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戏，指调笑戏谑的行为或言辞。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开玩笑，不过又是带有点修辞性和幽默感的玩笑。我国古时候就有嘲戏之风，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秦汉之时已有隐约兴起之势。
不过，先秦至东汉中叶这段时期，士人们之间有意地进行嘲弄的事件并不多见；到了东汉末年，由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突然加剧，士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他们不再遵循传统的行为规范与社会性活动，社会风气也就因此破败，而这又是导致嘲戏之风兴起的重要原因。
刚刚兴起的嘲戏，其内容和流行范围都是十分有限的、也是人们所可以接受的‘伦理纲常’范围之中。到了两晋时期，这些情况都开始有了突破性的变化，嘲戏之风有了卑下品格的体现。嘲戏之事并无可取之处，甚至有些士人认为其应该被禁绝。
但是，随着嘲戏之风的继续发展，君臣和士人之间嘲戏现象逐渐增多，而另一边士族妇女也因受到身边父兄亲戚的影响，闺阁之风也渐渐通脱。到了三国后期，妇女阶层也参与到了嘲戏之中来，后来甚至出现了夫妻互嘲的现象。
在嘲戏发展的之中，又出现了‘滑稽’‘排调’等相关的种类。在我们现代生活之中，可能会把‘滑稽’和‘嘲戏’当成类似词语来看待。
但是在古时‘滑稽’向‘嘲戏’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却是不一样的，‘滑稽’带有功利目的；‘嘲戏’却更充满自得其乐的娱乐精神。而它们的演变体现了从秦汉到魏晋士人的群体人格发生了从附庸人格到独立人格的转变；正所谓，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
魏晋嘲戏之风的产生极大地受到了东汉末年社会现象的影响，因为就魏晋时期这一历史阶段来说，时代精神的转折应该是产生在东汉末年的。东汉末年的朝野上下，政治日益黑暗、社会政治环境也一步步呈现出衰败和险恶的现象。
统治阶级各集团之间利益分配不均匀、矛盾冲突日益加剧，这种现象严重冲击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在当时朝廷内外都有着纷争与叛乱，汉王朝因此产生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士人开始‘激流勇退’，心理也产生了变化，变得消极萎靡、无所事事。而这样的时代精神又向着毫无生气的魏晋时期进发，‘无所事事’因此嘲戏之风盛行。
魏晋时期的社会比起东汉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朝代更迭、战乱频繁。而司马氏为加快篡夺曹魏政权的步伐，铲除异己，大肆杀虐。士人们往往因为一句话而招来杀身之祸，再加上对于司马氏倒行逆施行径的不满，只能退隐山林、消极抵抗，用任诞、嘲戏之风来抵抗司马氏的统治。跻身政治的士人们看到黑暗、混乱、奸诈的权力斗争，无不感叹生命无常、心理也因此发生变化。
士人们的心理变化，第一表现就是儒家学说的解体与传统观念失去效力。汉末就开始崩溃的儒家经学，不能顺应时代潮流与士人们人生观的思潮，已经慢慢呈现颓势。朝廷一开始提倡的仁义忠孝之道，在魏晋政权的腥风血雨之中早已失去了它的原本面目。
儒家之道已然变为了贪官污吏的升官发财之路，因此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旨的玄学思潮开始它风起云涌的历史。‘仁义礼智孝’的缺失，导致了怪诞举动的产生以及放荡风气的泛滥；传统的道德伦理与行为规范完全失去了它本有的约束力，嘲戏的内容也因此越来越大、越来越卑下，人们无论是什么都可以拉出来嘲弄一番。
在这个游戏规则下，‘三纲五常’甚至君臣上下级等一切都可以忽略，他们有的甚至不惜拿父亲的名讳来嘲弄。而这个时候的嘲戏，又是士人们表现自己并非默默无闻、并且高人一等的一种手段。他们常常奉行‘语不损死人不休’的原则，从而使得自己本身能追求到心理的满足。
自古代伦理纲常的束缚之下，女子大多只被认为是男子的附庸、毫无地位。但是在魏晋时期，礼教的松动，使得世风影响士风，士大夫们之间的嘲弄逐渐增多；而来，士风又影响了世族妇女与闺阁女子，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了嘲谨戏笑的言辞以及诙谐机智的应答。
这个时期的女子更加大胆，也是女子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前奏，女子的地位也因此有所提升。
魏晋时期女子的豁达，往来应答从容有度，使得一部分男子都甘拜下风。因此，这个时期聪明善辩、识度不凡的女子层出不穷，她们‘巾帼不让须眉’，让男子都望尘莫及。有的时候世族女子也会调笑嘲弄自己的丈夫，因此出现了闺房嘲戏，这个在《世说·贤媛篇》中的记载比比皆是。
闺房嘲戏不仅成为生活中的调剂，并且使得男尊社会下不得不承认女子才学，并给予尊重。而世族妇女的绝妙回答又有意识地维护了自己的个人权益，因此，可以说这个时代下，女子的个人意识有渐渐苏醒的趋势。
魏晋时期嘲戏之风大行其道大致有三点原因，第一就是君王权威的下降，因而这个时期有君臣嘲戏的现象。再来就是家庭伦理束缚的松弛，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神圣严肃的，多了些平等的自然亲情。最后，是夫妻关系与女性地位的微妙变化。在这样的改变中，人们也更敢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发表自己的观点，从而进行嘲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