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4日，轰轰烈烈的济南战役的枪炮声终于平息，次日下午，当落日的余辉即将逝去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浩浩荡荡开进山东省省会济南，古老的泉城宣告解放。
此时，刚刚饱经战火洗礼的泉城济南如同一个久病初愈、历尽沧桑的老者，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她需要和平、需要安定、需要建设。
然而比这更难以医治的是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留在人们心灵上的创伤，泉城人民渴望太平、渴望安宁、渴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为了尽快使城市走上正常运转的轨道，济南警备司令部对济南市实行军管，所以当时济南也称济南特别市。济南解放后的第一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叫李士英，李士英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风云人物。
首任济南市公安局长是凌云，凌云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审判长，当时的公安局主要干部还都是身穿戎装的解放军。
公安局的首要任务是抓敌特，恢复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李士英指示从大案要案和惯犯开始，从而杀一儆百。
很快，济南市就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抢劫案：庆云金店杀人抢劫案。
1948年12月16日深夜，一场大雪使济南银装素裹，到了夜晚，街道旁边为数不多的路灯在寒冷的北风中摇曳，由于天气寒冷，当时娱乐活动也不多，所以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开始沉寂下来，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深夜12时30分左右，一个黑影出现在在济南市经二路、纬四路交北叉处万字巷商场南口的庆云金店门外，那个黑影四下看了看，便如狸猫般轻盈地窜上金店两米多高的院墙，一闪飞进了院内。
庆云金店是一家解放前由私人开设的金店，专门经营金银首饰，也兼做银元买卖，这是济南市最高档的金店，因为当时的金店利润特别高，所以生意特别好，买卖也越做越红火，这使得金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济南解放后，当时对于私营经济是保护的，所以经过登记后，人民政府仍然允许庆云金店继续经营，此时的金店已从创业初期的一间门面发展成为拥有一幢两层小楼、一个独立的院落和七八个雇员的经营规模。
但是树大招风，这不解放后就引来了盗贼。
这个黑影当然就是飞贼，他从两米多高墙上纵身一跃翻入院内，落地几乎没有声音。紧接着他疾步就上了二楼的走廊上，看得出他事先是经过侦察的，等到夜里才动手。
这个黑影直到来到了楼梯口的第二个门前，他取出自带的工具，熟练地撬开了这扇反插着的门，而这个房间就是金店经理杨某和妻子的卧室。
“当”的一声，门被打开了，当杨某和妻子从梦中惊醒时，发现床前站着一个用黑巾蒙面、手握手枪的人，“蒙面飞盗”！经理心里立即闪出了这个念头。
“立即打开金柜，别耍什么花样，如果不老实我只有送你上西天了！”
黑影低声喝道，并用手枪指着杨某夫妇，面对寒光闪闪的枪口，杨某的妻子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好在杨某的头脑还算清醒，他灵机一动，对蒙面人说：
“兄弟，你想要什么都好说，只要别动家伙就行。”
“少罗嗦！”
杨某非常不情愿地打开了卧室里的金柜，蒙面人上前搂了几把，将柜内的金货悉数收入准备好的布囊中，然后转身用枪指着杨某夫妇喊道:
“走到外面去！”
这个金店是杨某苦心经营起来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视财如命的人，见到金柜里的东西全被拿走了，他非常心痛。
