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古代，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远比现在高，他们跻身统治阶级的下层，享受着各种封建特权。《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有几类人能够像皇亲国戚、高官子女一样免除赋税与徭役，他们是“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其中读书人占了大多数。宋朝重用文官，“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宋哲宗元祐年间，朝廷又增设广文馆，招纳四方读书人。于是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报考功名，长年寄宿于国学、郡学之中，享受朝廷给予的各种补贴，不用耕种劳作，也不必应募从军，只要能通过考核或者考取功名，就不愁生计。
早在唐宋之时，就已经有人指出读书人已经堕落成社会的寄生虫了——李吉甫曾上奏朝廷说：“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认为学校里的读书人跟冗官一样，逐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他们坐待衣食，全无奉献，任其发展下去，必将贻害无穷。到了明朝末期，读书人过多的问题愈发显著，成为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的一大原因，明末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与《生员论》中系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顾炎武著《生员论》
明朝的读书人为什么都堕落了？
在古代，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而是为了培养统治者以及选拔人才。据《石匮书》记载，历朝取士之法皆不同，汉人重策，晋人重词赋，唐人以诗，宋人用策论。到了明朝之时，朱元璋选择用制义来作为考试的题目，要求读书人创作八股、模仿圣贤的口吻来写作，其目的是严进严出，使读书人受缚于经史，以便加以控制。教育也就逐渐偏离“培养统治者”的方向，而日渐突出“选拔人才”的要求。
从此以后，读书人不关心时政大事，也不像唐宋诸儒那样善于通过写策论来分析社会问题，而是专门在文章格式、结构上做功夫；在八股文面前，读书人的“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只因为“一字不协，满幅俱差，片语不谐，全篇俱失”。所以，明朝的教育制度使读书人都变成了不通实务的书呆子，到了危机来临、无才可用之时，统治者退却责任说是“书生误国”了，然而难道误国的书生不就是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吗？故而，张岱在《石匮书》中批评说：
“高皇帝以之大误举子，而举子效而尤之，亦用以大误国家…..则高皇帝之误人尤小，其所以自误则甚大矣。”
朱重八“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对读书人百般防范，欲使其“雪案萤窗，白首穷经”，结果反而导致子孙无才可用，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明末的人才凋零，可从三大师的遭际看出来。崇祯十五年，浙江的黄宗羲会试落地，湖南的王夫之在第四次参加乡试之后才勉强通过；而作为清代学术开山鼻祖的顾炎武却始终过不了乡试这一关，他一考就是十几年，最后只能在崇祯十六年时才通过“捐纳”的方式，成为了一名国子监生，然而到了次年明朝就灭亡了。
明末三大师竟无一人通过科举考试，这说明大明朝的选拔制度已经挑选不出真正的人才了，它所能培养和选拔的都只是一些擅长考试迂腐书生，而非真正的经世之儒——造成读书人堕落的也正是一制度。
八股取士导致真正的人才名落孙山
读书人逐渐变成了社会的寄生虫
明朝的选拔方式以学校和科举为主，其中官员大多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登进的，学校则为国家储备人才、教育学生，使其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故而《明史·选举志》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因为明朝在科举考试上卡得很严，用制义来做题目，所以能够通过考试取得官位的人很少，而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大多都会退回学校去，继续做生员，准备三年后再考，每年各地方也都会岁贡学生进来读书，导致生员的数量越积越多。
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说国家设置生员的目的本是为了收拢天下才俊，将其作为储备干部，在学校中重点培养。然而到了明朝之时，生员数量愈发泛滥，多达五十万人，这些人在学校中所学的不是实务，学监教的也都是“场屋之文”，只是为了帮助生员通过科举考试，而非增长才干，导致“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的现象。
