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残忍心”
反对参拜，当然有反对的道理。靖国神社为什么要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这14人又曾经做过些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日本战后被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之一、前内阁总理大臣广田弘毅的孙子广田弘太郎曾经表示，靖国神社在1978年开始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前，并没有征求他们家族的意见，他和他的家族反对靖国神社祭祀广田弘毅。
日本共同社援引当年67岁的广田弘太郎的话说，“如果（靖国神社）询问，（我）就会拒绝。”他还说，“我不记得曾同意供奉，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祖父是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朝日新闻》也报道说，广田弘太郎在接受该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整个广田家族都从未同意靖国神社供奉广田弘毅的牌位。但靖国神社发言人告诉《朝日新闻》，虽然靖国神社曾与一些被供奉者的家属接触，但并没有规定必须要事先征得家属同意才能供奉死者。
广田弘毅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务大臣，1936年1月发表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1936年3月，他在日本右翼军人兵变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37年初下台，后又出任外相，参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1948年12月23日，身为战犯的广田弘毅在东京巢鸭监狱内被处以绞刑。广田弘毅是被处以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文官。1955年4月，日本政府向这7名甲级战犯的家属移交骨灰，只有广田家族拒绝接收。
广田弘毅共有6个子女，现在都已去世，长子就是广田弘太郎的父亲。目前，广田家的家庙设在广田弘毅的出生地福冈县，而家族把广田弘毅的牌位放在了镰仓的一座庙宇内，那里没有广田弘毅的骨灰，只有他的一缕头发。广田弘太郎说，他们家族也没有加入由二战战犯遗属组成的团体。“我祖父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战死者。我认为靖国神社和广田家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日本媒体还曾经披露，已故日本天皇裕仁在1988年一次讲话的笔录显示，裕仁曾对靖国神社从1978年开始祭祀甲级战犯一事非常不满，并明确表示，这就是他此后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
日本历史学家羽田也认为，广田家族明确反对靖国神社祭祀广田弘毅的表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二战结束前，靖国神社供奉的都是死于战场的军人，”他说，“这些甲级战犯可能自己都从未想过会被供奉在那里。对广田弘毅来说，这一点更加明确，他是一名外交人士，而非军人。”羽田认为，靖国神社时任宫司（负责人）松平永芳1978年把甲级战犯牌位移入靖国神社祭祀，可能是为了否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合法性。
那么，1978年10月17日其灵位被放进了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究竟是何等出身，生前又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军阀家庭。其父东条英教是一个从下级军官逐步晋升为陆军中将的军阀，甲午战争时期任日军大本营参谋，后任《日清战史》编纂部部长。日俄战争以后历任日军第八旅团旅团长、留守近卫第一旅团旅团长、朝鲜京城守备旅团旅团长；晚年从事兵学书编写，著有《战术麓之尘》等。
东条英机自幼受到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1899年9月至1904年5月，先后在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期间，经历了严格的军事化学习。东条学习成绩不算太好，打架却很厉害，从不服输，被别人称为“打架王东条”。同时，军事教官的“在战争中要勇冲猛杀，视死如归，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的“训示”对他影响很大。
1904年6月，东条升入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4月毕业时被授予陆军步兵少尉军衔，毕业前夕他带领第17期300名学员在皇宫振天府前宣誓：“要为天皇而死……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之后他来到中国东北，赶上日俄战争的尾声。
1911年至1915年，东条英机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陆军省副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课员、整备局动员课长等职，并坚决支持日本军部的右翼法西斯分子谋划、策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后，东条英机兼任陆军通讯学校研究部部员等职。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任职于参谋本部，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1935年9月，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来到中国东北，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治安肃正”活动，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6年12月，东条英机晋升为陆军中将。翌年3月，东条出任关东军参谋长。6月，东条上奏日军大本营，鼓吹“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七七事变后，东条英机率日军直扑察绥和晋北，侵占张家口、大同、集宁、绥远、包头等地，并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东条指挥的察哈尔作战，被称作“关东军的闪击战”，日本陆军部认为：“关东军的功勋，得力于东条参谋长。”东条也因此而获得日本政府的第一张“战功奖状”。
1938年5月，东条英机回国出任陆军次官，负责陆军省常务工作，兼任陆军航空部部长、航空总监。至1940年2月，东条就任临时军事参议官；7月就任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他担任陆军大臣后，即派遣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并参与提出建立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日本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和对满事务局总裁，授陆军大将衔。此前，他发表宣扬法西斯精神的“战阵训”，强调日军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应思为常事”。同年11月初，以东条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11月中旬，东条在临时议会发表战争演说，谴责英、美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号召国民节衣缩食，“一亿国民齐上阵”。临时议会根据东条的要求，通过了38亿日元的临时军费追加预算案。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根据东条英机的命令，陆续开始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及香港等地发动进攻。12月8日，美国、英国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2年5月，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政府，命令日军联合舰队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6月5日，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重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1艘、飞机400多架、兵员3500人。