杨某心想，楼下住着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也身高马大，对家里地形也熟悉，可以让儿子对付劫匪，想到这儿，杨某和妻子便顺从地走出卧室，杨某夫妇在前，蒙面人在后，三人一同朝楼下走去。
金店的二楼是个四周都有走廊的环廊式建筑，杨某经过走廊时有意放慢脚步，并趁机把一只放在走廊栏杆边的铜盆踢到了楼下，他的目的是想引起住在楼下人的注意。
“当”的一声，铜盆坠地的声音在深夜中在深夜显得特别响亮，蒙面人打劫过多次，他见杨某耍花样，便走上前去，用手枪抵住杨某的后脑勺一扣扳机，“扑”的一声闷响，杨某当即毙命。
杨某的身材比较肥胖，毙命后整个身体像一堵墙一样轰然倒地。见此情景，其妻吓得瘫软在楼梯上。
楼上的响声惊动了住在楼下的人，楼下屋内传来响声，歹徒飞身窜到楼下，一脚踢开店主儿子的房门，手上的枪筒还冒着缕缕青烟，他厉声喝道：
“都给我老实点，我刚崩了一个，你想活就照我说的做！”
杨某的儿子虽然也身高马大，但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吓得浑身发抖，他哆哆嗦嗦地趴在床上用被子把头蒙上，劫匪又将杨某的妻子拖了进来丢到床上，并用一根长绳子将他们的双手反捆起来并串在一起，尔后命令他们用被子蒙上头谁也不许动。
看得出，蒙面劫匪对这一套程序已相当熟练，做完这些后，蒙面人竟然坐在屋内悠然自得地抽起烟来，一支又一支。
在这期间，他还做了一个恶作剧，在杨某儿子的床上小便。直到天色将明，蒙面劫匪写下几个字后才悄然离去。等杨某的妻儿从噩梦中醒来时，天已大亮，他们这才赶紧向济南市公安局报案。
这是济南市解放后成立济南市公安局以来接受的第一起重大入室杀人抢劫案，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庆云金店距济南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米，看来这个窃贼根本不把公安局放在眼里，这起深夜劫案分明是向刚刚成立的济南市公安局公然示威。
杨某妻子报案后，刚刚从部队调到刑警队任队长的张允贵带领桂树怀等刑警火速赶到现场，只见现场一片狼藉，惨状令人惨不忍睹，子弹从杨某的后脑射入从前额出来，削去了杨某的半个头颅。
不过张允贵等武警都是军人出身，打过多少恶仗险仗，但是杨某的妻子依然吓得脸色发白。
走廊地板上到处是血迹，一股血腥味直冲鼻腔，死者尸体头朝东脚朝西，一只鞋子被扔得远远的，身上只穿了一件已被血浸透了的睡衣，而卧室内的装金银首饰的保险柜门敞开着，里面的金银珠宝被洗劫一空。
据杨某之妻介绍，被窃的物品共有黄金4两，金耳环11副，金表1只，金戒指1包，国民党时期发行的纸币现钞大约50万。
现场除经理的尸体外，在楼下房间的痰盂内还有大小便，桌上还留有10多个烟蒂，这与死者儿子的口述是一致的。
不过更引起张允贵注意的是，在楼下房间的写字台上并排放着3只子弹壳，大方桌上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用毛笔写着“光明正大，刘吉作”的字样。
刘吉是谁呢？凶手为什么要写“刘吉作”呢？看来要从这个“刘吉”的名字上寻找突破口了。
当案子报告到山东省公安局长李士英那儿，李士英大怒，这个劫匪也太猖狂了，他命令济南市公安局长凌云立即组织力量侦破此案。
凌云立即指示成立了专案小组，专案小组组长为刑警队队长张允贵，他认为刘吉是一个突破口，只要找到刘吉，就可能找对凶手。
当时的社会秩序已得到恢复，公安部门已对人口进行登记，刑警队根据户口登记很快查出了全市共有十几个名叫刘吉的人，其中有男有女，有老也有少。
办案小组对每一个叫刘吉的人都进行了仿真分析后认定，最后他们目光盯向了一个曾有过盗窃前科的刘吉，这个刘吉曾是个惯匪，身手矫健。
经过死者杨某妻子和儿子的指认，这个刘吉的年龄与身材与作案人有些相像，但是声音明显不同。而且案发时这个刘吉正在狱中服刑，不可能出来作案。
刑警队的人员立即提审了在狱中的刘吉，当刘吉听完了案情介绍后几乎不假思索地说:“这肯定是李圣武干的。他与我素有旧仇，这是想嫁祸于我。”
张允贵和他的同事们对作案现场、作案方式和日伪时期留下的有关李圣武的档案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此案肯定为李圣武所为。但他为什么在现场留下刘吉的名字呢?
