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可以说，近二十年来，诗歌圈只捧红了两个人，一个是近年来大红大紫的余秀华，另一个便是打工诗人郑小琼。余秀华因身体原因而被赋予了更多的个人标志，她的出现代表了女性个体意识的深层觉醒。每当我们提到余秀华，总会不自禁地想到：农村、中年、残疾、婚姻……等与个体幸福指数相关的词语。而与余秀华不同的是，郑小琼更大程度上表现了一种集体的困境，她代表了特殊年代一大部分人在相似的境遇下的呼吸、挣扎、抗争与哀叹……本刊选取了3个不同时期的新闻报道，重新再走入她的“诗、生活”。

郑小琼，生于1980年，四川南充人，2001年南下广东打工。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独立》《活塞》等。有作品译成德、英、法、日、韩、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语种。出版诗集《女工记》《玫瑰庄园》《黄麻岭》《郑小琼诗选》《纯种植物》《人行天桥》等十二部。曾参加柏林诗歌节、鹿特丹诗歌节、土耳其亚洲诗歌节、不莱梅诗歌节、法国“诗歌之春”、新加坡国际移民艺术节等国际诗歌节，其诗歌多次被国外艺朮家谱成不同形式的音乐、戏剧在美国、德国等国家上演。获得“利群*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与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

郑小琼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

作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郑廷鑫李劼婧发自东莞2007-06-18

我一直在计算，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人民文学》专门为郑小琼开了作品研讨会

见到郑小琼，颇费几番周折。
　　记者到达东莞南城客运站，郑小琼告知：“我今天要去送货，在长安镇。”
　　车到长安已是中午。再去电，得知她接下来要去涌头工业区。
　　到了涌头工业区，太阳曝晒，仍然不见人影。后来终于见到了，这个人民文学奖本年度“新浪潮”散文奖的得主一脸歉意：“上午忙着到处送货，还要赶到朋友那边拿信。我没有固定的住址，信件都是寄到朋友那，我一个月再去拿一次。”
　　以前在厂里，她的信经常被扣留。每个月要扣她几十块钱才能把信拿走。“一封信要我交一块多，每个月扣四五十块，我一个月就赚几百块，都是血汗钱，心痛死了。”所以，只好让朋友代为收信。
　　几十封沉甸甸的信，大都是各地的文学刊物寄来的，还有一些读者的信，当然还有汇款。
　　于是一起到邮局。却被告知无法取款：汇款单上写的是朋友转交给郑小琼，必须有朋友的身份证和签名。她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却已经出差去了。

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
在没来东莞打工之前，郑小琼是四川南充乡下诊所的一个小医士。
　　1996年，当她考上南充卫校的时候，还是家里的骄傲。“在那个年代，考上卫校，毕业后分配到某个医院，就意味着端起了铁饭碗，吃上了公家饭。”她带着村里人羡慕的眼光，和家里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上学的决心，来到了卫校。
　　四年毕业后，学校不再包分配了，郑小琼来到了一家乡村诊所。
诊所的经历，她一直都拒绝回忆，因为那是个梦魇。乡村诊所说到底就是个性病医院，“那些地方太黑了，根本就　　根本就是骗人的，一点效果都没有，害人啊。我真的看不下去，良心不安啊。”
　　“上学时，我一个月要用两三百，一年学费要两三千，上学欠的那么多钱怎么还？更别提回报父母了！”于是，她不顾家里人反对，南下打工。
　　“那时候找工作挺难的，要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更难。招两三个人，就有两百多人排队。先让你跑步，还要做仰卧起坐啊，看看你体力怎么样。人都没有尊严了，反正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进去的话，又要收押金，先交一两百块，制服费。”打工多年，见过无数不平事的郑小琼讲起这些，还有些忿忿不平。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先在一个模具厂工作，没做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
　　不断转厂换工作的后果，就是生活更加地艰难。“当你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叫可怕。”但恐慌之后，生活还得继续，继续挨饿，饿过一顿是一顿。
　　挨饿之外，暂住证成了郑小琼的另一个梦魇。“有时候老乡把你反锁在出租屋里，查房的就猛敲铁皮房门，看你在不在，外面又下着雨……有些家里带着小孩，‘哇’地一声就吓得哭起来……特别是他那个手电筒‘刷’地一下照着你，那种感觉……”
　　工厂没有任何休息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饶是如此，她在家具厂上了一个月班后，月底结算的时候又一次让她彻底地心寒了：工资卡上的数字是284元。
　　几番辗转，郑小琼来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进了一家五金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冰冷而残酷的，但对她来说，这是一座火山，让她喷发出无尽的灵感。
　　工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一个员工一周只允许出厂门三次，用于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办理私事。有一次老乡来看望她，在门口等了半天，等到她下班，因为那周她已经出去了三次，两个人只能站在铁门的两侧，说上几句话。
　　在这个封闭得类似于监狱的环境里，她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五点四十五分下班，六点半加班，一直到九点半下班。每月五号左右，领一千块左右的工资。加班费倒是有，一个小时一块钱。很多工人会争着要加班，为了三个小时三块钱的加班费而争执起来。
　　在郑小琼看来，“这是挺好的工作了”。她一呆就是四年，在流水线干了两年后，又到办公室做文员。
　　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人都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轧孔，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取下再摆，不断地重复。每天要将一两斤重的铁片起起落落一万多次，第一个月手就磨烂了。等到你的手磨掉了一层皮，长出老茧之后，便开始能适应这种生活。
　　流水线上，没有我，只有们，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种工具。这是郑小琼在东莞最为辛苦的一段日子。在那里，没人知道她叫郑小琼，人们只会说：“哎，245号。”
　　后来，她在自己一篇名为《流水线》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段经历。虽然已经时过境迁，语言中的愤懑与辛酸却是无法掩盖的：
　　作为个体的我们在流水线样的现实中是多么柔软而脆弱，这种敏感是我们痛觉的原点，它们一点一点地扩散，充满了我的内心，在内心深处叫喊着，反抗着，我内心因流水线的奴役感到耻辱，但是我却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剩下的是一种个人尊严的损伤，在长期的损伤中麻木下去，在麻木中我们渐渐习惯了，在习惯中我渐渐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我渐渐成为了流水线的一部分。

