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湖不比西湖，没有太大的名声，但松山湖初看上去，却有着媲美西湖的姿色。岭南溽热，因而湖水之上时常蒸腾着雾气，而浓密到极致的绿沿着湖边逶迤前行，不时还有红褐色的荔枝从中脱颖而出，唤醒人的味蕾。味觉与视觉不同，它似乎更加植根于人的本能，因而荔枝所唤起的审美，与生存有关。就像苏东坡的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了一种美味，甘愿守候一片土地，这并不夸张。所以，已经“长作岭南人”的我立刻喜爱上了松山湖镶嵌着美味的美景。
等到深入进去，松山湖之大，超出了想象。即便单车骑行，要贯穿整条湖堤的观光路，也得将近三个小时。松山湖的面积大于西湖看来是无疑的。后来得知，松山湖仅湖水的面积就有八平方公里，此外，还有十四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这证实了我的猜测。我坐在湖边的一个亭子里，感受着迎面出来的凉风，朋友们在身边面带笑容，聊着什么，这样的场景是足以令人感到幸福的。人是多么需要在人群中感受自己啊，仿佛在这种氛围中会有一种触媒让自己活跃起来，然后那个巨大的灵魂就漫过了自己的边界，漫过了人群，漫向了这几乎望不见对岸的湖水。
松山湖在哪里？
在东莞，那个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城市，夹在广州和深圳之间。
置身热带的东莞，阳光刺目，当你站在阴凉处，发现整个世界被照得如此明亮。让富丽堂皇的更显光彩照人，让破败不堪的更显寂寞仓皇。我觉得人生在世需要这样的明亮，不要遮蔽，也不必恐慌，一切敞开在那里。你似乎会看清这个世界。那么，你自然看清了松山湖，看清了东莞。那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湖水的另一侧，有着多个正在进行建设的大型工地，有些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有人介绍说，华为的终端总部搬来这里了，那里会建成一个最美的小镇。我相信，但我并不觉得意外。美的吸引力就是如此之大，而且，这就是东莞的日常生活：建设、建设、建设。一切都是崭新的，似乎只要你愿意加入，就会给你希望和机遇。在一个这么优美又几乎没有人类历史的地方，新的历史开端总会显得轻而易举。
松山湖原本是天然湖泊，位于东莞的大岭山、寮步和大朗三镇的交汇地带。东莞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工作城市，举国皆知，它吸纳着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们，移民数量占到九成以上。人们汇聚在这里，想方设法施展想象力。这片原本掩映在阴影中的美景就这样被照亮了，在这儿成立了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当然，那种工业发展初期阶段的景观被改造了，不再是简陋的厂房密布，不再是浓烟滚滚，不再是污水横流，而是在青山绿水之中努力“隐藏”各种建筑物。尽力用现代设计的理念，让建筑物与自然生态和谐并处。像松山湖管委会的建筑，就很有特点：像是开往五个方向的昂立的船头，又像是一朵巨花的五片花瓣。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一座巨大的公园。
当然，这只是最外在的，一个地方最让人留恋的，其实是生活本身。如果只有一流的工作环境，而没有跟精神生活相配套的事物，那人们永远也无法建立起对这个地方的认同感。于是，松山湖就有了图书馆、学校。我曾去松山湖图书馆参加阅读活动，竟然看到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角落仔细倾听；也去过松山湖的中学和东莞理工学院，那些年轻的充满希望的眼睛让我觉得温暖和踏实。当我们安顿好了老人与孩子，就像在天平的两端寻找到了平衡，生活的机制便开始自动运作。还是苏东坡的诗：“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了，家乡就诞生了。一个诞生家乡的地方，就不再是观光的景区，不再是掠过的印象，它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座，分泌出每一个人的历史与记忆，又最终将它们一一凝固。
我有好几位朋友生活在此地。早些年，我匆匆忙忙来过一次，没有太大的印象，数年后我再来，已经堪称惊艳了。在那之后，我每来一次，都会愈加理解他们的选择。尤其从人口密度超大的广州逃离出来，来到这么一个青山秀水、空间开阔又非常现代的地方，几乎是满足了全部的生活愿望。每一个当代人都有一个归隐田园的梦想，有些人还大胆实施，将城里的房子卖了个好价钱，搬去乡间居住，可是仅仅数月之后，已经不堪寂寞。如果说以前乡间没有网络，让人有遗世之感，但如今网络处处皆有，在乡间也可以随时看到各种资讯，那寂寞究竟从何而来？有人说，那是现代人矫情，耐不住寂寞。我倒不这么想。在我看来，那种寂寞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失落。人的心灵终究是文化的产物，那个由现代生活方式生产出来的心灵，已经不再是千年以前的心灵，尽管这颗心灵还可以欣赏陶渊明的隐逸之诗，但时间一久，便如同沙漠中的青蛙，或是水中的蜥蜴了。即使能存活一段时日，那是很痛苦的。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句著名的话是否也意味着一种反向的理解？