原来这个刘吉和李圣武在济南的黑道上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两个时常争个高下，不过这个刘吉始终没有李圣武的名气大，但是李圣武和刘吉互相提防，他们互相拿对方没辙。
不过刘吉在济南解放后被人举报，直接被济南公安抓了起来，而李圣武则继续逍遥法外。
这个李圣武于1910年出生，山东禹城人，一身好武艺没有用到正途上，他身轻如燕，所以有个燕子李三的绰号，张允贵们仔细查阅卷宗，发现这个李圣武劣迹斑斑，曾数次被抓捕但又被逃脱了。
李圣武在日伪时期的济南就是惯匪恶盗，对这种危害四邻、老百姓怨声载道的窃匪，如果不闻不问也太说不过去了。当时的伪政府命令伪警察局尽快将李圣武缉拿归案。
凡是惯匪恶盗基本上都有三个特点：一是好赌，二是好嫖，三是抽鸦片。李圣武也不例外。于是伪警察局侦缉队长张庆丰决定在赌场设伏，但一直没有抓到。
1943年的春天，李圣武因在理发店内聚众豪赌被人告发，侦缉队长张庆丰立即带领大量伪警察将理发店包围，在数支黑洞洞的枪口下，李圣武束手就擒。
侦缉队长张庆丰让警员用捕绳将李圣武捆束在人力车上，虽然绑得很紧，但是在解往趵突泉前街警察署的途中，由于一路颠簸，将绳子也晃松了，而燕子李三李圣武的臂力特别大，已暗中运劲将绳索松开。
就在人力车快到伪警署门口时，李圣武突然从人力车上站起身来，抖掉捕绳纵身一跃，跳到路旁停放的一辆水车上，然后翻上墙头，回头朝警察们招手说了声：
“小子们，再见啦，老子就是李圣武！”
李圣武转眼之间便不知了去向。直到此时，伪警察才知道抓的竟然是燕子李三李圣武，伪警察都非常懊恼，早知道是李圣武，就应该加强戒备。
这是他第一次被抓获后逃脱。
不过这也使他在济南市伪警察署挂上了号，成了头号通缉犯，伪警署一直想抓他以平民愤。
从这以后，李圣武也小心了，很少出入赌场。于是伪警察局决定利用他好色的特点，排查他固定光顾的几个窑姐，其中有一个叫红枝的窑姐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当时这个叫红枝的窑姐，他的哥哥因为犯事被关在伪警察的牢里，伪警察找到红枝告诉她，如果帮助警察抓获李圣武，就可以把她哥哥从牢里放出来。
红枝很害怕，她说李圣武心狠手辣，万一被他知道了，肯定会杀自己，但在伪警察的威逼利诱下，红枝决定配合。
1944年夏天，当时的济南警察署终于在红枝的床上将李圣武抓获。
然而194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伪警察们也惶惶不可终日，也无心处理李圣武的案子，只是将他关在牢里，结果李圣武趁第二年日寇宣布投降监狱管理混乱之机，买通了看守，卸掉了镣铐，又一次越狱逃跑。
这是他第二次被抓获后逃脱。
此后，李圣武为了不被人发现，过起了“游侠”般的生活，他总是不断地变化着落脚点，从不在一个地方住上一个星期，使到处缉拿他的警方无可奈何。
在济南解放前夕，泉城已成为一座孤城，刚刚由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调任省会警察局任局长的刘钦礼，在王耀武命令下，把主要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投入到城内的剿共防共上，对各类刑事案件根本无暇顾及，连警方到发案现场的调查也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1948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喝得烂醉的李圣武撞上了一群正在巡逻的军警，军警将他抓捕入狱，但都不知道他就是燕子李三李圣武，也就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犯事人员，结果由于当时形势吃紧，没人对他仔细审查，当解放军开始攻打济南城时，李圣武又一次买通了监狱看守脱身走人。
这是他第三次被抓获后逃脱。
几天后，济南解放。就这样，国民党警察把多年没能降服的大盗留给了共产党。
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警方的腐败无能，使李圣武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如今虽然济南解放了，但在李圣武的眼里，共产党的公安局和国民党的警察局只不过是换了一茬人，只是换汤不换药，拿他肯定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他消停一段时间后，就实施了庆云金店抢劫案，这一恶性案件也算李圣武给公安局出的一道难题，他想试一试共产党的刑警是不是比国民党的警察高明。
