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元，文学创作一级，天津市作协副主席。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与批评文章约三百万字。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作家文摘》《中外期刊文萃》《读者》等十余种选刊转载，入选各种年度中国最佳散文或随笔选本十余次，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作家评传六种。
我们的出生纯属偶然
生命应当珍惜还是应当挥霍
应当约束还是应当放任
……这是我一个人的痛苦
——伊蕾
淡 出
我曾经对伊蕾承诺，暂时不再写她。并非这是个乏味的人物，而事出有因。1992年某日，伊蕾私下对我表示，她要隐姓埋名，远离诗歌，让人们忘记曾经的伊蕾。那时她的命运正坠入幽谷，这个选择颇有豪赌一把的决绝。她那副执拗和自信，又令人无法不对她的未来寄以期许。于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朋友们感觉不到伊蕾的存在了。这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日子，诗界乃至整个文坛都在动荡，并不是只有她在“消失”。只是一些朋友聚会时，还会聊起她，伊蕾在干什么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消失”一度成了日常生活的流动风景。从外部环境看，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文学被迅速边缘化，文坛发生倾斜，“出国潮”和“下海潮”令人目眩。出国的作家中，随便就可以列出一串熟悉的名字，诸如古华、孔捷生、郑义、张辛欣、哈金、严歌苓、多多、杨炼、卢新华等等，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生活在别处”。下海的作家、文人更是不计其数，文坛像是溃败的战场，还在爬格子的家伙灰头土脸，写诗更加羞于示人，成了被世俗奚落的没出息行为。
伊蕾去了俄罗斯，那里只有“远方”，没有“诗”。她还无法做到罗曼•罗兰说的那样，“认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不过，对于年长些的中国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曾经粘稠得化不开的情结，那片多雪、厚重、苍茫的土地，孕育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契诃夫的小说，列维坦、列宾的绘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并不使人陌生。伊蕾只身独闯俄罗斯，却与此无关。那里暴力丛生，卢布飞涨，欲望横流，每一处土地都发散着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所特有的贪婪、混乱和血腥，一位孤苦伶仃的异国女子，要在那个远如天边的地方背水一战，以求绝处逢生，无异于天方夜谭。
哦，小房子。伊蕾带着化脓、溃烂的累累创痛逃向俄罗斯，诸多深层原因中，藏着一个卑微的心愿：要赚出一处属于个人居住的小房子。有了小房子，才可能结束漂泊；有了小房子，才能拥有归宿，也才能赢得活着的尊严。当年，她18岁就成为知青，在敲锣打鼓中背井离乡，奔向“广阔天地”。此后辗转于海兴、武安和廊坊等地，换过若干工种和岗位，终于倦鸟归巢，却一无所有。当年，按政策规定，作为长女，她离津下乡，能为弟妹提供留城指标，终于可以回津的时候，却已年近40，本该奉养年迈多病的父母安享晚年，却无落脚之处，需要挤占家里本已紧缺的居住空间。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人想做事，“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伊蕾为自己感到悲哀和耻辱，非破釜沉舟不足以自救。她憧憬不远的将来，一定能住进绿树环绕的属于自己的美居，并且接来父母一同享受。
