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1964～），浙江富阳人。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5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浙江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曾获第六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荣誉、第13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奖等。《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麦家《暗算》书影
麦家笔下的主人公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神秘的天才因身份特殊而游离于世俗生活的边缘，身负神圣使命和济世情怀踽踽而行，颇有些“独行侠”的意味。《解密》中的容金珍、《暗算》里的安在天、《人生海海》中的上校，莫不如此。某种意义上讲，麦家的小说世界确有几分江湖气息，相似的超现实场域、超人式的英雄人物、惊险跌宕的生死对决以及严肃而悲情的游戏之道等，作者以“说书人”的伪装复活了一个诡秘奇谲的传奇世界，塑造了一个个身怀绝技的英雄/侠士形象。这或许也是麦家留给读者的印象：特立独行，剑走偏锋。
用文字诠释孤独
真正的写作从来都是孤独的。对麦家而言，这种孤独似乎格外深彻。2008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斩获荣誉的同时也引来一些质疑之声，认为作品某些类型化的特征，与茅奖一贯秉持的严肃性似乎大相径庭。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如果没有看到小说关于人性、命运思考的深层意蕴以及作者的叙事追求，茅奖也不可能颁给《暗算》。但不得不说，麦家一直在误解与争议中负重前行，从《解密》《暗算》到《风声》，再到《人生海海》，他以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彰显自己作为严肃作家的创作意图与创作才华。写作曾经是麦家抵抗现实世界的方式，他曾经在访谈中坦言，幼时因为家庭身份问题受尽歧视与冷落，那时起就时常“陷入孤独的幻想世界”，先是日记，后来是小说，文字为他构建了一个“安全的桃花源”。如果说早年的孤独是他被动躲避外界敌意与不公的惟一方式，那么功成名就后的麦家依旧坚持“孤独和纯粹”的写作，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良心使然。
可以说，孤独成就了麦家的文字，而麦家又反过来用文字诠释了孤独。在麦家的小说世界中，主人公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固然同他们的身份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源自其内心执著的信念，这份执著让他们沉浸在理想世界中，甘愿画地为牢，同现实人生保持疏离之态。在这个意义上，麦家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反英雄的个人叙事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写。我们知道，孤独是现代文学反复表现的母题之一，现代人的孤独感深植于世界的异化与信仰的跌落，个人与世界之间横跨着被撕裂的鸿沟与深渊，就像加缪笔下那个备受争议的“局外人”默尔索，生命的热情已然消耗殆尽，尽管未曾向这个荒谬的世界屈服，惟一的抵抗方式却也只是近乎麻木不仁的冷静与超然而已。虽然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冷漠疏离的人生态度被西绪弗斯式的反抗所取代，但在他们竭力挽救人类尊严与幸福的行动中，曾经燃烧于古典神话、传统戏剧及浪漫主义文学中的那些形态各异的生命激情却已不复存在。这种缺失同样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英雄主义理想的落潮——当然，是在完成它批判式自省的神圣使命之后。麦家笔下的孤独更多的是因为过度执著的炽烈，就像《解密》中的数学天才容金珍，人生惟一的乐趣是将自己封闭在密码破译的思维殿堂之中，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还有《暗算》中的黄依依，纵使“701”的高墙重楼，也锁不住她恣意奔放的情感追求，而他们最终的毁灭，虽则回荡着命运的嗟叹，却也多少同灵魂深处那一团过度炙热的生命之火有关。这种深刻的孤独感清晰地映衬出当代文学长久以来黯淡了的理想主义光芒，从这个角度讲，麦家的写作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把故事演绎到极致