最好的与最坏的都会诉诸于人本身，而每一个时代的最好与最坏都是通过这个时代的人们所体现出来的，是你、我以及他们不能摆脱而且必须承受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松山湖其实是某种当代理想的化身。将自然生态和科技发展整合在一起，和谐并存。姑且不论它是否可以实现，但它确实存有这种乌托邦的精神气质。它的存在跟西湖一样，具有历史的和地理的偶然性。一个地方沉寂无名，突然机缘巧合，成为目光交汇之地，继而经历改造、废弃与再改造，历史的形状就此出现。这个过程令我着迷。一些地方持久地成为人类历史的发生地，另外一些地方在视野中却是瞬忽出现，又瞬忽消失。偶然的一次事件，那湮没在地下的遗迹再度出现，人们惊叹万分。像是三星堆遗址，那些神秘的面具简直君临天下一般，眼睛及其目光都被金属铸造定型。但它背后的人们，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为那些人感到悲哀吗？消失了任何踪迹的人，仿佛不曾存在的人，他们与我们延续至今的文明有什么关系吗？
伊塔罗·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有这样的话，我念念不忘：“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因此，我想，即便我们无法回答历史那残酷的空缺，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悲哀，历史有着隐藏身份的本能。我们应该为造出了三星堆面具的人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感到高兴。那些表现了生命意志的神秘面具，便是一种伟大的见证。同样，这山，这水，这眼前的松山湖，它们注定会成为一种伟大的见证。
因此，谁也无法预测一个地方的命运，但一个地方在兴起之时，我们应当为之感到高兴。我们应当把它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书写在我们的文字里，与其说这是一种琥珀式的纪录，不如说这是一种人类面对天地宇宙的基本姿态：生命的祈祷。当我们的生命与一个地方试图有着更加深入的关系时，我们敞开、迎纳，并且将自己投靠出去。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祈祷。生命的渺小与世界的广阔从根本上决定了成败，生命会被世界充满和淹没，但生命挣扎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塑造那个不着边际的世界。渺小对广阔、有限对无限、主观之力对客观之力，这难道还不是祈祷吗？祈祷不是静的，而是动的，跟生命一样。
可是，一个地方是如何被人类从边缘改造成中心的？
我依然被困扰。
我是在松山湖的一所酒店想到这些的。这是夜晚，万物安然无恙。我来这个酒店许久，才恍然想起自己曾经来过。那些曾经的谈论与欢笑，那些随行而带的书，历历在目。那次带的书居然是关于美学的，我半宿读完，已是凌晨，我独自从酒店出来（只有睡醒惺忪的前台女士看了我一眼），顺着一条木道，走到了湖边。湖边居然还有人垂钓。凌晨垂钓，让我从美学的概念回到美的事物当中。那美好的时刻，一晃，多年过去了，在这个夜晚再次复活，所以我对这个地方起了如此多的思绪和感慨。
我来到窗前张望，可以望见夜色中迷茫的湖水。似乎看不到垂钓的人，我也不打算下楼再去，我害怕失望。酒店的下方则是巨大的泳池，水与水构成了呼应。水在远方，也在近处，像是中继站一般传递着浩渺的讯息。隔着通透的落地玻璃窗，一切是那么平静，可是这样的平静分明是人工设计出来的，我们还能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吗？我们的绝望和希望、我们的沉默与呐喊，能够穿透这面玻璃墙，抵达远处的湖水吗？只是那远处的湖水不必倾听，那几乎就是倾听本身的样子。
透明之墙，拒绝了声音却亲近光芒。我抚摸着坚硬的玻璃，不得不说：真正的呐喊不是发自嗓子和嘴巴，而是出自眼睛，那对世界绝望的盯视。
尽管我并不绝望，但我知道，我的目光里含有绝望的身影。当我凝视，它就出现，出现在我和世界之间的虚无中。
一个地方是如何被人类从边缘改造成中心的？难道不是你在何处，何处就是中心吗？或者，像是那个来中国的传教士艾儒略说的：“无处非中。”哪里都是中心，因为地球是圆的。也许，这是我偷换了概念？无论如何，我知道历史的惯性力量在中心得到了最大的释放，当那力量到达边缘，已成微风。而边缘，却在生长着新的历史，尽管它脆弱、随时有夭折的风险，却总会带来希望与惊喜。
松山湖就是从荒野而来，开始聚集和生长。我已不是无法预知它的未来，而是不在意它的未来了，因为它的存在已经足够开始生长。我想起生活在当地的一位朋友，不止一次跟我说：“你完全想不到这里以前是怎样的。”
“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朋友顿了下说，“一个杂乱的地方。”
“看得出来，现在很美了。”
“一步一景，里边的竹子、小径、荷花、亭台，安静地等待着能读懂的人。”朋友是一位诗人，他说出这样的话很自然。
“那你读了那么多年了，懂了吗？”我感觉我们的对话像古代的禅僧。
“还不大懂。但因为有了这湖，这里既是内，又是外，既是城市，也是边界。”
这话让我品味了许久。
我已经思谋着我应该再来，或是再去。
王威廉，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倒立生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