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去东北
从何时起，去东北如去故国
所有相关词语都被颠覆，如果还可
用押韵的方式喊几嗓子，就无需
强行戒酒。机器继续转动
稻田继续收割，唯笑声新鲜而迫切
大火熄灭后，下一代人手持火把
四散奔逃。我们该有多爱自己朽烂的根
做尾巴，做皮鞭，做停泊云烟的缆绳
投名状一纳再纳，到最后
东北仍像是，共和国骄傲的孤儿
这是二〇一七年国庆期间写的一首诗。
它不是一首好诗，但它表达了我对东北复杂的情感。就是在写这首诗的同一时刻，我动了写一篇有关东北的长文的念头。近些年，各种以东北为描写对象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人们都在谈论，那个当年的“共和国长子”、重工业基地、肥沃千里的黑土地到底怎么了。是被抛弃的曾经的宠儿，还是宠儿耽于历史的辉煌和暗色，已经无力跟上世界的步伐；是地域文化和人群性格开始暴露出在信息化社会的短板，还是强大的集体主义时代的遗存，彻底改变了这块土地上的社会生态……无数的问题携带着灼见与偏见并存、热爱与背弃同在的答案，汹涌于我们可见的各种媒体之上。东北，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公共性的社会谈资，人们对它充满疑虑，也充满焦虑。
令人觉得有意思的是，这种疑虑和焦虑最强烈的地方不在东北，反而在东北之外，或者更多地在那些离开了东北的东北人心中。这部分人有着特殊的怀旧热情，对“东北再起”怀着热烈的期待。国家层面，也不止一次看到新闻说要重新振兴东北，但以近几年的经济形势看和普通人的生活感受来看，收效并不理想。而另一个方面，我所接触和观察到的东北人，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家乡的GDP持续落后，也不羡慕广东、浙江等富裕省市的快速发展，他们沉溺于自己的日常快乐之中，毕竟如今已经温饱无忧，所差的只是生活质量上的不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伴随着近二十年东北经济增长缓慢或衰退的，恰恰是东北民间文化的全国性广泛传播，二人转、喊麦、乡村爱情、网络直播，以及许多影视剧开始转景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即便仅拿文学中的地域表达来看，近些年重新显现出地方风格和活力的，除了上海，只有东北。作家、批评家们似乎开始重新把目光投注与历史与现在交织对比强烈的两个地域，重新凝聚北方的粗粝硬朗和江南的都市婉约。而如果单从清晰的地域性和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力来看，在近二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版图上，东北恰恰是形象最鲜明、最明确的一个地域。这种错位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而我，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并不属于真正的东北。在地理位置上，我的出生地恰恰是中国的东北偏北。我认识很多东北人，我们都认识很多东北人，这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妻子是正宗的东北人，因为这层关系，我得以多次往返东北的一座小城松原，并和那里的人们有了直接的接触。我想我的优势恰恰在于东北偏北：我不属于东北，但我也不能算是东北之外，我不写一种纯粹的旁观者视角，我也没有根植于童年经验的纯粹东北人立场——此刻，媒体上和网络上充斥着这两种思维下诞生的文章。
因此，本文将彻底从一个一只脚在东北而另一只脚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个体经验出发，融合近些年对东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观察，尝试素描出一个个人化的东北形象。或者说，这是我个人与东北的发生学和交往史。
大连
二〇〇〇年的八月底，内蒙古北部山区的秋意已经很明显，我从小镇林东坐上了一班长途车。此行的终点是辽宁的一座海滨城市，但需要先到赤峰转站火车。那时候，赤峰境内的几条高速公路甚至尚未开始规划，车行便道，一路颠颠簸簸、弯弯绕绕，要走六个多小时；长途车也破旧，绝境般挣扎的轰鸣震耳欲聋，车厢里永远充斥着浓重的汽油味——当然，对彼时还不到二十岁的我来说，所有的汽车都是这样的，我从未见过崭新的汽车，汽油的味道就是汽车和路的味道。
这是一趟未知而冒险的旅程，我身上并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却只身去遥远的某所大学报到。那座学校在大连，属于辽宁省，临海。得知自己被大连的一所税务学校录取后，我曾在教室后墙的中国地图上搜寻它的位置。一番摸索，只找到一个点和两个模糊的字——地图已经被同学们摩挲得和汽车一样破旧了。我应该在历史和地理课上学习过和大连有关的知识，但记忆里却毫无痕迹，至少没有任何具象的痕迹，以至于我坚持认为，在此之前，这座城市在我的意识图景中从未存在。按照那张被丢在林东镇某处街道的通知书，我要去大连学习有关税务的知识，从而开启自己新的人生。我对此并未怀抱热望，这只是对乖张命运的无奈接受。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无人与我同路。父母当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笔费用专门去送我，更没有另一个考入同座城市的伙伴可以相约。少年的旅途似乎总是独自行走，尤其是远行，它成了长大成人的必然仪式。在急速行驶的车上，我终于彻底弄懂了中学课文里的比喻：一只飘荡在茫茫大海中的小船。路上有任何事，我都没办法联系上家人。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这样的远行像是一场没有重聚日期的漫长告别。幸好，全家人东拼西凑的五千元学费已经汇入银行，无需提心吊胆地装在口袋里了。在当年，一条命，也就五千块，有的甚至不值。
前途未知，但步履脚步必须行进，这是一个二十岁的乡村少年必须面对的现实。
