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她坐在那里说话。声音很轻，以至于后面的人听不清楚。有人把话筒向她嘴边移近了一点。声音依然很轻。那是后退的、云淡风轻的声音，独白的口吻，仿佛她面对的不是人群，而是一片空地。
这是一场以诗歌为主题的读书会。她聊起自己诗歌的精神来源，聊到索德格朗、辛波斯卡、狄金森……也都是我喜爱的。女性对于生命的独特直觉在诗歌里曾经得到过怎样的表达，从她们便可窥见。这种吸纳与输出的力量是软性的、强韧的，正如水流，仿佛涣散，可以随物赋形，却能浸透许多事物。她描述那座创造力的金字塔。她曾经把文艺输出中最为理性的部分视为塔尖。当一种观念广被认可之后，理念便成为新构筑的塔基，进而，一个倒过来的金字塔出现了。这时候，塔尖是诗歌。这种困难度最高的表达形式，考验的不仅仅是语言，而是整全的人格，需要调动整体的生命经验。她说，正是这种高度和完成度，让她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重新选择了诗歌，而诗歌也成为拯救者。
人们开始发言。我细听他们说话，觉得他们并不怎么关心诗歌。他们更关心她这个人——他们和她的交道，她的才华，她的成就。这关心有点复杂，有点枝枝蔓蔓，跟她正在聊的话题不大切合。在座者有许多人跟她是旧相识。老友相见，能把任何话题变成叙旧，这很正常。有些人曾经写过诗歌，后来转向了别的文体。和其他行业一样，诗歌当然也可以被视为由从业者构成的行当。从业者会渐渐形成一个圈子。但似乎只有极少数在意诗歌，其他人对诗歌不以为意。对许多人而言，“写诗”仿佛是对某个行当的投靠。但诗歌属于极端的事物，需要极端的心肠，大冷或者大热。这是具有奇异禀赋的一小撮人的事，甚至——有时候我想——诗歌简直是非人间的事，只有天使或魔鬼才能操作。
她不怎么答问，只是自说自话。一个人没有辗转四顾的习惯，自然会保持这样的态度——你们关心你们的，我关心我的，我不需要你们附和我，我的注意力也不会被你们牵着走。
我跟她至多属于熟人，还算不上朋友。事实上，由于开始写作很晚，我跟圈中许多人都没有过深的交道。偶尔在饭局上听见些淅淅沥沥的掌故，关于张三，关于李四，因为没有直接经验做依据，颇觉难辨真伪。在影影绰绰的流言里，写诗的人多少有点不寻常，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有时候陷在传闻所提供的场景里，我想象当时的细节，很难像别人一样笑出声来。我左想想右想想，会把我这个不写诗的人也想进去。事实上我也是不谨慎的人，容易受到流言攻击。我想，若是我，我也会的，会在那种情形中突然感到厌恶，会说出冰凌般的冷话。这本是寻常人情，不难理解。只是人们习惯于对某些行当抱持苛求。
常常是这样，一桩关于你的流言已经到处流传，你才在某个角落不经意间听到。流言并不面目可憎，它常常是以笑呵呵的方式传播的。在貌似并无恶意的嬉笑声里，一个“被谈论的人”会无端成为可笑之人。没有什么比“滑稽”更能瓦解诗意了。无论如何，诗歌之事总是庄重的；诗人，可以霸道，好色，神经质，但不能是个小丑——这是人们心中的定律。要摆脱种种歧义和框定，对人来说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她似乎一直能跟这些琐屑之事保持距离。仿佛她有一层隔离灰尘的隐身衣，这些人际摩擦造成的碎屑沾染不到她。
在举办读书会的园子里，女人们照例花枝招展，让人想到莺莺燕燕这样的描述。而她简单到底。一头不加修饰的短发，一袭暗红羊绒长外套，平底卡其色皮鞋。即便在室外，她说话音量也不高，极少大笑，双手笼在衣袋里慢悠悠走路，从不勾肩搭背。我就想，这是个不会跟任何人过从甚密的人。就人际交往的规律来看也缺乏这种可能。精神自足会让一个人意识到人和人保持间距的重要。或者可以说，间距不见得被明确意识到，但精神自足本身就具有拒斥力，它会在主客之间——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物之间，拉开一点距离。
