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里，绿树环绕着大卫•柯鲁克的半身铜像。
有一天，一位白发老妇来到铜像前，她掏出一方白手帕，先放在嘴边亲吻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擦拭大卫的脸。
那一刻，她脸上闪耀着动人的亲情。
她叫伊莎白•柯鲁克，是大卫•柯鲁克的妻子，他们已经分别20年了。
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在北外门前
爱情，由大渡河、铁索桥见证
1941年，四川璧山县兴隆场。在野狗狂吠、荒草过膝的山野里，一中一洋两位姑娘手持打狗棍艰难前行。
她们是受邀来参加乡村建设项目的。其中，一头金发的，是26岁的伊莎白•布朗。
伊莎白出生于成都一个传教士家庭，父母都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
外祖母曾经资助过中国佣人，父母对当地那些衣衫褴褛、汗流浃背的苦力，也总是和颜悦色，善良和友谊的种子从小就播撒在她的心里。
193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不顾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伊莎白迫不及待回到中国。
青年伊莎白
条件恶劣、鼠蚊横行、气候湿热，兴隆场成为疾病频发之地。但这些都难以阻挡伊莎白的热情。
换上当地人的长衫、草帽、草鞋，她开始工作。
然而，谈何容易。那时，老百姓被征粮、征税、拉壮丁吓破了胆，再加上匪患严重，到处弥漫着恐惧惊疑的气氛。
因山上人家住得分散，为防盗贼、土匪，几乎家家养狗护院。为了安全，她们出门必得带一根打狗棍防身。
为了打消乡民的疑虑，伊莎白操着一口四川话，和当地人聊天，她的真诚和友善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整整5个月，近1500户人家全部走了一遍，长达36万字的田野手记终于完成。
伊莎白与父母
在乡下，最愉快的时光来自未婚夫大卫•柯鲁克的造访。
柯鲁克是英国人，比伊莎白大5岁。他有一头漂亮的黑发，英俊帅气。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
一次战斗中，他负伤了，养伤期间，读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遂对中国革命发生兴趣，于偶然机会下来到中国。
结束上海的工作后，柯鲁克来到大后方，在成都华西大学执教。
有一天，在办公室里，他见到了身材高挑、美丽聪颖的伊莎白，她是来替生病的妹妹代课的。
对于中国劳工的同情和关注令彼此相见恨晚，共同话题不断，他们擦出了爱的火花。
而此前，一位追求过伊莎白的美国记者曾大发感慨：“她确实不错。但老实说，个性太鲜明，吓跑了我。”
柯鲁克没有被吓跑，恰恰相反，伊莎白的勇敢、毅力，正是他无比欣赏的。
大卫•柯鲁克
1941年夏天，为了寻找斯诺笔下的红军长征足迹，他们在横断山脉的皱褶间艰难行走了六个星期。
来到大渡河边，走上令人胆战心惊的铁索桥，脚下波涛怒吼，回声震撼两岸。
手抚冰凉的铁链，脚踩摇晃的木板，他们用目光对话。
一回到成都，伊莎白就和柯鲁克订婚了。没有任何海誓山盟，大渡河的每一朵浪花已为爱情作证。对于中国的热爱，已将他们紧紧连在一起。
正值希特勒大举进攻苏联，柯鲁克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员。
1942年，兴隆场项目结束，伊莎白带着十大箱的田野笔记，去英国与柯鲁克团聚。不久，他们结婚了。
在柯鲁克的影响下，伊莎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她加入了驻英国的加拿大妇女军团，为战场上的军官做心理培训。
可是中国难以割舍，一有闲暇，她就研究兴隆场的那批资料，并带着大纲去拜访著名人类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雷蒙德•弗思教授。
二战结束后，伊莎白师从弗思，攻读人类学博士，柯鲁克也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
1947年，柯鲁克办理空军退役手续，得知从哪里到英国报名参军，就可以免费被送回哪里时，他郑重地签下他和伊莎白的名字。
尽管那时，整个中国都在战火硝烟中。在外国人纷纷逃离时，他们选择逆行。
1947年，柯鲁克在太行山下
中国，是唯一选择
身穿笔挺的英军军装，伊莎白和柯鲁克经香港到达天津。
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穿过国民党封锁区，来到解放区，驻扎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
土改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土改运动有许多诬蔑和谣传，外界极想了解真实情况。
这是兴隆场之外又一次丰富的人类学实践，伊莎白的眼里闪着激动的光，她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部向西方介绍真实中国的作品，就像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
解放战争打得正酣，山村生活条件极差，伊莎白和柯鲁克拒绝了特别为他们的准备的白米粥、白面馒头，他们在农民家中睡土炕、吃派饭，和当地人一样，一天两顿。
笔挺的呢子军装换成了肥大的解放军土布军装，他们学会了把手揣进袖筒，吃饭时，和农民一样，在饭场上端着大碗“一圪蹴”。