1944年4月中旬，为加强中国日军与南洋日军的联系，东条英机命令在华日军执行“一号作战”手令，尽快打通横贯中国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这是东条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较大的攻势。同年7月18日，由于日本在与美国的海战中屡遭重创，在侵华战争中连遭失败，东条内阁被迫辞职，东条英机辞去日本首相、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职务，退出军政舞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2日，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自杀未遂，被捕入狱。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等罪行判处死刑；12月22日被执行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罪行的审判重点，放在九一八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上，东京审判期间出现了两次排队领旁听票的情况，一次是审判东条英机，一次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
当时被起诉的甲级战犯共28人，其中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正在押解途中，由于美国是“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受害国，因此美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列为头号甲级战犯，在指控日本战犯的全部55项罪行中，东条英机一个人就占了54项，此前，美国宪兵逮捕东条时，他曾用手枪自杀，他的辩护律师盐原时三郎对记者说，战败后东条深恐为外国拘捕，故手枪始终不离身旁，他让医生在心脏部位画一墨圈，洗澡后仍将墨圈画回原处。但东条那一枪打偏了，他被送进美国医院，美国大兵献血救了他一命，他醒后说，“我没朝自己脑袋开枪，是怕死后人们认不出我”。
中国的梅汝璈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战犯们的印象：“每个法官座上都摆了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座次排列的，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原，其余各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
作为九一八的另一名主谋，甲级战犯土肥原在法庭两年多的审讯中只说过一次话，当庭长问他是否承认有罪时，土肥原回答“主张无罪”，此后再不开口。
19世纪，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关：清末时期的青木宣纯机关、北洋政府时期的坂西利八郎机关和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贤二机关。
土肥原贤二，1891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关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共谋者，一手导演成立伪“满洲国”政权。
土肥原调到沈阳后几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时，土肥原正奉召到东京汇报东北情况。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贤二确为1931年沈阳事变的共谋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变发生时他虽然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2.土肥原被召回东京时，在报刊公开主张：“关于满洲一切悬案应从速解决，如有必要应以武力进行解决”。3.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长。4.土肥原是将逊帝溥仪由天津转移到东北的阴谋策划与实施者。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土肥原对九一八事变有“共谋侵略计划罪”而提出公诉，并认为罪证“均确凿无疑”。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提出在东北建立以逊帝溥仪为首的满蒙“五族共和”体制的日本傀儡政权。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他亲自赶赴天津，制造“便衣队”暴乱事件，乘机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东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导演下，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权很快成立，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下，日本从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资源，东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向华北扩张。与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于1933年再次充任沈阳特务机关长，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在他的策划下，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中国地方首脑进行拉拢，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但没有收到成效。于是，土肥原又开始寻找其他机会。
1935年5月，4名日本军人在察哈尔省由多伦经张北县沿途偷绘地图，到达张北时因无证件而被中国军队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为由向冀察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与之签订《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包括：
1.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
2.停止国民党在察哈尔的一切活动。
3.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4.取缔察哈尔省的排日机关及排日活动。
5.撤换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务机关进入北京后，继续策划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证，土肥原曾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进行密商，要求后者“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动下，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宣告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了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又鼓动主持华北军政的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土肥原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并安插了一些亲日分子充当委员。
1936年3月，土肥原奉调回国出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第14师团师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陆，之后在华北作战，一路杀向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直抵黄河渡口。因其进军迅速，被日本报纸称为是“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黄河进入陇海铁路向郑州方面进攻。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行进。土肥原部被洪水围困月余。黄河决堤造成中国人民数十万人死亡和1200余万人流离失所，日军的侵略是该事件的根本起因。
