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于1985年的经典作品，小说立足点是围绕在极权恐怖主义下建立的反乌托邦，焦点则落在女性的存在本身，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未来不可预知的“黑色预言”，讲述个体对现在和未来的反思和警醒。
或许是作者同为女性的原因，小说中无不充斥着琐碎细腻的心理叙述，阿特伍德还在书中用了大量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用以捕捉书中人物之间的种种化学反应和“无声”碰撞。
小说以第一人称做“回忆式”记录的方式，更让故事笼罩在“神秘莫测”之下，表现出超越同时代作家的跳脱感和洞察力。
正因为《使女的故事》基于现实的深刻反思以及超越现实的“反乌托邦”，故事整体都呈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真实感。
“虽然知道这是一本小说，却总感觉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是很多人看完作品后的评价。
然而，我们都身处和平时代，这种读完后的恐慌和真实感来自哪里呢？
女性写作者荞麦在读完小说后曾说：“这里面的每个人，几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也有不少人评论《使女的故事》，说它“不只是一篇自传式的小说，因为卷入这一切的，不仅仅是女性，而包括所有人。”
的确如此，《使女的故事》绝不止于女性，它就像深蓝大海中的漩涡，将身处礁岸的人拉入“光明与黑暗”的边缘，拉入“个体存在”的边缘，拉入“同化和可选择”的边缘。
《使女的故事》将背景设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环境日益恶化，人们面对的化学辐射越来越多，就在一场生物病毒席卷全球后，女性能够生育的概率直线降低至20%，婴儿的健康存活率只有四分之一。
地球面临的不仅是环境问题，还有国家四分五裂的战乱，一群基督教狂热宗教分子占领了美国大部分领土，将占领的国土命名为“基列共和国”。
基列国的主教们建立了极端的男权社会，人们的阶级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主教和主教夫人为上等，殖民地的女性为中下等。
阶级的划分带来了更为残酷的掠夺，一夜之间，女性被剥夺了阅读，财产和工作所有的权利，唯一留给殖民地中下等女性的，是生育孩子的权利。
小说很清晰地描写了角色分配所面临的境况：
其一是女主角琼为代表的下层女性，这一类人是有生育繁衍能力的“使女”：她们被教养嬷嬷驯服，指定分配到主教家中进行排卵期“受孕仪式”，等到孩子出生并哺乳一周年后，继续被分配到下一个主教家中生育。
残酷的是，使女在一个任期的整个期限是两年，如果在两年内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未能完成受孕生孩子的任务，就会被送往“荡妇俱乐部”亦或在苦劳役中度过一生。
这些使女在被基列国占领前，有很多都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她们有的是大学里的教师，有的是大型公司中的白领，有的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从前的她们过的是“自由有人权”的生活。
然而，在基列国的“铁血政策”下，这些从前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有些是女权主义的女人们，变成了心甘情愿献出肉身的使女。
这些使女，身穿代表生育旺盛的红色裙子，头戴贞洁的白色帆帽，她们不能直视男性的目光，日常要在教主及夫人面前跪拜，以此表现自己谦卑和感恩的姿态。
不是没有使女想过逃走，很多人为了逃走曾无所不用其极，可最终都被基列国的眼目抓了回来，被处以残酷的极刑，有的女性被上吊示众，有的女性被铁链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有的女性则被送往“妓女中心”……
小说情节里最为变态和诡异的一幕是，一位使女没能逃出基列国，回来后被逼疯自杀，可掌权者却在医院救活了她，并把这名使女带出去，重新接受审判加以“石刑”，这无疑是给使女们又一重的精神压抑。
更糟糕的是，使女们不仅面临着被眼目的监视，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给嬷嬷打报告的混乱局面。
因此，在整本《使女的故事》中，阅读的气氛实际上是稍显压抑的，这种压抑体现在作者用了很多的意向词语和句子，来表达使女们在被极权打压下的精神性重创，这种重创对她们的影响是难以泯灭的。
就拿小说中有一个使女珍妮，珍妮先开始是反抗强权压迫的一员，但在教养中心嬷嬷们的驯化下，最后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狂热信徒，珍妮在虚假的世界里，找到了甘愿被麻痹的自己。
