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与先锋对话》等专著十五种，《一株麦子的幸福》等诗集两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三百余篇，曾获草堂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建安文学奖等多种奖励。
“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
——21世纪诗歌观察
罗振亚
导读：判定２１世纪中国诗歌已经完全被边缘化或进入空前复兴期这两种学术指认，都分别看到了诗坛的部分“真相”，而遮蔽了诗坛的另外“真相”所在。如今诗坛实际上充满着喜忧参半的矛盾“乱象”，但它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机遇和方式，并以其“行动”的力量昭示出一种希望：
一是诗人们在突破过程中学会了承担，使写作伦理大面积地得以复苏；
二是诗人们注重艺术环节的打造与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使诗作处理生活的艺术能力普遍有所提高；
三是以诗学风格、创作主体、传播载体与地域色彩的多元展现，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了实处。
２１世纪诗歌的突破是有限度的，整体感觉平淡，经典文本匮乏，诗歌写作本身存在的失衡现象，和艺术的泛化问题、潜伏的传播方式危机问题等纠结一处，决定它仍然任重而道远。
前言
仿佛千禧祝福之声犹在耳畔回响，２１世纪的年轮竟迅疾地划过了十圈。回望十年来路，新世纪诗歌虽然还未来得及将自己同２０世纪完全拨离，仍处于朦胧、易变、繁杂的现在进行时状态，但其不同于以往的精神和艺术个性已经形成，并且越来越清晰。那么，新世纪诗歌是否出现了新的征象、新的质素？它和此前诗歌之间究竟构成了一种内在接续，还是一种本质断裂的关系？它到底是改变了诗歌的沉寂现实，还是加速了诗坛的边缘化过程？面对这一系列的拷问，逃逸是不负责任的，每一个诗歌研究者都应给出自己的判断。
喜忧参半的矛盾“乱象”
审美对象的纷纭，介入角度的多元，使人们对２１世纪诗歌现状的估衡见仁见智，难以获得一致性的共识。其中有两种意见最为典型，也最为引人注意。
意见一
新世纪诗歌被边缘化到了几近“死亡”的程度，其证据确凿：１９９７年五大城市里“只有３．７％的市民说诗歌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文学作品”，诗歌已“是受欢迎程度最低的一种文学作品类型”；而至市场化程度日深的新世纪，江苏一位中学教师课前提问，让喜欢诗的同学举手，结果只有两个女同学，记者在北京街头对中学生随机采访，在被调查的５人中，特别喜欢诗歌的没有，根本不感兴趣的两人。可见，诗歌在老百姓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已不复存在，它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即便作品数量再多也只能算是无效的写作。
意见二
新世纪诗歌进入了空前“复兴”期，理由也很充分：如今诗歌写作队伍不断壮大，远不止“四世同堂”，每年五万首的作品数量十分可观；诗歌创作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朗诵会、研讨会、诗会和诸种奖的评选频繁举行；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诗歌努力向大众文化开放，以泛诗和准诗的碎片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多点渗透，令人感到时时刻刻都“诗意盎然”；特别是网络与诗歌的媾和、民间刊物同自印诗集相遇，更令诗坛热火朝天，活跃异常。一切迹象表明，如今的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
应该说，这两种意见都不无道理，它们分别看到了诗坛的部分“真相”；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不同程度地遮蔽了诗坛的另外“真相”所在。二者之间视若南北两极的对立，则饶有意味地折射出了目前诗坛境况复杂，充满着喜忧参半的矛盾“乱象”。
一方面
诗坛并非想象的那样一团糟，而是有诸多希望的因子在潜滋暗长，审美记忆中辉煌的古典诗歌参照系作祟，导致“死亡”论者在高估诗歌的价值和功能的同时，对置身的诗歌现实下了过于悲观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对歌德那种谁不倾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野蛮人的论断恐怕要辩证理解，离诗最近的中学生疏远缪斯女神，也不意味着如今的人们就是野蛮的，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