到赤峰时，已临近中午。下车后，我到离汽车站不远的火车站买了去大连的车票。唯一的一趟车，要晚上九点半才开，我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待在这座北方小城——我彼时到过的最大的城市。但我不敢离开车站，一直拖着三十块钱的皮箱，坐在候车厅里，就着矿泉水啃面包。这样的午餐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惨？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已经是“穷家富路”的极致体现了——如果不是出远门，怎么可能吃面包喝矿泉水？我还记得，大半年前，我仍在继续自己的第二次复读，早我一年读中专的弟弟，一路站票从呼和浩特回到林东，甩着浮肿的双腿去中学看我。我们在教学楼走廊的拐角说了几句话，他临走时留下的，正是他一路上没有吃完的两个面包，来自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面包，味道上已经附着了几千里的风尘。就是这两个面包，帮我抵挡了一周对其他食物的诱惑，让我觉得长途旅行是可以忍受的。
第二天上午，火车进入大连郊区。夏末秋初的天气晴朗明亮，我透过车窗看到宽阔的公路，公路两旁闪过一片又一片花坛。这些如今在很多小镇都习以为常的景观，对当时的我来说，只能用震惊来形容。我从未见过鲜花被如此整齐而大量地栽种、摆放、剪裁，我此前所见的花只有两种：山上的野花和电视里的花影。我产生了一种茫然和兴奋，茫然于即将独自在这个陌生到魔幻的城市生活，兴奋于家乡外的天空如此之大、可能性如此之无尽。
但我只在大连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东北作为一个词语被许多人提起，不论是极少数的南方同学还是家就在此地的北方同学，他们像说一个临近村庄那样谈论东北，谈论沈阳、哈尔滨、长春和大连。南方同学说，自己的父母从未想过他会来东北读书，感觉好像去了国外一样；东北的同学说，大连是东北比较特殊的城市，靠海，气候湿润，有着中国城市少有的干净整洁。或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东北才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进入我意识之中。在同宿舍的同学里，有一个似乎对此很熟悉，他还说，我老家所在的赤峰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东北的辽宁省，后来才划归内蒙的。我就想，原来我所在的地方，也曾经是东北。
那么，东北在哪里呢？
从现在的行政区域上看，很明确是指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个省。但在人们的意识中，东北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更是生活和文化意义上的，除了那些城市、乡村，它还指称着一种声音语调、一种性格、一种文化、一种习俗，以及所有这一切所最终形成的那个称谓。东北在地球的东方，在中国版图的东北部，也活在我们的日常认知里，比如东北话，比如二人转，比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比如东北人应该能喝酒，比如东北人爱打架，比如猪肉炖粉条，比如人参貂皮乌拉草，等等等等。
我逐渐了解到，自己所在的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海滨城市，但我并未在这里接触过大海，它只在一次去市中心的公交车窗外闪过。因为我成长所在的地方与东北的诸多相似，一个真正的东北城市大连给我的新鲜感反而都是非东北的。这种新鲜感里，包含着乡村经验面对城市时的激动和慌乱。满大街烤鱿鱼的味道和海风吹来时的咸湿味，让我经受几十年亚热带干燥的季风吹拂的鼻翼，感受到温柔的抚慰。已经有几年历史的咽炎，也似乎在这里获得了缓解。
我在大连一个月，不止一次听到人们在谈论一件事。在大连市中心，星海广场中央伫立着全国最大的汉白玉华表，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竣工，是为纪念香港回归而建的。一座有纪念意义的华表并没什么特殊的，特殊的是围绕着华表的某些民间传言。其中一个说，华表底下藏着一个时间胶囊，胶囊里是建造时的大连市领导写给二三九九年的一封信，那时是大连建市五百周年。人们纷纷猜测，信中写的是对这座城市未来的想象和憧憬。
传言已经无法证实，或者说它本就是一封被民间虚构的信。世事总是难预料，二○一六年八月五日凌晨，斗转星移，因城市发展，大连星海广场的华表被拆除，那封虚构的信当然也就此消失。
一个月之后，十一假期，我退学回到内蒙，此后再也没去过这座城市。这是东北第一次作为具体之物进入我的意识，它如同一段打盹时快速沉溺的梦境，让我产生严重的虚幻感。
我曾身在东北了吗？我说不好，但同那封虚构的信有关的虚幻感，恰恰是东北后来命运的表征之一。
松原·长春
走在长春的大街上，我特别吃惊，几乎所有出租车的顶牌上都浮动着广告，而广告的内容竟然绝大多数是某某锁城、某某开锁。我心中充满疑惑：难道长春人经常把自己的钥匙丢掉吗？还是这里盗窃严重，人们不得不频繁换锁？又或者出租车公司和开锁公司是一个老板？我没有找到能解答这个问题的资料。此后我去过几十个城市，再也没有见过类似的地方。我相信，任何被重复和强化的事物，都是某种征兆，都代表着这个地方人们社会生活的特殊之处。这个征兆伴随着我后来每一次去东北的经历。
妻子是正宗的东北人，她的老家是吉林省的松原市。松原市有几年特别出名，因为那里的高考抄袭猖獗混乱，后来被重拳打击后，这种风气已经平息，现在仍能搜到一些新闻报道。另一个让松原闻名于世的，是那里有中国第七大淡水湖查干湖。查干湖，原名查干泡、旱河，蒙古语为“查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渔业丰富。每年的查干湖冬捕已经成为一个节日，头鱼拍卖价连续翻番，最高价达到了近百万。
