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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言&唐静松:《日本我误解你了吗》

第三章 “慰安妇”

如果说,日本政府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虽然对于赔偿推三阻四,销毁工作也慢条斯理,但好歹认了,也总算处理了。可是,“慰安妇”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糟糕了。

根据《中国国防报》的报道,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境的东宁县,居住着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她们是李凤云、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当年在被强征到日军在我国构筑的东宁要塞作“慰安妇”时,她们受尽蹂躏。

东宁要塞坐落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境内,据县文物馆的领导介绍,“二战”时,侵华日军曾在这只有3.5万人的小县里屯驻关东军3个师团计13万人,从1933年至1945年建立了数百个现代化的军事工程,被日本人称为“永久的东方马其诺防线”。面对这么庞大的队伍,为了稳定军心,日本人便用火车运来了1000多名慰安妇。仅有据可查的当年东宁5镇就设有慰安所达39个。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些慰安妇也像谜一样地消失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1000多名慰安妇绝大多数隐姓埋名或客死异乡,即使活下来的年龄也都在75岁以上。

没想到的是,几位老人平静的晚年生活忽然被打破了。2001年8月上旬的一天,李凤云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其中的一名日本男人脸上强挤着笑容,叽里呱啦地和翻译说了一通。翻译说:“他是日本人,想来看看你们‘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日本人赶紧掏出了一叠钞票递给李凤云说:“只要你不再说过去给日本军人当过‘慰安妇’,这些钱就全是你的啦!”

李凤云听明白这个日本人是想收买自己,放弃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权利,愤怒地说:“日本鬼子给我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几辈子都忘不了。用钱就能堵住我的嘴吗?我活一天就要骂狗强盗一天。”

当年和李凤云一样曾在侵华日军东宁要塞遭受过蹂躏的“慰安妇”幸存者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近年也都有过类似的遭遇。

提起过去伤心的事情,池桂花老人早已泪流满面:“现在我忍不住伤心呀!可当时我在那些禽兽面前从没有掉过一滴泪!”

一个日本人问道:“听说你们每接待完一个日本兵,会得到金钱补偿。”“他们在说谎!你有母亲吗,你有妻子吗,你有女儿吗?去问问她们,给她们多少钱,她们愿意每天被好几十个日本兵糟蹋!”

有记者谨慎地问道:“池大妈,你想得到日本政府的金钱赔偿吗?”池桂花的情绪再一次激动起来:“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责,赔偿多少钱能换回我的尊严!日本一定要公开道歉,要把这段历史清清楚楚地写进他们的书本里,让他们的母亲和女儿看看日本侵略军当年的罪恶行径。”

然而,这条中国“慰安妇”的索赔之路,异常崎岖难行。

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唯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身不育。老人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老人对《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说:“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的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继续说,“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2001年4月,黑龙江东宁要塞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75岁的慰安妇幸存者艾香,当初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接受了《辽沈晚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

艾香的身世其实有点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从7岁时就开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劳作到15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后来,艾香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日本关东军。女人让艾香跟她去中国工厂,说顿顿可吃上大米饭,工钱也比家里这边多得多。到时,母亲和妹妹都可以接过去住。

不久,艾香别了母亲妹妹,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那个女人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这一年是1942年。火车开到了东宁要塞,在一处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两排盖着稻草的平房。每个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长,中间是走廊,两边有20多间小屋。到处是年轻的女孩子,每个平房里都有20多个18至20岁的女人。

艾香开始的工作就是烧开水,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烧10多炉水,后来她知道,这些水是慰安妇用来洗下身的。艾香还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站着排进进出出,从早上7点到凌晨两点。屋里,女人的惨叫声不断。

10多天后,艾香同样分到一间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里有一铺炕和一个放东西的柜子,柜子上面有一面镜子。一扇木门挨着走廊的方向,没有锁。老板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译),并把写有她名字的牌子挂在房间外,另一个牌子挂在柜台那里。前来寻欢的日本兵先向柜台点人,再拿着日本钱给她,她不认识上面写着什么,但每次是一张纸钞或一个铜板。她再拿着钱去老板那里换一个纸壳做的,上面写有“2”字的票。

第一次,进来一个日本兵,把她吓坏了,然后,一个接一个……还是处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说,每天达不到15个小票,老板和日本兵不让吃饭,还要打耳光、泼凉水、罚跪。

后来,艾香知道了自己这间慰安所叫“爱简所”,另一个叫“东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队等着,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个人,有时达到休克为止。

等得不耐烦了,日本兵们就用脚踢门,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时左右;军官从晚8时到次日晨2时,但只要有军人到,慰安妇就不能休息。慰安妇多数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断。艾香说,完成任务的慰安妇吃的是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过年时高粱米里掺一些大米,没有钱。没有完成任务的慰安妇饿得受不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日本兵发现后,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里打,边打边取笑。

每次慰安妇接待完了,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笑脸迎接下一个。否则,一经发现,就打得死去活来,还往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还得接客。对于生病的慰安妇是不给治的,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艾香说,她亲眼看着一个姐姐病死后被裹上自己的被子,由两个日本兵抬到山顶扔了下去。

慰安妇是跑不出去的,因为四面都是日本兵营,没有通行证就会被抓回来。

3年,1000多个日夜,艾香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自由、爱情、尊严,全都埋葬在这间慰安所里。

1945年的夏天,艾香发现这天早晨一个日本兵都没来。老板也没了,她和姐姐们走出去,发现天上是轰鸣的战斗机。她知道自己解放了。慰安妇四处逃生,艾香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生活下来。19岁时,艾香嫁给了当地一名24岁的小伙子,他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31岁时,艾香又找了一个老伴,1995年去世了。她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世,这段屈辱的人生经历始终深埋于心。

当记者把2001年2月日本右翼势力称“能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且收入稳定,也可以存钱,并非被迫从军,而是自愿且享有尊严”的言论说给艾香听时,她大声喊叫,并从炕上冲出屋去。这是老人气愤至极的表现。她不忍当着客人面发作,过了10多分钟,老人才回来,深深鞠躬,表示歉意,却仍是心绪难平。

日本是唯一一个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但对于那段历史,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律师康健回忆说。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在战争结束时,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有意地销毁档案,使得这个性奴隶制度的秘密被掩盖了半个世纪,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人们逐渐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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