其实，诗歌的本质是寂寞的，它充其量不过是创作主体心灵的载体而已，它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不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任何诗人也无须再为之加载，更不该总把当下诗歌和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相类比。现代社会抒放情志渠道的广泛打开，决定了诗歌作为文学焦点和中心的古典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冷清、寂寞是诗歌生存的常态，那种人为地把诗歌创作和活动热闹化，乃是背离诗歌本质的行为。领悟诗歌这一存在机制后，就会感到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诗歌的沉寂并不可怕，它反倒为诗歌写作队伍提供了一次淘洗的机遇，面对孤独、残酷的文学现实，那些仅仅把诗当做养家糊口工具的技艺型诗人，自然耐不住清贫的冷板凳纷纷撤退，而他们的“逃离”和“转场”，注定会使那些将诗歌作为生命、生活栖居方式的存在型诗人“水落石出”，凸显其真诗人的风骨。
事实上，已经有郑敏、王小妮、王家新、于坚、臧棣、西川、潘洗尘、伊沙、朵渔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一直坚守在诗歌现场，既瞩望人类的理想天空，又能脚踏实地地执着于“此在”人生，以宁静超然的艺术风度传达“灵魂的雷声”，他们以及其作品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为读者昭示了一种希望。并且人们也绝非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如２００８年５月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上，点击率竟达６００万人次，之后《妈妈，别哭，我去了天堂》、《孩子，别怕》等也都不胫而走，几乎家喻户晓。这个事实证明即便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中国仍然有诗歌生长的良好土壤，仍然呼唤好诗的出现。
另一方面
诗坛不尽如人意处还有很多，出于对新诗的挚爱，某些“复兴”论者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热闹的表象所迷惑，乐观而信心十足，至于对喧嚣背后的隐忧则注意不够。其实，“热”多限于诗歌圈子之内，它和社会关注的“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在政治、文学环境宽松的今天，写作不再神圣得高不可攀，人人皆可在网络 上“抒情”与狂欢，在孕育多元共生自由格局的同时，也彻底把“创作”置换成了“写作”。据传一个网名叫“猎户”者发明了一个自动写诗软件，将不同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按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平均每小时写出４１７首，不到一个月就生产了２５万首诗。且不说其速度惊人得可怕，单就抽离了责任、情感和精神而言，他写的东西是否还能称之为诗就值得怀疑。而要深入诗坛内部考察，那种 “事件”多 于 “文本”、“事件”大于“文本”的娱乐化倾向十分严重。
谈及当下诗歌，很多读者马上就会联想到“民间写作”阵营内部论争、梨花体、裸体朗诵、诗人假死、诗公约、诗漂流、诗稿拍卖、诗歌排行榜等一宗宗让人目不暇接的事件，这些鸡零狗碎的外在表象和诗歌创作质量、品位的提升构不成任何关联，只能给人留下笑柄。而最能测试一个时代诗歌是否繁荣标志的创作，有很多文本更令人深深地失望。
如 世纪初 “７０后”诗人的“下半身写作”，尽管一定程度上对抗了意识形态写作，增加了诗歌的世俗化活力，但其“诗到肉体为止”的贴肉状态的性感叙事，也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之后分别于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０３年出现的“废话”写作、“垃圾派”写作，简直就成了盛装高级动物生理排泄物的器皿，口水四溅，屎尿遍布，休说给人提供什么崭新的精神、艺术向度或美感，单是那种丑陋恶心劲儿就是人类文明的大“倒退”，你絮絮叨叨、磨磨唧唧，你玩味大小便的刺激和快感，和读者又有什么关系？如此说来，就难怪有人小视诗歌不过是“口语加上回车键”、发出“诗歌死了”的感叹了。
也就是说，新世纪的诗坛态势不是平面的，它更趋向于喜忧参半的立体化，既不像“死亡”论者想象得那么悲观，也不如“复兴”论者鼓吹得那么繁荣，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所有相生相克的因子构成了一种对立而互补的复杂格局，娱乐化和道义化均有，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粗鄙化和典雅化共生。而就在这充满张力的矛盾“乱象”中，诗人们频繁地涌现和被淘汰，评论者的标准不断调整，诗歌以曲折摇摆的方式日渐寻找、接近着理想的境地。