对比珍妮的选择，主角琼的存在才出彩。
琼在基列国入侵前本来是一家图书出版社的编辑，与丈夫尼克很相爱，还有一个可爱的4岁孩子。当时她面对的问题，无非就是一些日常琐碎和工作压力。
可在琼成为“使女”后，生活压力一夜之间变成了生存问题，她一边忍辱负重的维持“肉体奉献”，一边忍受嬷嬷莉迪亚对她们的“变态教育”，一边战战兢兢地打探孩子有可能的下落。
琼与其他使女不一样的是，她从来没有放弃对自由的向往，她虽然没有了说话的权利，可她却不停歇地在用沉默的声音呐喊，与基列过的独裁强权做内心世界的抵抗。
略有遗憾的是，小说并没有像改编后的电视剧一样，将琼的反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是小说是内敛的，那么美剧就是在长期铺垫了琼的内敛后，将琼的反抗一寸寸的爆发出来，这似乎更引起观众的共情。
因此，美剧《使女的故事》，虽然以原著作为底色，但整体的戏剧冲突和强烈对比，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改编后的美剧是原著小说的延伸和补充，不仅增添了很多情节，还将每个角色塑造得更为生动，这其中除了琼这一角色很出彩外，原著中“教主夫人们”的角色，也在剧本的细节增添下，变得不似小说中那么“冰冷”。
原著中的教主夫人们，就是基列国唯一有特权的女性群体，她们身穿蓝色代表高贵的服饰，可以决定下层阶级的女性命运，是受孕仪式主要的倡导者。
乍一看是很奇怪的，如此“侮辱女性”的方式居然是由同类提出来的，这一方面是迎合了时代背景，全球的生育率下降国家也会灭亡的局势，另一方面却还是女性自我思想上的偏移和被束缚。
受孕仪式主要的倡导者是一位教主夫人瑟瑞娜，在基列国成立之前，她游走在各大演讲中，呼吁人们看重人类的繁衍，提议女性权益的单一化。
然而，当基列国真的成立并日渐强大后，她所渴望的“繁衍子嗣”是成真了，但她作为女性群体的一员，同样受到了律法的一切限制。瑟瑞娜从一个喜欢抛头露面，角逐政治生涯的女性，成为了丈夫眼中应该听话的，在家中只需看护花草，织织衣物的女性。
瑟瑞娜为自己的个人欲念，丧失掉整个基列国女性的话语权，也是她开启了女性对女性的压迫。
小说中作者对瑟瑞娜的描述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看到剧版的《使女故事》时，为她的整个人物的设计所震动。
很明显，瑟瑞娜在剧版中更有温度，她不是作为一个符号出现的，她有自己作为女人的渴望，也有追求自由的向往，更有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的矛盾，压抑和痛苦。
《使女故事》第二季结尾和第三节的内容，也旁敲侧击地将教主夫人一系列的变化呈现了上来，她的反抗也成为继女主琼之后最耐人寻味的看点。
如果说琼的反抗是主线，那么瑟瑞娜的觉醒就是最重要的副线，既然自己亲手推动了基列政权的建立，那么也该由她恢复女性的权益。
在瑟瑞娜身上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一幕发生在她火烧房子之后，一幕发生在大海自杀之后，这两个情景分别对应着毁灭和自我的新生。
瑟瑞娜既然没有被过去的自我打倒，那么与琼的联合反抗是迟早的事情，她要追回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女性世界的重塑。
这也是原著想要表达的主题之一，来自女性之间的仇视，只会带来全员的毁灭，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
总体来说，《使女的故事》是一本以女性为视角创作的小说。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充斥“暴乱，强权，强暴”的世界，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残酷的历史和过去告诉我们，使女的世界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既成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对采访者说“书中的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这并非是作者强行给小说的个人论断，而是来自真实的历史材料和作者对未来女性的漫漫设想。
比如一夜之间，所有女性从学校被赶出，不能工作，比如集体处决，禁奢法令，焚书运动，比如光天化日之下的强奸案，比如女性不能随意穿衣，只能穿黑袍待在家里。
是这些曾经对女性的侮辱，以及现在仍旧对女性进行贩卖的“代孕”行为，促成了人们对《使女故事》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关注。
一切尚未到来，一切已经发生。
其中最隐秘的关键，是女性对同类的仁慈，以及对自我存在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