对于生员们的心态，顾炎武也予以揭露，认为他们不像唐宋读书人那样热爱功名、有政治抱负，而是为了躲避徭役、享受礼待、不受笞捶，故曰“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唐宋之人以白衣秀才为耻，而明朝的秀才却享受着在学校里混日子的生活。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说明朝的秀才身着长袍，脚穿长筒靴，代表着本城的高等公民；他们对地方官不必卑躬屈膝。在学校旁边，官府还会盖许多号房免费供生员们居住，年年都赐给他们布帛文绮、袭衣巾靴，每逢假节日，还另有赏节钱。如果有生员尚未婚假，官府会赐给他们钱作为聘礼，在结婚之后还置红仓二十馀舍，供养其妻子儿女。
生员不需要参加社会劳动，也不用为生计而发愁，他们的任务就是上课听讲，完成作业，通过测验，遵守学规，仅此而已。进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得到官位，退则继续在学校中学习，只要能通过考核，不违反纪律，便可享受“老于科场”的乐趣。因此，顾炎武说明朝有十分之七的读书人只是为了“保身家”才考进学校读书，他们没有远大抱负、没有政治理想，不关心国家的兴衰，不在意社会的积弊；只要自己能够安心读书，衣食无忧，则岁月静好、万事大吉矣。
这样，明朝的学校本是为了培养人才，结果却被一堆寄生虫所占据。而那些有着政治抱负的人却在激烈的竞争中名落孙山，出现读书人虽多，人才却很少的怪现象。
以读书考试为生
生员制度加剧了明朝的政治腐败
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国子监里的生员主要是贵族子弟，所以这些人不需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可被皇帝授予官爵，称为“萌监”；此外，各地也会贡举一两个生员到国子监中读书，称为“贡监”；到了永乐之时，那些会试下第的举人也被准许入国子监读书，称为“举监”；景泰年间，因瓦剌为患，朝廷缺少军粮，便下令各布政使、州、县之生员，只要能出米八百石，便可入监读书，这些靠出钱财而入学的被称为“例监”。
之后每遇荒年，或者边境有警，或者朝廷缺钱，或者需要大兴土木，便都为“例监”打开方便之门。对于这种腐败现象，礼部尚书姚夔就说：“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明宪宗虽知其弊，然而不能改——朱元璋设科举与学校本是为了控制读书人，而到了后世，这种制度更加异化成了官府敛财的手段，加剧政治的腐败。
对于这种腐败现象，顾炎武直言不讳地说：“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属，无不以钱鬻之。”那些富贵之家为了给子女谋得安身立命之所，便出资将其送入学校，目的不在于考取功名、报效国家，而是为了享受福利、悠闲度日。当局整天抱怨“书生误国”，然而他们所选拔与培养的偏偏就是这样的书生。
国家不要把读书人养成了寄生虫
对于读书人沦为寄生虫的社会现象，顾炎武提出的对策就是“废天下之生员”，他认为“立功名”与“保身家”、“收俊乂”与“恤平人”是不能兼顾的；需要改革学校制度，将冗员全部革去，使其退学为民；只允许那些兼通五经、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的人留下来，这样才能使“国有实用之人，邑有通经之士。”
生员们整日游手好闲、享受特权，他们出入公门、阻扰行政、仗势欺人；地方官对他们也要礼敬三分，一有责让，他们便告叫“杀士啦！”“坑儒啦！”导致政令不行、号令不一，其害不下于乡宦与吏胥。因此，“废天下之生员”，取消寄生虫们的特权，可以使“官府之政清”。
生员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只守着几部古书，写着几篇文字，除了考试之外一无是处，却享受着超规格的待遇。在腐败的学校制度下，“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生员加剧着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贫民的负担过重。因此，“废天下之生员”，剥夺寄生虫们的福利，可以使“百姓之困苏”。
有明一代党争剧烈，学术领域也是各立门户，互相攻击谩骂，造成撕裂。其原因就在于生员之间的结党抱团，那些同出一个考官的就称为“房师”，同榜进士的称为“同年”，各种拉关系，搞团团伙伙；他们不问是非，只讲门户，不仅蠹政害民而且立党倾轧，最终导致人亡政息。因此，“废天下之生员”，破坏寄生虫们的关系网，可以使“门户之习除”。
明朝取士之法过于单一死板，一定要天下读书人先成为生员，再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做官，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到了末期才会出现无人可用、所用非人的局面。顾炎武在当时便已经察觉到八股取士的危害性了，他说国家设置科举考试本是为了考核考生们是否明六经之旨，是否通当世之务；然而却有一个制义卡在那里，硬要求考生非得做出八股文章来，使他们弃经典而不读，置世务而不顾，全去读那几篇时文、范文，成为一堆迂阔的书生。
读书人应当讲究“经世致用”，而不是泥于章句，不应为了考试而读书。只要朝廷采用开科取士这种单一的做法，就必然会造成各种弊端，对于这个历史教训，顾炎武总结说：“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途，未有不弊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