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针对诗歌评论假大空的丑恶现象，徐敬亚给了两个药方，“我给那些败坏诗歌批评的人开出的药方非常简单。第一打开你的直觉感悟的审美天窗，第二拉上你钱包的拉链吧。”
徐敬亚，1949年生。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85年，迁居深圳。海南大学诗学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重新做一个批评家》及散文集《不原谅历史》等。1986年发起并主持“两报诗群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2006年获第三代诗歌“终身成就奖”。
败坏诗歌评论名声的一类是傻子一类是奴才（节选）
李东：
作为诗人同时也是诗歌评论家，您认为在当前这样一个诗歌式微的年代，诗歌评论的名声是怎样一步步败坏的？
徐敬亚：
这个话题我久久想论一论。多说几句。
论脑袋，批评家不一定比一般人聪明，但他们一定不应该比一般人更愚蠢。价值观上，批评家不一定非要多么高尚，但至少他们不应该比一般人更卑微。
这些年，诗一步步沦落，我指的是一个民族总的诗歌价值。批评家不但没有减缓这个下滑，反而是在助长着这个不良趋势。至少有一个诗歌支点是从诗歌批评这里塌陷的。
这些年，败坏诗歌评论名声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傻子，一类是奴才。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诗歌批评主体，向高等院校转移。一大批诗歌素养很低、悟性很差的人成了批评家。他们用死气沉沉的书面语和消化不良的晦涩概念，进行着拙劣的文化阐释和麻木不仁的西方结构主义批评。他们只认文化，不认审美；只认深刻，不认优劣。一度使中国诗歌的评价体系，到了好坏不分、香臭不辨的地步。
新世纪以后，情况越来越糟。中国高等教育学术评判的丑恶规则，开始腐蚀诗歌。为了评定职称，为了所谓的科研成果，为了什么重大项目，一篇又一篇堂而皇之的论文，被很多和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炮制出来。
前些年，当我重新回到大学。我发现当下的中国大学已成为盛产伪学术的黑窝点，成为一些无能之辈，或者说心不在焉者们苦煎苦熬“学术成果”之痛苦产床。每一个学期，校方都发来无数调查表格，让每个老师填写所谓“学术成果”。这学期你一共发表了多少篇？你的学术论文都发表在哪个权威刊物？多少字数？什么关键词？多少转载率？是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太可笑了。他们把“学术”当成了一堆一堆大石头，当成了GDP，当成了生产千篇一律零件的自动流水线。你今年搬了多少块石头，你把这些石头都搬到了哪个著名的码头！谁都知道，那些大学老师们没什么文化阅历，也没什么学术水平，你让他写什么？刚毕业的小毛头博士们，除了文凭除了导师，对文化对文学很少看法，文化界他也不认识几个人，平平无名，你让他到哪里去发表。于是，他们绞尽脑汁地编瞎话，不着边际地堆汉字，东抄西凑地玩文化玩名词玩术语。一篇篇莫名其妙的学术文章就是这样把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堆上了天。这种伪学术，甚至把人逼到了类似娼妓的地步。走投无路之际，那些可怜而油滑的教师们导师们循着上锋的眼色，编排出一个又一个的重大项目……什么市级省级国家级重大课题，骗取类似活动经费一样的课题费。拿着这些动辄几十万的课题费，无耻地到那些著名的码头港口上去购买“版面”。