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从不奖励诗人人间的东西

鹰之

　　
　　贾平凹先生说，任何事情做久了，神就上了身。但是你无论怎么优秀，神却从不奖励你随心所欲的物质生活，否则被喻作诗神的屈原便不会抱着石头沉江，诗仙太白也不会抑郁不得志中捞月而逝，词仙东坡更不会颠沛流离客死他乡，杜子美、李清照、柳永等等，皆坎坎坷坷困厄一生，试问还有比他们对诗歌更真诚、更执着、更努力的吗？那么，神到底奖励诗人什么？他只能奖励你一颗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诗心，可以令你诗思泉涌妙笔生花，可以令你笔墨惊天地，诗成泣鬼神，但绝不会奖励你成传说中的黄金屋、颜如玉，甚至连区区一个获奖证书也不一定舍得给你。“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是属于人间的另一门学问——儒家的官场厚黑学的，真正深谙此道者往往不懂诗。
　　
　　而且，神是比较抠门的，这颗七窍玲珑的“诗心”绝不会轻易就给你的，你还要通过他对你实施的重重考验方能赐予，大多数人就倒在“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大门口，终生不得其门而入。那么，神究竟考验诗人什么？无非“耐磨”、“耐折”、“耐负”“耐寂寞”。
　　
　　耐磨——生活怎么磨损，都是个“新人”。
　　
　　所谓“耐磨”就是对坎坷的生活磨难耐受与提炼的能力，你总能在平凡的生活履历中每天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无论生活如何磨损你，你都是个“新人”，用一个“新生儿”的眼光看世界。这个提炼能力就是思的能力，众所周知，诗歌是来自于情感体验，一个诗人的情感体验越丰富就越诗思澎湃，否则天赋再高的诗人也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也是山林幽居的和尚道士罕有诗歌大家存在的根本原因。但情感体验只是诗歌的原材料，并非情感体验越丰富就必然成为诗人，否则情感阅历更丰富的戏子、嫖客、妓女都会成为诗坛大家。诗是诗人把情感阅历冶炼之后的析出物、结晶体，或者说是情化为了思，否则人人有情，都差不多，直接说出来，只能属于街头巷尾的说唱文化，朗诵诗，如何才能确立诗歌艺术领域自己独特的识别性呢？
　　
　　近些年，我们从西方学来的一个词“拒绝抒情”，其真正内涵是拒绝把情感直接说出来，并非就是拒绝写抒情诗，而是把消化后的结晶物呈现出来，字面上很少见到抒情词。古往今来，最好的抒情诗都是化情为思后的“沉淀物”，比如“两情越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李商隐《无题》）”；“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这些都不是情字本身，而是由情字转化、沉淀出来的思。
　　
　　诗人永不止息的思考力就是“耐磨力”，科学家用物质器皿做科学实验，诗人用情感体验做诗歌实验，他们的成果都是相同的，都是一种人间发明——“思”的结晶体。
　　
　　
　　耐折——经得起四处碰壁的一根筋。
　　
　　曾国藩说，能受气，方成器，但这句话用到诗人身上刚好相反，不受气，方成器，诗人中的大器和政客、商人中的大器不是一码事，擅受气的张良、韩信都不会写诗，不愿意受气的太白成了大诗人。如果非要给诗人找一个反义词，那就是“商人”，一个是百折不回的“一根筋”，一个是圆滑世故的“老滑头”，当然这与人品、人格无关（商人中的大善人、爱国者也不少），而是专门形容他们适应社会的某些不同表现形式，前者往往在社会实践中四处碰壁，后者则如鱼得水。因此，诗人面对社会挫折的“耐折”和商人截然不同，前者既是折断千百次，仍然不变形，还是直来直去的“一根筋”，后者的“耐折”可能是“变形金刚”，一折便弯曲变形旁逸斜出，总能在不同的社会潮流之中游刃有余，前者可能在同一地方跌倒一千次，后者可能跌倒一次便成了“跨栏高手”。比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既反对代表“左派”的王安石，又不迁就代表“右派”的司马光，结果为两派所不容，其实他只需稍微圆滑一点，籍着太后恩宠可轻松位极人臣。我们不妨查点一下古往今来的优秀诗人，可能连一个圆滑世故者都很难找到，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李清照等等莫不如是，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诗人这种行当，就必须是这种宁折不弯的一根筋性格吧。
　　
　　所谓诗人的“耐折”能力，就是折断一次，还能做好再继续折断下一次的准备，坚持自己的信念与主张永不动摇，否则又怎么有一腔不平之气，一肚子不合时宜？又怎么大怒出诗人？真要修炼成老奸巨猾的老油条，诗歌可能早就与他说拜拜了。
　　