写诗能赚多少钱？
还是在流水线上。有个工友在打轧的时候，手上动作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打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还在继续做事。然后就奇怪，这怎么有血呀？一看只有一个指甲盖在流水线上，其它部分都压成了肉酱，看不到了。
　　工友看着自己的手，等了会，血一下子喷出来了。她按住手，走到郑小琼面前，缓缓地说：手砸了。
　　郑小琼急了，赶紧去找老板。老板说：哦？严不严重？那就去找厂里的采购吧，坐他的摩托车去医院。
采购在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老板的车就在旁边，但他看到工人流血的手，肯定会弄脏自己的车，又面无表情地摇摇头，让她们继续等采购回来。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血已经在地上摊成一大片。采购终于回来了，受伤的人却不愿意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点钱。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块的赔偿，不走运的时候，老板都没有赔，就从保险里面给，还要扣掉医药费。
　　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住了，彻骨的疼痛却止不住。半夜睡觉时，她一再地痛醒，喊痛的呻吟又吵醒了其他工友。
　　后来，断指的故事被郑小琼一再提起。她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一个拇指盖，但也足够痛彻心扉。
　　在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后，站在领奖台上，她又一次讲起了断指，断指和她的写作：
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
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在家具厂做仓管的时候，郑小琼每天守在很大很凌乱的仓库里，等待有人来领胶布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枯坐在办公桌前。于是她会偷偷地翻看厂里的书和报刊。
　　在一些打工者的刊物上，看到别人写的诗歌，她觉得有些奇怪：写这些东西有什么困难嘛，我也能写。就是在这里，她偷偷地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诗，然后寄给了一家镇报，居然发表了。在那之前，她对诗歌一点也不了解。在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来了。
　　写作都在一个前提下进行：偷偷地。如果被人发现她在上班的时间写作，后果就是罚钱。但写诗的激情总归战胜罚款的忧虑。她在小纸片上，这里写几句那里写几句，回到宿舍再整理起来。因此，曾被人称为“地下党”。
　　有一天郑小琼突然心血来潮，想跟同住的老乡说说自己写的东西，“正当我很有激情要跟她说这些的时候，她突然就埋下头，不是擦擦鞋，就是整理一下被子，弄一下衣服……虽然也没有离开，但是……你就觉得这样真的很没意思，就不想说了。”
　　她一直偷偷把诗写在工厂的合格纸上，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因为居无定所，转厂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带不走，扔掉了。