这让我羡慕。也因此，我先看她怎么个“撤离”。眼前这本书辑录的诗歌全部写于去年。她坦承那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对她而言，那也正是知天命的年纪。诗行里的撤离仿佛是忍耐许久之后所下的一个决心，是破釜沉舟式的，毅然，彻底，绝无犹疑。漫长的排比犹如阅兵式上的队列行进，整齐、隆重、气势如虹。在这样的形式之中却又藏着肃杀，令人感受到某种一意孤行的壮烈。这种骨子里的坚决，慨当以慷的气概，也许正是汉语诗歌的美感所在。与生命的险峻所抗衡的转身，难免带有强烈的仪式感。所有目不斜视的孤绝的吟诵者，也许都是这样的。
尽管我对这易水歌般的决绝怀有仰慕，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对寻常人而言，从一切中撤离，并不是凭一次决意就可以实现。这束缚了我们也给予我们寄居之所的外壳——身体，以及维护这个寄居之所所必须的事物，如果不是由于阅读与写作，如果不是由于诗歌或诗意，那些具体事物所构成的小世界，或许就是我们全部的命运；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心有旁骛，或许这外壳终将令我们俯首帖耳。
2
塔尖在哪里，也许从来都是不确定的。相对于文体，相对于执笔者，都是如此。我记得她的随笔和评论。世界的精彩与颓败、清纯与混沌，竟可以表达得如此典雅、自由、准确——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标高，更是一种致命的吸引。阅读中的我本是心眼俱冷，不容易被说服，更不容易被打动。因而，是否被说服、被打动，往往成为我对读物的第一掂量。她的写作使我确信文学意味着更多，确信文学不是或至少不仅是某种技艺高超的自洽，也不见得就是对与众不同、流布四方的企望，或者，它只是一种“与己不同”，是对这个局促的寄居之所的游离，是明知不能摆脱却怀着疏远之心的告示。
诗意其实早已、且似乎从来都可以弥漫于任何一种文体之中，只要前提具备。诗意也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怂恿我们“撤离”的妄想。
七八年前的一个深秋，我跟随越野团队去了黄河源头。正当我在鄂陵湖边的驼色草甸上盯着湖水发呆的时候，天气突变，青色湖水瞬间灰白，继而铁黑。抬头一看，墨黑的乌云正从高空翻滚而下。高原上的云有触目的质感，它们正在下落，很快，很重，仿佛那不是云块而是含盐的海水，它自上而下扑向我，像一场从天而降的海啸。那情景让人心惊肉跳。我们转身奔向停在路边的越野车，迅速发动，调头。越野车沿着河岸草甸上的土路仓皇逃离。云层还在往下压。大片的驼色草坡与铁黑的云层形成炫目的色调对比，有一种令人魂飞魄散的美。草坡低缓处，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群藏野驴——有六七只。它们无视那样的天气突变，仍然在草坡上悠闲地吃草。那悠闲传递了一种令人放心的讯号，稍稍缓解了我的紧张。
鄂陵湖边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异景象，头顶是陆地般的云层，远处地平线之上是一线炫目的晴空。让人感觉云层是某种正在经过头顶的地质平移物，一片滑翔中的天空之城，或者海。
大雪是在我们经过漫水滩的时候来的。眨眼之间，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进来时依稀可辨的土路完全不见踪迹。我脑际掠过许多人写过、唱过、吟诵过的黄河源，想到一位画家的长卷，也想到她那篇著名的随笔。那时我搭乘的越野车里正放着刀郎的《西海情歌》。那首歌的创作源自一桩绝恋：一对大学毕业的恋人一同报名，志愿到寂寥的可可西里去。女孩被安排到藏羚羊观察站，男孩则被安排到条件更加艰苦的沱沱河观察站。不久，男孩被一场大雪困住，冻死在可可西里腹地。不知道这个故事，则不太可能体会歌声里的悲痛。
那种美感和荒凉，这个正在聊着诗歌、略有疲倦之色的人，曾以随笔的形式表达过。在漫水滩的雪地里，他们有过的悲痛也映现到我心头。我在那片去路苍茫、缈无头绪的漫水滩上放声痛哭。那是他们的悲痛，也是我的。是我的，仿佛也是许多人的。许多人——跟我相关或不相关的人，今人古人，男人女人，他们的故事层层叠叠，在我头顶形成巨大的令人惊怖的悬念。