亮点，闪烁在文本之间
新世纪的诗坛虽然菁芜夹杂，“鲜花”与“野草”并生，但浮面之下的几点深层的脉动，还是以其“行动”的力量，影响了读者的日常生活，感染了不少国人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８０年代以来处于边缘、尴尬中的诗歌面子，并且似乎带来一种期许：诗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多余的，它理应具有重要的位置。
一是诗人们学会了承担，使写作伦理在诗歌中大面积地得以复苏。
不可否认，如今的诗歌创作娱乐、狂欢化现象十分严重，网络写作更潜藏着许多伦理下移的隐忧。与之相反，大量优秀的诗人悟出８０年代以来诗歌中，那种过于贴近时代的高调的“大词”书写和疏离人类的高蹈的“圣词”书写，在人间烟火气浓郁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于事无补的，诗歌如果不与置身的现实、芸芸众生关涉，很难造就大诗人与拳头作 品，自 身 前 途 也 无 从 谈 起。特 别 是 经 历 了ＳＡＲＳ、海啸、雪灾、地震、奥运、共和国六十年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的事件之后，他们更懂得了承担的涵义，愈加注重从日常生存处境和经验中攫取诗情，最大限度地寻找诗歌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对话、联系。其中对城乡底层的持续关注，对地震、雪灾中人的命运和苦难的抚摸，非但恢复了人的真实生存镜像，充溢着人性、人道之光，有时甚至具有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如田禾的《春节我回到乡下》简直可视为“问题诗”
四婶做泥瓦匠的儿子
和她在城里擦皮鞋的儿媳妇
被票贩子的假车票
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了
……
——《春节我回到乡下》
典型细节的叙述外化了乡下人艰辛、盼望与焦灼的复合心态，更引出相关的社会问题，底层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利无法保证，连买车票、种子与化肥居然也被坑骗，诗对残酷现实的揭示令人愤然。
底层出身的郑小琼那首《表达》，把“钢铁”与“肉体”两个异质意象拷合，外化出青年女工忙碌、寂寞而悲凉的残酷现实，令人震撼，其对人类遭遇的关怀，愈加衬托出底层百姓命运的黯淡。叶延滨的《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写道
那些永远正确的词语是工蜂
……
工蜂是英勇上阵的士兵
正穿过透明的墙体，从主席台
飞向四方，像一个成语
飞蛾扑火
——《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
台上假大空、台下嗡嗡嗡，台上台下一点不“接轨”的会议场景如今比比皆是，诗以对这种害人的形式主义及其背后官僚主义习气的微讽，获得了介入生活的批评力量。而且诗人超常的顿悟、直觉力，敦促他们在文本中不时突破事物的表面和直接意义，越过刹那的情绪感觉苑囿，直接抵达事物的根本，显示出深邃的智慧和人性化思考。
像被称为用善良、痛苦、血乃至生命向世界“奉献”的“好人”潘洗尘，所写的《这世界还欠我一个命名》，乃诗人心理念头的瞬间滑动，
只求这世界还我一个简单的称谓
这称谓
只须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呼出
——— 父亲
——《这世界还欠我一个命名》
这个简单的生存愿望，暗合了人类情感和经验的深层，触及了生命中最柔软也最深重的精神伤痛，所以最能击中人心。
靳晓静的《尊重》展示了自己十二岁时手指被菜刀划破出血的场景，诗人更从母亲的话“你没尊重它，／所以它伤了你”悟出许多道理：创伤并不可怕，人都是在创伤教育中走向成熟的。所以“从那以后，我有多 少 次／被 生 活 弄 伤 ／从 未 觉 得 自 己 清 白 无辜”，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了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新时期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了存在的遮蔽，介入了时代的真相和良知，在提高诗歌处理现实和历史的能力同时，驱散了乌托邦抒情那种凌空蹈虚的假想和浪漫因子，更具真切感和包容性。
二是诗作处理生活的艺术能力普遍有所提高。