但这些信息都是后来慢慢累积的，松原在我心里的第一印象，是间接而负面的。有一年寒假，妻子坐火车到松原，然后又从松原跟人拼车回村里。但在半路上，司机和拼车的人说，小姑娘，我们不想伤害你，请你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吧。胆战心惊的妻子只好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他们，然后被半路赶下车。幸好又在路上碰到了同村的人，才安全回到家里。自此之后，她对自己的家乡再没有了天然的亲近感，曾不止一次说，自己毕业后绝不会回到东北去工作。她的叙述也让我对这里有了某种厌恶感，这当然是刻板印象，但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知，常常就是由类似的细节构成的。
二〇一七年十一假期，我们带着小朋友回松原看她姥姥姥爷。内弟开他的二手车，载着我们行驶在松原的大街上时，我多年前在长春产生的疑惑和惊讶，又一次被激起。随着车行的路径，我看到小小的一个地级市里，竟然有着无数家二手车行。后来春节回老家，出赤峰时，我又见到了一整条街的汽车商店。我跟滴滴司机说，看来这里是赤峰的汽车交易市场。司机说，不，这里是二手车交易市场。
两个同样级别的北方城市，都有着数量庞大的二手车店。这一方面似乎表明，家里有一辆车已经成为这里的重要生活指标，催生着汽车市场的繁荣。但另一方面却又似乎在印证着人们虚荣的消费心理，买二手车在某种程度上买的并不是车，而是品牌，比如花不到三分之一的钱，就能开上奥迪或其他名牌。这与东北人喜欢戴大金链子，女人一定要有一件貂皮有类似性，貂皮的保暖固然在寒冷的冬季有其实用价值，但它真正的作用显然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夸示性消费”。事实上，所有的奢侈品消费都是夸示性消费，所针对的是消费者对于“符号”财富象征意义的占有。
这一年的十一假逢中秋节，我终于走进了松原市的二人转剧场。每一次去东北，我都想进二人转剧场看一下，但各种阴差阳错，一直没有成行。这一次，特意早早买了票，虽然是中秋节专场，但票价出人意料的便宜，每张只要二十几块钱，跟看一场电影差不多。剧场很小，条件简陋，只是一个有舞台的大礼堂。演出晚上七点半开始，我们从家里打车过去，八块钱的路司机绕了十二块钱。后来内弟听说出租车收了我们十二块钱，愤愤不平：从家里到剧场，八块都是多的。我们回来时，同样被另一个司机绕了十二块。我想起那个抢劫妻子的黑出租。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很明显是听出了我和妻子的口音，已经和松原本地很不相同了。东北人有一种奇特的心理，那就是对陌生人的两极化态度，有时候极度热情，有时候又极度欺生。后来，我在观察中发现，东北人习惯于遵循一种“熟人”逻辑，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是熟人、熟人的熟人，哪怕是熟人的熟人的熟人，那都好办。但如果是纯粹的陌生人，他们会立刻换一副面孔。
剧场外的海报上印着“欢度中秋”的字样，还用浓墨重彩的美术字写着，《乡村爱情》里扮演蔡老七的演员将会压轴出场。剧场门口几个小摊位在卖瓜子，人们大都买几把瓜子进去。这类剧场有着很大的自由度，瓜子皮可以随地扔，散场后会有人清扫。剧场的每一块踩上去，脚底下都发出轻微的声响。剧场拥挤之极，每个座位都坐着人，还有许多人靠在墙边，没有意外，手里都抓着一把瓜子。甚至有一个母亲，抱着也就一岁多的孩子，一起听着震耳欲聋的歌舞声。舞台中央，几个暖场的青年男女正在卖力地唱歌，歌曲当然是东北大街小巷的音响里轮番播放的那些通俗歌。每张椅子上都放着一个用来摇动的塑料小手掌，一挥舞起来，就是啪啪啪拍手的声音，刺耳但是效果明显，很容易形成一种嘈杂的热烈。可以吸烟，四周也充满了烟尘，不吸烟的人吸进去的烟，似乎比吸烟的人还要多。
几束鲜而刺目的灯光一会儿射向人群，一会儿又移动到墙壁和房顶，你能在光柱里看到漂浮的尘埃，它们被人吸进吐出。暖场歌手终于唱完，鞠躬下台，一个号称重金请来的主持人跳跃着上来了，话筒杂技一样在左右手间交换旋转着。他所有的话都是常见的东北二人转演员使用的语言：亲爱的朋友们、最最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爷大妈大哥大姐老弟老妹们。是的，东北艺人天然带有一种亢奋的基因，他们不耽于大声而激烈地表达各种亲密关系，虽然他们和观众一样并不相信这种表达。但在剧场空间里，如此表达的确迅速拉近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这种拉近并非是情感性的，而是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破除陌生感带来的谨慎和戒备，让人们迅速进入类似于“狂欢节”时的类迷狂状态。
这不难理解——既然我们已经共享了一个黄色笑话，既然我们已经放下了所有表面的高雅，既然我们已经大声地喊叫起来，既然我们已经认同亲爱的、最最亲爱的等肉麻称呼，你又何须谨小慎微、心存戒备呢？释放你自己的声音和躯体，跟我们一起叫喊和舞动，对，大声，再大声，使劲，再使劲。他们喜欢跟观众要掌声，用各种方式，你不鼓掌我就跪着不起来，你不鼓掌我就海豚音不下来，你不鼓掌我就自虐，总之你被一种道德感推动着拍起来巴掌，你被不耐烦感推动着拍起巴掌，你被左右前后的人带动着拍起巴掌。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讨掌声？那是因为，在如今的二人转演出里，掌声不仅仅是表演的认可，更是表演的一部分。或者说，演员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认双方达成的微妙的心理平衡能始终保持，“狂欢化”能始终维系，这是当下二人转演出的根本秘密。我们知道，在真正的舞台剧，比如话剧和音乐剧剧场里，掌声恰恰是外部干扰力量，是被约束的。但在这里，掌声是情绪的催化剂，也是致幻剂。当观众因为各种理由不断鼓掌时，他们的确更快地让自己融入了角色，没错，在二人转剧场里，观众才是那个真正入戏的人，演员们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勤勉为之。