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几年的时间，郑小琼把自己的打工生活都写成诗歌。写诗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名声。随着她的诗歌在各种文学媒体上频频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也获得了“打工诗人”的称呼。
　　但到现在，郑小琼仍然认为，自己“还不明白什么是诗歌的体例”，自己只是在记录一些来自内心的感受，没有经过过多的雕琢，连错别字都没改。
　　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她的诗歌“过于粗糙，堆砌太多”，“写诗还处于无意识状态，宣泄的成分多一些”。
但更多的人，却被她诗歌的大气和对苦难生活的描写所震撼。评论家惊叹，“来自底层的真切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描述，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倍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所有这些评价都很难与记者面前这个郑小琼联系在一起。她看上去柔弱，腼腆而害羞，说话不多，脸上总是漾着笑意。
　　“也许你无法想象，打工这么多年，我不敢回家。”因为工资低，郑小琼“到了结婚的年龄，仍身无分文”，也没寄过多少钱回家：“我现在都不敢去流浪，要是流浪一年的话，所有的亲戚都不相信你了，因为你没钱了要去他们那边借……”
　　今年上半年，转做业务的郑小琼一单没成，还倒贴了三千块。得到的一万块人民文学奖金，只是让她可以缓一口气。
　　2007年，郑小琼终于回到阔别七年的家乡，却发现“完全没有家乡的感觉，故乡只能是笔下的故乡了”。
“家里都是一些老人孩子，盼着打工的人拿回去更多的钱。萧条的街上没什么人，小时候的玩伴一个都没有了，出来那么久已经完全改变了。
　　“等我写完这个南方系列，也可能我就不再写，或者不在这个城市了，人生总是有很多可能的。”
　　仍然奔波于东莞大街小巷的郑小琼，一边祈愿写作的人要“正常一点，良善一点，平静一点，谦和一点”，一边希望“打工的人，大家都越来越好”。

郑小琼：在诗人与打工妹之间

南方周末实习生成希潘晓凌发自东莞2008-04-04

郑小琼与诗友结伴爬山，被警察拦住，朋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挥舞着告诉警察，那是他刚出的诗集。警察不耐烦，将诗集打翻在地，把手一伸，“暂住证！”

“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

“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2007年5月21日，站在颁奖台上，郑小琼提到人民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铁·塑料厂》的创作动机，发言被掌声打断。这位身高不足1米60的27岁女子，嘴角刚能够着麦克风，操着半生的普通话。一紧张，就回到了四川方言。

“她的语言与行文充满了倾诉欲望，是心里装了太多东西的缘故。”人民文学奖评委李平记得这个从东莞赶来北京领奖的打工妹，得到的掌声最多。

　　“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

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铁》

走下颁奖台，郑小琼又恢复了木讷、羞涩的表情，晕车后的虚弱还残留在脸上。她单薄的身影穿过西装革履的知名作家们，悄无声息地落座。李平回忆，郑小琼那天很少说话，但很扎眼，若在平时，没人会注意到她。这个穿着半旧碎花短袖衣，料子长裤，黑布鞋，素面朝天的瘦小女孩，总是低着头嘿嘿地笑，“和北京家政市场上的小保姆没区别”。
　　郑小琼的打工身份与人民文学奖的巨大落差，引来圈内广泛关注。有评论者认为，她的获奖，“是打工文学受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

而之前，郑小琼获得过“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还参加了诗界顶级沙龙“青春诗会”，在圈内小有名气。一年前，她曾因“倾诉欲太强”，与“主流”失之交臂。
　　2006年3月，东莞文学院公开招聘合同制作家，郑小琼花了3个月时间，调查了几十个工厂近万名工人的生存状况，以此为内容申报选题，最终落选。知情人透露，入选者多为公务员，申报的选题顺应主旋律，她的选题灰暗，自然被刷。

最初的赏识者、郑小琼的伯乐、《打工诗人》主编许强说，偏激与怨愤是打工文学的基色，这点在她身上特别鲜明。2002年，郑小琼经许强推荐，认识了民刊《独立》编者发星与民间批判者海上。

在两位启蒙老师的引导下，郑小琼诗风陡变。长诗《人行天桥》一扫初期的乡愁别韵，以百余行诗句，抨击社会阴暗面，嘲讽世态人心，在网络引起轰动，海上赞其为“近年中国诗坛的旷世杰作”。而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杨克则认为，郑小琼太偏激，感情停在愤怒层面上，作品粗粝。