我说的这一整套类似小姐费用的资金流动，并不是在暗地里进行，在各大学几乎公开“操作”着！这些造假文、买虚名的教授学者固然可悲，但更可悲的是他们背后一整套庄严的考核制度。正是这个论斤、量尺的考量体系，每一个学期都例行地向傻乎乎的贾宝玉们当头喝问，这个学期你制造了多少斤林黛玉的肉！你把这些美丽的肉又卖到了哪个林府或是贾府！天哪，这还是美吗？这还是生命吗？这还是学术吗？那些像鬼一样没心没肺堆积起来的汉字，还能是有血有肉的论文吗！还能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创造与发现吗！
从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后，不值钱的诗歌评论，也暗中变成了某种面值微小的金币。一些不自爱的老牌批评家，漫天飞舞地制造廉价的《序》，那些《序》永远千篇一律地充满了啧啧之音，哪怕它们换来的仅仅只是德高望重的虚幻感觉。当一些最早转型的诗评家，从二三流画家们那里领取了远比诗评超值的红包后，这类喜滋滋的小生意，开始在诗歌界变相流行。在阿谀奉承通行天下的中国，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好话，换来的却是恭维与笑容，甚至千里迢迢的厚礼，一批头脑灵活的批评家就这样最先成了时刻盼望红包的孩子。
本质上，批评家只是一个读者。与普通读者相比，他只是读得更认真、更经常、更有方向性，也应该更有专业素养。虽然批评家必须先天地依托诗人的作品，但一点儿也不比诗人低下，然而也绝不比诗人更高明。从写作的角度，批评家所作的，也应该属于一种独立的创造。他遵循的，是同样的写作规律，以及与诗人同样高贵的内心准则与规范。无疑，照本宣科的呆子，和五马捣六羊的小商贩，应该是最远离批评家范畴的人。
因此，我给那些败坏诗歌批评的人开出的药方非常简单。第一打开你的直觉感悟的审美天窗，第二拉上你钱包的拉链吧。
余秀华
延伸阅读：
凤凰网：怎么看待余秀华的诗歌？
徐敬亚：这些年，诗在公众领域的身份，多数是被嘲弄对象，比如“梨花体”、“羊羔体”、“忠秧体”……偶尔引起讨论也是负面与否定，比如韩寒谈新诗引起的一阵热闹。前几年我说过，在今天，诗引起大众关注已经到了只能依靠偶发事件，甚至恶性事件的地步了，比如一位位诗人的死亡或自杀。从这一点看，这次余秀华的诗引起热议倒是有点不同，却是所谓正式刊物发表，署名评价。我觉得在这个不正常的年代，余秀华的诗歌事件倒是算得那种狗屁式的正常。几位学者的评论，说了几句过头话，都是出于对她诗歌阅读的喜悦，并无恶意。而媒体，除了“脑瘫”的新闻重心失误之外，追捧与炒作也并没有超过消费时代的一般化意义上的恶俗。媒体就是媒体，一个命里注定的饶舌妇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惜字如金的大师。今后这样的事情必定多得是，没什么大惊小怪。理想国早已破灭。
凤凰网：能不能从生命意识和语言实验这两个角度具体理解余秀华。
徐敬亚：在很多人眼里，诗是完整的一坨。报刊上的诗、网络上的诗、写诗的、编诗的、诗歌圈子等等好像都是一回事，而在我的内心，只有一个极少数人的诗人名单，他们是真正的优秀诗人。其它写诗的人也可以称为诗人，但都属于大众写作的范畴。因此我个人一直心怀广义诗与狭义诗两个标准。对于中国一线的诗人们，我希望尽量拿出我的挑剔与刻薄。而对民间众多的诗歌写作者，我希望对他们越来越宽容。真正的诗是高贵的、稀有的，常人不可企及的。最高意义上的诗歌发展轨迹，只能依靠少数的天才诗人们推进。当下，大众的诗歌写作越来越成为自我救赎的一种词语方式，不必苛求。对余秀华的诗，我阅读后感觉不错。她是抒情性的，这在女诗人中并不多见。她对个人情感的表述非常准确，甚至凶猛。