莫斯科，从此多了一位疲于奔命的中国女人。她做过贩卖羽绒服的生意，也倒腾过景泰蓝工艺饰品，批发不成，就搞零售，就挨家挨户上门推销，最落魄的日子，可用狼狈不堪形容。“我在去俄罗斯前，一辈子都没有经手过钱。而在那却每天都要数卢布。赚了些钱，却又必须面对卢布每天都要贬值的日子，每天要吃饭，每天要交房租……那时嘴唇都是紫的，水泡一层刚好，另一层又生出来，总是有痂儿。”有许多次，她预算公司将会赢利数倍，却总是无法摆脱日日通货膨胀带来的重创，“赢利”转瞬即成负数。这时候，久违的诗歌也会于某个暗夜，再次光顾她的笔下，“面对诗歌写作/让我再一次裁决——/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她抱肩缩成一团，又常常凝神伫立街头，伴着风劲雪猛，从杂然纷乱中体味古歌般深沉、绵长、淳厚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情。这里虽然被狂虐的商风覆盖，莫斯科的歌剧院却依然富丽堂皇，高贵典雅，于乱世中标示出不容亵渎的品位和格调，更有许多普通市民即使节衣缩食，也要服饰整洁地端坐于此欣赏歌剧，享受艺术。伊蕾每每被他们的艺术情怀而感动。她结识了几个俄罗斯朋友，其中会说中国话的安德烈先生还被她聘为翻译和会计。他们一起交流文学，优雅地漫步、唱歌、观剧。
一千多个日子纷纷摇落。几度春去秋来，伊蕾已数次往返于两国生意场，如同绪西弗斯推滚石上山，一次次冲顶，一次次滑落。
1996年3月，她在极度困境中写了一首题为《三月十六日的白日梦》的诗，祈祷自己的命运不为最后一棵稻草而压垮：“你的姿势携着云层下降，/莫斯科的铺满玫瑰的云啊，/请做我的含泪的睡衣，/做我最后的婚床——……/荒原的孤独之魂，缪斯之魂，/食了美洲自由的草叶，/食了东方智慧的坚果，/食了欧洲玫瑰的芳香，/信仰爱！信仰不朽！/在十字架下，/在炼火之上。”
也是1996年3月，我正在美国探亲。这期间，我食言了。从1994年，有家妇女杂志约我开个女性人物的专栏，连续四年不曾中断，这些篇什后来以《驿路芳踪》书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所写对象包括邓肯、波伏娃、叶卡特琳娜、居里夫人、乔治·桑、梦露、法拉奇、麦当娜、武则天、张爱玲、萧红、邓丽君等古今中外杰出女性，计50位。伊蕾亦位列其中。我违背了对她的承诺，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系列中，伊蕾不该缺席。我在《伊蕾：流浪的恒星》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此刻，当她独自在风雪茫茫的俄罗斯推动‘滚石’时，我正在太平洋彼岸洛杉矶的一间寓所伏案凝思。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可供使用，只有片段的记忆，和真诚的默祷。但愿她的小房子不再属于童话世界。”10年后，这本书由昆仑出版社易名《巅峰女人》重新出版，50个人物中，只有伊蕾被撤掉，增加的是去世不久的特里萨嬷嬷。责编转达终审意见：伊蕾还活着，写活着的人容易惹麻烦，扯上官司。我很无语。责编大姐见状安慰我，说她也喜欢伊蕾，以后会有机会补上的。
一语成谶，此是后话。
伊蕾终于在俄罗斯觅得命运转机，这与她的浪漫根性有直接关系。她开始留意在记事本里记下一些俄罗斯画家的名字，她的俄文还没有过关，那些复杂难辨的名字只有她自己认得。她既有艺术鉴赏眼光，也不乏投资远见，没有白忙。她把赚到的钱及时用来购买油画，一幅幅精心收藏，藏品包括安德烈•梅尔尼科夫、尼基塔•法明、特卡乔夫兄弟等著名画家的作品，而自己甘愿过着囊空如洗的清贫日子。她的梦想被一点点焐热。她喃喃自语：难熬的日子就要过去，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童话般的小房子也会有的。
化 蝶
伊蕾使用过三个名字，依次是：孙桂珍，孙桂贞，伊蕾。不同的名字，表征了三段写作里程，也是生命乐章。
她最早叫“孙桂珍”。这个质朴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伴随她二十几年。1976年3月，我刚进《天津文艺》（《天津文学》前身）当诗歌编辑，只有20岁。一切不摸门，部队诗友王新弟给我介绍的第一位天津作者，就是孙桂珍。她的诗，虽同样难以摆脱时代语境的限制，却透着不俗的才华，她的钢笔字也漂亮帅气，可称之赏心悦目。
