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在1912年8月出版。这些诗作写于1916至1912年，而绝大多数创作于1919年至1920年，即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女神》甫一问世，便以其情感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宣告诗坛上“胡适时代”的结束，真正的现代自由体新诗时代的到来。

郭沫若广泛接受了泰戈尔、雪莱、歌德、波德莱尔、海涅等外国诗人的影响，通过创造性借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女神》以浪漫主义为基调，把对于现实的揭露、批判与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想象、殷切盼望巧妙地融合到了一体。

作者用火山般的热情、华丽繁复的语言、大胆的夸张渲染了诗歌的浪漫激情。而与中国诗歌和早期白话新诗相比，《女神》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就是创造了一个极具五四精神的现代的“自我” 形象。

本文旨在从对于具体诗作的分析解读入手，探讨贯穿于《女神》中的现代“自我”形象。

泛神论的人学观与“我即上帝”

《女神》之中现代的自我形象建立在泛神论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把人和自我提高到和本体与神平等的层面上。泛神论是东方最古老的思维，其认为神就是万物的本体，“自然法则”是神的化身，同时宇宙间只有一个长住不变、绝对永恒的“本质”。同时泛神论认为“本体即神，神即自然”，否认神的创造性。

郭沫若在五四期间深受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泛神即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

在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与创作中，他尤其强调了“我”的重要性，将“我”与自然等同。也可以说，郭沫若的泛神论也可以理解为“泛我论”，是一种五四时期典型的人学观。这种源于作者的典型的泛神论思想，对《女神》中现代自我形象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

我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

在这首诗里的自我形象把地球当做母亲、草木当做同胞，宇宙中的一切均为地球的化身，这便是“本体即神，神即自然”思想的艺术体现。对地球的赞美，其实也是对自我的肯定，“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我要强健我的灵魂”，也就是自觉铸造现代自我，以应对新的时代。

《在梅花树下醉歌》中如此歌颂：“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全宇宙成为我的自我表现，我与万物合一，你、我、古人、名胜浑然不分，我即是神。

《湘累》中，他借屈原之口自道：“我的诗便是我的一切！我效法造化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

这里借屈原展现的诗中的自我形象是及其浪漫而理想主义的，“我”把象征着精神世界和理想生活的诗歌视为生命的第一要义，热切地赞颂大自然，追求自我在精神上的超脱与实现。

类似的作品也在《女神》中很多，如《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将偶像彻底地破除，将“自我”的概念神化，“自我”既内在于一切，又超越一切，由此完成了对于无视自我与个体的存在价值的封建社会的彻底批判。

由于诗人把自我提高到本体和神的地位,又经过主观精神的扩张,达到主客交融、人与自然合一的境地,而且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生命和感情,超越时空、永恒、无限,自我既内在于一切个别事物,又超越了一切个别事物。这样就为诗人个体的心灵自由和情感驰骋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天地。

可以说，郭沫若借助泛神论, “展开了一个辽阔而丰富的新的世界”,开拓了新诗宽广的领域,加强了新诗“自我表现”和反封建的力度。

具有超凡毁坏与创造力的现代自我形象

郭沫若的“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就是“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的激越的五四时期的精神。这在他的诗歌中集中表现在个性与情感解放的深厚度与震撼力上。

郭沫若的诗歌在冲破束缚人的藩篱中表现出一种勃发的创造活力与对于人性的歌颂。在对人的自由、个性、权利、尊严的追求与向往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人的解放”的深度、强度与广度。那种被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压抑而丧失殆尽的人的欲望、人的要求，在郭诗中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

在《女神》中,大多数诗篇都充满紧张的动荡感和强烈的情感风暴。在《立在地球上放号》中，作者情不自禁地吟诵到：“不断的毁坏，不断的毁灭，不断的努力哟！”，显示出破旧立新的志向与个性。《凤凰涅槃》中，凤凰“集香火自焚”体现了彻底破坏旧世界的精神，新生后的图景是作者对于五四后中国的创造性想象。

《女神之再生》中，他借女神高唱：“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中做甚么神像”，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创造新世界的自信的意识。诗中表现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女娲的再生。