1938年6月，日本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1938年底汪精卫叛国出走后，日本改将汪作为统一中国伪政权的对象。
土肥原于1939年调任北满第五军司令官；1940年调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并出任陆军航空总监；1943年调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统辖日本驻马来亚的第29军、驻苏门达腊的第25军、驻爪哇的第16军和驻婆罗洲的日本守卫队；1945年调回东京任教育总监。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盟军逮捕，关入横滨刑事所。1948年11月，以“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反人道”等罪行，土肥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另外一名就是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对我国开始了大举侵略，所到之处都实行“三光”政策。到了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已经逼近六朝古都南京。日本侵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攻占上海时受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攻占上海后，松井石根在12月1日晚7时，向部队发出了攻占南京的命令。
此时的南京已有半数居民和侨民撤离，但还有几十万的居民和少数外侨留下。在外侨划定的国际安全区域内，设置了25个难民收容所。12月9日，松井石根命令部队向南京城内空投所谓的最后通牒，并声称：大战即将开始，若中国军队必欲抗战，则一切战争之恐怖将尽现于南京。12月12日下午5时，国民党南京守备部队的高级将领弃城逃跑，数十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却落入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
松井石根在入侵南京后，下令部队“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之后的六个星期，松井石根带领他的侵略部队在南京制造了一起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此外，令松井石根无以辩驳的证据是外国记者的相关报道：美国记者达丁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描述，“随着日军占领下关，出现了防守部队遭到集体屠杀的事件，尸体被混入沙袋中堆积起来，形成了6英尺高的小山。”
在国际安全区域里的25个难民收容所也没有逃过这场屠杀。里面的中国百姓许多人都被日本侵略军拖出难民营集体屠杀，众多妇女都被多次强奸。当时国际安全委员会的创立委员、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教授贝蒂斯在远东国际法庭上作证说：“在72小时内南京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埋葬军民死尸大约30000具……我曾目睹5次强奸事件，在金陵大学校舍内收容难民30000人，曾发生强奸事件数百次。”
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后，1938年3月松井石根复原回国，定居在日本东京以南的静冈县伊豆山。他竟然在伊豆山山腹烧制了一尊合十观音立像，烧制使用的泥土是从南京大场镇带回的红土。这座观音像还被起名为“兴亚观音像”。松井本人还对此像的含义作了解释，说：“此像容目温和，面向南京，体现了以此功德永远向怨亲平等、祈仰东亚之大光明之本意。”
距观音像不远处还建了一座观音堂，堂内祭坛正中设有一座观音坐像及一座立像，观音像前的木匣内摆放着记有松井部下战死者23104人的名册，两侧还立着两个牌位，写着“支那事变日本战殁者灵位”和“支那事变中华战殁者灵位”，以此表示对中日双方战死者的祭奠。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仍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模糊这场侵略战争的事实。但是在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松井石根还是不得不对自己的罪行一一供认。
在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死刑后，其“灵位”被放置在观音堂祭坛的突出位置，祭坛两侧还陈列出许多与松井十分有关的实物，俨然成为一个“松井纪念馆”，之后这里更是成为祭奠包括1068名甲、乙、丙级战犯在内的所谓“大东亚战争全体阵亡者”的场所，因此被一些日本人视为“小靖国神社”。
尽管松井石根视中国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但他自己却是一个害怕死亡的人。当他被宣判死刑时，竟然因过于害怕而险些摔倒在法庭上，在《侵华日军甲级战犯大结局》一书中，对松井石根此时的表现这样描述道：
松井石根听到自己被判为绞首刑后，顿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竟然在摘耳机时把眼镜也带了下来。他拾起眼镜，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并未破损后复又戴上，向法庭鞠了一躬，不想又脚底不稳，险些摔倒，幸亏站在他身后的美国宪兵拉了他一把。随后，宪兵像挟小鸡一般，将松井石根拖出了法庭。
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靖国神社将“成者王侯”与“败者盗寇”一起祭祀，确实显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人情味”（如祭祀叛乱而死的西乡隆盛）；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的意味发生了改变。
余杰认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他说：“我在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中看到的一切，绝非‘宗教自由’那么简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分析得更透彻，他认为：“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
事实上，在靖国神社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之前，日本政府和日本战死官兵亲属之间一直有较为强烈的对立感情。日本战死官兵的亲属，固然可以接受为天皇战死的说法，但日本人通常并不把天皇和政府看作一体，我家的人是被日本政府带去的却没有带回来，要找政府算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人得罪不得，但要讨好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日本政府就算有金山也无法填补他们的需要。这也是历届日本政府头疼的问题。
但是，靖国神社问题一出，日本政府的头疼就迎刃而解。由于亚洲邻国的反对，日本政府成功地获得了战死老兵家庭的支持，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双方站到了一条战线。按说，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占有绝对的道义优势，但是具体到日本每一个战死官兵的家庭，无论日军有怎样的罪恶，这些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人毕竟是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或父亲，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这些普通日本人无论是不是军国主义者都不会讲道义的。
于是，在日本国外的人认为靖国神社有甲级战犯在里面，日本人是要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的人则认为是外国人不让本国政府表达对于为自己战死者的尊敬和歉意，在这一轮的对抗中，日本政客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日本首相支持率不够高的时候去拜靖国神社，也就成了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