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外祖母的灶火外祖母说：“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我撅起嘴，磨蹭着走向院子的柈子垛。
柈子就是柴火，七十年代的大兴安岭，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柈子。鲜树不能做柈子，得是风干了的被狂风掘了根的倒木，或是虽然站立着却已被雷电打死的枯树。将它们锯得一截截的，再用斧子劈成块，柈子就成了。柈子有松木的，也有白桦木和水冬瓜木的。松木柈子大多有松油，烧起来火焰旺，金红色，散发出浓烈的松香气；白桦木柈子的火焰橘黄色，香气也有，不过非常淡，得觑着鼻子仔细闻；青皮的水冬瓜木柈子，火焰倒是好看，能发出太阳般的白炽光焰，可它没香气，而且不抗烧，在炉膛趴上半小时吧，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外祖母一看家人拉回了水冬瓜，就会撇嘴，好像谁领来了一个病病怏怏的丫头，非要做她的儿媳似的。
柈子垛高高的，我矮矮的；柈子垛像头肥实的花母牛，而我则是它蹄子旁可怜的蚂蚁。我讨厌抱柈子，一不留神，柈子身上丛生的木刺，就会扎了我的胳膊或手。刺扎得浅，用针挑出来，忍个瞬间的疼痛就是了；若扎得深，难以拔出，皮肉就像是钻进了一条毒蛇，火烧火燎的，晚上连觉都别想睡安稳！外祖母分派我做活的时候是1970年，我满六岁。那年夏天母亲将我送到漠河乡的外祖母家。由于年幼，在父母身边时，我不做活，见天的除了吃和睡，就是淘气。可是外祖母觉得像我这般大的女孩该调教了，所以母亲一把我撂下，她就教我抱柈子，倒尿罐，抹桌子扫地，洗手绢和袜子，这些小活，她认为不可小视。
我不愿意外祖母叫我“猫儿——”，我有小名的，叫迎灯。只不过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托儿所与小朋友抢苹果吃，挠伤了人家的脸，就落下个“老猫”的外号。外祖母一叫我“猫儿——”，我就气鼓鼓的，感觉自己不是人，跟猪狗一样了。
外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又矮又瘦。她明净的瓜子脸，骨碌碌的黑眼睛，快五十的人了，看上去却一派少女的神情。她头发白得早，那发髻套里塞着的头发就像一网银鱼！她喜欢白衣黑裤，不管太阳多么晒，她的肤色都是白皙的。她说话语速快，跟她干活一样利落。无论冬夏，她总是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外祖母家的早饭从不对付，稀的干的都得有。干的永远是烤得外焦里嫩的火烧。稀的呢，秋冬时节是粥，小米粥或是玉米糊糊；春夏时节依仗着菜园的蔬菜，汤就登场了。菠菜、小白菜和西红柿，是汤的主角。汤的配角永远是香菜，外祖母把它们切成碎末，每种汤出锅时都要撒上一层，让它们像绿珠子一样在汤上滚动。除了这些，外祖母还得给外祖父准备酒肴，他一早一晚要喝酒的。酒肴是煎鱼，或是小葱拌豆腐。外祖父晚年在公社打更，晚出早归。他早晨交完班，大约五六点钟的样子。他一进家，外祖母就把酒菜摆上桌了。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外祖父坐在圆桌旁喝酒的时候，还得掌灯。等他喝完酒，我从炕上爬起来，油灯就灭了。天边是红的，外祖父的脸膛也是红的。不过外祖父脸上的红，是酒气给熏染的。太阳出来了，外祖父倒在炕上睡去了，馋嘴的我顾不得梳洗，直奔饭桌，享用剩下的酒肴。
我和外祖母睡在东屋。东屋有一铺大炕，刷着蓝油漆，光溜溜的。光溜到什么程度呢？不仅能照人，猫在上面走，往往爪下打滑，侧歪了身子。被褥整齐地摞在炕梢，用蓝方格布苫着。为什么不能放炕头呢？因为炕头挨着火墙和灶坑，它们烧得太热的时候，被褥就成了烧饼，会被烤成焦黄色。那时候的布匹和棉花凭票供应，伤了被褥的脸皮，损失可就大了。
外祖母喜欢讲鬼神故事，晚上她钻进被窝，嘴里就会蹦出妖魔鬼怪，我听了害怕，一怕就想撒尿，可尿罐搁在门口，屋子黑漆漆的，我不敢下地。