不久，孙桂珍回津探亲，我“按图索骥”，找到位于河北区的粮店后街。我第一次知道了天津城里还有这么一个迷宫般的偏僻角落。孙桂珍已站在街口等候多时。短辫垂肩，衣着整洁，面容周正，目光略显沧桑。我断定就是她了。她带我七拐八绕穿过一条条胡同，仿佛走了漫长的路，才来到她家的小窄院子。
我由此走近了一位实力派诗歌作者。看上去，孙桂珍的年龄似乎有些模糊，像是凝固在某个阶段，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个姐姐，没有太年轻过，年长之后，反而玉树临风，气质卓然。她的性格偏于内向，习惯于把寂寞心事深藏心底，说话轻声细语，有时还会发出微微叹息。据她讲，小时候她是个爱哭泣的女孩子，别人见惯不怪的事，她常常伤感得无力自拔。她不认为自己拥有过童年，“我好像天生就老了”。其实她很单纯，直到26岁，还不明白，女人何以结了婚会有孩子。
不知何时，我在报刊上发现，孙桂珍变成了“孙桂贞”。一字之别，果然内蕴不同。后来我考入南开中文系七七级，孙桂贞借回津探亲的机会找过我，并参加过诗社活动。她在来信中说：“读诗，追求的就是一种感情上的满足，你给读者别的，他不稀罕。我的追求就是让读者读一遍就感动，最好是读一句就感动。”这段话对我们这些学写诗的人很有启发。她还寄来过一首厚厚的诗稿，长歌当哭，题目吓了我一跳——《被抛弃者的宣言》。诗写的是“老三届”那一代人满满的内心压抑。
孙桂贞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用时下说法，属于“底层”生态，你在她家感受不到任何诗书气息，本人却是个“异数”。她说，喜欢文学是受叔叔的影响，在孙家，她与叔叔最有共同语言。叔叔读书多，使她很早就接触了前苏联的诗歌和小说。她8岁时写出第一首诗，题目是《大炼钢铁》，叔叔大为惊异和赞赏，郑重地告诉周围人：“她不是个孩子，你们不要把她当孩子”。我在她家见过一次她叔叔，是一个健谈的中年男人，那时侄女已小有诗名了，但在他眼里还只是初出茅庐。孙桂贞在一旁微笑不语。从她家出来，我说，你叔叔不简单，应该是你的“伯乐”。她点头，说叔叔好为人师，也挺可爱。后来我在她的诗集《叛逆的手》里看到了童年时她和叔叔的合影，叔叔留着个小分头，花格子大围巾绕着脖子垂下来，像是“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也有几分民国年代的文人“范儿”，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天津，大约也是个另类。
孙桂贞内心孤高，不肯流俗。艾略特被记者问到曾受过哪些诗人的影响时，这样回答：“我年轻的时候，对任何一个活着的诗人都没有特别的兴趣。”孙桂贞有相似之处，当我刚刚知道郭小川、公刘、闻捷等中国诗人的名字时，她却早已熟读了一批外国经典诗人的作品。她对前辈或同辈诗人往往不予置评，却毫不掩饰对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普拉斯等诗人的由衷赞美。她回忆，“普希金好像是我的亲戚，上小学时我就读《普希金诗选》”，而“影响我的作品，大都是我二十几岁时读的，那个时候，我读弗洛伊德，读萨特……尤其喜欢惠特曼，他的自由影响了我”。她收藏过《草叶集》的多个译本，并能大段背诵，甚至写过一首《和惠特曼在一起》的诗，这在那个时代的“诗歌圈”比较罕见。
毕业后一段时间，我仍与孙桂贞有书信往来，就一些写作问题交流看法。我从编辑角度建议她，不要零打碎敲，要以集束方，发组诗或者长诗，还要发在《诗刊》或《人民文学》，才能形成影响。她若有所思，默默点头。1982年11月15日，她来信说：“还记得吗？你曾经问过我；‘你是否有预感，感觉你会喷发，写出很多（诗）来？’我说：‘是的，我有这种预感。’真的，直到今天，我的这种感觉是更清晰了，那样自信，那样坚定，尽管我仍是在缓步前行，但是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我心中无诗，而是一些可诅咒的情绪统治了我。我啊，要想喷发，必得首先自己解放自己。我知道我能写出真正的诗，尽管那样显得十分笨拙，幼稚，单纯，但是充满了激情，荡漾着人性啊”。对我的写作优劣，她往往也能一语中的。1982年12月11日，她在信中谈到：“读你十一月二十九日信，我认为这是一篇独有见地的诗评（且不论我的诗好坏），我想郑重地奉劝你大搞诗评，且看效果如何，我预想是可以成功的。……×××原来写诗，后来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所发现的形象尽是出自他人作品，而无真的‘发现’，因此毅然搁笔改行。我认为你写评论会远比你的诗、小说要好。”此言有如醍醐灌顶，我一直不忘。如此直言不讳的忠告，非诤友难为之。