郑小琼否认自己偏激。“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我只看见事实。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这位在东莞打工7年的女孩，见惯了烧得通红的铁片，压断过数根手指的冲床，密密匝匝的钢针机，却见不得女式挎包。恐惧缘于一场近在咫尺的抢劫，好友蓝紫被“飞车党”抢了包，腰被打成骨折，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郑小琼的诗友几乎每人都有类似的恐惧后遗症。许强在出门前，非得四下张望一番，他到深圳次日即被收容，亲见一女子被人冒认，至今去向不明。任民友有票据癖，买瓶矿泉水也索要发票，他的一包书，曾在东莞的街头，被警察以无发票为由没收。

“自由是多是少，从来都不由自主。”郑小琼说。许强离开广东三年，才改掉东张西望的毛病，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只有受尽凌辱，才能体会，所谓偏激，“是被人砍了一刀，发出的吼叫”。

　　“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

在背后我让人骂了一句狗日的北妹／这个玩具化的城市没有穿上内裤／欲望的风把它的裙底飘了起来／它露出的光腚／让我这个北妹想入非非啊！

———《人行天桥》

27岁的郑小琼工龄已有7年。

2001年，卫校毕业后，她离开四川南充老家，南下东莞打工，先是被一家黑厂扣押了4个月工资，后换到某家具厂上了一个月班，月底只拿到284块钱。想着家里为供她上学还欠下的近万元债务，郑小琼“死的心都有”。她将自己封闭起来，一下班，便趴在铁架床上，写乡愁，诉苦闷。在家乡读书时，这个沉默的女孩就不善与人交流，只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写日记。

从最初涂鸦式的宣泄，到慢慢显现出诗的模样，郑小琼试着把一首怀念故乡的小诗《荷》投到东莞《大岭报》，没想到很快发表。她说自己“一下子看到了生活的亮色与寄托”，从此将一切闲暇时间都用来写诗。

郑小琼说生活中的自己很落魄，没有任何成功感。幸而发星一直鼓励她写诗，把她不能发表的作品都登在自己编撰的民刊上。“小琼是被大家推上去的。”蓝紫说，圈内朋友的不断鼓励与支持，使小琼获得了现实生活中所得不到的尊重与成就感，“否则她那么瘦弱单薄的女孩，走不了那么远”。

2004年，郑小琼开始受到关注，诗歌《挣扎》、《人行天桥》一度在网上大受追捧。东莞作协副主席方舟介绍，网络时代，很多打工诗人得以迅速浮出水面，渐渐形成气候。东莞也大力扶持这位年轻女诗人。方舟说，市政府曾资助小琼出了两本诗集，承担她赴新疆参加青春诗会的费用，还为她开过作品研讨会。

虽然出席过不少诗会、沙龙，郑小琼仍不善言谈，即使跟好友蓝紫在一起，言语依然很少。但在“打工诗人”QQ群上，郑小琼却异常活跃。“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她说。

“是广泛扎实的阅读让她内心变得庞大，充满了力量。”蓝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郑小琼闲时，除了写诗就是看书，宗教、哲学、历史，甚至地摊上的毛氏秘史都看。发星连续6年给她寄书，从文艺复兴时期作品到国内外先锋诗人的诗集。扎实的阅读量使她的视野超越了一般打工诗人。

“同样遭受苦难，只有具备了写诗的气质和特质，才能成为一名诗人。”杨克说，打工诗人学历普遍偏低，写诗多是一种宣泄。但郑小琼对自己的缺陷很清醒，懂得勤修内功。

　　“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

在深夜轰鸣的机器中／夜晚疲惫得如同一个筋疲力尽的鱼／在窗外／在机台上游动着———《塑料厂》

获得人民文学奖后，郑小琼陆续接到十余家媒体的约访，她一一谢绝，匆匆回到东莞。这位名声鹊起的诗坛新人不是“耍大牌”，而是害怕失去新工作。

2007年3月，郑小琼从流水线工人转做业务员，销售工厂的五金用品。为完成每月规定的业务额，小琼必须一家一家地上门联系客户，推销产品。3个月下来，她只卖出几个小物件，还都是诗友照顾的生意。一名业务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小琼沟通能力差，根本不适合做业务。

她没打算放弃。如果放弃，3万元的押金就拿不回来了。

约访郑小琼当天，正巧遇上东莞打工诗友小型聚会，郑小琼征得大家同意后，允许南方周末记者参加。傍晚，聚会因两个朋友无法请假，临时取消。郑小琼说，他们的聚会一年也只有一两次，大家出厂不容易，难得聚齐。