在所有的中国民间文艺里，二人转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是诞生于民间，却并没有获得真正雅化的乡土艺术，它也从未真正走进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审美体系。京剧、昆曲、黄梅戏等等民间曲艺，都慢慢走向了雅化和文人化，只有二人转始终保持着粗粝而浓烈的土地性、原生态。它也是唯一一种在电视时代和网络时代被迅速、广泛传播的民间艺术，再没有其他一种，能像二人转及其衍生品这样获得传统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的传播和推广了。谈到这一点，不得不说艺人赵本山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赵本山借助着央视春晚舞台的小品，推动二人转从一种地域性文化变成了一种“国家性通俗文化”，它的投名状就是笑声和掌声。二人转的产生在本性上是悲苦的，即便其中包含了无数的幽默元素，但特殊的悲苦才是它最动人的底色。在北方，每当冬日来临，即便是号称“长春”的城市，也一样显出灰突突的萧瑟之气。树木枝叶落尽，大地露出斑驳本相，就连天上的太阳也只能是暗淡昏黄，而不会明亮耀眼，加之风雪冰霜时而相逼，一切都显示着生命的负面色彩。更何况生活自身的艰难，亦令人只想痛痛快快地喊上一嗓子，以舒胸中闷气。这种环境里诞生的艺术，只能是本质的悲剧，也正因为如此，它要在语言和形式上表现出超出日常的热烈，大红的褂子大红的棉袄、动作夸张的秧歌、吵闹的锣鼓喇叭，每一样都如同宣言：天地萧瑟啊，我必须热烈。
但赵本山借小品把悲剧外化为一种喜庆形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强化了二人转和东北文化里欢快的一面，消解了悲剧性因素。这是一种“话语暴力”，也就是借助强化甚至夸张化的语言，让观众不由自主地发笑，甚至沉溺于这类笑声之中。二人转演员们一直在宣称，许多人当年站在四轮车上的草台班子，一个村一个村地露天演出，这的确是它的土壤。但现在，二人转离开了土地，主要战场转移到了舞台上。先是各种晚会，继而是中国电视台越来越多的喜剧类综艺节目。原来的二人转，内容上主要是生活场景，而现在它早已经突破了原生内容，各种戏谑性和无厘头的改编充斥其中。作为二人转核心的“唱”这一个部分，已经被“演”所替代。当下的二人转演员，开始注重各种绝活：飙高音、模仿、翻跟头、大劈叉，开始使用各种夸张表演，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唱。或者说，二人转正从原来的“话语暴力”走向“身体暴力”，无声被笑声和惊叹声代替，熟悉被陌生化和震惊化代替，真切和朴素被夸张和戏谑代替。
在松原的这场二人转演出里，我同样没有听到一首真正的二人转，而是见过了各种洒狗血的搞笑桥段、煽情、飙高音、黄色段子，但让我印象真正深刻的是它的赞助商，竟然又是一个二手车行。主持人每隔半个小时就要刷一下二手车行的广告，每一次广告中的洋洋得意都像是宝马和奔驰在做宣传。这也是正常演出的逻辑。如果用文化分析的视角来看，似乎可以认为，东北文化里存在着强烈的而且是直接的意识形态“询唤”性，或者说，它在通过各种通俗的仪式，询唤出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笑的欲望、对奇观的窥视欲望、对伦理和阶层禁忌的违反快感。
在松原，我的另一个观察所得似乎更具有普遍性，那就是麻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们在无事之时，总会凑到一起去打麻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以此进行赌博。我所听闻的，只是在小村子里，有时一个晚上就会有几万块的输赢，那是一个农村家庭辛苦一年的全部收入。有一些赌棍，春夏时节拼命插秧、收割，有限所得不愿花在治病和改善生活上，竟然只是为了在冬日里迅速地把自己的劳动收入输掉。年复一年，循环不止。有人甚至输掉了一家年收入几十万的稻子加工厂，机器仍在轰鸣，稻子依然在一粒一粒地变成白米，但这一切已经是别人的了。
许多人在年节时见面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吃了没或过年好之类，而是问：昨天玩了没？这种消遣的流行和泛滥，与东北漫长的冬季有关系。当寒冷降临时，几乎没有什么劳作在室外进行，人们只能聚集在一起喝酒、打麻将消磨时间。而单纯的麻将桌上的输赢显然不能长时间填充这种无聊，加上赌注就变得不可避免。一般人家自己家里也会玩，赌注很小，那时候气氛就比较轻松愉快，因为你知道自己即便输掉钱，也是到了亲朋的口袋里，而这种输赢常常实现的是一种熟人交际和节日谈资。
在我老家，玩麻将的很少，流行的是扑克牌，扑克牌里最流行的玩法是打升级。这种玩法不适合赌博，因为经常打了一个下午，还没有一组人能“通关”。过年的时候，也有人用诈金花的方式赌博，但一般情况下仅限于春节前后的一周到十天左右。每年腊月二十三之后，会有人约在某个爱热闹的人家里打牌。平时节俭而吝啬的主妇们，此时常常会拿出几百块钱给自己的男人，让他们去玩玩，赚了固然好，输了也可原谅，因为一年只有这一次机会，这是对他们辛苦一年的某种奖赏。
我在想，热衷于打麻将和热衷于打牌的区别在哪里呢？老家和东北在那么多相似之外，有了这样一种不同，原因何在？老家当然也有巨额赌博，但不是用麻将来赌，而是其他方式。只是我认识的人之中，我的两个表弟，就因为赌博输掉了几百万。在村里，赌博确实是相当少数人，一个村里至多一两个，其他大部分都只是过年时玩一下。我所能想到的原因是，老家这个地方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讨生活实在过于艰难了，人们更相信没有捷径可以致富，更是实在舍不得把辛苦赚来的那点钱轻易输掉。或者说，他们在内心深处觉得运气这件事不可靠。
这一切都令我想起长春出租车顶的广告：一部分是锁，一部分是开锁。这似乎可以看成是东北文化的一个隐喻，它自身也是不断地锁住然后打开，只不过并不是用这把锁本来的钥匙，而是另外的其他的东西……人们需要车，但倾向于选择二手车；人们走进剧场，看似是而非的二人转；人们摆好麻将桌，消耗身体里剩余的那点能量。
哈尔滨·四平
二〇一五年十月，我跟着单位去参加第四届新浪潮诗会。诗会在张家界，中国南方奇异的山水让人大开眼界，更有烟笋、腊肉、土家族的歌谣，这一切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都新鲜而热烈。最后一天返程的午饭前，我接到了一个纪录片导演朋友的电话。他说他们准备做一个片子，全部航拍中国的省市自治区，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撰稿。我说可以，回去见面聊。