至于“伊蕾”取代“孙桂贞”，也是在悄然之间。我查了一下，1983年4月2日，她在来信中谈及我正在写的一篇诗评，特意提到这个名字：“望你能提一下我以笔名伊蕾发的那几组诗，以后我可能会更多地用这个笔名了。”我曾不以为然，笔名不过是笔名，关键还要看作品，何况“孙桂贞”那时已在京津冀诗界为人熟知，成了“招牌”，更名易帜，没有必要。有段时间，一些诗友奇怪怎么不见孙桂贞写诗了？我跟着打趣，是呀，闹不明白。孙桂贞，这个名字使我印象深刻，与她早年的一场爱情经历有关。那是个白色季节。床单白，窗棂白，墙壁白，医护人员的外衣白，而卧于病榻上的那位中年男人，面色更是惨白。他年逾不惑，命途坎坷却谈吐风趣，那种笑傲人生的成熟男人魅力，磁石般吸引着28岁的孙桂贞。她俯跪床边，与身患绝症的恋人泪眼执手，目睹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对她含笑祝福。她为无力将恋人从死神手中夺回而痛不欲生，为了祭奠一段冰清玉洁的生死之恋，她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雀石》等诗，用的就是“孙桂贞”。
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孙桂贞执意改名为“伊蕾”，不是换招牌，而意味着洗心革面，如同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这个名字注定会在中国诗坛搅起小小风暴。
繁 华
1983年，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面向全国招录学员，伊蕾在全国2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三。两年结业，又转入北大作家班继续深造。伊蕾的诗学观念有了破茧化蝶的阵痛，万事俱备，只差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爱情。可遇不可求的爱情，曾使伊蕾承受了无尽煎熬，一旦磅礴来临，其奔突的能量会自动寻求一个出口，这是宿命使然。《独身女人的卧室》石破天惊，塑造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伊蕾。她是尼采和王国维所说的那种“以血书者”，在诗里一反中国女性讲究温柔、注重含蓄、力求婉约的写作传统，变被动为主动，以残酷的自虐制造逃避痛苦的诗意化快感。这首诗在1987年《人民文学》第一、二期合刊一经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伊蕾的名字在文坛不胫而走。面对偏见和指责，她用惠特曼的诗句回答：“我比你们想象得还要好，也比你们想象得都要坏。”
伊蕾只对圣洁的爱情俯首称臣。爱情容不得杂质，更拒绝欺骗，这样的爱情必然千疮百孔，轰然坍塌为废墟。这时候，她的诗歌写作也由巅峰坠入暗谷。伊蕾四顾茫然，曾经漫天飞扬的生命激情如退潮般空空荡荡，她终于发出绝望的悲鸣，“欢乐对于我像掠过头顶的鸟鸣一样短暂/而悲哀像千年大树在心中生长”。
俄罗斯之行拯救了伊蕾的未来。回到天津，她在文庙附近租了房子，并挂上“喀秋莎美术馆”的牌匾，美其名曰，国内第一家专门收藏俄罗斯绘画的私人博物馆。那段日子，除了天津的朋友频频光顾，她还邀请靳尚谊、王沂东、杨云飞和铁凝等外地大牌画家和著名作家专程参观。不忙的时候，她就一本正经，有模有样地画油画。她在俄罗斯学画油画，从零开始，乐此不疲，画花，画风景，画自画像。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她还“忽悠”她的家人，她认识的诗人朋友都来画，她的理论是“诗画同源，有的诗人转到画家几乎用不了一天，给她一支笔，她立刻就是画家”。