和日常生活、现实接合，仅仅是一种题材立场，诗歌最后获得成功还必须依赖艺术自主性的建构，因此新世纪的诗人们应和题旨和情感的呼唤，都比较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在表达策略上注重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其向度是多元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依然在意象、象征的路上出新。如王小妮的组诗《十枝水莲》中的《谁像傻子一样唱歌》，在“物”的凝视里竟有一种物化的冲动，当窗外“有人在呼喊”，“风急于圈定一块私家飞地／它忍不住胡言乱语”，“一座城市有数不尽的人在唱”时，那终于开花的水莲却十分安静，“我和我以外／植物一心把根盘紧／现在安静比什么都重要”。这里的花和人已泾渭难辨，彼此可以互换，水莲那种不事张扬的内敛、简单、安静，不正是诗人的象喻吗？
牛庆国的很多诗歌都以意象独创引人注目，他特别钟爱乡间的动物和植物，诗中多次出现驴的意象。《毛驴老了》在老父和毛驴的亲昵、依恋的画面里，浸染着诗人低抑、悲悯的人生态度。《饮驴》已走出形象粘连，获得了形而上的旨趣，“生在个苦字上 ／你就得忍着点”，那“驴”分明成了忍辱负重、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农民的化身。其次是为了增加表现力适度向其他文类扩张的文体互渗。
和新世纪诗歌对当下生存、广阔现实与纷纭世界的深入同步，诗人们意识到仅仅运用意象和象征手法是不够的，并自觉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的能量，把叙述作为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的压力。如
九十三岁。她像一盏煤油灯
被一阵风吹灭了光明
从此 她的世界一片漆黑
关上窗户，再也听不到她喊我的声音了———
又要回广东了，她把五十元钱塞在我手
说：‘用老年人的钱，会长寿，好运……’”
——许强《婆婆》
没有涕泪横飞、捶胸顿足的悲情抒放，甚至没有直接表达怀念意向的字句，就是煤油灯、窗户、钱等稀疏的意象存在，似乎已引不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而婆婆塞钱的动作，婆婆和别人叨念的话语“强娃儿 回来看过我……”以及婆婆走后诗人的心理“事态”，却成了结构诗歌的主角。诗正是借助这种行为事象的散点叙述，节制而有分寸地表达了对亲人特殊的依恋、怀念和悲痛。同时，随着叙述性和行为意象特征的强化，婆婆的性格要素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小说家路也的《抱着白菜回家》题目本身就是一种事态，叙述更幽默俏皮，
这棵大白菜健康、茁壮、雍容
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
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
我抱着一棵大白菜回家
……
—— 《抱着白菜回家》
细碎心理的流动，赋予了诗歌一种类乎独幕剧的综合品质，有一定的叙事长度，但流贯诗间的对于土地、淳朴和自然的亲近，同高档饭店、高级轿车、“穿裘皮大衣和高筒靴的女郎”对比，强化了诗人返璞归真的内心渴望，和对异化的都市文明的抵御与对抗。
再次是大量去除晦涩朦胧后的朴素的文本姿态，有力地契合、贴近着表现对象。这既指诗中的物象、事态和情境饱蕴人间烟火之气，也指语言上的朴实无华，向清新自然“天籁”境界趋附。如
希望生在战乱年代，而你
是草莽生涯的将军。佩剑，战骑，杀气……以笔为剑，以诗为马，以军阀
攻城掠地之势，将我的心夺去
——施施然 《战乱年代》
虽然是想象虚拟的“过程”，不乏梦幻情调，但细节的准确性关注，本色质感、洗尽铅华的“独语”流动，仍保证了诗和表现世界的清晰、生动，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江非的《时间简史》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的一生
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
十八岁出门打工
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
……
他倒退着忧伤地走着
由少年变成了儿童
到一岁那年，当他在我们镇上的河埠村出生
他父亲就活了过来
活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
走路的样子就像一个烧开水的临时工
——《时间简史》
不能再简单的句式，不能再泥实的语汇，似乎都离文化、知识、文采很远，可它经诗人“点化”后却有了无技巧的力量，切入了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逼近了乡土文化命运的悲凉实质，显示了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三是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了实处。
