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孟子》

与民同乐
【原文】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⑴：‘经始灵台⑵，经之营之。庶民攻⑶之，不日⑷成之。经史勿亟⑸，庶民子来⑹。王在灵囿⑺，幽鹿攸伏⑻。幽鹿濯濯⑼，白鸟鹤鹤⑽。王在灵沼⑾，於轫⑿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⒀曰：‘时日害丧⒁？予及女⒂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注释】
⑴《诗》云：下面所引的是《诗经.大雅.灵台》，全诗共四章，文中引的是前两章。 ⑵ 经始：开始规划营造；灵台，台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⑶攻：建造。 ⑷不日：不几天。 ⑸亟：急 ⑹庶民子来：老百姓像儿子似的来修建灵台。 ⑺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的园林。 ⑻幽鹿：母鹿；攸：同“所”。 ⑼濯（zhuo）濯：肥胖而光滑的样子。 ⑽鹤鹤：羽毛洁白的样子。 ⑾灵沼：池名。 ⑿於（wu）:赞叹词；轫（ren）,满。⒀《汤誓》：《尚书》中的一篇，记载商汤王讨伐夏桀是的誓师词。 ⒁时日害丧：这太阳什么时候毁灭呢？时，这；日，太阳；害，何，何时；丧，毁灭。 ⒂予及女：我和你。女同“汝”，你。
【译文】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塘边上，一面顾盼着鸿雁麋鹿，等飞禽走兽，一面说：“贤人也以次为乐吗？”
孟子回答说：“正因为是贤人才能够以次为乐，不贤的人就算有这些东西，也不能够快乐的。《诗经》说：‘开始规划造灵台，仔细营造巧安排。天下百姓都来干，几天建成速度快。建台本来不着急，百姓起劲自动来，国王游览灵园中，母鹿伏在深草丛。母鹿肥大毛色润，白鸟洁净羽毛丰。国王游览到灵沼，满池鱼儿欢跳跃。’周文王虽然用了老百姓的劳力来修建高台深池,可是老百姓非常高兴,把那个台叫做‘灵台’，把那个池叫做‘灵沼’，以那里面有麋鹿鱼鳖等珍禽异兽为快乐。古代的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真正快乐。相反，《汤誓》说：‘你这太阳啊，什麽时候毁灭呢？我宁肯与你一起毁灭！’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即使你有高太深池、珍禽异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快乐吗？”
【读解】
这一段记载很有点戏剧性。
梁惠王正在花园中休闲散心，那个劝他不要谈利的‘叟’——孟老头又去拜见他了。他一边左顾右盼地观赏园林池台中的珍禽异兽，一边漫不经心的问：“你们这些不言利的贤人先生们觉得这园林风光，这珍禽异兽怎麽样啊？你们也会以次为乐吗？”语辞间满含奚落的味道。想不到孟老先生聪明人装糊涂，就像没有觉察出什麽来似的，反而将话就话，接过他的话头来就亮出了自己的主题：“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然后沿着这一正一反两条线索展开，以周文王和夏桀的典型例证作为论据，提出了当政者应“与民同乐”的思想主张。从而又一次教育了梁惠王。
孟子的基本思想是：仁慈的政治领导人与民同乐，所以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残暴专制独裁者穷奢极欲，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其结果是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快乐。从历史的情况看，夏桀王固然没有好下场，后世的殷纣王造酒池肉林，秦始皇建阿房宫，隋炀帝修迷楼，宋徽宗筑艮岳，慈禧太后建颐和园等，大兴土木，原本都是为了享受快乐，但由于贪婪残暴，不顾人民死活，结果是民怨鼎沸，几乎没有一个有好结局，也没有一个享受到了真正的舒心的快乐。这些都证实了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正确性。
其实与民同乐的思想对各级领导人来说都很重要,比如说,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是一心想中饱私囊，捞它一把，还是想致力于改善广大职工的福利，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的确是一块试金石。而实际情况是，往往那些只顾自己，不惜挺而走险的人，虽然也可能在短时间内满足自己的欲望，真的捞上了一把。但是，欲壑难填，其最终结果多半是以身试法，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个人，只需要把与民同乐的“民”字稍加替换，改成“与人同乐”，对于我们立身处世都是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确看到，有的人通过千辛万苦的拼搏和奋斗，钱倒是挣了不少，可是晚景凄凉，并没有亲人乃至知心的人来与自己分享，结果是了无生趣，并不觉得人生有什麽快乐可言。相反，是穷家小户，“人亲喝口水也甜”，一家人和和美美，其乐也溶容。
说到底，乐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精神的问题。虽然物质条件和环境的好坏可以影响精神和心理，但它毕竟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如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又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不都是精神超越物质的典型吗？所以，如果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像孟子举出夏桀的例子那样，老百姓恨不得与你同归于尽，的确也是：“虽有台池鸟兽，其能独乐哉？”
谁有快乐不愿意与人分享呢？反过来说，只有人与你分享时，你才会真正感到快乐。这恐怕是我们都会有的体验罢。
回到孟子的思想上来，与民同乐实际上是他仁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一点，在以后的篇章中还会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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