遗憾的是，“谍战小说”“特情小说”“类型文学”之类的标签遮蔽了大众对麦家作品价值的认知，大而化之地将其作品归到了类型小说的定式想象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麦家的创作轨迹，便不难发现作者在人性探索与叙事技巧方面一以贯之的用心。从《解密》到《暗算》，从《风声》到《风语》再到《刀尖》，面对外界的质疑与非议，他没有轻易放弃“特情”“谍战”这些充满争议的题材，而是选择在谍战和密码的世界中埋头深耕，以一种冷静精细又饱含力量的叙述姿态，反复去书写那些缜密的情热、疲惫的亢奋、隐秘的伟大，把所谓的“类型故事”演绎到极致。麦家几乎是用戏谑的方式回应了那些质疑之声。有人说他的作品只是类型文学，只是会讲故事，作者便索性继续讲故事，讲更精彩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传达自己对人性、对命运、对生活以及对文学的思索与洞见。麦家自己也说，写到《刀尖》，谍战题材已经几乎被他写到极致，情感及素材的积累也有了捉襟见肘之感，这是作品写到一定高度之后必然面临的困境。对一个类型作家而言，止步于此已然足矣，但麦家与类型作家的根本区别是，他从不满足于自我重复的写作状态。从《刀尖》到《人生海海》，麦家几乎是“十年磨一剑”，在全新的文学书写中华丽转身，从题材到人物甚至叙述时空与情感记忆，都突破了此前谍战故事的定式，展现了自己作为严肃作家的才华与实力，也再次证明了小说形式的可读性并不必然有悖于文学主题的深刻性。
以故事性为依托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这是麦家一贯秉持的写作原则。他不止一次强调，如果必须在故事、思想以及人物与语言之间做一个选择，自己一定选择前者，因为他坚信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即是“塑造人物、讲好故事”。可以说麦家的写作始于故事，却绝不止于故事。他对“故事”的坚持，往往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虽然本雅明将讲故事的“说书人”与凭空想象的“小说家”相区别，但在麦家这里两者却产生了微妙的融合。他的新作《人生海海》一改此前聚焦单一人物或单一故事的叙述方式，将不同时空的人物故事交织融合，以结构的起落去应和意义的波澜与声响。同样是一个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故事，即使选择全知全能的视角和更为简单的线性结构，从主人公出生写起，按成长的时间顺序铺陈叙事也丝毫不会减弱其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但作者却选择以第一人称来封锁叙事视角，刻意给整部作品的写作增加叙述难度。在游戏之中探索文学创作的门道与技巧，以期“玩出一种艺术手段”来，这种自觉的探求意识和“陌生化”的艺术追求是冒险，也是挑战，更是作家打磨写作技巧、塑造个性化叙事风格的必经之路。这条路麦家走得并不轻松，甚至有点孤独，但他用自己的努力向读者证明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故事性并不矛盾，而他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自我突破。写作之于麦家，似乎是一种严肃专注而又充满激情的游戏之道，以游戏精神编码智力游戏，与其说这是类型小说形式与严肃文学主旨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作者一个人的博弈，是他与自我的较量，我们从中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刻画与成全一种孤独、崇高、悲怆的精神力的执著。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家对写作本身的探索与坚持同其笔下人物的那种激情和孤独何其相似。
彰显类型小说的叙事张力
麦家以谍战小说丰富当代文学向度的创作实践，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末香港文坛关于武侠小说的争论。武侠小说作为娱乐化、商业化的通俗小说类型，其程式化的书写方式固然存在难以突破的局限，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否认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可能。面对评论界的质疑，金庸曾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对武侠小说寄予了乐观期待，他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发展初期都必然经历一个粗粝的阶段，作品的文学性有赖于创作者以自己的才华赋予作品本身深刻的内蕴以及精致圆融的形式技巧。古龙甚至指出，通过“汲取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武侠小说完全有可能再“创造出一种新的民族风格的文学”。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与革新者，金、古二人的小说体现了文学创作的自觉转变，而麦家对谍战小说的执著又何尝不是对前者的一种回应呢？相比武侠世界的虚幻与缥缈，谍战小说聚焦真实的历史时空与人性幽暗，因而更能准确地勾连个人传奇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一如所有严肃作家一样，麦家的写作姿态是一贯的，在如何写作以及通过写作传达什么的问题上，他始终保持着自己锲而不舍的追求。这些追求的边界或许模糊多变，但它的内核始终是明确清晰的，那就是人性的解码与追问。正是这种内在的品质，才使得麦家小说收获了海外的无数赞誉，使西方读者得以进入到遥远中国的历史空间，亦让当代文学在他者与自我的双向视域中实践建构性的书写，在世界文学的众声喧哗中发出中国作家的声音。