一次，我受邀去看她的宝贝藏品。一番如数家珍之后，她忽然问：21世纪就要来了，这个世界最大的富翁会是什么人？我一头雾水，不明白她要说什么。她胸有成竹地说，20世纪的东西到了21世纪，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古董，不是吗？而古董是无价的，对不对？那么到了新世纪，最大的富翁，将不是企业家、商人，也不是发明家、科学家，一定是收藏家！后来，她承认自己当时有些盲目乐观，随之修正了看法，“做收藏的人是很矛盾的，你有可能成为最富有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最贫穷的人，因为你所有的钱都用来囤积别人的东西”。
伊蕾忙画画，忙收藏，忙旅游，却很少提到诗歌，令人生疑。这里需要回顾一下有关史实。1988年，我曾参与《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部分章节的撰写，曾把“伊蕾、翟永明、唐亚平与‘新时期女性诗歌’”作为专节论述，故而有后来的“三剑客”的说法。那时候伊蕾正火，甚至一度听到“南有舒婷，北有伊蕾”的说法。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舒婷虽然比伊蕾还要小两岁，却不属于一个年代，舒婷与顾城同是改变中国新诗流向的“朦胧诗”代表性诗人，伊蕾还只是“小字辈”。此外，我把伊蕾列为所谓“三剑客”之首，其实不排除主观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当孙桂贞刚刚成为伊蕾的1983年，比她小四岁的翟永明就已经写出了重要组诗《女人》，共20首，其中的许多句子至今流传，诗学界翟永明定位于“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奠基人、开创者”，是有诗学依据的。伊蕾与翟永明对于女性意识都很敏感，都受到过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影响，但无论伊蕾还是翟永明，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女权主义者。翟永明曾反思，对于普拉斯她只是阶段性地喜欢过，后来不想以这种倾诉的方式继续写下去。伊蕾则不然，她对普拉斯却是一见倾心，终生迷恋，且使这种自白式的倾诉方式登峰造极。此后的30多年，翟永明写了大量诗歌、散文、随笔，出版了十几部诗集或散文集，表示，“我并不是只写跟女性有关的诗歌，我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与别的主题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甚至与未来有关”。而同时期的伊蕾，其写作则似有若无，风轻云淡，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她的诗歌写作寥若晨星，其中最短的诗仅仅五行，写于“5•12大地震后第5天”的《天地人歌》，也不过12行，渐行渐远渐无痕，与20年前她的长诗迭出、组诗不断的“井喷”态势，形成巨大落差。
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却必须接受。伊蕾的诗歌写作，因爱情而荣枯，而盛衰，而生灭，是没办法的事。伊蕾说，“我的诗中除了爱情，还是爱情，我并不因此而羞愧。爱情并不比任何伟大的事业更低贱”，伊蕾与爱情是同一的，相融的，互为养殖，难以剥离。这意味着，爱情的烟消云散，对于一位爱情至上主义者，差不多就是写作生命的“大限”。
从俄罗斯回来，伊蕾一度深居简出，偶尔出现在诗歌活动场面，也是沉静如旧，并不多言。她平易近人，与人为善，与那些自视甚高、骄矜冷漠的名家大咖形成了鲜明对照。曾经沧海，看淡一切，她已经不是当年的伊蕾了。她的名字已经成了符号，写不写诗，都是伊蕾。
她把在天津的“喀秋莎美术馆”当成了沙龙。后来她把家安在北京宋庄，工作室干脆就叫“伊蕾家”，接待络绎不绝的来客是她的日常生活内容。她亲自下厨，做俄氏风味的西餐，一同享受小资情调十足的鲜花，烛光，美酒，咖啡，美术，音乐。我看过伊蕾与友人在一起抽烟的照片，如她所说，“男人抽烟更像男人，女人抽烟更像女人”。她期待宴席不散，朋友常来，一再表示，“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看家的妈妈，你们随时过来，我在家里等着你们”，即使仅仅一面之交，甚至刚刚认识，她都会发出热情邀请。由此，许多人都有了与她接触和交往的记忆和谈资。
