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得志上将的回忆录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五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遭敌炮兵的火力突击，伤亡很大，现在想来，依然是十分痛心的。”
第五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史中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我军虽然给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以重大杀伤，但我方的损失也是令人扼腕伤心的。其中，我19兵团在突破临津江的战斗中，尤其令人痛心。权威战史更是为此定性：一次血的教训。
经过四次血腥的战役，我们英勇的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奋力搏杀，最终将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此历次战斗中，我军虽然屡战屡胜，但损耗极大，其中第四次战役损失了5.3万人，其中大多是军中骨干。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已然疲惫不堪、精疲力尽。
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杨得志的十九兵团以及陈赓的第三兵团作为二番入朝的作战部队，连同休整完毕的宋时轮第九兵团一起，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希望能够一举歼灭美军一到两个师，重创第8集团军，从而提前将美军赶下海。
在国内，十九兵团整训已久，同时还换上了刚刚从苏联运来的新装备，其火力与曾经的“万国牌”武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各师都成立了炮兵团、高炮营、无后坐力炮连、高射炮连以及美国人最忌惮的一二零迫击炮连，火力大大增强。
之前，我军以如此低劣兵器，都能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何况如今有了新装备？因此我军全军上下，都十分乐观，出现了速胜主义思潮。
三兵团、九兵团、十九兵团的主官们个个斗志高昂，求战心切。其中，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说：
“他们（联合国军）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伪军，还抵不上咱们的一个军区，不够咱一个淮海战役打的！我看把美国鬼子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有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撒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
与此同时，第一批入朝的老部队还给后来的部队介绍经验，说美国人的防御是鸡蛋壳，表皮硬，里面都是空的，一戳就破。
正所谓“骄兵必败”，危险往往就蕴藏在骄傲和自满之中。美国人绝不是傻瓜，他们也会总结和进步。在一次次的失败中，美国人也在寻找着志愿军的弱点，并尽力予以克服。
与之前几次战役相比，美军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不再会轻易地撤退。在前四次战役中，美军往往高估我军的火力，一旦后路被抄，就会惊慌失措，赶紧凭借自己的机械化优势仓皇撤退。然而在第四次战役的砥平里战役中，美军却利用由机枪、大炮、坦克组成的“环形防御”，阻挡住了我军如同潮水一般的进攻，取得了第一次胜利。
在美国战史中，将砥平里战役称为“第二次仁川登陆”。此战后，美军不再会像以往那样盲目撤退。因为美军逐渐明白，以志愿军的火力，还不足以击破自己的“环形防御”。志愿军虽然穿插非常迅猛、一往无前，但是美军只要缩成“铁乌龟”，志愿军也没什么办法。
在第五次战役中，美军第二大变化，就是大大加强了火力。根据美军军史，他们认为前三次战役，美军之所以面临不利局面，很大程度是因为缺乏弹药。在我们看来，这个说法是匪夷所思的。即使在前三次战役中，美军所施放的弹药，也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正所谓“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前三次战役所打出弹药，不过只是美国强大工业实力的冰山一角。在第五次战役中，美国兵工厂开始发挥其实力，大批量的弹药不断输往朝鲜。与此同时，美军还调集大量参与过二战的老兵奔赴朝鲜，其中包括大量经验丰富的野战炮兵。一时间，美军的火力再次上了一个台阶。
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是一个老派的旧军人。此人行事果敢，特别擅长发挥远程大炮的火力优势。他强调不计成本地使用火炮，在防御中要以钢铁和火力屏障进行战斗，不得牺牲人员。因此，范弗利特所释放的弹药量，往往超过常规的五倍，因此也被称为“范弗利特的弹药量”。
为了尽量发挥火力，范弗利特在纵深布置大量远程火炮。与此同时，他还一改美军只在交通要道上作战的特点，将大炮搬上了高地，希望利用这些大炮迟滞我军的快速迂回。
对于美军的这些变化，我们知之甚少，仍旧按以往的战术与美军交战。因此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吃了大亏。
1951年4月22日晚，那是一个清朗的月圆之夜。随着一声声嘹亮的军号，第五次战役打响，数十万志愿军从隐蔽处一跃而起，在数千门火炮的支援下，向“联合国军”发动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攻势。
左翼的宋时轮兵团一马当先，一路打穿了东线敌军阵地，一天南进三十公里，歼灭了韩国第六师和美军二十四师一部。中央的王近山兵团嵌入敌军纵深，分割了东西两线敌军的联系。
而杨得志的十九兵团则奋勇前进，全歼英军著名的、历史悠久的格罗斯特营。但是就在作战形势一片乐观之时，悲剧却发生了。