不过这个燕子李三也确实够笨的，他本以为留下刘吉的名字可以迷惑警方，没想反而留下了破案的线索。
不过刑警们知道李圣武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盗贼，他不仅有一身功夫，而且诡计多端。但是正如最能体现猎手价值的就是捕获最狡猾的猎物一样。
在部队打惯了恶仗的刑警队长张允贵历来喜欢啃硬骨头，他是个越战越勇的人，28岁正当年，他希望带领着一帮正当年的小伙子降服这个罪大恶极的飞贼大盗，向济南人民献上一份厚礼。
但是想在偌大的济南市，要找到神出鬼没、游走不定的李圣武如同大海捞针。
一方面，现在的干警们谁也没见过李圣武，另一方面，虽然有一部分曾在旧警局干过的留用人员，虽然他们见过李圣武，但却因怕遭到报复而以各种理由拒绝参加捉拿李圣武的行动，所以追踪、盯梢、守候等手段都用不上。
那些旧警察为什么害怕呢？因为李圣武曾经枪杀警察报复杀人。国民政府的警察叶福生就被李圣武在自家里被枪杀。
在194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李圣武怀揣手枪来到了警察叶福生家，因为叶福生是伪警察负责缉拿李圣武的负责人，他决定当晚要找叶福生算算老账。
当时叶与其父叶干臣及其祖母、母亲一同住在东小王府街的一个胡同里，这个叶福生是个比较正直的警察，家里也不富裕，他家住的是一明两暗的三间平房。
李圣武来时碰巧叶福生和其父都外出不在，家中只有患病卧床的叶的祖母和母亲。为了复仇，李圣武竟在叶家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留下了二十多个烟蒂。
直到深夜，叶福生才回来，结果一回家就被李圣武枪杀，而且李圣武竟然丧心病狂地用枪把叶的祖母及母亲打死床上，以解心头之恨。
据说当时同院的邻居都听到了枪声，却没人敢出来，李圣武欠三条人命之后轻松离去。这段往事使那些旧警员至今不忘。
不过这些难不倒人民警察，因为人民警察同其他警察不同，人民警察破案依靠的是人民战争，将50万左右的济南人民动员起来，不愁找不到李圣武。
张允贵分析，李圣武在江湖上有名气，他必然离不开他的所在的江湖，他平时多出没于江湖艺人的圈子。
于是刑警队就分头做工作，聘请那些平时在街头说书的、唱戏的、看相的、算命的、耍猴的、玩杂技的民间街头艺人为“侦察的耳目”，而这些人愿意为警察提供情报，因为警察保证让他们正常卖艺。
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过去也多是贫苦出身，而且他们以往对像李圣武这样的飞贼大盗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也希望借共产党之手除掉这个祸害，于是他们大多表示愿意协助政府的抓捕行动。
而公安局本身也组织便衣警力加强街头巡逻和重点地段的监视。一张无形的大网渐渐展开。
1949年1月15日，一个平时在街上说书的艺人向警方报告：
“李圣武眼下暂住在舜井街14号的一个小阁楼内。”
事不宜迟，张允贵即带着刑警陈凯、端木前往侦察。为稳妥起见，三人化妆成青岛来的“商人”，他们按照说书人提供的地点直奔舜井街。
他们到了以后，发现这是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阁楼，他们看了看地形后便上楼，陈凯敲了敲门，过了好一会，“吱”的一声门拉开了一条缝，一个中年人的脑袋伸了出来。
陈凯也是老侦察员，就是本地人，他彬彬有礼地问:“请问，李先生住在这儿吗？”
“这里没有什么李先生。”那人看了看陈凯，见是陌生人，便冷冷地答道。
“我们是做生意的，和李先生是把兄弟，劳驾通报一声。”
“你们是从哪来的？”
“我们是从青岛来的。”
说着话，中年人的两眼不停地打量着来人，这些人都是侦察老手了，也确实是生意人打扮。
在那名中年人确认了眼前这几个人确实是生意人无虞时，口气缓和了下来，但是仍然警惕地问道:
“你们坐的哪趟车，路过哪几站，车票多少钱？”
张允贵三人一一应答自如，这下那个中年人放心了，他说了句：“你们等一等”，转身返回阁楼。
趁此机会，张允贵带人也迅速跟了进去，他们在里屋见到了一个人。
只见这个人身材魁梧，手粗腿粗，两只眼睛贼溜溜的，他警惕地看着张允贵他们。
张允贵一看眼前的李圣武与档案上描述的李圣武外貌特征相吻合，心中有了底。便对其说：
“李先生，你找得我们好苦呀，现在跟我走！”
刑警们就这样抓获了李圣武，但由于来得匆忙，他们没有带手铐，只是用绳子把李圣武的手捆在胸前，其实如果捆在身后，他想逃跑就难多了。
