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我曾经的病人自杀了

2019年清明节，我正在河北老家休假。此前，我接受了《健康报》《生命时报》等媒体的采访，谈论了关于生命教育和临终关怀的话题。那天早上，我看到有很多媒体都在转载我的采访，还有些沾沾自喜。上午10点45分左右，我收到一条短信，一名我曾经救治过的46岁的患者在自己老家浙江省某地跳楼自杀了。

我是治疗疼痛的医生，也是一名生命教育工作者，而我的病人却选择了跳楼自杀，这对我来说仿佛是一种嘲弄。这表明我的治疗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我马上买了一张机票，从石家庄正定机场飞往那位逝者的家乡。我急切地想搞清楚有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抵达之前，我与逝者的爱人通了一次电话。接到我的电话，他的爱人号啕大哭：“路大夫，你知道吗？你曾经是我们全家的希望。能接到你的电话，真的谢谢你。我觉得我们内心的伤痛，你能理解，毕竟你见证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家发生的各种情况。”

到达逝者家之后，我先见到了他的姐姐和姐夫。逝者的姐姐是当地一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药房主任，他的姐夫也在医院工作。

他的姐姐见到我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路大夫，咱们非亲非故，很感激你在我弟弟去世后不远万里飞过来送别他。你在那么好的医院工作，怎么就没能把他的病治好呢？你要是把他的病治好，就不会出这样的事了。”

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场景。我并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之所以亲自过来，正是想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对于逝者来说可能已毫无意义，但对我接下来的工作，对我今后许许多多的患者，却非常重要。

面对逝者的亲属，我只能说：“确实很遗憾，对不起。”这句“对不起”，我说得很勉强。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在那样的场景之下，我愿意这样表达。

这位46岁的逝者，病症是肛门会阴区疼痛。但在自杀之前，他的疼痛已经缓解了大约80%，可是他依然选择了离开。

遗体告别仪式上，逝者的妻子哭道：“老公，你昨天晚上跟我说晚安，今天早上就跳楼走了，你怎么让我心安？”逝者的弟弟也在痛哭：“你只比我大一岁半，我从来没有喊过你‘哥哥’，没想到第一次喊你一声哥哥是在你的葬礼上。”

逝者的领导也说：“在单位里，你帮上携下，很多荣誉都是你赢得的。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他的朋友也非常多，有很多好哥们儿来送别他。在这群哥们儿中，逝者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哥、大暖男。朋友们哭诉：“你帮助我们解决了那么多问题。你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伤痛，我们却浑然不知。”

在当地，逝者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导演。葬礼当天，亲朋好友送来400个花圈。在我眼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在一个不该就这样选择死去的时间点，他跳楼自杀了。直到亲自参加他的葬礼，我才知道他是如此受人尊敬。

很多亲朋好友将逝者的离去归因于抑郁症，“他肯定抑郁了，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死呢？”根据了解到的情况，我并不认为是抑郁导致了他的死亡。简单将死亡归咎于抑郁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亲人离世的缘由，是“抑郁”两字能完全概括的吗？在我看来，他周围的亲人并不真的理解他。他姐姐说，前天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同事们也在说，大家还约着一起喝酒。他的儿子只有9岁、10岁的样子，还不知道父亲去世了，也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在没有人理解的情况下，人会非常孤独，十分痛苦，他找不到倾诉的对象。跳楼前的几天，4月1日，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唯一的倾诉对象竟然是远在千里之外、没有血缘关系的医生。

我站在葬礼现场，觉得自己来得很有必要。这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死亡。面对这样一位逝者，我已经无能为力，但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对生命更加尊重。那一刻，我觉得尊重生命绝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并不取决于患者的地位和成就，并不是说患者是一个伟人，我们才应该尊重。相反，哪怕他是一个不被人喜欢的人，甚至有重大过失的人，只要他是一个人，当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作为医生，我们都应该带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来认真对待。

赤裸着身体，与父亲拍下合影

司原逐冀是一位33岁的艺术家，他用艺术的方式，赤裸着身体，与已故父亲拍下一张合影，完成了父子情的隔空延续。我是在杭州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认识他的。

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十位艺术家，他们都是研究生死问题的——如何将生死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呈现方式是非常生动的。我一直觉得艺术家是医学工作者的望远镜，我们专注的是具体的治疗方案，而他们则关注更为隐秘抽象的命题。

司原逐冀分享了他的故事。清明节在给父亲移坟的时候，他把父亲的尸骨摆出来，自己也赤裸着身体，同尸骨拍了一张合影。他把这张合影上传到网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多数人对这件事持有负面态度，认为他不孝。我很好奇，想知道他究竟要表达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当如何看待这件事。

逐冀告诉我，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在他的人生中，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这让他感到非常遗憾。他与父亲尸骨的合影，在他看来，其实是一种对于缺失的补偿。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甚至北京的房东都不再让他继续租住。