外祖母只好翻身摸出手电筒，射一束光为我壮胆。往往我撒尿后哆哆嗦嗦回到炕上，她就不说故事了，大约觉得我听怕了再去撒尿，浪费手电筒的亮儿不划算。外祖母睡了，我却睡不着，想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局，于是就用“痒痒挠”把她挠醒。外祖母的枕头下除了放着手电筒，还有一个用晒干的玉米棒子做成的痒痒挠。我挠醒她，问：“姥姥，后来怎么样了？”外祖母迷迷糊糊中嘟囔着：“怎么样了——”然后叹口气，说，“这么样了——”随便讲几句，给鬼神一个去处，把我打发了，复又睡去。她也不能不睡，不仅一家人的早饭等着她做，一个院子的牲畜和家禽，也会在醒来后，张着嘴朝她乞食。
漠河乡那时也就二百来户人家，几乎家家独门独院。房子大都是木刻楞的，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由于与苏联交界，而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尽管从外祖母家到界河走一刻钟就到了，大人也不让我们小孩子独自到江边玩。说是对岸高鼻子的老毛子坏，万一江上的巡逻艇靠过来，把我们抓过去，就会喂狼了。
那时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苏联那么坏，太阳却要从它们那儿升起呢？因为从东窗望出去，近处的是私家菜园，再远一点的是公社的黄豆地和麦田，而过了麦田，下一个坎儿，就是黑龙江了。黑龙江的这岸是漠河乡，对岸就是苏联的山峦。每天早晨，我是看着太阳从那儿升起来的。
外祖母家的东边，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太。她七八十岁的样子，独居。她个子高高，肤色白晳，高鼻深目。她是建国前逃过来的，嫁了个中国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可是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那个男人怕受牵连，抛下她和孩子跑了。
苏联老太太的儿子我只见过一个，他那时四十多岁了吧，沉默寡言，黛黑干瘦，光棍一条。他膝下有个叫春生的十多岁的男孩，是他弟弟过继给他的。春生是个三毛子，浓眉大眼，不灵光，总干傻事。每隔一两天，他都要来给他奶奶劈柴挑水。做过乡长的外祖父，不让我去苏联老太太家玩，说她家政治上有问题。我不懂政治，只懂得愣头愣脑的春生是好玩的，春生奶奶家的蚕豆是诱人的。所以春生一来，我就从自家菜园越过栅栏，跳到她家的菜园，再溜进门去。那道木栅栏比我高不了多少，鸡都跳得过去，别说是我了。她家的狗认得我，一见我就摇尾巴。我乐意看春生干活，喜欢听他说话，更愿意进屋吃蚕豆。苏联老太太喜欢穿条宽松及膝的古铜色裙子，头上包着三角头巾。我一来，她就把我抱到一个高背椅子上，端来蚕豆给我吃。她炒的蚕豆浓香酥脆，妙不可言。我嘎嘣嘎嘣嚼蚕豆的时候，挂钟里的钟摆滴答滴答地摇摆，一副馋昏的模样。
苏联老太太基本不说话，像个哑巴。我吃蚕豆的时候，她坐在一旁专注地看。等我吃完了，她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拉着我的手，带我跳舞。她跳的舞，基本就是驴拉磨似的转圈。估计我满脑子的糨糊吧，转个三五圈就迷糊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栽倒，然后放声大笑！春生一听见他奶奶笑，会撇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扶着门框，探着头，跟着嘿嘿乐。
外祖父睡了一头晌，下半晌就精神了。若是冬天，他下午会提着弯把锯，将整根的木头横在人字形的锯架子上，截柈子。拉锯声流水一般，清脆悦耳。偶有喑哑，那是松油捣的鬼，它们黏着锯齿了。锯末子白花花的，像雪花。锯末子不能扔掉，将它们稻谷似的扫成一堆，转年春天晾干了，可以撒在天棚顶上，做房屋的保暖层。而其他季节，外祖父下午是在菜园劳作，打垄、铲地、拔稗草、架豆角架、间苗、施肥或是打农药。外祖父在菜园干活的时候，我喜欢凑过去，缠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跟外祖母的不一样，没有鬼神，都是人的故事。
