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民国文化圈可谓“神”一样的存在，拥有“中国文化革命之父”、中国传统哲学步入现代化进程第一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帜等等的美誉。
儒雅的胡适
他把自由民主挂在嘴边，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将美国吹嘘为完美无缺的“治国典范”，以至于高唱“美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因此，胡适也落得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称号。
但就是这样一位所谓自由民主独立的“斗士”，却存在明显的人格分裂特征，也就是他所宣扬的和他所实践的并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由的胡适，却是旧式的包办婚姻。
胡适所迎娶的是安徽旌德县名门望族之后的江东秀。细算起来，胡、江两家还有亲戚关系，胡适的姑婆是江东秀的舅母。这门亲上加亲的婚配，并没有事前征询胡适的意见，而是两家的老太太独断专行的结果。1903年，也就是在胡适13岁、江东秀14岁的时候两人订婚。
胡适与夫人江东秀
订婚后，胡适辗转上海读书、留学美国、到北大任教，直到1917年返回安徽老家，如约与发妻江东秀完婚。此时，27岁的胡适已经贵为北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新派文人，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文学改良刍议》。
可以肯定，胡适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下，已经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调，也做好了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准备。但就是这样一位中国第一号新派人物，依然迎娶了缠着小脚、比自己大1岁、只接受过私塾教育的江东秀，不能不说充满着滑稽与讽刺。
第二，独立的胡适，却成为蒋介石手中的“政治玩物”。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胡适创办了著名的《独立评论》杂志，大谈什么“少谈主义，多干实事”，并宣扬“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要保存独立说话的权利”，俨然一副独立知识分子的姿态。
胡适与蒋介石
但胡适还是打破了自己不涉政治、不入政界的誓言。抗战之初，胡适主张和谈，认为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因沉湎于“和平交涉”的迷梦中，一度和汪精卫、周佛海等政治人物搅和在一起，成为“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胡适的和平交涉全面落空，他又接受蒋介石的征召，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所谓的国民外交。1938年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真正踏入了政界。如果说胡适打破誓言出任驻美大使，有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的背景，急于向欧美国家申求援助情有可原。
胡适在美国
那么，胡适被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则更具戏剧性和讽刺。1948年，国民党政府准备召开“行宪国大”，选出“总统”、“副总统”后，再由“总统”提名“行政院长”，组成“行宪内阁”。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推选北大校长胡适作为“总统候选人”。
对于这份从天而降的推选，胡适刚开始半推半就，但当《中央日报》记者陆铿前去采访给他撰写“总统候选人”小传时，胡适很快入戏。当着陆铿的面，畅谈当选后的人事安排，他准备提名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院长。甚至快意的给秘书说到：“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言下之意，似乎“总统”已非他莫属。
然而，令胡适失望的是，就在他的“总统梦”渐入佳境时，却传来于右任等二百多位代表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消息。1948年4月6日闭幕的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正式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胡适的“总统梦”正式宣告落空。据说，胡适当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对于胡适提名“总统候选人”的闹剧，季羡林在文章中直言不讳的指出：“蒋介石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以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
胡适与蒋介石
所以，尽管胡适“不涉政治、不入政界”喊的震天响，但他实际上一直就深陷政治之中。
当然，胡适的这种人格分裂并非个例，而是民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文化怪象，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科举制度取消后，胡适等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的上升渠道。胡适等民国读书人自幼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梦想着通过参加科举进入上层。但在胡适14岁那年（1905年），科举正式废除。新的形势逼迫他们要和过去做个了断，但这种了断又往往是割不断剪还乱，传统教育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二是弱者心态接受西式教育，让胡适等人陷入对西方的迷梦。跳出传统的教育之后，胡适等人被派往欧美国家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眼花缭乱、新奇不已。他们也坚信，自己从欧美取得了治国理政的真经，回国后对现实政治有着强烈的“教师爷”心态。
三是国难日深，让胡适等人无所适从。可以说，胡适等人既有传统士大夫心态，又有西方独立知识分子的梦想。但在国难日深，民族危机渐趋严重的背景下，他们的士大夫冲动、知识分子的理想屡屡碰壁，不得不在现实中重新校准定位。显然，这是一个纠结、撕裂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艰辛和泪水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