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节阅读 11
旗号，以“两年赚五百万”为美妙前景，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道德蛊惑，把“成功”奉为至高无上、可以超越亲情、爱情和性别的第一准则，把一批又一批善良的人拖入泥潭，迷乱其心智，操纵其行为，扭曲其人格，堕落其道德。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3）
像郑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日日行走和呼吸的城市中，有数万、乃至数十万的大学生正在接受着传销的蛊惑，他们本该是人中的精英，却变成了可耻的吸血鬼。当他们受到恶人的引诱，就会迅速变成恶人的同党，噩梦醒来时，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赚到一些钱，成为可耻的罪犯；要么赔上金钱、健康和宝贵的时间，成为可怜的羔羊。
（三十）
西谚有云：愚蠢是无止境的。如果能愚蠢到狂热，怎么也该算是极高境界了。荷兰大贤伊拉斯谟一生反对狂热，我跟他是一伙的，都反对过激的正义、盲目的崇拜和无原则的忠诚。当满世热情{炫}高{书}涨{网}，我们就躲到一边儿凉快；当人们齐唱赞歌，我们就逃回自己的洞里翻白眼玩。我们知道，热情一旦超过限度，就会变成肆虐的毒火。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虽然《业务洽谈》拙劣不堪，传销者却都视之为圣经，认为这东西完美无缺，一万年也挑不出半点瑕疵，更容不得半点质疑，仿佛就是“文革”中那声震云天的呼喊：“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
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基因，却向来少见真正的反思。都说封建迷信不好，却依然迷信。人们看不见近在眼前的事实，不分对错、不辨善恶，把坏的当成好的，把臭的当成香的，抱着萝卜就当教主，拿着笤帚疙瘩就当观音菩萨拜，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
小琳中专毕业，本该分得清“名誉”和“名义”之别，她只是失去了判断力。后来她回到三亚，在网上给我留言，说她喜欢毕淑敏的文章，也喜欢普希金的诗。我相信，如果她在上饶就能读到毕淑敏和普希金，她一定不会认为《业务洽谈》是多么了不起的文字。我更相信，如果我也处在她的境地：与世隔绝，读不到任何别的文字，每日里只是喃喃念诵《业务洽谈》，再加上时时有人提醒：“《业务洽谈》可不得了，四千二百九十五个字，字字都有深意！”我听多了，念久了，肯定也不会在乎什么错别字，如果时间再长些，我说不定也会挖空心思为那个愚蠢的“名誉”辩护。
传销洗脑有两大法宝：言论控制、思想禁锢。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质疑，先把人变成哑巴；再禁绝一切外来信息，把人变成瞎子和聋子。没了参照物，也就没了方向感，人们跋涉在茫茫沙漠之中，走得再远也只是原地打转。清末严复说八股文有三大害处：“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这说的简直就是传销。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4）
思想禁锢必然会降低人的智力水平，所有传销者都在经历着这样的蜕变：前三个月抵触，中三个月怀疑，后三个月相信，再给他三个月，他就会狂热地崇拜。把正常人变成白痴，不需要天打雷劈，只需要短短十二个月的思想禁锢和野蛮灌输。
中世纪的欧洲历史证明，思想禁锢只会造就文化萧条、人才凋零的局面。当数以千万计的传销者耗光了积蓄，熬垮了身体，当他们有家难回、走投无路，却发现这“行业”只不过是一场骗局，他们又该如何回报这一直纵容传销、姑息传销的人间？我只能期待他们继续善良下去。
我抄了一个多小时的《业务洽谈》，抽了四支烟，这是传销团伙内的“晚读时间”，所有人都装模作样地拿本书坐在桌前，不过谁都没认真读，一直唧唧喳喳地说笑，小琳看的是《羊皮卷》中的《成功誓言之四》，二百一十八页，从七点到九点，这一页始终没翻过去。我抄累了，从她手里拿过来读了一句：我不再难以与人相处了。管锋嘿嘿地笑：“哥，你读错了，正确的读法是‘我不再与男人相处了’。”我哈哈大笑，心想这小子还知道反讽，是个好苗头，《羊皮卷》这种垃圾书就该尖刻地嘲弄。没想到几天后我们就学到了这一段，众人轮流朗读，轮到管锋了，他款款站起，神情神圣而庄严：“《羊皮卷》让我睁开了眼睛……”
鱼生来能游，鸡啄开蛋壳能走，藏羚羊出生后十五分钟就能站立，然而这些脑袋洗空的传销者，活到几十岁依然睁不开眼睛。