回到北京碰头，导演希望我先写一个样稿，目标选为东北的黑龙江，而样章以哈尔滨为切入点。接到任务之后，我便开始在网上搜寻所有有关哈尔滨的资料。这真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但它的故事并未实现足够有效的文学化。尽管有迟子建等一批作家一直在书写，但哈尔滨却始终没能获得上海、西安、北京这样的城市文学形象，谈起文学中的哈尔滨，我们仍然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老道外、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格瓦斯、张作霖、张学良、闯关东，我从网上所能找到的东西就是这些符号性的东西。稿子虽然一改再改，我始终无法进入这座城市的内部。我获得的只是一个纸上的哈尔滨，我知道这里有远东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犹太人公墓，完全按希伯来教规埋葬死者，以获得灵魂的安息；我知道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立是和中东铁路的建成通车有关系；我知道中央大街是用俄式的方石铺就的，一块石头的成本是一块银元，在当时，一块银元能请人吃一顿涮羊肉；我知道格瓦斯和哈尔滨啤酒，我知道冰雪大世界……但我仍然不知道哈尔滨是什么样的。
二〇一六年秋，又是因为单位出差，我第一次到了哈尔滨。
从机场出来后，直接被接到了郊区的伏尔加庄园。我只在车窗的倒影里见证过一些带着异域风情的街景，而庄园里虽然有俄式建筑，但本质上仍是中国气息。能让人感觉到此处临近北国边境的，是餐厅里成排的伏特加和格瓦斯。那是一个中俄文学论坛，晚餐时中国人、俄国人、在中国的俄国人和在俄国的中国人聚在一起，喝的不是伏特加，是中国的白酒。俄罗斯人频频干杯，谈兴很高，我头脑中始终在恍惚着《战争与和平》《罪与罚》、契诃夫、普希金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但同时也浮现着斯大林、普京的影子。我感到他们和我眼前的俄罗斯人都像是哪吒，同一个身体上长着三个头颅，每张面孔都是不同的表情。
夜晚时，我和两位翻译家避开了一个不知所谓的会议，走在黑暗的庄园里。这里的确幽静，偶尔能看到一些俄式的雕塑或建筑，但在夜空只留下浓黑的影子。我跟自己强调，这是哈尔滨，而且，这既是又不是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那个“忙着生，忙着死”的哈尔滨；也既是又不是迟子建《白雪乌鸦》里的哈尔滨。
尽管东北的经济一直没有起色，也没有建构起文学形象，但哈尔滨却逐渐塑造了自己在影视剧中的形象。仅这几年，以哈尔滨为主要故事背景，反响很大的影视剧就有《剃刀边缘》《少帅》《和平饭店》《无证之罪》《白日焰火》《悬崖》等等。这其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历史剧，因为哈尔滨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特殊性，相当一部分谍战剧在这里找到了绝佳的故事环境；第二部分为犯罪片。在《无证之罪》里，你能够看到如今的东北景观：寒冷、雪、瑟缩的人们、街边小店、黑社会、警察……似乎这样的环境更容易激发人性中恶的部分，并且有利于塑造影片的冷酷色调。那些曾经作为东北的标志的元素已经被悄然替换了，这个东北正陷入一种奇特的境遇中。
二○一八年暑期，我带着家人再次到哈尔滨，两天两夜的行程里，我竟然写了四首诗。我们住在中央大街附近，每天都要在这条街上走几个来回，给女儿买正宗的马迭尔冰棍，看满大街商店卖的红肠和大列巴。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东北虎林园，开游览车的司机不断兜售着火鸡活羊，希望游客出钱买来，投掷到虎园里，欣赏东北虎们的撕咬。还有护林员的某处，两个女性工作人员抱着两只幼小的虎仔，充满好奇心的游客们掏钱跟虎仔拍照留念。工作人员面无表情，两只虎仔松软无力，只有游客带着安全感的惊奇尖叫和拥挤的排队声。女儿也感到新奇，也想去拍照，被我坚决制止了。对她来说，这一切还只是好玩，但我无法这么简单直接地接受这件事。动物园真是人类最奇特的建筑之一，它用人为的方式，模仿自然，圈养动物。我们在假装享受和猛兽的亲密接触，而本质上是在展示人的权力。
在虎林园
在东北虎林园
司机不断推销死亡
一只鸡八十
一只羊一千二
还有套餐组合
车外撕咬的老虎
哪里知道
它们每天吃的
不过是人类
血淋淋的好奇心
但是，世界毕竟如此复杂而丰富，时代又是如此不可捉摸，东北作为一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不会仅仅只提供二人转或东北虎，现代化的其他因子同样在这里生根发芽，尽管这种进程显得艰难异常。二○一二年，一部由吉林省四平市人民剧院的几个二人转演员拍摄的网络视频《四平青年》火爆网络，成为当年较为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四平青年》的意外火爆，既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中国互联网的勃发有关，更是中国后现代文化的一次应激反应。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大陆青年人的后现代情绪主要借助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来做镜像化的表达，那么《四平青年》完全可以看作是在这种情绪滋养下，底层青年由日常生活而生出的一种反叛。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四平青年》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四平青年》作为一部史诗乡村电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作二龙湖浩哥的郊县青年，带着几个兄弟在玉米地里骑摩托，本来是去找人寻仇，却在路上偶遇一个漂亮姑娘，由此忘记了寻仇，开始到四平市区寻找这个路上遇到过的姑娘，进而被卷入一场不太上档次的“帮派混战”中。在这个百余字的介绍里，我们已经可以窥见其来源：香港黑帮电影、城乡结合部生活、网络视频。