这个李圣武是个老江湖，他做出一副俯首帖耳的样子，张允贵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么轻松就抓到了李圣武，三个人紧绷着的神经也就放松了下来。殊不知，这个狡猾的惯匪此时把枪藏在了不易发现的下腹部。
出得门来，李圣武在前，张允贵带人在后，他们几人都兴高采烈，向西沿着院西街、西门街朝市公安局方向走去。
10分钟后，张允贵等人押着李圣武来到了普利门大街，这是济南的闹市区，街上店铺林立，行人如织，身藏武器的李圣武边走边用手将绳子弄松，当他将一个绳环取下时，其余的绳索均形同虚设地套在手上，对此，身后的刑警并未觉察。
看着前面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李圣武心中一动，就在汽车即将从身边驶过去的时候，李圣武双手一抖，捆绳落地，他迅速从衣内掏出手枪对空便是三枪，
“叭！叭！叭！”三粒子弹出膛，张允贵等刑警凭着本能立即卧倒在地上，而在饱受了战争的长期磨难之后，济南市的市民们对枪声有着一种神经质般的反应与恐惧。
街上的行人听到枪声顿时炸了锅，熙熙攘攘的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震得惊慌失措，人们不知道枪声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要躲到哪里去，街上的行人纷纷乱跑起来，一些小商贩的摊子被撞翻在地，繁华的街道成了一锅滚沸的开水。
等张允贵等人拔出枪来时，纷纷四逃的人群在刑警与李圣武之间构成了一道“人墙”，他们根本看不见李圣武。这不能不说是张允贵等人选择的押解路线错误。
此时，如果开枪将可能伤及无辜的群众，就在几名刑警迟疑之际，李圣武一个跃步窜到车后，转身爬上路旁的一根电线杆子。
“蹭！蹭！蹭！”他几下攀就上了路旁一个居民住房的屋顶，早年学过的轻功又一次帮了他的忙，一眨眼的工夫便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了。
如果算上解放前被抓获后逃脱的话，这已经是李圣武第四次被抓获后逃脱。
煮熟的鸭子飞了，张允贵被济南公安局长凌云一顿臭骂，这使张允贵等人的心中都憋了一口气。
李圣武这次逃脱后，刑警们又遇见过一次，不过机警的李圣武立即就跑了，接着李圣武在济南销声匿迹了。
长时间抓不到李圣武，引起了山东省公安局长李士英的关注，他分析凡是罪大恶极的惯犯都有三个特点：好赌博、好抽鸦片，好逛窑子。
而济南已经解放了，这三样都被禁止，这个燕子李三很可能外逃，好赌博和好抽鸦片不好控制，但是好逛窑子这一点可以利用。
凡是惯犯，肯定都有固定的窑姐，只要找到这些窑姐，就肯定可以顺藤摸瓜，抓住李圣武。李士英这一番分析给济南市公安局茅塞顿开，于是他们开始挖掘李圣武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来挖出这个窑姐，通过窑姐来抓捕李圣武。
很快，济南公安就得到线索，李圣武在徐州有一个固定的窑姐张玉兰，他们判断李圣武对于不熟悉的窑姐肯定不敢去，而他肯定耐不住没有女人的寂寞，必然会去找张玉兰，可以在张玉兰家周围设伏抓捕。
于是济南公安抽调了刑侦队长张允贵、刑侦组长端木兴等人组成抓捕小组赴徐州抓捕燕子李三李圣武。并于 1949年6月25日晚上，在张玉兰家将燕子李三李圣武抓获。第二天，李圣武被押回济南。
解放前后，中共曾在全国展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确定的五种反革命之一就是惯匪，而李圣武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惯匪，济南市警备司令部特别军事法庭依据确凿的证据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以盗窃罪和杀害无辜罪判处李圣武死刑。
1949年7月7日，是李圣武执行死刑的日子。上午11点钟，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作恶多端、死有余辜的飞贼大窃李圣武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那个曾经使济南百姓鸡犬不宁的“燕子李三”逐渐成为一个渐行远去的历史传说。
燕子李三四次被抓获逃脱，枪杀警察报复，公安用窑姐将其抓获处决。这使老百姓感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确实不一样，人民百姓终于得以扬眉吐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