诗的别名是自由，它的最佳状态应该在心灵、技法与语言上都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羁绊。新世纪诗坛众语喧哗，人气旺盛，在一定程度上抵达了这一理想境地。心理的、历史的、社会的、审美的、哲学的、感觉的、想象的、现实的等每一种向度，都获得了自由的生 长 空 间；“４０ 后”、“５０ 后”、“６０ 后”、“７０后”、“８０后”、“９０ 后”，每一代诗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施展功夫，谁也不挡谁的路；官办刊物、民办刊物和网刊各司其职，几个阵地、渠道间彼此应和，解构着写作的话语霸权；地方诗歌多点开花，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大体只有南北之分、各省意识尚未苏醒相比，而今四川、江苏、湖北、安徽、山 东、广东、甘肃、海南等，都渐次亮出旗帜，各地区间“呼朋引伴”，对峙而又互补。诗学风格、创作主体、生长媒体与地域色彩等纷呈的镜像聚合，异质同构，“和平共处”，形成了诗坛生态平衡的良好格局，人气、氛围俱佳。特别是引渡出一批才华、功力兼得的诗人和形质双佳的优卓文本，以抒情个体的绚丽与丰富，创造了一种个人化精神高扬的文学奇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位诗人都在寻找着自己个性的“太阳”。如于坚的组诗《海上》仍然极富原创精神与先锋气质，自然大气又不失细节的支撑，拙朴戏谑又不失敏锐的力量。余怒的《主与客》、《刺猬论》继续凸显“歧义”意识，具有超现实写作的荒谬力量，让人感到有种东西存在却绝对说不真切。
李琦的《下雪的时候》多得传统的精义，它对雪的痴迷书写构成了一种美的隐喻，那清白、洁净、单纯、静虚之物，在貌似下沉实为上升的灵魂舞蹈中，对人生真是奇妙的清凉暗示，娓娓道来的平 实叙述里自有一 股逼人的美感。
蓝蓝近年更多地朝向现实，艾滋病村、煤矿矿工、酒厂女工、城市农民工等，都成为她执着于当下的见证，在描绘苦难与强调悲悯的背后，是她在语言和想象之外的一份现实承担，《我的笔》中一支笔的力量，似乎能穿透现实的迷雾，直抵生活的核心。
雷平阳云南书写中多向化的语义追求，将诗变成了一种现代性经验的体味，《集体主义的虫叫》现场感强烈的片断组接，貌似在恢复诗人夜宿树上旅馆听到森林里各种虫叫的过程和感受，实则传达了诗人在撕心裂肺的自然声音面前的恐惧和敬畏，也彰显了自然生命的启示。
翟永明的《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在雏妓不幸际遇的客观叙述中，蛰伏着诗人的愤怒之火，它是一个女性诗人对事件做出的直接反应，但又有强烈的去性别化倾向，或者说它是对一个族类的女人命运的思考，对人性和社会良心的深沉拷问，对诗人的无奈忧郁和诗歌无力的感喟。
冯晏愈发知性，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王小妮澄澈从容，宋晓贤的思维与出语怪诞，杨勇的构思和意象精巧……诗人们如天女散花般的风格绽放，暗合了诗歌的个体独立精神劳动的本质，意味着写作个体差异性的彻底到位。这种自在生长的状态，保证了主体人格与艺术的独立，也构成了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
问题”依然纠结
必须承认，２１世纪诗歌的突破并非全方位进行的，也谈不上彻底二字。或者说它是有限度的，不但遗留的经典文本和大诗人匮乏的老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更为困扰诗界的新问题。新老“问题”纠结，决定了当下诗歌尚难以迅速走出低谷，而不时在跋涉路上左右徘徊，进展缓慢，要想真正走向繁荣，还得深入反思，有针对性地取长补短。这种现状令钟情缪斯的人们无法不牵念，无法不忧心忡忡。
如今诗坛最大的问题是整体感觉平淡，缺乏明显的创新气象与强劲的冲击力。客观地看，２１世纪诗歌在写作方向上有一定的独到探索，可同９０年代先锋诗歌的精神并 无太大的区别，其叙事 化、戏剧化、个人化、新口语、日常主义的表征，皆可视为前者写作策略的接续与延 伸。和建立启蒙思想的朦胧诗、在内质上从破坏进入建设的９０年代诗歌相比，２１ 世纪诗歌为诗坛提 供 的显 性新质 并不是 很 多。在经典建构、拳头诗人的输送方面，也远远逊色于崛起过北岛、舒婷、顾城、海子、于坚、韩东等里程碑式诗人的前两个时期，在过去的十年里少有带极强方向感的众望所归的诗人出现，“群星闪烁”的背后是“没有月亮”，这无论如何也构不上真正的繁荣。虽然说２００８年诗歌出现了“井喷”，急遽升温，给人造成一种复活的感觉，可惜它并非缘于创作品位的提升，而是借助、倚重地震这个重大事件的外在力量才“有所作为”。这种“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大灾兴诗”现象本身就不正常，倘若有人把诗歌的希望寄托在历史、国家、民族的“灾难”之上，那就更不道德。翻检那个时段的诗歌，尽管不乏《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那样撼人心魄的佳作，但多数作品艺术性普遍看低，甚至还留下了《江城子》一类矫揉造作、错位抒情的不和谐之音。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一旦地震过后，社会生活又按部就班地运转，诗歌书写就恢复到原来繁而不荣的“常态”。