我们心中的全部感想，我们全部的记忆和想象，相对于现实的发生，总还是显得孱弱、窄小、轻浮。在生死爱恨的大事件之间，更多的是无止无休的日常。它就如江河，源流芜杂，循环往复。
局限于方寸之间的写作，似乎与这样的巨大不吻合，不匹配。
3
我在不同的文体之间试来试去。
某种新尝试会豁然打开储藏，把它们化为火焰。每逢那种时刻到来，总是舍不得把双手从键盘上拿开。不想错过每一个能量爆发的玄妙时刻。一种可能性很快便会化为现实。我常常从秩序井然与娴熟中窥见一种表达方式的末路。手下的河流慢慢枯竭。到最后，河流成为纸上的标识，成为一道蓝色的细线，成为一个概念。这意味着，并不是真正的源头活水在吸引我，吸引我的只是汛期造成的季节性的充沛。我跟我企图呈现的事物之间依然是两套肺腑。我摆脱不了我自己的惯性和偏见。
一位写作者说，因为担心这种隔离过早地发生，他于是返回故地，悉心体察那种曾经哺育过自己、如今已经十分隔膜的生活。他追寻着许多离乡人的踪迹，努力进入他们的日常，看看外面的世界正在带给他们什么。他要求自己尽量忠实、整全地记录。然而，几年后他还是从纪实转向了虚构。虚构中所蕴含的能量令人惊异。在题材与技法的双重意义上，你都只能够看到它的来源，却看不清它的终点。终点在地平线那边。虚构的野心所指，在寻常视野之外。他还是以他捏合的“这一个”，代表了散布四方的他们。
也许，这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撤离。
必须和有实质的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的观看才可能不失焦。我们身边的人和事不是单纯的人和事，而是一种含有过多成见的人际关系。过多地触碰它们会有不可避免的困扰——你的傲慢与偏见，还有你的忌讳，都会自动过滤，造成散射、折射、逆光，造成隐瞒，造成失真的景象。
在属于你的社区里，坦诚是困难的。不曾有过彻底的坦诚，哪怕一次。你所有的陈词只不过貌似坦诚。你化妆之后才出门。你增加亮度，减去色斑。你把浓淡不一的两条眉毛描画得完全对称。你使用逼近本色的绯闻唇红。就是这样，你纸上谈兵，安排一场又一场没有瑕疵的战役。但那并不是真的战役，没有子弹穿梭，没有流血与死亡。进而也没有真正的危险，没有身体面临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时那种本能的不能自控的紧张，没有胆怯与逃跑，没有血淋淋的失败，没有尸横遍野。也许这不能称之为撤离。这只是逃脱，是从实质性的存在里躲出去，在某个事不关己的角落里，隔着防弹玻璃回头看。
河流正在枯竭。并非智力或想象力的缺陷，而是感受力的萎靡。长久不遭遇强烈事物的感官正在丧失它们本来的敏锐。它们习惯于轻巧优雅的舒适，不痛不痒。唯有某些极端事件才能偶尔唤醒它们。
在偶尔醒来的片刻，我惊奇于自己的悲欢，它们新鲜而激烈，让人不吐不快。极端事件的强烈和尖锐犹如一场私人世界的核裂变。我没有靠近事件，但是事件穿透了我。事件很远，无坚不摧的辐射依然穿墙而入，让我的玻璃屏障失效。这种辐射常常带来无可预见的破坏。在感受力短暂复苏的剧痛中我不得不承认，所谓距离，就是隔阂。
“失焦”只是一个假推论。我们的眼睛很少因为近在咫尺就失去焦点。在俗常“看”的意义上，失焦只有在借助机械的情况下才存在。而在机械技术消除了微距摄影的困难之后，失焦似乎也就只是一个与俗常之“看”无关的概念了。这样“看”是不够的。不投入其中你就永远不能获得真相。不投入其中，感受力就总是休眠，不能应和意志的调动。休眠是另一种死亡，是含有复苏可能的浅死亡。
很晚以后才想明白，这根本不是远近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在场与否的问题。跟文体毫无关系。跟全部的手段毫无关系。这仅仅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的基本态度。在我和我的目的地之间，要么冒险活着，要么安稳睡着，没有第三种可能。我的心意一直都没有消除。我睡不着。
4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年。十年前，因为受不了过度的疲劳和捆绑，我离开了那个终日碌碌的所谓肥差，来到这个被称为“清水衙门”的部门。这地方虽然理论上也在机关序列，却是机关的边角，而且是被裁到一边闲置的边角，是奔涌向前的河流靠近岸边的一个浅水洼。从外部看，它只是机关序列里的小摆设。