同时她对周遭万物的感悟也相当精致，常有微妙。因此，无论从主体的内感与主客关系上，余秀华诗歌的生命体验深度，超过其语言意义。就我个人少量阅读来看，在诗歌操作的层面上，她还相当草率与凌乱。她刚刚（1月20号）在博客上贴了一首诗《你说抱着我，如抱着一朵白云》写得也不错。里面有“空气里晃动着小粒蝴蝶”的句子。证明她不但有如揭皮肉的强烈抒写能力，也具有相当水准的诗歌才华。但是她显然还达不到成熟的经典诗人们的程度。就目前所看到的，我认为余秀华的诗歌写作水平，应该可以进入到大众诗歌写作的前列。她的诗不娇揉不造作，情感真挚，冲击性很强。我一贯推崇此种诗风。得知余秀华曾代表荆门参加第14届湖北省运动会并拿到了湖北省的女子象棋季军，我更注以期待。
凤凰网：沈浩波的一个评论是对余秀华的两首诗做了文本分析，指出她的某些句子很好，但某些句子或者全篇并不高妙甚至庸常。您是否觉得余秀华的诗有这种“偶有妙句，鲜有佳篇”的问题？
徐敬亚：余秀华和沈浩波两个人的诗风有相近之处。都追求一种带有质感的生命真实，可能因此她引起了沈浩波的关注。排除掉对媒体炒作的不满外，沈浩波对她的诗其实不乏欣赏，并不禁地细读了两首，这很罕见。我对沈挑毛病的地方并不在意，而很在乎他对余秀华的夸赞。一点毛病也没有的诗，普天下没有。我看一位诗人，并不看他的败笔，而看他的高明之处。只有诗歌的最高点才能代表一位诗人的最高精神指数。这好比跳高运动员，也好比鹰与鸡高飞低飞的名言。余秀华需要作的，是修剪自己的芜杂，把自己的诗意模式更加完善，找到一个人独有的生命发现渠道与语感体系，形成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诗意世界。她离这些要求还有距离。
凤凰网：有媒体把她称作中国的狄金森，是否是对狄金森的误解或者对余秀华的过誉？
徐敬亚：真的，不知什么时候我变得宽容了。不要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媒体。这话是沈睿说的。中国的狄金森，并不是沈睿的观点，而只是她在读诗时一个意在夸赞的小型结论性感觉，也包含了向狄金森致敬的意味。沈睿的阅读很认真也非常坦诚。我相信对余秀华的诗歌语言、诗歌建筑、诗歌语感等方面，沈睿不可能没有自己更加苛刻的标准，她只是来不及细说，她几乎是不加修饰地一口气写出了自己的全部感觉。从评论的角度看，这种动情的诗歌评论现在也很罕见。所以我认为二沈（沈浩波、沈睿）都是真性真情与诗为善的诗人。
凤凰网：能否说说您对狄金森的评价？
徐敬亚：余秀华和狄金森相似的地方也不少。一都是诗人，二都是女人，三都是病人，四都是不出门的人，五是曾经发表不多，后来突然成名。但“成名”两个字的差异太巨大。狄金森是惠特曼级的、世界级的诗人。她对美国诗歌特别是口语诗的开拓无人能比。狄金森的诗歌世界不仅是丰富的，也是清澄的。很难想象，在近一个半世纪前，一个足不出户的美国女人写出了超越她时代的诗。可以说身在十九世纪的狄金森，是用20世纪的一只手来写诗的。虽然余秀华也是优秀的，但在诗歌的道路上，我不知道她的前面还有多少级台阶。
凤凰网：诗歌和诗人本身应该是什么热度？
徐敬亚：诗与诗人在公众面前应有的热度，与诗歌的社会功能与地位紧密相连。在古代，在各民族历史上，诗都古老而崇高。诗是曾经阔过的老爷。诗最早一定起源于种族的祭祀与巫术。而诗人是最早与神灵相伴相通的人，甚至有部落首领相似的地位与尊严。在之后几千年的文明过程中，诗曾经成为启蒙者的英雄旗帜，也充当过贵族把玩的手绢儿，甚至担当过社会雄辩的家庭教师。在灾难与战乱中，诗曾经是号角、匕首和灵魂的启示录。但是，在科技文明发疯加速的今天，神有多么落寞诗就有多么落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在中国有一个蜜月期，之后它和民众的关系就越来越隔绝，这种隔绝不是在缓和而是在加速。不可战胜的商业战车，像忽略林中的风与路边的呻吟一样忽略着诗。在诗歌社会地位江河日下的历史进程中，诗本身也在一点点蜕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诗，现代人的自我拯救术》。今天的诗不是呐喊与抗争，它真的成为了林中之风、路边之呻吟，成为了一种毫无意义的灵魂的深呼吸。从哲学的意义上，诗的最本质诉求已经变为写作者的自救。在这个大背景下，你说诗歌应该有什么热度呢。我看可以不用细致回答了。