次日，郑小琼应邀参加一个主流诗人聚会，她独自坐在角落沉默不语，望着激扬文字的诗人们，只低头暗笑。“我是一个木讷的人，没有多少爱好，和大家也没有话说。”郑小琼将记者拉到一边，低声说自己其实害怕聚会，尤其怕与诗人聚会。

她的业余爱好就是上网，用QQ聊天，乐意接受记者通过QQ采访；她在新浪开了博客，有时一天连贴近20篇诗作。“在虚拟世界里，想说就说，没有隔阂。”

蓝紫告诉记者，这也是打工诗人的主要交流方式，这样的交往，让他们感觉自在、平等。“尤其是小琼，她仿佛专为文字而生。”

　　“诗人太神圣，我们只是只无脚鸟”

那个疲倦的外乡人／小心而胆怯／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胆小的人／像躲在浓荫下的灯光一样

———《黄麻岭》

在东莞做出口贸易的台湾人许振泽特意约见了郑小琼。两人从诗歌聊到“打工诗人”群体，许振泽认为，打工诗人的出现是工人意识的觉醒，虽然力量薄弱，但他们有带动力。

郑小琼却反对“打工诗人”的称谓，“诗人太神圣，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一次，郑小琼与诗友结伴爬山，被警察拦住，朋友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本书，挥舞着告诉警察，那是他刚出的诗集。警察不耐烦，将诗集打翻在地，把手一伸，“暂住证！”

“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郑小琼告诉本报记者，诗歌打动不了警察。虽然自己频频获奖，但对周围的工友毫无影响，包括同在东莞打工的亲弟弟。

郑小琼的工友们，至今不知道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他们都习惯喊她“245号”，或“装编制”。工友们从不看书读报，不关心工厂以外的世界，下班只看电视，或倒头呼呼睡去。

郑小琼给外界留的通讯地址在厂外，每个月去取一次信。她害怕工友知道她写诗，会问能赚多少钱；害怕老板知道自己“不务正业”，逐她出厂。

小她6岁的弟弟，上完初一便辍学到东莞打工，每月工资500元，却总买上百元的衣服穿，闲时痴迷打麻将，缺钱时才联系姐姐。

郑小琼拒绝了几份高薪文职工作，仍然推销着那些无人问津的五金产品，下半年，她打算换家工厂，重新做流水线工人。她说，一是为了完成东莞女工生活状况实地调查，二是为了继续写诗，“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

铁

□ 郑小琼

时光之外，铁的锈质隐密生长

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

散落似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

抬头看见，铁，在肉体里生长

仿佛背对我的荔枝林，有风摇曳

花草弄影，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

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

模糊的不可预知的命运，这些铁

这些人，将要去哪里，这些她，这些你

或者这些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与迷茫

在车站，工业区，她们清晰的面孔

似一块块等待图纸安排的铁，沉默者

她们头顶，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鸟飞过

留下低鸣，与我内心起伏不断的惆怅

向南的窗口，我看见她们

在走着，不由自主地，朝着广阔的工业区

她们弯曲的身体，让我想起多少年前

或者多少年后，在时间中缓慢消失的自己

我不知道的命运，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

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

“打工诗人”：无脚鸟？

在多数诗人眼中，“打工诗人”称谓之争的重点在于“打工”。有评论斥其为伪分类，打工的就不该写诗。知名打工诗人许强曾三次参与网络口水战，他始终坚持，中国城乡二元划分的长期存在，必然会滋生出特殊的文化圈，若干年后，史学家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打工诗人”会是一个真实而丰富的研究样本。

而这一称谓带来的微妙情绪，在现实生活中悄无声息地延续。许多笔耕数年的打工诗人慢慢改变了命运，有人改行做编辑、记者，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还有的聚集在深圳宝安31区，专事文学写作；有人开始拼命洗刷“打工诗人”的印记，有人则利用起这一头衔自我包装。

无论怎样，他们都无法逃离“打工”的身份。郑小琼说，一些诗友、前辈，即使是做到管理层，或供职于文联，大多都没有编制，因为手中无城市户口，无本科以上学历。“始终都是在体制外，始终像一只无脚鸟，不知何处能安身。”

南充人郑小琼：从流水线打工妹到当代诗人实力派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2020-08-28