但是，如果注意到这些演职人员的身份的话，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层面的结论，即这部作品是对近二十年来大肆流行的赵本山式二人转的一种抵抗。而且，这部片子展现了一种“真实”的东北青年日常生活，也就彻底颠覆了二人转和赵本山的电视所建构起来的东北乡镇生活。在赵本山的电视剧里，虽然在细节上有很强的现实特征，但却始终在描摹东北人的表象而非本质。本质是什么？或许是一种建立在迷惘基础上的寂寞，但心里又始终酝酿着要干点什么的情绪。
这是一种喜剧的忧伤。
赤峰·林东
前面提到，林东所在的赤峰，曾经有一段时间被划为辽宁省，但后来又被划到了内蒙。我老家的口音、生活习性、风俗等许多方面，确实都留存着浓厚的东北文化的痕迹，但又很难说是真正的东北。我们在东北偏北。所以，我所认识和理解的东北，恰恰是在东北之外，但又在东北之内，所以写东北，不能不写到我生长之地。
我对赤峰没有作为家乡的好感，而造成这种认知的原因是一次客车事件，过去十几年了，我依然无法对这件并未造成任何直接后果的事件释然。二○○二年，我又一次坐上了林东的长途客车，比起两年前，这辆车没有那么破旧了，而我也已经不再是第一次出远门的懵懂少年。因为没买到直达的长途票，我依然要去赤峰转车，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北京。赤峰到北京的火车票已经售空，我只好再次转战长途汽车，我买到的那趟车，是卧铺长途。
汽车从赤峰站出发后，行驶不过几十分钟，停在了一处路边，很快有另一辆大巴开来。我们被赶下车，几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从车厢里掏出长条木板，把木板架在两层卧铺上，这样整个汽车就形成了上下两层大通铺。另一辆车上的几十个人，被安排在我们的车上。我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超载感到一种恐惧。我问一个小伙子，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你管那么多干嘛，把你拉到北京就行了。我说，我买的是卧铺票。他说，这不是卧铺吗？我说，可这是大通铺。他有些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不可能就此离开，因为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送我到北京了。我悄悄地记住了他身上的工作牌上的姓名和号码，说：我记住你的名字和工作号码了。哼，他说，我们赤峰的车就是这样。
谢天谢地，我们在拥挤如沙丁鱼罐头的汽车十几个小时的摇晃下，终于抵达北京新发地长途汽车站。我躺在车上一夜未睡，既是因为太过拥挤了，也是心中始终不安。汽车行驶在承德附近的盘山路上时，我看见一个拐弯处，防护用的水泥桩已经断裂，一辆惨不忍睹的大巴车躺在山坡下，旁边是发抖哀痛的人影。
长途客车是我大学时期有关路途的最切身经验。从林东镇到北京，每天都有一趟，年节时是两三趟，我大部分进京回家都是坐这种车。那时的长途车，并不像大城市里的旅游大巴，座位舒适宽敞，有空调和暖风，而是座位狭窄，冬天冷夏天闷热，超载更是家常便饭。大概下午两点左右从林东镇出发，四五个小时后，汽车会路过赤峰，从城市边缘滑过，然后往承德放下，到北京时约凌晨两点。最早的时候，西直门有一个长途客运站，到这里离北师大就不远了。但后来，林东来北京的长途改到了新发地（卧铺）和六里桥（座），下车后黑咕隆咚，连出租车也打不到。我每次都是等到天亮，然后倒几次公交回学校。
不管是来京还是返乡，林东镇的长途汽车在半路停下吃饭，为了安全，所有人都被赶下车。公路的一边，有一家专门服务长途汽车的赤峰饭店，简陋、脏，只提供最简单而难吃的快餐。当然还有热水，但只有买了他家泡面的人才能使用他们的热水，否则要收钱。司机和乘务员会进到包间里，厨师现给他们做几个小炒，我逡巡在挤满了人和泡面、炖酸菜、尖椒豆皮味道的大厅里，能隐约嗅到小炒的香味。我总是吃一点面包和火腿肠，喝点矿泉水，也不敢喝多，因为只有这一次上厕所的机会。
黑黢黢的饭店外，停了四五辆长途客车，人们挤在屋檐下抽烟、说话。马路上不时有一辆拉货的汽车或客车鸣叫着快速驶过，那里面同样是疲惫的旅人。在这里，最艰难的是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厕所。厕所建在饭店后面的一个小坡下面，极其窄小简陋，因为使用的人过多，厕所里已经遍地屎尿和卫生纸。男人们总是要更方便些，常常背转身，对着空旷的田野就尿了。女人们连这样的厕所也要排队。
第二件事是，你会担心自己因为各种小事儿误了车，或者坐错车。因为天很黑，因为人在旅途浑浑噩噩，因为所有的车都长得很像，有人要去北京，结果误上了一辆回赤峰的车。有人从厕所里走出来，发现自己的那班车已经开走了，惊慌失措，后来花了高价和苦苦哀求，才让下一趟去同样目的地的司机同意搭载他，但他没有座位，只能蜷缩在行李箱里。我和这个人坐在赤峰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店里，他哆哆嗦嗦地问能不能用下我的手机，我犹豫着给他了。他是打给妹妹的，他们本来乘的是同一辆车，但他中途没上去。“司机把行李箱门关上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完了，要死了，”他心有余悸地说，“可是我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回家，否则我也得死在路上。”从遇到这个人之后，再坐长途车，我总是死死记住自己那辆车的某个特征或车牌号，盯着司机和乘务员，当他们从饭店的包间里叼着牙签出来时，我便再也不去任何地方。
但这一切即将被改变。京沈高铁即将在二○一九年开通，到时候，从北京到赤峰只需两个小时，从赤峰到沈阳也只需两个小时。高铁的开通必将带动赤峰的旅游和经济发展，当然也必将改变包括林东在内的赤峰的许多日常。时间和空间是塑造我们日常景观的横纵坐标，高铁使用科技改变速度，也就改变了时空，进而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后的青年人，再从这里去任何地方，都会有更多更便利的选择。他们获得了目的地，失去了自己的长途。