外祖父从山东逃荒过来，吃尽苦头，早年在老沟给日本人采过金子，见多识广，所以他的故事很传奇。他说日本工头坏，动不动就使鞭子，但做饭的日本人好，和善，烤的烧饼管够吃。他说苏联人讲义气，漠河乡发大水时，他们开着快艇来救中国人。不过苏联士兵不好，帮着收复东北时，尽睡大姑娘。他还说以前这地方窑子很多，不仅是中国的，连俄国的日本的窑子娘们也来做营生，从淘金汉怀里掏钱。窑子和窑子娘们是干什么的，我懵懵懂懂，就问他的钱也被掏了吗？他很生气，伸出大巴掌要打我。我赶紧逃，一边撒丫子跑一边喊：“哈酒了！”外祖父的山东腔总是把“喝酒”说成“哈酒”。没想到我故意气他，他倒呵呵乐了。
外祖父比外祖母大了近一旬，四方大脸的。虽然他脸上皱纹不多，但因为驼背了，给人衰老的感觉。他当乡长的时候，常拿自家的东西给公家，气得外祖母拿起拴牛的绳子，威胁他要上吊。外祖母并非小气，只是觉得公私要分明。母亲对我说，闹饥荒的时候，家家吃不饱，外祖母看着邻居家断了顿，一家老小几天没吃东西，全都饿倒在炕上，便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米匀给邻居救命。自家的米少了，她就用一把米煮一大锅粥，上面撒点干萝卜缨子。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外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会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
外祖母最盼春天了，一到这时节，能种地了不说，桦子也省下了。而严冬时，户外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火炉和灶坑就是两个大肚汉，得不住嘴地吃柈子。外祖母每天清晨生火，得先清理炉灰，一掏就是半桶。而春夏时节，三五天掏回炉子就行。
外祖母在调理灶火上很有一套，她知道做什么饭使什么柈子。蒸馒头和炒菜要用旺火，这时候进炉膛的是松木柈子；熬粥和煎鱼要用文火，能压得住火苗的桦木柈子是首选。而家里若是来了客人，要即刻做饭，就抱来蓬松的干枝桠，火焰很快能升腾起来。外祖母站在炉灶前，善于对锅里的食物“察言观色”，若是鱼煎得泛黄了，粥咕噜咕噜冒泡了，汤泛出鲜香气了，她就把柈子往外撤一下，让火焰减弱；而炒锅包肉和煮饺子，火一定要拨得旺旺的。隆冬的夜晚，怕火断早了屋子凉，外祖母会放上一块湿柈子，压在火炭上，让它慢条斯理地燃烧。所谓湿柈子，就是鲜树。它们水分足，不像干柴那样容易起烈火。鲜的松树和桦树是不能砍伐的，违法，但柞木可以采，所以外祖母夜晚填进炉膛的湿柈子，就是柞木了。柞木满脸黑斑，看上去老气横秋的。我们睡了，柞木却寂静地燃烧着，做我们的守夜人。
由于爱灶火，外祖母爱看别人家的烟囱。她能从飘出的烟的颜色和姿态，看出人家烧的是什么柈子，还能从炊烟的浓淡上，判断人家的饭是做好了，还是正在高潮。虽然她并不与东头的苏联老太太走动，但时时记挂着她。外祖母早晨起来出了院子，总是习惯地望望她家的烟囱。看到那座房子有炊烟升起，她就放心了。
我来到漠河乡的第二年冬天，外祖母有天发现苏联老太太家的烟囱没有冒烟，觉得奇怪。挨到中午，见烟囱仍无声无息的，她慌了神，赶紧打发家人去报给春生的大爷。春生的家人得了信打开门后，发现苏联老太太已经硬了。
参加苏联老太太葬礼的人很少很少。春生不知道死是什么，企图把他奶奶从炕上扶起。待他发现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时，他哭了，我也哭了，因为我再也吃不到那么好的蚕豆了。窗外的麻雀在半空中飞着，就像老天淌下的大颗大颗的泪滴。
苏联老太太死于七十年代初，外祖父则活到了九十年代。他过了八十就糊涂了，一张嘴全是去了阴间的人，唤人家跟他喝酒，或是给他做饭。那一辈人中，跨过新世纪的只有外祖母，她是2009年中秋节的黎明过世的。
