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四维
从英国本意来说的话，他们是一辈子都不想和中国讨论香港地位问题的，可能的话，最好能永远把香港留在手中。这一点，其实早在二战末期的开罗会议上就有所表现，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强硬表示：香港是英国领土，不容谈判，使得国民政府收回香港的希望成为泡影。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新界租约到期问题，使得香港主权问题再度被提出。此时沧海桑田，英国已经不是丘吉尔强硬的大英帝国，中国也不是当年软弱的国民政府了。
占香港总面积90%以上的新界，是根据1898年6月9日英国和清政府在北京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英帝国主义攫取了中国固有领土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基础上，强行租借的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周围的235个岛屿的广大地区。条约租期99年，将于1997年到期。因此，当时港英当局就面临着一个窘境：按法理，新界将在1997年产生管辖权变动，因此所有在新界规划的跨越97年的长期项目都受到影响。因此，英国迫切希望就此问题和中方联系，争取获得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而麦理浩也正是带着这一使命来到北京探听风声。
3月29日上午，麦理浩和邓小平正式会晤。在此次会晤中，麦理浩迂回进攻，闭口不谈实质问题，而是用商务事务来掩盖真实意图，提出为了保证香港繁荣，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反对港英政府批准跨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让新界的地契由原来年限规定改为“本地契在英国王管制此地区期间内有效”，借以模糊主权问题，从而事实上达成英国管辖的事实。
作为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政治家，邓小平一眼看穿了英国人的这些小心机，针锋相对，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这个政策是什么？麦理浩或许还有点懵懂，但邓小平随即以更明确的方式将中方政策告诉给了英方。1981年4月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除了重申对麦理浩的讲话之外，还特意向其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及将要公布对台工作方针要点，建议英方研究中方对台新政策且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
至此，邓小平就已经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简称“一国两制”）政策的雏形，完整地给英方勾勒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