写作的繁华与俗世的繁华，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从早年的喜欢寂寞，到晚年的享受热闹和热衷旅行，伊蕾何以判若两人，一直是个谜团。王尔德说：“人世间有两种不幸，即一无所获的不幸和整个拥有某种东西的不幸，后者更为不幸。”三岛由纪夫对此的解释是，“这更为不幸的后者，就是倦怠”。我不想把倦怠与伊蕾挂钩，我宁愿认为，由于爱情神话的破灭，伊蕾改变了自己，这种是个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她把早年那种尖锐的爱，挣扎的爱，煎熬的爱，飞蛾扑火的爱，化作宽厚的、温和的、慈祥的、浩瀚无边的友情播撒开来，把小爱变成大爱，把个爱变成普爱，在世俗中与大家分享着爱的“亲和力”。
我不是喜欢热闹的人，对朋友的接纳和选择有自己的坚持。即使有冒犯伊蕾粉丝的可能，我还是要说，我更喜欢写作中的诗人，而这样的诗人不应该固化为一个符号。这也是许多年过去了，我仍习惯地叫她孙桂贞的原因。有时候，我会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她回到空旷的夜晚和房间，真的很开心吗？她是不是在用交友和旅行尽力填满日子的缝隙，以抵御倦怠的侵扰？
作为老朋友，我曾对她调侃：诗坛少了一位一流诗人，而多了一个三流画家。伊蕾不以为然，一度还有些“耿耿于怀”。其实我很清楚，对于伊蕾这样的“另类”精灵，切不可用常人常理衡量之。伊蕾的巅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多写还是少写，写或者不写，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伊蕾现象是不可复制的，不仅他人无法模仿，她本人也很难重复。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过去了，却并不意味着她的诗歌光芒已经熄灭。
身 后
2010年，《伊蕾诗选》静悄悄出版，尽管有陈超作序助阵，依然略显冷清，在这个热点缭乱、噪音频仍的市场经济年代，甚至有一种文物出土般的寂寞。作为伊蕾诗歌写作一路风雨走来的见证者，我有些不安。我很想力所能及地摇旗呐喊，引来一些鲜花和掌声。愿望是美好的，可动起笔，我又不自觉地理性起来，回到批评家的话语和立场，凭着固有印象，在肯定诗选价值的同时，我谈到，“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本诗选很可能会成为她写作生涯的句号，至少增添了某些谢幕意味”。我的文章题目《繁华已逝，诗册犹存》，也不合时宜，既言“繁华”，却道“已逝”，怎么理解，都不是吉祥的气象。文章在《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相继发表，应该是《伊蕾诗选》出版后的唯一“反响”，伊蕾不会不知道，她的反应是没有反应，我们也没有再就此议题交换看法。几乎与此同时，《文学自由谈》发表了一篇题为《你隔着金色的栅栏》的，作者是远在甘肃的严英秀，她梳理了阅读伊蕾的心路历程，坦言年轻时她不喜欢伊蕾带来的情绪“暴力”，穿过20年的时间尘埃，再次相会伊蕾，发现“她的诗歌中，充斥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的终极叩问，这不是给诗歌刻意披上的思想的外套，不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的追逐哲学思潮的潮流的跟风，而是源自于生命本体的灵魂的发问”，那么，“这些诗，仅仅只是爱情诗吗？或者说，爱情诗写成这样，又怎一个‘爱情’了得！”字字有声，这时候我发觉自己只是一个肤浅的见证者。我把这期刊物转给了伊蕾，她读了文章很受触动，多次表示希望见到这位时空遥远的知音。
触动归触动，伊蕾一直没有停止实施一个既定目标。最初她决定每年要出游四至五个国家，后来提速，要用10年时间游走体验100个国家。她在大手大脚地散东西，把家里的书籍、家具、电器和各种装饰品一批批送给朋友，不管谁去她家，都不会空手而归。她说，“现在旅行成了我的第一要务，一切为它让路”。