一九九五年，我从乡里的初中考到了林东镇的高中，世界作为一个图景缓缓打开了一角，我身上固有的乡村性逐渐被现代气息浸润和替代。小镇里有很多录像厅、台球厅，还有大众浴池。我有一次跟同学去大众浴池洗澡，一个方形的大池子热气蒸腾，十几个年龄不一的男人在里面，自己或互相搓着身体。水池里的水已经浑浊，能看到漂浮的皮屑和油泥，但人们仍然贪恋那种潮湿和温暖。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对于闷热和空气不流通很不适应，感到缺氧而头晕，几乎昏倒在浴池里。
小镇青年们在台球厅打台球，然后去大众浴池泡澡，把身体上的泥垢洗掉，再去录像厅看录像，了解到美国、日本和香港等地的故事。这些地方扮演的不只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北方乡镇的休闲娱乐场所，还是社交场所，人们在这里结识朋友、谈恋爱，也谈生意、聊事情。
我在小镇前后待了六年，从十五岁到二十一岁，可以说整个青春期都在这里度过了。如果说，老家所在的乡村塑造了我精神的基本底色，那林东镇则帮我构造了对于世界的基本想象。就是在这里，我看到了真正的阶级差异，尽管没有特别富有的人，但我的同学们还是很容易地就分成了几个阶层：家在镇里的有钱人，家在镇里的普通人，家在乡下的有钱人，家在乡下的普通人。一辆自行车、一双旅游鞋、一本卡通漫画，就能将此区分。已经是我读高中的第五个年头了，我依然对一个同学的爱好感到震惊：他用攒下的零花钱，坐长途汽车到赤峰，只是为了到书店里去买自己喜欢的日本漫画。这完全超出我当时的想象。也是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空间，租书亭。我读遍了镇子上几个租书亭的所有书，饥不择食，武侠、言情、玄幻，甚至还读了为数不多的纯文学作品，包括盗版的《平凡的世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甚至莫泊桑的《一生》《漂亮朋友》。
另一个就是录像厅。在九十年代，录像厅几乎遍布所有的中国小镇，年轻人聚集在狭小而黑暗的屋子里，透过十几寸的电视机，观看来自美国、香港的电影。我有几次跟同学熬夜看录像的经历，一整夜的打打杀杀和刀光剑影让人精神虚脱，第二天清晨从录像厅走出来，面对晨曦头重脚轻。我们摇摇晃晃地走在小镇清冷的街道上，有时停下来站在路边撒尿，找刚刚开门的包子铺买两个包子吃下去，回到学校宿舍，在床上躺到下午，梦里仍然是《英雄本色》里的枪声。
现在，我每隔一两年回到小镇上，总能看到许多变化，高楼、街道、汽车，一个小小的镇子已经开始堵车。这些变化并不新奇，几乎中国的所有小镇都用同样的方式在进化着。
但我们更要看到，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确在于它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保证着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在林东镇，那些因为惯性而具有的和东北文化一致的保守和顽固，依然强烈，但有一部分人开始思变。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曾经在政府部门做财务工作，后来主动调整，去做招商。他几次到北京来跑项目，跟我匆匆见面。一起聊天，他介绍说，林东正在规划一个上百亿的辽上京复原项目，但投资和政策却还未定，也并没有想好辽上京建成后如何运营的问题。而且，我们有着同一个担心，即便这个项目顺利开工，但一旦主事的领导换了呢，有多少继任者愿意继续完成前任的项目？他能够思考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正是小镇的进步。
不过一个小镇，房价已经达到了三千元一平以上。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原因，那是因为整个小镇的楼房几乎都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盖的，他们一家独大，自己定价，人们只有一个选择。春节回乡，林东镇街道两边到处都是空荡荡的楼房，而且能看见仍然有无数的楼在建立。我问朋友，这么多楼房，能消化吗？他说先盖起来再说，咱们的农村现在跟东北的很多地方一样，结婚时要在镇子上买一间楼房，除了老人没有人愿意住在农村了。
确实，妻子老家的松原地区，也是如此。在市里有楼房，已经某种程度替换了“彩礼”，成为组成一个家庭的硬件条件。看起来，买楼比彩礼要更合情合理一些：它毕竟是双方婚姻生活的基础，再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这笔投资显然是值得的。农村的人的确越来越少了，父亲所在的小学，现在一个行政村、五个自然村的幼儿班，一个班里最少时只有四个孩子。姑姑家的表妹，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但她不想去读。二十岁，她成了一个自由人，谈了男朋友，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了。我问她将来要做什么。她说还没想好。
对于老家所在的赤峰和林东，我永远保留着坐长途客车的感觉，或者说，家乡所在的东北偏北，恰如一辆已经启动的汽车，目的地模糊，路途不明，但马达不会停止。
东北或东北偏北
让我们再次回到真正的东北。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东北曾被描绘成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土力肥沃，沃野千里，北大荒在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那里，被称为“棒打狍子瓢舀鱼”。而长春、沈阳、大连等几座东北城市，在新中国的工业史上熠熠生辉。对于东北人现在面临的种种指责和自我压力，似乎能找到无数的原因，但又恰恰不能以“罪”的名义指证任何一条。东北在很长一段时间，享用了集体经济时代的殊荣，又为它在另一个时代的失落和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二○○一年的纪录片《铁西区》的开场，一列小火车行驶在落雪的沈阳工业区，雪花从车窗外缓缓落下，九十年代的人们穿着棉衣缓缓从车前走过；在二○一七年大火的网络剧《无证之罪》的开头，则是一个哈尔滨的雪夜，整部电视剧都充斥着北方的寒冷气息。两个城市，两个大雪飘落的场景，像是两个相隔十六年的寓言，映现着东北的某种变化。