麦家小说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固然得益于包括翻译者、出版商和媒体等一系列非文本因素的市场运作，但归根到底离不开作品本身的价值。除了严肃的文学主旨以及圆熟的写作技巧等一般性的文本因素外，关键还在于麦家作品中东西方元素的共鸣。《解密》和《风声》的英译者米欧敏认为，麦家对西方侦探故事中解谜因素的借鉴令其作品具备了畅通无阻的“世界性元素”。如此一来，纵使小说涉及西方读者稍显陌生的历史背景，也不会感到阅读的滞涩。不可否认，麦家在很多作品中都巧妙地使用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尤其是《风声》，从小说对解谜过程、悬疑效果与逻辑推理等浓墨重彩的描述来看，它确实比麦家的其他作品都更接近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而故事的精彩程度即使同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者迪克森·卡尔笔下最经典的谜题相比也毫不逊色。但《风声》终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看似随意的行文中隐藏着一种“确定的风格类型”（克拉考尔语），包括作为核心叙事线索的真相推理与富于象征意义的人物塑造等等；而麦家作品却相反，在“谍战小说”“特情小说”“新智性小说”等诸多标签的背后，恰恰是类型的模糊与暧昧不明，这正是作者不拘一格跨界写作形成的艺术风格。
从《风声》到《人生海海》，麦家的小说以圆熟的叙事技巧打破类型书写的限制，借与之相悖的“真相不白”的结局，隐喻了类型文学的模糊性与可塑性，彰显了类型小说也可能具备的叙事张力。尽管麦家作品不乏侦探小说或悬疑小说的元素，但其内核却是纯文学的。其中既包含对历史话语的批判性思考，也表现出复活崇高英雄理想的悲悯精神。前者集中体现在早期的作品中，比如《风声》，小说以虚构的真相为“序言”进入历史真实的核心场域，在“东风”“西风”与“静风”的交互视角中以复调手法再现皮埃尔·诺拉所谓的历史的“记忆之场”，不仅隐喻了历史话语的不可靠，更以文类本身影射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后者则在《人生海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麦家一改此前对智力游戏以及间谍故事的偏重，将笔触投向乡村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在批判人性幽暗的同时又为“后英雄时代”信仰失落的现代人指出了一条精神出口，即坦然接受世事多变命运无常的事实，在对苦难的拥抱中学会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人生海海”，让人想起加缪《鼠疫》中所传达的反抗哲学：战争的爆发让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满怀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说家，从早期西绪弗斯式的“内心反抗”走向全面的“行动反抗”。面对世界的荒诞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反抗不仅是通往幸福的惟一方式，也是人类维护自身尊严的惟一方式。反抗的背后，则浸润着古典悲剧精神的底蕴。这种崇高的悲怆性无疑给麦家笔下那些看似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增加了几分历史的厚重与哲思的深沉。
由此可见，从战争密码到人性密码、从特情机构到乡村日常、从解构性批判到建构性反思，麦家拓展了纯文学的认知视域，为当代文学书写注入了新的生机。特别是《人生海海》的叙事张力，让我们看到了麦家作为严肃小说家的才华和用心，也惊叹于他自我突破的勇气以及坚守“说书人”本色的决心。总之，阅读麦家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他的故事看似一个回旋往复无懈可击的封闭圈，又仿佛只是某个宏大叙事链中小小的一环。当你在这个故事中同他告别时，不觉已经开始期待下一场的相遇。或许这是麦家之于当代文学的另一重意义，在反复的故事叙述中探寻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叙事链中自我衍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