抄到九点多，该睡觉了，众人洗脚上床。李新鹏和我睡同一张床，他喜欢蒙着头睡，我终于不用担心有人在脑后哈气了，睡得十分舒坦。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耳边铃声大作，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蓦地惊醒，翻身坐起，只见李新鹏满脸歉意：“哥，没事儿，是我的手机彩铃。”我惊魂未定：“大半夜的，你这彩铃也太吓人了。”他又露出那行贿般的笑容：“这是《无间道》里梁朝伟的台词，哥，没事儿，放心睡吧。”我长吁一口气重新躺倒，听见他在被窝里咕咕哝哝地讲电话，足足讲了半个钟头，我本以为他在跟女朋友谈情，后来隐约听到了一句：“他今天表现挺好的，对三笔财富和五大学科……”我(炫)恍(书)然(网)大悟，原来组织上正在关心我的成长，心里一阵发冷，想这帮家伙够周密的，思想工作做到了床上，我可得小心点，万一露了馅可不是玩的。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5）
（三十一）
心中烦躁，怎么都睡不着，起来上了趟厕所，发现嫂子正在灯下摆弄烟盒，这团伙中的男人大多抽烟，可从没见过一个像样的烟灰缸，全是用烟盒拼起来的：把六个烟盒首尾相连，拼成一个六角形，底部粘上一张锡箔纸和一层厚纸壳，一个完美无缺的手工烟灰缸就算造成了。这玩意儿很不可靠，平均两三天就要烧毁一个，有时还会燃起明火。制作工艺也很复杂，要描绘图纸、裁剪纸壳，还要消耗一定量的墨水和透明胶。据我观察，造一个这样的烟灰缸大约费时四十分钟，这还得是熟手。嫂子加入行业一年有余，至少做了七八十个，总费时四十八小时以上，约合六个工作日，而在上饶的便利店里，最便宜的烟灰缸只卖一块钱。
节俭是美德，但也有个限度，如果补一双破鞋的成本比买一双新鞋还高，那就应该扔掉破鞋穿新鞋，但传销者不然，为了省一块钱，他们宁愿花费六个工作日甚至更多，平均每个工作日约合一毛六分钱。
根据最新的《劳动法》，每人每年的正常工作时间为二百五十一个工作日，这时间如果用在传销团伙中，价值约等于四十二个烟灰缸。如果传销者可以活一百年，其一生所创造的价值也不过四千二百个烟灰缸。{炫=书=网}然而你知道，这就是传销行业的五大保障之一：节俭。嫂子教育我：“哥，你这么说不对，哪能乱买东西呢？行业干的就是一个节俭！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
在传销团伙中，只要过了最初三天的适应期，每天的生活都是同样的：早晨六点钟起床，七点钟喝一盆清水，七点十分开会，读《业务洽谈》，读《羊皮卷》，学习《二十条》，九点钟准时出门，半小时洗脑，其余时间全在无所事事地游荡。十二点吃午饭，下午再洗半小时脑，继续游荡，六点钟吃晚饭，饭后两个小时说笑打闹，九点半准时洗脚，十点之前必须熄灯睡觉，真个是“心中无一事，空腹满街游”。
这些人表面看起来忙极了，实际每天有效利用的时间不过两个小时，然而这样的教诲却时时响在耳边：“行业是个短平快的行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不能看书看报看电视？怕你分心！干行业要抓紧时间！”“行业不等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要抓紧时间！”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6）
是的，抓紧时间，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把石头推上山，再看着它一次次滚落下来，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空耗生命，抓紧时间只是为了浪费时间。
一月八日的晨会还是由嫂子主持，读完《业务洽谈》，她问我：“哥，考你一个问题：什么是五级三阶制？”我答不上来，旁边的管锋噌地站起：“五级三阶制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奖金分配制度，它曾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新加坡亚太地区直销大会上荣获最高奖项–银鹰奖，正是由于它的公平合理，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银行、保险、房地产和电信等部门，它只是一套算账的工具，就像中国的算盘一样。”嫂子提示：“不是‘中国’，是‘我国’。”管锋赶紧改正：“哦，就像我国的算盘一样。”嫂子点点头，转身鞭策我：“哥，你要抓紧了啊，这些可都是基础知识，必须掌握的！”我默默受教，心里不停嘀咕，想这段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会是真的吧？