我回乡奔丧时，特意去寻老房子。没有想到，在乡间小路竟遇见了春生！他破衣烂衫，步履蹒跚，如果不是他的灰眼珠，我很难认出那就是春生！虽然不到六十，但他看上去像是八十的人了，满面皱纹，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牙也快掉光了。我叫了声“春生”，问他还记得我吗。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跟小时候一样嘿嘿乐了，指着近处我家已经下沉的老房子说：“咋不记得，你是这家的，一小可淘气了！”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春生告诉我，他大爷死了，他一个人过。我又问他娶没娶媳妇，他凄惶地看着我，说：“咋没找？娶了一个，跟我过了没几年，他妈的被人拐跑了。”我问他跑哪去了，春生摇着头说不知道，满面凄惶。
望着春生衰老的背影，我想起中秋节为外祖母守灵时，挂在天上的那轮圆月。那是多么圆满和光华的月亮呀。感觉那夜的月亮就是个炉子，而月华就是外祖母生起的灶火。是呀，外祖母选择月圆的日子升天，奔的就是月亮里那一炉好灶火吧。
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四十年前外祖母亲切地吆喝我的声音：“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可惜我现在抱着柈子，也无法送到外祖母的怀抱了。再说了，月亮里烧的是桂树呀。
夏：祖父与飞鸟
我从漠河乡回到父母身边，是1973年的夏天，读二年级了。
我们家所在的山镇叫永安，只有小学和初中。如果上高中，就得去离家十多里地的塔河。塔河是个林业局，有几幢红砖的二层小楼，在我眼里那就是圣殿了。
我们小镇是清一色的糊着黄泥的板夹泥房子。这种房子举架低，窗户矮矮趴趴的，夏天时敞着窗，鸡和狗进屋子，往往不走门了，越窗而入。它们有时腿脚不利索，蹬翻了窗台上的花盆，那就遭殃了。母亲会捉住调皮的鸡，用剪子铰掉它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让它飞不起来。对待狗，她动用的则是笤帚疙瘩，啪啪打狗头，让它长记性。狗当时是记住了，耷拉着尾巴蜷缩在墙角，呜呜哀叫，可是不出三天，它又撒欢跳窗了。其实被损伤的花盆都是泥盆，不金贵，栽植在其中的花儿，也都寻常，不过是玻璃翠、绣球、灯笼花之类。
我回到永安后，发现家里多了两个新成员，祖父和小叔，他们是从帽儿山来的。
祖父五十多岁，国字脸，剑眉，鼻梁挺直，眼睛黑亮，目光犀利，满头乌发，腰板溜直，声若洪钟，大踏步走路，一派硬朗之气。小叔十七八岁，圆头圆脑，整日舞枪弄棒，打遍邻里。他们住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有两片大菜园。
祖父衣着洁净，爱吐痰和皱眉，好像总是气不顺。因为父亲在哈尔滨擅自报名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断了祖父的城市梦，所以他对父亲有一股说不出的恨！据说我没回来时，祖父有回扛着斧子雄赳赳地来到我家门口，吆喝着：“老大，你给我出来！”要把父亲给劈了。
父亲是长子，叫“迟泽凤”。他有两个弟弟，二叔“迟泽鸣”，小叔“迟泽岐”。祖父祖母想再添个男孩，圆了“凤鸣岐山”的美梦，可惜小叔三岁时，祖母去世了。“迟泽山”没指望了，祖父便把小叔“泽岐”的名字改成“泽福”，只留下“凤鸣”。祖母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她的死与日本鬼子有关。祖父家在帽儿山的时候，有天祖母坐在院子洗衣，日本飞机突袭，一颗炸弹在附近落下，爆炸声吓破了她的胆儿，从此一病不起，没多少日子，丢下还在吃奶的小叔走了。所以祖父一提起日本人，目中喷火，咬牙切齿，说是中国跟哪国友好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小日本！他见我扛着红缨枪上学，最爱说的是：“杀鬼子！”红缨枪的枪头是木头的，为了使它看上去像金属的，刷了一层银粉。这样的枪头，连稻草人都扎不透，别说是血肉之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