我个人以为诗歌要实现突围，必须从自身寻找 切 入点，而不该 依靠外力 的推助，那种“事件”大于“文本”的现实应该尽早成为历史。
这种平淡的感觉源于多重消极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与诗歌写作本身的失衡互为表里。具体说来，
一是日常情感和精神提升的失衡。
个人化写作理论的高扬，使有些人借个人化写作之名滥行民主之事，将个人化写作当成回避社会良心、人类理想的托词，只为圈子和自己而写，过度“自恋”的个人情感膨胀，自我抚摸的无聊琐屑，鸡零狗碎，无法传达出处于转型期国人焦灼疲惫的灵魂震荡和历史境况及其压力，缺乏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精神孱弱，诗魂变轻。有关反腐败、洪灾、疾病和贫困等大悲悯、大题材的搁置和“过滤”，决定这些诗歌无法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有的甚至拒绝意义指涉和精神提升，这在无形中自然阻塞了与读者产生精神共鸣的通道。如《豌豆吐司》、《林子》或对食物不厌其烦地细致咏怀，或对生活的无谓状态进行简单的复制挪移，无病呻吟，即便艺术上再抒情再诱人，也和诗坛呼唤的力量无关，只能被读者冷落。
二是传达过程中情感和理性的失衡。
从诗是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的向度衡量，２１世纪的一些作品多含感情因子，但情感流脉底层也蛰伏着想象力对知性的追逐，注重个人经验和对人生看法的发现；可惜大量作品还难以潜入生命本体、博大宇宙空间进行形而上思考，究明人类的本质精神———因哲学意识的微弱，很多诗人视野停留在充满亮色的范畴内，传达上浮躁，缺少宁静致远的内敛精神，时而流于情思的放纵，时而无节制地“叙事”，阔大深邃、振聋发聩的思想文本常常虚位。
三是精神追求和艺术探险失衡。
优秀的诗歌皆为意蕴和形式双重因素的共时性体现，可２１世纪的多数诗人虽然运动情结日益淡化，但偏偏只注意走技术主义路线，重视追新逐奇、唯新是举的实验，看上去精致复杂，但却不关灵魂和精神的事儿，充其量只是“纸上的诗歌”，产生大的影响当然无从谈起。
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也都是２１世纪诗歌发展亟待驱走的“拦路虎”。如艺术的泛化问题。保守估计新世纪里至少半数以上的诗人在沿袭传统的老路，纷纷把笔触对准大海、河流、森林、太阳、星空等中国诗歌中习见的自然意象，疏于对人类的整体关怀，满足于构筑充满风花雪月和绵软格调的抒情诗；而有些功成名就的“老”诗人，越来越趋向于匠人的圆滑世故与四平八稳，诗作固然也很美，但却没有生机，精神思索的创造性微弱，属于思想的“原地踏步”，它和前一种因素遇合，注定了２１世纪诗歌陷入现代性淡薄的困境，缺乏撼人的大气和力量。
再有传播方式上潜伏的危机问题。新世纪诗歌的民刊和网络书写热闹非凡，但也时时助长着诗歌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非诗、伪诗、垃圾诗获得出笼的可能，它的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语言实验与狂欢，在反叛、质疑主流中心话语的同时，也消泯了许多优良传统，造成诗意的大面积流失。在后口语倡导驱动下的网络书写，导致“作品呈现出了太多的即兴的一面，太多的飘忽与伪抒情，‘为赋新诗’式的激情，以及太多的嬉皮状与痞子相，太多的仿作，太多的形式感的东西”，表达过于随意、急躁、粗糙，众多不动脑子的集体仿写，造成了诗歌事实上的“假小空”；特别是屡见不鲜的恶搞、炒作、人身攻击等网络伦理混乱的现象，更令人堪忧。
另外，新世纪诗歌中最该肯定的“及物”选择，也存在着应当辩证理解和深化的问题。即该在什么范围内和前提下“及物”，该用怎样的方式去“及物”，“及物”之路到底能走多远。如今诗的“及物”敦促许多诗人走近了现实、人生，也保证了一些优秀文本的获得，但对“及物”对象缺乏恰适、合理的选择，有时甚至抒假情，如《独自放风筝的人》突兀的怪诞想象，《即景》私密的情绪流动，都无深入或清新的意味，缺乏必要的美感，吃喝拉撒、饮食男女、锅碗瓢盆等“日常”化题材的另一面，就是“审美”一维被严重削弱。有些作品“及物”的同时却放弃了精神提升，如一首叫《今天》的诗就过度倚重形下的“此在”世界，淡化对“彼在”的关注，只提供一种没有深度的庸常平面的时态，减轻了诗的思索功能。还有些“及物”作品不甚注意艺术性，在谋篇、构思、语言上缺乏锤炼和节制，叙事啰嗦、结构臃肿、态度散漫，有时把诗降格为一种无难度写作，透着一种空泛甚至矫情的感觉。看来２１世纪诗歌虽然大有希望，但却还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