事实证明，我并不比别人聪明，和所有的传销者同样无知。这番谎话编得拙劣至极，仅凭常识就能找出其漏洞–所谓“五级三阶制”，无非是“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然而想想就能知道，任何一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不可能只有五个级别和三个晋升阶段。不过愚蠢如我，还是要经过多方查证才能明白：原来这段话纯属信口开河，“银鹰奖”是编出来的，“广泛应用”是编出来的，连“亚太地区直销大会”都是编出来的，更谈不上什么“公平合理”，它只是传销团伙行骗的幌子。
开完晨会，照例由李新鹏和小琳带我洗脑，因为“对面老总”的业务繁忙，只好在楼下跺着脚干等，小琳和李新鹏显得十分亲密，经常把我晾在一旁，头碰头、脚碰脚地低声耳语，也不知说些什么。我替小庞吃醋，时不时冒几句怪话：“小琳，新鹏长得真帅，比小庞帅多了，是吧？”或者“我看你们俩挺合适的，别搭理小庞了。”李新鹏似乎有所察觉，有时也会主动跟我聊两句，这一聊我就明白了，原来这小子以前被警察抓过，好像还不止一次，说警察的态度特别凶，立眉瞪眼地喝斥他：“蹲下，蹲下！给我蹲下！”还说有人不服从，挨了打。我听得有趣，问他怕不怕，他大咧咧地一笑：“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你听话，蹲一蹲怕什么？蹲上两个小时，警察就得乖乖地把你放出来！”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7）
话音刚落，一辆警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驶过，我斜眼看看他，这小子没撒谎，他真是一点都不怕。
（三十二）
在街上游荡多时，终于熬到了五点钟，我们慢慢游荡回家，所有人都回来了，管锋在厨房里擀面，没有擀面杖，拿一个啤酒瓶子代替，滚得骨碌碌直响。新来的王志森想去帮忙，被他推推搡搡地轰了出来，王志森跟我抱怨：“你看看这些孩子，一点活都不让我干！”我逗他：“谁让你那么老呢，活该！”他哈哈大笑，搂着我的肩膀大发感慨：“这行业是真好啊，所有人都像一家人一样！”说笑了一阵，他突然站起，从裤兜里掏出一个蓝色塑料袋，嗵嗵地跑下楼去。我心中纳闷：传销团伙不准私自行动，他怎么这么大胆？过了十几分钟，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塑料袋里装满了菜帮子、菜叶子，还有一段莲藕和一块生满黑斑的红薯，我大为诧异：“王哥，你去买菜了？”他嘿嘿地笑：“不是买的，捡的！”
这是传销团伙著名的“过三关”之一：面子关。只要加入行业，“自己”就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空无所指的“集体”，他们强调集体利益、团队精神，却极少顾及个人需求和个人尊严。在上饶、在新余、在广西、在大江南北，像王志森这样的人所在多有，还有许多年纪更轻、级别更高的，他们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走进菜市场，不问菜价，也不买任何东西，只拿着塑料袋四处逡巡，老鼠乱窜的泥里有一片烂菜叶，他们收进袋里；苍蝇飞舞的垃圾堆中有两根小油菜，他们收进袋里；有时还能捡到排骨和牛肉呢，他们拿起来看看，再看看，又看看，最终还是叹着气恋恋不舍地丢下：组织上有规定，骗不来新人就不能吃肉，捡来的也不行。
亚瑟·史密斯分析中国人的特性，首先强调的就是“脸”，在他那里，脸就是中国人的密码，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他讲的多是虚荣的一面，而在中文语境中，“脸”这个字不仅代表虚荣，同时也代表尊严。尊严不可或缺，可适度的虚荣也不是完全的坏事，至少能让人不至于太过龌龊。两足动物行走在人群中，即便是出于率真自然，也该保持基本的体面。不一定非要穿阿玛尼，可至少也该遮住私处；不一定非要挂金戴银，可至少也该把脖子洗净。当西装革履的传销头目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泥水和垃圾堆里拾起一根根烂菜，我不能说他们就此没了尊严，只能说他们忘记了基本的体面。
正文 《中国，少了一味药》（58）
我们当时的住处离菜市场很近，二十分钟就能跑个来回。那些住得远的就很麻烦，近楼台者已经先扫了一轮，轮到他们就只能捡那些更烂、更脏的，花一个钟头也不一定有多少收获。他们顶着风、忍着饿，在寒冷的冬日黄昏奔走多时，只为了一把不值一钱的烂菜叶子。然而他们无怨无悔，说这就是行业的关怀。
捡来的菜当然不会干净，白菜烂了大半，莲藕被老鼠咬过，红薯的黑斑下藏着伤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