　　“耐磨”和“耐折”是一个诗人的一体两面，只有两者兼备才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这么说吧，在写作生涯中，诗人必须是个推着巨石上山的西绪佛斯，对已知的事情频繁感到好奇，仿佛那块石头每天都不一样，而在社会实践中，他又应该是个唐吉歌德，多一点善良，少一点麻木，少一点精明，多一点敦厚，有时不妨带点傻气。
　　
　　耐负——做一个杞人忧天者。
　　
　　尽管不排除诗人中有少数高官、政客、富豪，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过不论诗人中的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能流传于世的的诗歌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像上帝那样思考过，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般的郑重其事，似乎宇宙兴衰的重任就扛在他们肩上，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天生的“杞人忧天者”。我曾说过，一个时代的诗歌史，往往在言世界观中走向高潮，在言人生观中滑向低谷，比如，言世界观的朦胧诗一代，取得了万众响应的辉煌，而言人生观的新生代，则把诗歌带到了人气罕至的羊肠小路，日常反而没有高深莫测读者众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可能多少年之后，当一代人又在吟咏他们的世界观时，诗歌的高潮又回来了。
　　
　　不管你承认与否，诗的本质就是一种世界观，这不是说我们是在以世界观为题写作，而是说，只要我们诗歌中的所思所想能产生普遍性启示时，它们便自然而然成了一种世界观。因此，即便你只是一个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小人物，并不妨碍你位卑未敢忘忧国，将天地万物系于肩头，诗歌阻止不了战争、经济危机，阻止不了地震，洪涝灾害，也改变不了人间的人情冷暖，生老病死，但因为它们在你心中，天下人便成了你诗歌的读者。
　　
　　大诗人与小诗人的区别就是“耐负”的区别，大诗人所关心的事就是神所关心的事，神所关心的事，就是众人祈祷的事，就是大诗。
　　
　　耐寂寞——好诗的第一个读者都是上帝。
　　
　　诗人的寂寞与他的作品是成正比的，他的作品比同时代跨越的越远，不被理解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现代诗身上体现的更突出，比如，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等等，都是死后几十年方被世人承认。因为古诗词属于情志诉求，诗人与诗人的差距更多体现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炼字炼句上，大多与思想无关，好诗大家一般都看得见，不被看见的原因多与传播渠道闭塞有关，比如陶渊明、杜甫等等。能与时代同步的都是离大众文化比较近的轻浅诗歌，比如徐志摩、席慕蓉、汪国真等等，这并非说他们的文本不好，而是说，他们的好只是建立在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层面，与以思想、意蕴论高下的诗歌艺术不是同一层面的。
　　
　　当前中国优秀诗人要必须耐受寂寞，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当前诗歌话语权机构发展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若把诗歌鉴赏分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当前中国诗歌评介结构正好处在“否定”阶段，还在以词语陌生化论高下的皮毛阶段，距离挖掘文本背后的思想意蕴，尚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我们的教科书和某些大众载体，对新诗的认知，可能尚在白话新诗刚刚发芽的胡适年代。　　

当你真正具备了这四种耐受品质，说明你已经通过了神的四重考验，可能他已经上身了，你还没感知到罢了。不过，你不要因此而沾沾自喜，接下来你的现实生活不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变得更糟：诗歌关系户照样得大奖，把诗歌当学术制品的教授照样当评委，诗歌活动家、暴发户们们照样闭门封王封神，大众媒体依旧讨论着西方200年前讨论过的话题，不写诗的著名学者依旧在那对诗人谆谆教诲……

　　一切看起来依旧那样美好，那样热闹，但这一切都与神无关，与真正的诗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