这个地方的清净与此前的喧嚣形成了触目的对比。尽管人人都知道这地方是清闲的，但它的清闲程度还是让我暗暗惊讶。到这里上班的第一天，我来到我整饬一新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张办公桌、一把转椅、一张长沙发、一只茶几、两个文件柜，别无长物，连电脑都没有。我依据原来的办公习惯，把办公必需品列了长长一张单子，要求当天配齐。负责采买的会计一看单子就结巴起来。这这这，她满脸吃惊地说，我得去找领导说说。仿佛这件事很离谱。整整一周，我的办公室没来过一个人。因为办公楼几乎是空的，除了头儿的办公室亮着灯，单位办公室有两三个年轻孩子支应差事，没有别的人。每天下班，头儿的办公室便热闹起来，有四个人关起门来在里面玩扑克。我每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根本没人过问。我便天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然后到单位，看看书，吃午餐，午休，再看看书，就可以回家了。紧绷了十多年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我都在睡懒觉，每天睡到自然醒，把十几年欠下的觉都补回来了。
一个月过去了，我从补觉的松弛中缓过神儿来，新电脑也摆到了办公桌上。十多年的淤积等待清理，而那些沉甸甸的东西却不容易掀动。我总觉得隔着什么，意弱辞穷，力道不够。我于惶惶之中，答应了朋友的约请，开始为一家晚报的周刊写专栏。千把字的小豆腐块，一周一篇，一直开到年底。期间和几个朋友一起，把郑州周边的旮旮旯旯走了一遍，并且以此为主题，为另一家炙手可热的都市报写专栏。
有限的储备正在迅速消耗。而这种小机灵卖弄久了，我怕我的经验会全都碎成芝麻粒。于是忍住，停止。
当“写什么”成为一个必须经常自问的问题，写作本身，就多多少少带了些装腔作势。不时遇见同行，问，最近写什么呢？我手中的一杯酒便有些难以下咽。假如我在写小说，写着长篇或中短篇，那似乎说起来更像一件事，可以说说的。写诗的人似乎就不大好意思把写诗当成一件事挂到嘴上，不过，大致也可以说说的。但我一直在写散文。虽然不是那种小豆腐块，也不是用妩媚言辞劝人或哄人的小插花，但我还是不能够坦白，我在写什么。这显得煞有介事。而散文似乎是不能煞有介事、不能预谋的。
往事沉重含混，经过了多年的发酵。其中有多少是已经消化并且打开的，可以构成写作意义上的有效经验，我不确定。有些沉积不敢轻易去碰。怕自己下手没轻重，白白弄坏了材料。我不能无限隐藏，不能无动于衷，我是与无限的人与事物同在的那一个，我的悲欢常常缘于琐屑，一点也不比他们更重大，那么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意味着什么，是否仍有可能成为一个创造者？如果不能，我的过往岂不是与他人毫无关系，而仅仅是我的负担？
不知不觉已经十年了。年底，当我突然意识到“十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对自己很是失望。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还算年轻，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信心洋溢，以为只要自己愿意，就能所向披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十年了，那些曾经在记忆里滚涌喧嚣、让我夜不能寐的往事，此刻何在？