郑小琼1980年出生在嘉陵江中游四川南充的一个村庄里。1995年，初中毕业的郑小琼，进入南充卫校读了四年书。南充的文化氛围不浅。《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南充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李亚伟、万夏等“莽汉”诗人曾在四川师范学院（现为西华师范大学）读书，“莽汉诗派”主要诞生地就在南充。郑小琼经常去万卷楼，那里是陈寿曾经读书治学的地方。但当时的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偶遇诗歌，在广东东莞的工厂流水线上，孤独的她开始思念家乡，经常梦见坐船过嘉陵江。情感需要表达的出口，她找到了诗歌。用诗歌表达自我，用诗歌关注他人，逐步关怀更大的世界，郑小琼也逐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当代青年诗人。诗歌，成了改变她命运的重大事件。

流水线上萌发的诗歌

机器的轰鸣，似乎加速了灵感的到达

1999年，郑小琼从南充卫校毕业。找不到进公立医院工作机会的郑小琼，在私营医院里短暂当过一段护士。看不到希望，郑小琼选择南下打工。她进过鞋厂、家具厂、毛织厂、玩具厂等，也被招工骗子骗过，还进过一家黑工厂。

几经辗转，在广东东莞黄麻岭一家五金工厂站住脚，当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在工厂里，她编号245。每天重复着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最多一天打过一万三千多个。

辛苦只是打工生活极小的一部分。微薄的薪水、漂泊感、流逝的青春以及不公正的待遇，压迫着这位刚走出校园的女孩。

很怕见到老乡。因为总有人问她：你不是考上学校，毕业会分配工作吗？无言以答。2001年的东莞，打工妹的出租房里，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网络。孤独、迷茫的郑小琼，发现工业区地摊上有人卖杂志。当时广东有几十家打工类杂志，销量相当不错。主要刊登打工生活为主的文字，也会刊登有一两个页码的诗歌。

多年后的郑小琼，每每想起那些地摊上的杂志，都能回忆起那曾获得避难所式的安慰，“没有那些打工杂志我可能不会写诗，是它们让我接近文学，慢慢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看到杂志上的诗歌，郑小琼觉得自己也能写。打工杂志有时候刊登的一些打工者通过写作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也给郑小琼打开了一扇看到希望的窗口。她开始写起诗来。长短不齐的句子，仿佛云雀冲撞着囚禁它的玻璃窗，充斥着痛感与无奈。她的一些诗是在上班时偷偷写下的，机器的轰鸣，似乎加速了灵感的到达。

写诗是需要天赋的。郑小琼天赋不俗，2001年才开始写诗的郑小琼，当年就有诗歌发表在打工杂志上。逐渐发在《东莞日报》，以及更大的媒体、刊物上。由此她也结识全国范围的诗人。她的诗，她的散文，逐渐受到评论家的关注。

北京师范大学张清华教授曾对她如此评价：来自底层的真切的生活体验给了她沉实的底气，苍茫而又富有细节能力的风神，再加上天然的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认同使她的作品备添大气、超拔、质朴和纯真的意味。

2005年，郑小琼受邀参加“青春诗会”。“青春诗会”是中国最有名的诗歌刊物《诗刊》组织的，选拔培养大量的诗歌新人，被誉为当代新诗的“黄埔军校”。2007年，题名为《黄麻岭》的组诗获得东莞年度诗歌奖，她用诗句记录了自己丢失在黄麻岭的青春。

2007年6月，27岁的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

用文学记录打工女性个体命运

莫言作品法语译者尚德兰邀请她去法国朗诵

一时的成名或许有偶然的成分。持久的命运改变源泉，还是要从内在的力量发出。自己孤独被解救的郑小琼，从注重自我感受的表达，也转向了关注他者的命运，拓展着灵魂的空间。

历时七年完成的《女工记》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她用诗歌的方式，关切一个一个打工的女性个体，她们的工作、婚姻、家庭……有灰暗，也有温情，有成功，也有失败……《女工记》受到了持续而热烈的关注，也成为海外学界研究的对象。

2020年春天，美国太平洋大学周筱静教授推出一本研究专著《Migrant Ecologies》（《移民生态》），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向英语世界介绍郑小琼的诗集《女工记》。