柯鲁克夫妇
哪里有农民，哪里就有伊莎白的身影，田地间、打谷场、担粪路上，她用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中国话和农民拉家常，和他们一起刨地，第一手资料就这样一一获取。
在当地农民眼里，伊莎白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一点架子”，“每天比我们劳动的时间还长”。
每晚的豆油灯下，整理笔记，誊写打印，冲洗照片，装订文件，伊莎白参与着、感受着、记录着。
山村的夜晚已经宁静时，打字机还在啪啪作响。
在解放区的生活，已经把他们和中国革命捆绑在了一起。
在十里店的八个月，伊莎白和柯鲁克亲眼目睹了整个土改的过程。
以特约记者的身份，柯鲁克把所见所闻写成稿件，源源不断地寄给英国报纸；而伊莎白，则定期向弗思教授汇报自己的调查研究，继续学业。
柯鲁克夫妇
土改结束后，伊莎白和柯鲁克准备返回英国，完成十里店的研究报告。
恰在此时，中央外事组负责人王炳南找上门来，希望他们留下来，前往外事学校任教——新中国即将成立，要走上国际舞台，培养外交干部成为当务之急。
1948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伊莎白和柯鲁克来到位于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外事学校，校长叶剑英亲自接待了他们。
面对邀请，他们再次选择了中国。
写作计划暂停，也放弃了个人志向，伊莎白最终走上讲台，与父母殊途同归。
住在四面透风的土坯房里，夫妇俩开始英语教学生涯。
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撰；国民党的骑兵不时来袭击，有时会在夜间转移，一走就走到天亮。
艰苦环境中，他们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成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伊莎白、柯鲁克夫妇与叶剑英（左一）在一起
心中有爱，眼底有光
建国后，学校迁往北京，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柯鲁克任英语系副主任，伊莎白则是口语老师。
身材修长的她，穿一身灰色列宁装，娴雅文静。三个儿子的相继出生，为小家庭带来了别样欢乐。
高鼻、深目，操一口地道北京腔的孩子们，成为北外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柯鲁克夫妇与三个儿子
每到星期天，伊莎白不仅会为成绩靠后的学生开小灶，还经常邀请学生来家里吃烧饼夹酱肉，尽管那时，他们的工资也是以小米来计算的。
教学的同时，夫妇俩坚持整理十里店的资料。1959年，他们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
在国门封闭的年代，这本书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土改运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十里店》
作品驰名国际，橄榄枝随之而来，英国一所大学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教职工作。
可那时，正值中苏交恶，“如果我们在这时候离开中国，就是抛弃最珍贵的朋友，这会良心不安的。”
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留下。
不曾预料的是，不久后的政治风波中，夫妇俩也遭遇了牢狱之灾。
1967年，作为“外国特务”，柯鲁克被捕入狱，被单独监禁在秦城监狱。
随后，伊莎白也被关在大学一个小楼房里，为防她自杀，专门派了两人看守。
1972年，伊莎白被释放，第二年，柯鲁克也回家了。
令伊莎白感动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亲自向他们公开道歉。
带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伊莎白和柯鲁克又满怀热情投身教育事业。
柯鲁克夫妇
1980年，离开教学一线后，伊莎白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箱子，读着当年的家信，青春时光呼之欲出。
种种原因，兴隆场的研究一直搁浅，中断多年之后，她终于有机会重新拿起笔。
为了完善资料，她多次往返兴隆场，2013年，《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正式出版。
湮没于历史深处的芸芸众生鲜活呈现，伊莎白为中国历史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那一年，她98岁，柯鲁克已经去世13年了。
《兴隆场》
住在他们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北外专家楼里，翻看着柯鲁克当年拍摄的几千张照片，伊莎白的记忆一点点复活。
青春、爱情、梦想，一切的一切，她都献给了热爱着的中国。
“因为我们参与了中国伟大而曲折的革命，大卫的一生和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极大地丰富了。”
金发已成白发，矫健的身姿也已不再。然而，心中有爱，眼底有光，走过一百年，她依然年轻。
伊莎白在柯鲁克铜像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