初来时的清净不复存在。当初的陌生人，现在都熟悉起来，交往起来，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这小小的人群便不再是（也许从来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派一派的。我不想加入任何一派。人们争排名、争职位，缺少实质性标的物的时候，争上风。那些标的物，那些风头、面子，我曾经司空见惯，都是徒有其表的勾当，没意思。好不容易脱身而出，那些东西不可能再吸引我。我跟任何一派都没有共同诉求，我对他们在意的虚荣和实利由衷地不感兴趣。我觉得本质上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同样的标的物上。在他们之间我就像一只蝙蝠，非禽非兽，非左非右——这一向是一个处于道德凹点的角色，一不留神儿，两派三派的砖头都会砸到你头上。这个因为怠惰过甚所以一事无成的群落，不仅是奔涌向前的河流靠近岸边的一个浅水洼。清浅只是当时的错觉。现在，这一摊长期不流动的死水，下面已经沤成了淤泥。
河流有底，淤泥无底。我的双脚已经感到向下沉坠的引力了。春节前后，我在寒流的袭击下感染流感，卧床半月，结结实实病了一场。
在接踵而来的纠缠之中，我不时想起去年深秋，在那片草木繁茂的园子里，她双手笼在衣袖里悠闲踱步的样子。那一层防尘的心罩，要经过怎样的试炼才能获得呢？那一条隐在荒草中的冷僻路，我似乎望见了，却又相隔太远、辨认不清。
5
就在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年，她离开这里去了另一个城市。
我看着她最近的照片。白皙，丰润，清水般的眼神儿，看上去依然赏心悦目。这种眼神儿在成年人脸上不常见，是初涉世事而未经熏染的少年的眼神儿。用以形容成年人的词语，漂亮、俊俏、艳丽、清秀之类，都是不适合她的。到了这个年纪，人的神色里一般会有几分世故，有几分颜色的女人还会带些妩媚之态。她没有。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像个大孩子般无邪。她站就是站，坐就是坐，看人就是直白地不加修饰地看人。这直白里面又有某种了然，因而有某种无可言喻的动人。
这真是难得的福气，是具有某种特殊成长背景的人才有的福气。那当然是令人羡慕的背景：倍受宠爱。与书为伴。不需要面对物质生活的捉襟见肘。不需要面对俗常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种种人际关系的不堪。不需要将就与自己不匹配的人和事。可以闭门谢客，心无旁骛。
我有一个发小，聪明且世故，年轻时写过诗歌，后来从政，口不臧否人物，即或表态，必是玩世不恭的口气，声东击西，嘻哈玩笑，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次偶然说到她，那厮竟然正襟危坐，肃然曰，那是白雪公主啊，我都不太敢随便跟她说话。
一个人最终会退回到自己，从一扇小小的窗口打量风物。不需要太靠近，那些东西都清清楚楚。许多无关紧要之物、无关紧要之事，都被略过了。那些东西和那扇窗户，其实也不是必须的。它们都可以在重构中被代换。
我依然希望为我的转述赋予相对硬朗的素质——像土地，能够承托也能够孕育，哪怕这只是一种错觉：调动细节却又绝不依赖；为自己捏造一个替身，尽管他通常只是一晃而过；戒除唯美和情意绵绵，以免文本质地溏化；尽量戒除惯性和仪式，以免这地面失去土的生机。
埃及术士用一滴墨为镜子，展现万里之外的景象。而我们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使用实物。这有个前提，我们须得始终处身实物之间，不断地化身为它们，体味它们对邻物、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对我们的感触。让自我碎裂为仿佛不存在。让自我的每一颗微粒都浸透俗世的判断。
自我之中涵纳众生万物。这一点，她也许在早年就完成了。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经验如果可以嫁接，许多时候就不必活了。我一直对于引用保持谨慎，也时刻警惕教诲的嗜好。人这一生固然很短，但也难能因此潦草敷衍。要靠谱地活下去，必须一样一样，逐个尝试。也许这一番出入永无终止。只要万物生长，你就必须不断地粉碎自己，化为它们；或者相反。处身其中，或者抽身撤离。我们和灵魂隐匿其中的事物，总是貌离神合，难解难分。似乎总是这样：推杯换盏之间，后山杏花已落。
鱼禾，作家，现居郑州。主要著作有散文集《私人传说》《非常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