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领导核心。其实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虽然进了中央常委，有了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红军在军事上完成了拨乱反正。此时党中央的领导人仍然是博古，博古交权有一个过程，促成权力完成和平交接的人，正是周总理。

黎平会议是革命走向正轨的前奏

1934年12月，此时中央红军已经进行了两个月的长征。在这两个月的战斗中，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多道封锁线，并进行了血腥的湘江之战。当到达湘黔边界的黎平时，红军已由出发前的8.6万人减员到3万多人。

自第五次围剿以来，红军一直在失利，到达黎平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战士中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此时中央领导班子仍然是由博古为主导，毛主席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没有决策权，只有建议权。

接连不断的失利使得红军上下都在进行着反思，周总理作为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亦是如此。湘江一战后，在血的教训面前，博古和李德仍然主张进军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经过几次战斗，中央红军想要进军湘西目的已经被蒋介石识破。在进军湘西的路上，蒋介石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毛主席经过思考，看清了蒋介石的企图，他马上向中央建议转变进军方向，立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毛主席的建议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周总理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特别会议。

黎平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经过激烈的讨论，党中央终于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建议，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转向贵州发展。黎平会议是1931年的赣南会议后，毛主席的建议再次被中央所重视和采纳，也让广大指战员看到了革命重新走上正轨的希望。

“张王橘谈”确立舆论基调

黎平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向贵州进军。李德和博古虽然在黎平会议上表示赞同多数决议，但内心依然对进军湘西念念不忘。经过多次失败，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此时已经看清楚了李、博二人并非统兵之才。

如果让这两人继续执掌红军大权，那错误仍然有可能发生，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会继续陷入危险之中。中国革命急需要一位熟悉中国国情且有军事能力的统帅，换帅已经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934年12月20日，在黄平县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展开了一次意味深远的谈话。两人当时都有伤病，所以都在担架上躺着。他们让警卫员把他们的头靠在一起，忧心忡忡的两个人就这样谈起了当前的形势。

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行动的最后目的地，中央定了没有。张闻天摇摇头表示，当前没有一个确定的目的地。

张闻天接着表示，仗这么打下去还是不行，还是得叫毛主席出来主持工作，因为毛主席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得多。张闻天和王稼祥的谈话很快传了出去，在红军将领中不胫而走。许多红军指战员表示，确实要开个会，让毛主席出来指挥。

经过“张王橘谈”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人支持，不仅是因为张王二人的造势，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毛主席思想的正确性，因为无数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最符合中国实际，也最有效。

遵义会议前周总理临时改了议题

换帅自古以来都是大事，任何组织和政党做这种决定都是要慎之又慎。在红军占领遵义之后，中央一开始只是审查黎平会议所做的决定，并讨论红军在何处建立根据地。

随着迎回毛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毛主席和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经过协商讨论，为了让红军上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李、博二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必须认真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这才能让红军指战员认识到，不能让李德、博古等人继续指挥下去了。

随后张闻天起草了一份批判王明和博古等人“左”倾错误思想，这份报告在遵义会议上交由参会者讨论。周总理对这份报告十分赞赏，同意改变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作为主议题。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周总理才将会议主议题告诉博古，让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教训的总结报告。博古因为事前没和他商量改主议题的事情，起初显得很不情愿。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博古还是服从了中央常委的决定。

在参谋人员的帮助下，博古临时起草了一个主报告。在报告中，博古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了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认识，并把反围剿失败归结到敌人太强大等客观原因，但是在最后，博古还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并表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总理做了副报告，在报告中，周总理批评李、博二人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

随后毛主席和张闻天等人也做了批评“左”倾主义的发言，整个会议形成了正确的导向，遵义会议随后进展顺利，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撤销由周总理、博古、李德组成的“三人团”，博古和李德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无需笔者多言，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红军战士在信念和战斗力上远超国民党士兵，但是因为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大部分红军战士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白白牺牲在长征路上。

在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我改造，完成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

遵义会议后，博古仍然为党的领导人，但是因为被批评，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在随军行动的路上，博古的脸色是阴沉的，此时他的话明显减少了，饭量也减了不少。博古消极的状态，引起了中央常委的担忧。

在第一次撤出遵义之后，国民党部队发觉了对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在长江两岸严防死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计划只能暂时搁置。此时红军的目的地又陷入了未知的状态，大家对革命的未来又产生了迷茫。

当时处于战争状态，正是需要领袖稳定人心的时候，但此时博古的精神状态已经明显不适合领导党了。看到这种情况，张闻天找到几个中央常委，明确提出了要改换党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当时仍然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更换党的领导人需要共产国际同意才行。当时中共中央由于战争关系，和共产国际基本失去了联系，所以许多重大事务，只能让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探索解决。

“周博谈话”后政治分工问题解决

1935年2月，中央红军来到了云南扎西，在一个可以“鸡鸣三省”（这个村子位于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早上鸡叫了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故曰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周总理找到了博古，展开了一次十分深入且诚恳的谈话。

那天晚上，周总理并没有像遵义会议一样批评博古，也没有过多批评李德。周总理先是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接着表示：“自从长征以来，李德确实犯了许多错误，我们红军确实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都是军事策略上的问题。但是你不让大家讲话，反而包庇李德，大家憋了一肚子话，所以才会发展到在会议上集中批判你。”

博古虽然郁闷，但心里还是很认同周总理的话。

看到博古对自己所说并没有表示反对，周总理继续谈话，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

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让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周总理的话彻底解开了博古心里的结，也一扫从遵义会议以来的消极状态。第二天早上，博古就把党中央的印章和相关文件交给了中央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