十九兵团由63军、64军、65军三个军组成，其中63军在直插雪马里，痛歼英军29旅。而64军则被彭德怀分配以强渡临津江，然后以勇猛动作直插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击援敌的重大任务。如果完不成穿插任务，敌人便会节节抵抗，退到汉江以南，这样志愿军就必须再次渡江作战，加大战役的困难。
军令如山，彭德怀的口气相当严厉，杨得志自然也不敢怠慢，于是立即派遣部队进行突击。至23日4时，64军进展还算顺利，他们击溃了南韩第一师的守备部队，共有第191、第192师四个团的部队渡过了临津江。在攻占长坡里、高士洞后，于江南弥陀寺以北地区，被韩国第一师所阻。
23日15时，64军依然没能突破防线。后方的杨得志心急如焚，立即发电：
“虽胜利完成第一步渡江任务，但断敌退路尚远，望各部今晚必须排除一切困难，插议政府，占领预定目标。”
由于久攻不下，64军不得不于当日18时投入预备队190师。但是血战到第二天凌晨4点40分，190师也受阻于麻山里、东文里一线，未能突破敌军阵地。仅有一个营和一个侦查支队穿插到议政府地区，但是主力部队却迟迟无法接应。
要知道，前方敌人主力不过是南韩军队。南韩第一师虽然号称王牌，却多次败在我军手上，是不可不扣的手下败将。64军，为何不能突破手下败将的防御呢？
事实上，64军之所以受阻根本不是因为南韩第一师，而且位于纵深地带的美军炮兵以及犹如苍蝇一般，不断飞临临津江上空的美军航空兵。在他们的阻碍下64军的炮兵在阻挡在临津江以北。缺乏重火力，64军仅凭血肉之躯，是难以撼动敌人据点的。
就在这时，65军后续部队的到来，又让64军的窘境雪上加霜。当时65军的两个师渡过临津江，准备会同63军一起全歼英军29旅。然而由于64军前进受阻，使得65军的两个师和64军主力撞了车。
结果，5个师的6万志愿军，被敌人死死压制在临津江以南2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人员拥挤在一起，无处可躲，正好给了美军纵深炮兵发挥的空间。
就这样，敌人炮兵、航空兵向拥挤的人群发射、扔下了数之不尽的炸弹和燃烧弹。整整两天两夜，美国人以惊人的火力荼毒着我军，志愿军战士死伤枕藉，扑面了临津江南岸。
见此情形，杨得志心急如焚，他下达电令：
“我军主力已停于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不坚决攻击等于死亡……六十四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会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
杨得志的措辞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他关心着战士，担心着他们的安危，希望他们能死里求生，从敌人炮火中杀开一条血路。然而可惜的是，精神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武器装备差距过于悬殊，也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而革命纪律制裁，也绝不会让敌人的炮火减弱哪怕一分。
根据美军战史记载，汉城方向的防御极为坚固，敌人每个连平均一个小时发射3666发炮弹，平均每门炮发射600发，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美国人在战史中得意洋洋地宣称：
“在战线前方特别是汉城北侧和沿北汉江一带，估计有大约几万具中朝军队的尸体悲惨地横卧在那里。”
此战中，64军、65军伤亡惨重，我所查阅的所有军史，都没有披露此战详细的伤亡人数，都只是用了“伤亡惨重”“重大牺牲”等字眼。而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我军在临津江伤亡一万多人，这是多么惨痛的损失啊！
因此权威军史给这次战斗下了一个判断：“这是血的教训！”
虽然伤亡惨重，但是志愿军的战士们并没有放弃抗争，他们依然舍生忘死地奋战着。在九天的时间里，我军还是突破了敌军的防线，推进了50公里。然而此时，我军弹药和补给品已接近枯竭，战士们的疲劳程度已经难以想象。
而敌军呢？他们各自采取环形防御的策略，我军虽然能将其包围，但始终无法将之消灭。到了白天，这些被围的敌军就在炮火和航空兵的支援下突出重围。虽然会遭受很大损失，但始终无法成建制歼灭敌人。原本，彭德怀希望能歼灭1到2个美国师，但最后发现，连一个建制团也无法全歼。
其后，美军有秩序地退到汉城附近，并不准备继续后退了。随后，范弗利特在汉城的三个方向，布置了毁灭性的火力，就等着我军往里面钻。然而好在彭德怀看出了李奇微和范弗利特的把戏，提前结束了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
“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情况判断。”在第五次战役发动之前，我军连战连捷，对美军产生了轻视的心理，认为他们是少爷兵，甚至以为现有的火力，就是他们的极限。然而美军凭借其深不可测的工业实力，及时改变了战法，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战术，很大程度克制了我军的穿插和迂回战术。对于此，我军并不了解。因此64军和65军在像往常一样执行穿插任务时，遭遇了重大损失。
第五次战役的惨烈，让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等指挥者充分意识到，美军并非易与的对手。与美国将有一场长期的战争要打。与此同时，杨得志痛定思痛，很快便总结和制定出破解“范弗利特弹药量”的方法。
在美军惊人的炮火下，两米深的交通壕照样被填平，正面无论怎么修工事，都会被击毁。后来杨得志在视察65军阵地时，发现反斜面坑道可以有效抵御美军的炮弹。
因此在杨得志的亲自策划下，19兵团开始推广反斜面坑道，专找炮火的死角。在后来的夏季防御战中，范弗利特的猛烈火力失去了魔力。2个月的时间里，范弗利特打出780万发炮弹，却依然无法撼动我军阵地。根据统计，敌人花费660发炮弹，才能杀伤我军一人。即使美国再财大气粗，也经不住这样的消耗。
此后，杨得志的坑道战术推广到全军，最终成为克制美军火力、最终战而胜之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