据周筱静向封面新闻记者介绍，她和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任教的石江山教授，都邀请过郑小琼到大学校园与学生交流诗歌和诗朗诵。“ 在我任教的大学，小琼的诗朗诵会很成功，座无虚席。小琼用中文朗读了这些诗歌，其中一首她用四川方言朗读的。听众很喜欢，说四川话比普通话听起来更有感染力。”周教授还透露，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女音乐家为小琼《女工记》中的诗谱上曲子，并在音乐会上表演过。

郑小琼如今已出版诗集《女工记》《玫瑰庄园》《黄麻岭》《郑小琼诗选》《纯种植物》《人行天桥》等。作品获得多种文学奖励，曾参加柏林诗歌节、鹿特丹诗歌节、土耳其亚洲诗歌节、不莱梅诗歌节、法国“诗歌之春”、新加坡国际移民艺术节等国际诗歌节，其诗歌多次被国外艺朮家谱成不同形式的音乐、戏剧在美国、德国等国家上演。

周筱静很欣赏郑小琼的诗，认为其“带有尖锐的观点和深沉的同情心，但又不局限于这些。她的题材特别广，内容丰富，诗形式多样；她是个敢于探讨，善于不断自我创新，多才多艺的诗人。小琼诗歌吸引我的地方还包括它新颖的隐喻中国历史和创新的引用中国古诗词，以及地方文化的特色。我在美国出版的《今日中国文学》杂志发表的几首小琼英译诗歌体现了一点这方面的特色。”

据周筱静介绍，美国今年要出版《文学传记词典第387卷：1949年以来的中国诗人》，其中包括小琼的文学传记，都是她写的。“跟我约稿的编辑，都是大学教授，挺了解小琼的作品和中国的新诗。他们告诉我，小琼是其中最年轻的诗人。”

郑小琼（右2）与法国汉学家尚德兰（右3）等人合影

早在八九年前，资深汉学家、莫言作品的法文编辑尚德兰，不光将郑小琼的诗歌翻译到法国，2018年还曾邀请郑小琼去巴黎、雷恩等法国多个城市朗诵。

尚德兰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邮件采访时透露，她最早读到郑小琼的诗歌，是2008 年在网上读到郑小琼两首诗，“觉得很有强力，语言很新鲜。马上翻译了。”并将其收入她编的“追求现实的诗歌”（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诗人）一篇卷宗，登在“欧洲杂志”（罗曼·罗兰1950年代创的文学杂志）1003-1004号。“我已经得到一些法国读者的反映：“都着迷。”

郑小琼接受封面新闻采访：

“用一种缓慢的诗歌来保持对复杂世界的感知”

诗歌需要天赋，但想要在诗歌艺术上走得更深，还需要足够的勤奋和执着。诗歌改变了郑小琼的现实命运，帮助她从流水线工人成为纯文学杂志《作品》的副社长。但她对文学的追求，浓烈之情不改初衷。在她的朋友圈里，经常看到她又去哪里调查，又有哪些题材促动了她的文思。看得出，她是一个一直在路上，潜力无限的诗人。

封面新闻：从工厂一线流水线到文学刊物的办公室，工作状态的改变，对您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您对诗歌的热爱，执著依然浓烈。这背后是怎样的精神力量在推动您？

郑小琼：诗歌对于我来说，只是人生的一次偶然。它让我想起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歌，“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诗歌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一次选择，当我选择了它，也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是一个简单的人。人生对于我来说，简单得只能做一件事，写作是我人生决定做的事情，它不会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我有过接近八年的工厂生活，工厂生活带给我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也决定了我观察事物的视角。这八年正好是我人生成熟期，它带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它影响我对诗歌意象的探索，比如我在诗歌中探索人类与机器、人与人类自己创造之物如何共处，让工业名词焕化出一种古老的诗意。诗人有机地将工业名词与自然意象融合，让工业器物与诗意表达之间有了巧妙的平衡。

封面新闻： 2019年你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您正在写一部关于乡村的诗集，现在进展如何？如今您常住广东，隔着空间的距离来回望故乡南充，是怎样的感情？它带给您的诗歌灵感多吗？

郑小琼：我完成了一部叫《村庄志》的乡村诗集，这部诗集已经出版了。我还在写一部关于故乡南充的诗集。我的老家在嘉陵江边，龙门镇是嘉陵江边一个非常古老的镇，从搬罾到龙门，这一段嘉陵江给我太多的记忆。我一直在写关于这段河流的诗歌，现在昔日江上的沙洲不见了，江边的树木也被砍伐了，我在一首叫《江边》的诗歌曾写道，“江边人似树，岁月水中流，”这种感觉一直萦绕着我。