伊蕾莫名其妙地喜欢夏天，曾在一首题为《夏》的诗中呼唤，“我在夏天重生重死\让夏天一口一口把我吞食吧\让我残破的肢体\腐烂在夏天”。然后到了2018年夏天。令人骇然的是，正是在这个夏天，她奔向了旅游计划中的第61个国家——冰岛，那里成了最后一站。
有哲人说，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对死亡的话题都很避讳，任何理性的解释都不可能使人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斯宾诺莎转移视线，指出智者要思考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一些诗人却没有这么理性，他们就是要直视死亡。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女诗人伊蕾和她独有情钟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普拉斯只活了30岁，却对生命的厌烦由来已久，她声称“向往所有令自我毁灭的方式”，在著名的《拉撒路夫人》一诗中她这样写道：“死亡\是一门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其善于此道。\我做了，于是它犹如地狱。\我做了，于是感觉到它的真实。\我想，你们会这样说：\我被这个目标召唤着。”在经历过“自我”浴火的伤痕累累之后，她选择在灰烬中自绝生命，她的丈夫特德•休斯据此认为，自己的妻子是被写作害死的。伊蕾对于死亡的书写更是“肆无忌惮”，口无遮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她的诗里，所有对死亡的避讳都不复存在，直接写到“死”的句子比比皆是。她在《三月的永生》里写道，“我的永生在风暴里\鲜红的眼泪砸伤了我\我终于死、死、死、死了\我的死是永生”，全诗出现了48次“死”的刺目字眼，中外诗人，绝无仅有。那时她37岁，还年轻，活着的时间对于她是奢侈的，更重要的，她正深陷爱情。热恋中的诗人常常无所畏惧，或轻蔑死亡，或美化死亡，他们向往的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天神境界。
却怎奈爱情无常，岁月无常，生命无常！
伊蕾生命的休止符定格在了67岁。如此，“7•13”、“星期五”与寂冥的冰岛互为支撑，叠加成了一种诗意苍茫的黑色隐喻。她呼唤过无数次的死神，终于潜入冰岛，静悄悄完成了它的使命。死讯传来，国内许多地方的诗人、画家自发组织追思活动，悼念诗文从北到南此伏彼起。尽享如此哀荣，伊蕾生前决不会想到。我从最初的恍惚中悟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但谁都在乎生命的长度。而这长度无论十位数，抑或百位数，之于宇宙时间也只是瞬间，所以伊蕾才写出了如下诗句，“生命这样短啊\短得像一柄剑\与其苟活，不如勇敢的寒光一闪”。
伊蕾离去已经有些日子。悲痛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文学，回到诗歌文本，回到伊蕾的写作遗产。伊蕾的写作巅峰期大约只有三四年。这样的巅峰期可遇不可求，此后，写得多还是写得少，写或者不写，她没有那么看重。伊蕾诗歌，由于它已经进入历史，这时候我们会觉出一种异样和陌生感。我这几天重读她的部分诗作，读出了许多感慨。当人们谈论新时期诗歌史，伊蕾无疑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新诗编年史，缺少《独身女人的卧室》《流浪的恒星》《三月得永生》等作品，肯定不能说是完整的。
我还在想，怎样衡量经典作品？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有个重要指标，就是经得起重读。据我长期的阅读经验，伊蕾的部分诗作是可以重读。当然，伊蕾诗作是否具有重读价值，或者说，是否具备了某些经典作品元素，最终还有待于岁月的检验和裁决。对于伊蕾而言，她在这个神秘而多难的世界，活过，哭过，爱过，写过，就可以了。
（原载于《天津文学》2018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