凤凰网：余秀华是否很快会被公众遗忘？
徐敬亚：不但她，还有我们，即便其它主宰各领域沉浮的人们，都将遭到遗忘。在当代，没有什么比公众的关注更加短命了。吃人不吐骨头的消费关注像一阵盖过一阵的波浪，总去追逐新的消费兴趣。对于写作的人，只有文本默默地留了下来。我看过余的访谈，说得不咸不淡，挺清醒也挺安然。她说：“幸亏诗歌最好的作用是为了自己安心。”她是说最好的作用，很准。我想，只有不怕被遗忘的人才可能很快遗忘公众的无聊关注。
凤凰网：如何判定一首诗或者一个诗人是好诗、好诗人？
徐敬亚：按公众的要求，只要人们觉得比自己写得好，就算好诗。而总写出好诗的就是好诗人呗。在专业的诗歌评论这里，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要让一位诗歌评论家对一首诗五体投地，那首诗的内部各个细节，必须完整，甚至完美。我是说技术方面，包括内部的逻辑线索与情感线索、内部的节奏、语感、意象等。同时这首诗必须是独特的，前人没有表述发现的，一句话，在诗意方式上，在生命体味上，在语言建筑上必须战胜同时代人的最高智慧。所以诗歌评论家如果无耻地赞美一首臭诗，他一定应该心怀羞愧。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后面站着一位又一位伟大诗人的作品与眼睛。余秀华写的多是10-30行的短诗，这个长短范围内的短诗，其实很难写，它必须要完成几次情感与诗意的转换。
凤凰网：这次余秀华的火热跟大众对她的诗歌的喜爱也有很大关系，很重要的原因是大众能够读懂和体会，相反以往很多被业界称赞的诗歌和诗人却不被大众接受。大众对诗歌的理解停留在什么层面？诗歌应该是“精英”的吗？
徐敬亚：关于诗与读者的问题，中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争论。我认为我前面说的“两类诗”的办法很好。精英们玩精英的，大众们玩大众的。像沈浩波说的井水不犯河水。这两部分差异太大，不必也不能调解，差岐永存。
凤凰网：诗歌在公众层面的传播会出现什么问题？
徐敬亚：前些日子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聊起诗在古代的传播。我们都惊讶于在信息落后的王朝里中国的古诗却跑得那样快那样神。大众意义上的诗，网络上的诗，将会有一首接一首的热度诗被人们关注。而最优秀的超越时代的诗，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哀的潜伏者，像故意隐藏起来一样，埋伏着等待后世的发现。历史上的诗歌教师判卷，很多时候都是等待着考生死掉之后才公布答案，对于总想活着的人们来说，这太可怕了。
凤凰网：怎么定义诗人——有人说写诗的就是诗人，所以余秀华虽然是农民、脑瘫也不妨碍。
徐敬亚：我现在的标准答案是：在公众的意义上，写诗的人都可以称为诗人。但如同我完全同意把一半人类称为女人一样，让我承认她们个个全是美女，打死我也不成。
凤凰网：中国目前的诗人在“玩”什么？
徐敬亚：在全球化的时代，诗人们都将玩一个共同的游戏：潜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