“打工诗歌”因其直面现实的勇气显得极为可贵

封面新闻：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劳动往往是机械重复单调枯燥的。也正是这种枯燥单调，让敏感的心灵格外渴望诗意。出现了不少打工诗人，打工题材的诗作。作为曾真实经历过这种体验的诗人，您觉得有打工背景的诗歌，总体会有怎样的特色，格外打动人心？

郑小琼： “打工诗歌/打工文学”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与中国先锋文学同时起步，同时期的文学期刊都曾刊发过大量打工文学的评论与文本。

在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年代里，“打工文学”因其创作者弱势，以及打工群体与打工词汇的局限性（主要存在于广东沿海的工厂与城市），这部分声音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也不被人注意。

伴随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制造，关注中国打工者的生存环境与待遇。关注到反映这个群体真实境遇的“打工诗歌”，重新认识打工诗歌。“打工诗歌”真实、客观地反应了中国打工者存在的种种问题。“打工诗歌”因其广泛的社会背景，其作品深刻揭示了现实之下的种种真相、生存困境、人性，特别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当下显得极为可贵。

封面新闻：当看到国外的诗歌读者、研究者，对您作品的反馈，您一般是怎样的感受？

郑小琼：我去了欧洲多个地方朗诵，当我朗诵工厂的诗歌时，常常会遇到以前在工厂待过，或者在工业区生活过的听众，他们常常会跟我一起谈论工厂的往事与记忆，然后告诉我，我写出了他们心中想表达的东西，我很在意这些普通读者的感受。有一次我去法国朗诵，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走过来，跟我说起她自己的过去，我觉得很有意思。

封面新闻：在您的诗歌里带有很大的知识含量。我想这跟您的阅读有很大关系。您平时读什么作品多些？最近在读什么？哪些阅读对象对您的写作启发比较大？

郑小琼：现在获取知识的途径实在太多了，一台手机就是一个无限大的图书馆。我喜欢纸上阅读，读书很杂，很混乱。我更关注日常的生活，比如我关注工地工人的现状，不仅仅只是指工人的生活，我会关注到这十几年来，工地劳动工具的变化，工地所用材料，比如沙子、水泥、钢筋等价格的变化等，这也是工人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细节，我可以触摸到广阔的社会。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兴趣，每天会读些古典文学。我是一个很笨拙的人，但是很执着。当我要做某件事，我做得很缓慢，但是会一直坚持，有时做一件事需几年，或者上十年。

封面新闻: 现在这个时代，世界动荡加剧，技术革新速度，生活节奏都很快，消遣娱乐让人浪费很多时间。青年人在安身立命过程中，该如何通过阅读、学习等自我教育方式，走好自己的路？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想或者建议？

郑小琼：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习惯于“惊艳”的谈资，而非缓慢的思考。浮于表面而浅薄的“惊艳”让我们获得短暂的快感，人们习惯用浮于表面的、破碎的“惊艳”加速娱乐化。我更喜欢用一种缓慢的诗歌来保持对复杂世界的感知，我很少就一些即时新闻来写作。我让自己的速度更缓慢一些，也许几年后才能看清楚一些事物的真相，才能有更深入的思考。

海外研究郑小琼诗歌的著作

中国新诗还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

封面新闻：如果让您来概括一下诗歌、写作对您的意义，您会怎么说？

郑小琼：诗歌是我感知世界与自我内心的一扇重要的窗口，但是归根结底，诗歌只是它自身。

封面新闻：作为一名新诗诗人，您有着非常突出的形式感意识。在不少人看来，新诗的形式非常自由。对新诗的自由和形式，您有何看法？

郑小琼：新诗才一百年，对于新诗的形式与体例等等问题，一切还在探索中。以中国律诗为代表的近体诗（律诗与绝句）始于南北朝沈约等对声律、对偶的追求，至唐代宋之问、沈佺期等方有定型，经过了几百年历史。一种新形式的诗歌诞生，会有漫长的摸索期，大家都在探索中。新诗发展史本身是一部诗歌探索史，我只是在努力通过各方面的探索，探索其内在的可能性。

我始终认为，中国新诗还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其他方面，都值得写诗的人去努力。

郑小琼诗歌欣赏

黄麻岭

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

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

它的雨水淋湿的思念头，一趟趟，一次次

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

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

在异乡，在它的黯淡的街灯下

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

——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

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