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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对唐代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对唐代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

书面解释中,“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魏帝曹芳的“正始”时期,司马氏逐渐势大,他们代表的士人集团和曹魏宗亲集团的冲突就慢慢凸显。上层的士人、门阀也到了必须要站队的时候。高层文人大部分是曹魏门生或宗亲,不愿意出仕司马集团,但是又不得不面对司马氏的威压邀请。

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疯子文人、行为艺术家,如著名的“竹林七贤”。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崇尚的“魏晋风度”,当时那些高级文人都是逼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这些人嗑药、醉酒、滥交、裸奔,各种瞎胡闹,其实是故意作给司马集团看的。

司马氏上位前后,出于稳定局面想邀请这些高人出仕,结果一看都是疯子,只能不了了之。这些名士也得以避祸保命。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对唐代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

这正是魏、晋的过渡时期,所以后人称这些特立独行的名士风格为“魏晋风度”、“魏晋风流”,在不是很熟悉诗歌、文学发展史的人眼中,容易和“魏晋风骨”混淆起来,甚至和“汉魏风骨”相混淆。

“汉魏风骨”是陈子昂《修竹篇序》中提出的概念: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写文章的正道被抛弃,已经五百年了。汉魏风骨,晋和刘宋都没有传承到,但是有足够的文献可以体察前人的正道风格。

在陈子昂心里,晋朝之前的文章风格才是正道,而这个时期实际上是指两汉和曹魏时期的文学。两汉,文学(诗、文)掌握在上层知识分子手中,秉承《诗经》以降,文治天下的功用,诗文必然是以论治国之道为主,而相对的个人感情抒发作品都是从民间收集的乐府作品。

有目的创作的诗文,上层功用是国事,主要是言事,是朴实无华的。

而朴实无华的表达方式、内容丰满的主题叙述就是文章的正道。汉魏的诗文正是这种风格,才会被中国历代文人奉为圭臬。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对唐代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

而“魏晋风流”、“魏晋风度”虽然在诗文的文采修辞上更进一步,却正是“文章道弊”的开始,是魏晋南北朝整体诗风最终走入空洞浮华宫体诗的始作俑者。

这个时期的高层文人理想破灭,没有了经国济世、建功立业的想法,只求平平安安、隐居活命。思想决定风格,所以诗风就不再关注社会民生,而更多地开始进行个人追求——肉体追求和精神追求。

玄学由此诞生。

从“汉魏风骨”到“建安风骨”,再到“魏晋风度”,再到后来的“左思风力”,是经历了“建安时期”、“正始时期”、“太康时期”的不同时代政治权利变更倾轧之下的结果。

所以“魏晋风度”对唐诗的影响是有的,但实际上是有限的。

它的最主要作用是玄学思想发展,在诗风中形成“玄言诗”派,并且产生了“游仙诗”,进而产生“山水田园诗”这个流派——这都是从“竹林七贤”之首阮籍的隐晦、幽怨的诗风衍生而来。

玄学思想后期在北宋进化为理学的肥料,衍生的谶纬学于隋朝被当作祸国之术禁止,“魏晋风度”这种避世逍遥的行为和作风实际上在唐宋并没有起到楷模作用——家国之兴盛,个人功业的追求,远比那些离群隐居、标新立异、特立独行更加符合大众的逻辑思维和社会的进步需求。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对唐代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

无论是盛唐、文宋,只要社会趋于稳定,政治趋于清明,所谓“魏晋风度”都只是不得志官员的心理后花园,只要仕途上稍微有点起色,都不会有真正效法的行为。

“汉魏风骨”是文章正道,“魏晋风度”却是失意人生的自我慰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后来中国文人的处世方式,实际上就表明了对“魏晋风度”的叶公好龙。

决定唐诗内容意境的是“汉魏风骨”,决定唐诗平仄格律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四声八病”、“徐庾体”,乃至“齐梁体”——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和“魏晋风度”关系不大。

盛唐诗歌在形式上承袭并发展宫体,在写作上效仿两汉曹魏,融入大唐奋发向上的意象,终于成就了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盛世飞歌。

“魏晋风度”可以羡慕,可以追思,但是根本不值得提倡。

咱们千万不能读古书读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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