在与我们互动的时候，他说：“那一天，我感觉特别好，阳光穿过树叶间斑驳的空隙，洒在我和父亲的身上，风徐徐吹过。”

社会上出现的负面声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他的行动直接挑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天会议之后，我与几个年龄稍大的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同样是负面的。我问这些人：“假如你有一个儿子，而你走得比较早。你儿子特别想跟你有一张合影。在移坟的时候，他拍了这张合影，你感觉怎么样？”

他们思考之后告诉我：“我觉得这没什么。”这件事启发了我，我发现人们在谈论生死问题的时候，往往不能换位思考，一旦换位思考，你就会觉得逐冀做了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

别人问他为什么不穿衣服的时候，他说：“我的父亲只剩下一堆尸骨，我还穿一身衣服，这太虚伪了。我就要赤诚地与父亲合影。这是我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照。”在我看来，逐冀是一个懂得用艺术来抚慰心灵的艺术家，他脱下层层伪装，与已故的父亲隔空对话，也许这样的方式略显激进，但是对于从未向父亲表达过爱意的逐冀来说，照片可以替他说出想说的话，这未尝不可呢？

从谈论“他死”到“我死”

当我们谈论死亡的时候，很多医护人员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感觉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话题。他们会担心如果和患者沟通不畅，会让他们更加伤心。

当与病人探讨和死亡有关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对病人进行刻板的说教，更不要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不会死的，过两天就好了，你的亲人都这么关心你……”这些话他们可能已经听了几百遍，毫无意义。患者对于死亡的思考和理解，甚至可能远远超过你。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坦然面对死亡，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谈论死亡，不主动避讳。

2019年清明节，我与儿子去上坟，同他一起站在墓碑前，我对他说：“你看这些祖先，每个人都曾像你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鲜活地存在过。人生很短暂，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活得更加有意义。”只要有机会，我很愿意与儿子一起谈论死亡。

在儿子18岁那年，我们一起回老家上坟。在路上，他突然问我：“爸爸，假如有一天，你突然遭遇不测，有什么要向我交代的吗？”一般家长听到这样的话，肯定会觉得十分晦气。但是，我当时想的是自己从事生死教育这份工作十分值得，让我的儿子能够不避讳与我谈论生死。

“我当然设想过。爸爸已经考虑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假如有一天我遭遇不测，我想把自己的身体捐献给医院，不能捐献的火化就行。”

孩子对死亡的意识很混沌，我这样回答他，起码向他表明了我这个爸爸对自己死亡的态度，让他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自己谈论这个问题，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刚开始谈论时，我会拿我的“朋友”来举例，我会用“假如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走了”这样的表述；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开始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之类的话。我心里清楚，这种话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说出口。在从事生命教育的过程中，我实现了从谈论“他死”“你死”到“我死”的进阶。

作为生命教育从业者，当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从“他死”到“你死”，最终抵达“我死”时，我们才能真正地站在患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只是谈论“他死”，避谈“你死”或是“我死”，我们永远无法设身处地地思考他所面临的究竟是些什么问题。这是从给予者的层面来谈论死亡。

从接受者层面，死亡教育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境界呢？我从一个患者那里领悟到了真谛。

他是一位老红军，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罹患三种肿瘤，身体状况还说得过去。他经常找我开药，精神状态非常饱满。

我问这位老爷子：“您年龄这么大了，还患有三种肿瘤。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与医生配合得这么好，没有任何悲观厌世情绪，能告诉我您是怎样调整心态的吗？”

老红军笑了起来：“你是不是看我这么大岁数了，得了三种肿瘤依然活得乐乐呵呵，少心没肺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连忙解释道。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就告诉自己三句话：不怕死、不等死、不想死。第一不怕死，为什么不怕死呢？我经历过好几场大的战役，身边的朋友、战友一批一批倒下去，我的同龄人去世的也不少了。我今年九十多岁，甚至有一些晚辈都不在了。我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比在这个世界的还多，我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怕。第二不等死，虽然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退休了，我的儿子都退休了，但我的孙子还有事业呢。我人生的工作基本上做完了，但是我后来又上了老年大学，现在国画课很快就要结业了。我每天都有事情要做。所以我不等死。第三不想死，你看我这把年纪了，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但是我还没有吃过哈根达斯呢，我还想去尝试这些新鲜的东西。”

老人将自己面对死亡的态度总结为：不怕死、不等死、不想死。我觉得老人家的话虽然朴实，却道出了我们从事生死教育的真谛，就是要让患者从心底“不怕死、不等死、不想死”。

想要达到这种境界，一定涉及人生更长尺度上的成长，它经历了人们内心的思考，但其实最终还是自己说服了自己，而不是被医护人员说服。这个说服的过程从头到尾贯穿着你对人生的理解。

本文节选自《见证生命，见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