她曾补天以匡正世界，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人类景仰的女神；然而在“浩劫要再”的今天，她却不愿再在壁龛中做偶像，而是毅然决定去创造 “新的光明”、“新的温热”，去创造“新鲜的太阳”。

诗中的自我形象，自由地行走在文本世界里不断地声称“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即便是共工、颛顼、牧童等也具有自我行动的力量， 也是以第一人称言说、张扬自我。

《匪徒颂》对于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等“匪徒们”高呼万岁，实际上是对于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与创造力的赞美。郭沫若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无人能与他相比,他以前无古人的情感力量,冲击着封建精神大厦,他那洪钟大吕般的诗歌,奏出了不可遏止的撼人心魄的调,真正体现了人类情感解放在中国的实现。

在《电火光中》，诗人如此赞美贝多芬：“哦，贝多芬！贝多芬！你解除了我无名的愁苦！你蓬蓬的乱发如象奔流的海涛，你高张的白领如象戴雪的山椒。你如狮的额，如虎的眼。 ”，“贝多芬哟！你可在倾听什么？我好象听着你的音调了！ ”在诗中的现代自我形象热烈地赞美以创作精神闻名的音乐家贝多芬，显示出了热烈的情感与自我意识。

在《天狗》中，诗人写道：“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X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底能量的总量！ ”借西方现代文明意象的力量，张扬自我精神。《晨安》一诗，展示了一种超越性的宇宙视野与世界胸襟。

诗人不仅向大海、白云、山峰、旷野、晨风道一声“晨安”，不仅向祖国、同胞、扬子江、黄河问好，不仅向印度洋、红海、苏彝士运河、金字塔道一声“晨安”，而且将视线转向西方，向俄罗斯、爱尔兰、比利时、大西洋畔的新大陆问好，向达芬奇、“沉思者”、华盛顿、林肯、惠特曼道一声“晨安”，“我所畏敬的Pioneer呀！”一句表现了诗人的“畏敬”心境。

郭沫若在《女神》中以第一人称方式表达对于当时社会的看法，以主体性姿态发抒自我意愿，要去创造新的世界，自主地创造着。因而在《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中,都毫不遮拦地表现了伟大,表现了一切不在话下、一切不足惧的气魄。这种“动”与“力”正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动力,是那个时代的进取精神。

对于故国、五四后新生的中国的无限眷恋与热爱

郭沫若创作《女神》的时候身处异国他乡，诗人有感于泱泱大国的战乱四起，贫穷落后，东西方列强无不时刻想吞噬、瓜分祖国，所以从没有放弃对祖国的热爱和担忧。

《凤凰涅槃》中的“凤凰更生歌”是祖国的新生之歌，新生的凤凰是《女神》中的现代自我的化身，他不仅想象、描绘了新鲜、华美、和谐、自由、芬芳、美好、理想的新中国，而且为之欢唱、赞美，爱国之情自由沉郁而激越。

诗中山右有枯薧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这部分诗描述出了一种万物凋零，寒风凛冽的萧索景象，象征了风雨飘摇的黑暗苦难中国的真实写照。

人民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个腐败混沌的社会中东躲西藏，真是“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而身处这样的境况，他们愤怒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啊啊！生在这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的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其实不难将凤凰的质问与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相连，对照来看，当时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确实为此诗的创作提供了现实依据。正是因为社会的黑暗腐朽并且越陷越深，才让凤凰”绝望，从而毅然决然的走上了浴火重生之路。凤凰自焚的壮举，不仅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的极端痛恨，同时也折射出了作者内心的希望。希望有一条烈火之路，烧毁旧物，改造祖国，给我们以新气象，新面貌。

《晨安》中，诗中的自我形象形象热情地向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扬子江、黄河、万里长河等问候“晨安”。

《炉中煤》则是他的爱国恋歌，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将祖国比作“年轻的女郎”，自己为“炉中煤”，为了心爱的人，他“燃到了这般模样！”。由此可见，这个现代自我现象，自觉地将自我与祖国联系在一起，具有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