东北的生活如此鲜明却又如此复杂，它一方面受制于自己的过去而经济滞缓，但另一方面这里的人们又的确带有盲目的乐观精神。就像网上的一句戏言，现在东北的重工业是烧烤，轻工业是喊麦。根据陌陌发布的《2017主播职业报告》显示，全国的所有男主播里，63%左右来自东北，女主播的比例也很高。当一些知识分子正在为《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高端文化节目热播欢呼时，在中国更为广泛的基层和民间，随移动互联网而勃发的快手、抖音等新媒体，正在滋生和养成一些全新的文化形态。喊麦、直播是其中的代表。所谓喊麦，其实就是一个人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与陌生人沟通，而各种网络直播的红火所映照的恰恰是：何以有如此多的人需要观看别人吃饭、跳舞、唱歌、说话，来确认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一人我饮酒醉
一人 我饮酒醉
醉把那佳人成双对
两眼是独相随
只求他日能双归
娇女我轻扶琴
燕嬉她紫竹林
痴情红颜心甘情愿
千里把君寻
说红颜痴情笑
曲动琴声太奇妙
我轻狂那太高傲我懵懂那无知太年少
弃江山
忘天下
斩断了情丝无牵挂
千古那留名传佳话
我两年征战已白发
一生征战何人陪
谁是那谁非谁相随
戎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恨几回
败帝王
斗苍天
夺得了皇位已成仙
豪情万丈那天地间
我续写了另类帝王篇
红尘事我已斩断
久经战场人心乱
当年扬名又立万
我为这一战无遗憾
相思
我愁断肠
眼中我泪两行
多年为君一统天下
为的是戎马把名扬
这曾是喊麦届最红的MC天佑的一首歌，一首真正没有歌词的歌，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首真正有歌词的歌——我的意思是，它只有歌词，没有成型的曲调，丝毫不附加一般的歌曲所追求的“意义”。这是索绪尔语言学里那种彻头彻尾的“空洞的能指”，也就是超级能指。听歌的人们，需要用自己的肉身去填充歌词撑起来的那个“虚空”，而唱歌的人所采用的节奏感，本质上更像一种咒语的吟唱。如果说龚琳娜的《忐忑》全歌只有两个字，但仍能表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情绪的话，这首歌里的每一个字都既在反对自身的意义，又在反对整首歌的意义。对于那么多的空虚青年来说，只有虚空能填补空虚。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青年并非之前所认为的只是农村或乡镇青年，也有许多是城市青年。在这一点上，城乡之间的精神鸿沟被填平了。
在东北，洗澡是另一种文化，不论是高档一些的洗浴中心，还是普通的公共浴池，都可看作东北人的重要生活空间。洗浴中心里，洗去身体污垢只是它的部分功能，甚至只是一个“名义”，这里更重要的是提供全方位的休闲，电视、茶室、自助餐、搓澡、捏脚、大保健，甚至可以过夜。公共浴池里，收纳了许多家里没有淋浴设施的乡下人和部分城里人，他们相约一起去泡澡、淋浴，找人搓一个海藻泥或牛奶，然后带着共有的气息到小饭店喝几杯。
因此，一个独特的现象是，只有在东北，当人们说“我请你去洗澡”的时候，这句话指向的是一种社交方式。这种社交不仅仅是人们的日常，在前几年的网络热播剧《屌丝男士》里，由东北人乔杉扮演的角色，其核心的身份设定就是洗浴中心的人。和赵本山把二人转带进春晚、推向全国很像，乔杉也凭借网络时代的网民对通俗文化的接受，把洗浴这件事“文学化”了。
从以上两个例子来看，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东北参与的方式如此独特，的确值得让人深思。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错位，当温饱解决、经济上得到一定的保障时，乡镇社会的文化生活和休闲却是极其空白的，而与此同时网络和自媒体的快速发展，让乡镇人获得了和全世界人一样的手机、网络。他们急切需要和自身的生存状态、知识水平、文化品位相适应的文化产品。在城市里，甚至连广场舞都被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种庸俗的活动，而在乡村，连广场舞也很难以得到满足。特别是对青年人来说，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去参与这个时代和火热的生活，他们必须获得关注或者去关注同类人，以此来确立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这在东北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我多次强调的，我们无法把一片土地人格化，尽管在认知心理上我们又不得不把它们人格化。所以，所有的提问最终会变成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说东北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我们潜意识里会认为，东北是一个有着主体性、有着人一样自我意识的统一体，然而它既不是标准的共同体，也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当一个人发现没走在预期的道路上，可以有无数方法停止、转向、改变，但是一个省、一个区域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它的广大和复杂，因为它受制于千千万万具体的人和事。而我这篇拉拉杂杂的文章所能写的，也不过是一个被某种不明确的文学逻辑和观察视角所构造的“东北偏北”。
刘汀，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布克村信札》《别人的生活》《中国奇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