶的月色代表他们的情谊,赏月之余,黄炎培写下了六首词,首节如下:
炎培自重庆讯贵阳维钧既毕大学业,将自筑来渝,践白头之约。谓此最后一度月圆,在离别中弥足珍视。约以7月26日即农历6月14日下午八时至九时异地同时赏此月色,而各写所怀,余因成斯制焉。
“灵珰百扎”之中,记录了姚维钧与黄炎培在八个月之内的情愫渐生的过程。
在最开始的信件中,姚维钧对黄炎培的称呼是“任之老师”或“任之吾师”。而黄炎培将她称为“维钧”或“维钧学友。
他们师生相称,不过是谈谈家常的普通朋友。慢慢地,他们相谈甚欢,情意日浓,成为结婚的夫妇。
对于姚维钧和黄炎培来说,“灵珰百扎”他们是对两人那段时光的纪念。
在两人结婚的第十二年,黄炎培亲笔题字,在“灵珰百扎”上写下:“灵珰百札,黄炎培姚维钧共同生活第十三周年开始,1954年8月16日北京”
姚维钧和黄炎培的日常来往时常,让人忘了他们是相差三十多岁的人。相比于黄炎培来说,其实有时候姚维钧看起来反而更加成熟稳重一些。
在两人来信日渐“火热”之时,姚维钧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智。当时,姚维钧即将毕业,但生活拮据,于是黄炎培给她寄去一千元钱。
在那时,这些钱相当于一个中学校长三个月的薪水。可是,姚维钧却拒绝了。
即便此时的他们已经心意相通,情到深处,她依然不能坦然接受黄炎培给的钱。
她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不能接受这笔钱,她的良心告诉她不能这样贪,还告诉黄炎培说:“成全我良心之上主张”。她坚持要在与黄炎培见面时将这笔钱原数奉还。
姚维钧心性纯熟,在黄炎培写信向她表达爱意时,她虽然心动,但却与黄炎培说,他们还没有怎么见面,黄炎培对她的缺点还不太了解。
与姚维钧不同,年过六甲的黄炎培在情感上表现得非常浓烈。
他经常哭,不仅哭,他还要写信告诉姚维钧自己“又哭了”。他从来不向姚维钧隐藏自己的情感。而姚维钧则回信安慰他,让他不要再哭,哭得多了对眼睛不好。
1962年,这是姚维钧与黄炎培结婚的第二十年。在之前黄炎培给姚维钧写的信中,有许多他写的诗词。
他将这些诗词单独列出,重新抄录,取名“灵珰酬唱集”。而姚维钧也重新抄录了她的诗词,与黄炎培的一起放入灵珰百札。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人赴延安与共产领导谈话。7月5日,黄炎培回到重庆,在这次延安之旅中,他对延安印象很深。对于在延安的见闻和与毛泽东的谈话,大有一种不吐不快之感。
紧接着,黄炎培奋笔疾书开始写下在延安的见闻。因为年纪大了,他有些力不从心,写着写着就累了。
为了完成《延安归来》这本书,黄炎培口述,而他的妻子姚维钧则帮他记录。
在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黄炎培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史称“周期率”谈话,也称“窑洞对”
在这次谈话中,黄炎培引经据典,提问深邃,点出了现实。而毛泽东也从容不迫,回答精辟干练。
为了出版这本书,黄炎培找到了重庆三联书店总经理、中共地下党员黄洛峰。
黄洛峰认为这本书难以出版,必然会遭到国民政府的扣押。黄炎培与他商议出一个转移视线的办法,最后,《延安归来》成功出版。并且首印两万册售罄。
可是在国民政府的管辖内,这本书遭到了收缴。黄炎培也面临着危险,对此,他说:“这叫做老虎吃了砒霜药,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
只是后来,黄炎培没有因为《延安归来》出事,他病逝于1965年。而他死后,姚维钧却因这本书而自杀。
黄炎培死后,姚维钧扛着巨大的悲伤,帮他整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情况。同时,她还将珍藏已久的、当年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给黄炎培和她个人的38封信件,无私地奉献给党中央。
这应当是她和黄炎培共同的想法,是对祖国忠诚的信念。
60年代后期,十年动荡开始后,许多无辜的人都受到压迫,姚维钧也是其中一个。
她因为《延安归来》而受到侮辱和迫害,十年动荡开始两年后,她身心受到重创,不堪凌辱而自杀。
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姚维钧才得到平反,她的骨灰始被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这场相差三十余岁的婚姻中,姚维钧和黄炎培没有感叹光阴匆匆,也没有“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的叹息。而是在家国动荡之际,携手走过了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也记载了他们不平凡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