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
经年流寓全家瘦——叶圣陶在重庆（外一篇）
“故乡且付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偶与同舟作豪语，全家来看蜀中山。”叶圣陶举家西迁，是下了一番决心的。虽然他在苏州青石弄5号有一套四间小房，但为了抗日，为了保留其所在的开明书店这份文化事业，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1937年8月16日，开明书店总厂悉被日寇炮火摧毁，损失惨重。创办人章锡琛和同仁范洗人、叶圣陶商量拟在汉口重振开明。但年末从上海运往汉口的书籍、纸张、机器等，在镇江白莲泾全部被日军围劫。为大局着想，章锡琛先回上海，毕竟那里还有一点人力物力可利用，而范洗人则先行重庆，为开明书店西迁做准备，叶圣陶暂时在武汉留守。“开明四老”中的夏丐尊和王伯祥给叶圣陶写信，劝他回上海。但他觉得彼时上海就如孤岛，周围全是日寇，“凶焰绕之”。
他也不愿回苏州。他在给夏和王的回信中说，“生活既艰、妖氛尤炽”。因为“八一三”后，苏州失陷，维持会的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汉奸。这批人有田、有钱、有享用，临到危险，变节登场。叶圣陶不愿与这些“名流”同处一地。
他决意西迁重庆。他说：“近日所希，乃在赴渝。渝非善地，故自知之。然为我都，国命所托，于焉饿死，差可慰心。幸得苟全，尚可奋勤，择一途径，贡其微力。”12月26日，叶圣陶带着全家八口人登上了“民族轮”，轮船在次日早晨开行，经四日而抵宜昌，后又转“民主轮”，于1月6日启程，经三日到达重庆。
初来重庆，叶圣陶便给上海“丐、邨、山、伯、调、均、索”几位写信，告知种种情况。这些人都是他交往比较深的朋友，比如夏丐尊，不仅是文学上的至交，也是生活上的亲家。这些通信后来被整理出来，以“渝沪通信”“嘉沪通信”为题，整束地发表出来。暂时落脚复兴观巷2号，那是叶圣陶的外甥刘仰之的家。不久，他就与范洗人共同租赁在现属于渝中区的西三街九号。此房共三层，层各两间，为开明书店办事处，月租四十块。叶圣陶一家就住在三层。
叶圣陶向诸公汇报了房子的情况：“家具均前此房客所遗，我们范围内有大小写字桌各一，藤椅四，几四，橱二，自己仅借了二床一塌，又买了一床。布置之后，居然楚楚”。他在玻璃窗上贴了薄皮纸，以隔绝外景，倒也悠然自得。
饭菜都是自己动手。晨起点燃煤炉，烧水洗漱，外出买菜，买菜者由家人轮流值任。买菜回来，粥已煮好。早饭之后，又准备午饭，忙到中午。下午五点左右，又准备晚饭。九点以前上床。
来重庆前，叶圣陶的打算是开个书店，“既以糊口，亦遣有涯”。到了之后，发现此路不通。靠写文章赚些稿费，兵荒马乱之际，没有心思。厚着老脸从教，失业者又多，且一个外地人，无复容其插足。一时间，他的心情又转变为怅怅无欢了。
但重庆的日常吸引着他。橘子又贱又好吃，劳力也不值钱，轿子人力车都很便宜。但他不坐车，一方面山城路陡，坐车上坡下坡惊险，另一方面觉得车夫可怜。天气阴沉时，觉重庆之冬如天压眉宇，令人胸怀不舒。隔天忽晴，一扫心中阴郁，又想和友人大书特书。和苏州不同的，这里冬天的蔬菜吃莴苣、豌豆苗、菜苔，而到了次年三月，又在吃香椿头、枸杞头之类的菜了，并且“女子的胳膊都露出来了，宛如江南季春初夏光景”。他观察到，重庆难得有风，只偶然刮上一阵，以显示其脾气。
叶圣陶喜欢喝黄酒，在“渝沪通信”中，不仅叙述了很多酒事，也多次提到了酒的价格。初来时，外甥刘仰之为了招待他，特地买了“浙东”黄酒二斤，每斤一元，“真吃不起”。后来朋友诵邺所开的酒店的酒也涨价，一种是四角八，一种是六角四。范洗人以旧价预订一坛，“以后更将节省地喝了”。但和上海的酒价比起来，重庆的酒还是比较便宜。“我人既耽曲蘖，欲求经济，不妨去黄而就白。此间白酒曰大曲，味亦醇净，饮半茶杯亦复陶然适意矣。”除了经常去诵邺处和朋友聚会，平时每晚都与范洗人对酌两壶。他坦言于个人方面已无所怨言，唯一揪心的是“春回何日耳”。
先谋生路。2月，受同乡才俊、巴蜀学校首任校长周勖成之邀，叶圣陶始在这里代国文课。每周授课时间十一小时，月薪25元。每天八点出门，十二点回来，挤公车，上坡下坡，均很吃力。作文有六七十本，须三个半天方了。后又受曹禺之请，在国立戏剧学校教写作练习。为生计着想，虽几番推辞，最终答应陈子展、伍蠡甫，去当时北碚区的复旦大学上课。每月共计可得100元。
戏剧学校每周二时，只教十数学生的一班二年级，比较容易对付。复旦每周八时，是最吃力的。“惟往北碚须溯嘉陵江而上，舟行五六小时，较之乘沪车更为气闷。到后须两宿而归，预备，开讲，改卷，其事至劳困。今为预想，殊感吃不消。然既已实逼处此，则只有硬着头皮做去耳”。有时碰到江水暴涨，嘉陵上溯，出现“沙水”时，旅客皆怀着一种警戒之心。浪激入舱，一客衣衫尽湿，起立欲移座，而人皆促渠速坐下。
但所谓复旦大学，简陋荒凉。办公处为供奉着禹王的道观，教室借用一小学课堂，学生居村中闲屋。中国文学系全系数十人，有的功课只一人选上。但叶圣陶讲课却很认真，且习惯用高音，语语用力，一下课就疲惫不堪，看见椅子就坐下，再也不想起来了。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叶圣陶发现巴蜀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多不配十余岁学生的胃口。而所谓“习作”，叶讲得吃力且学生大半很茫然。“闭门所造之车难合外间之辙”，他认为至少初中国文教学还得另起炉灶，重辟途径。当然，他与夏丐尊合著《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与朱自清合作编写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等系列丛书，这都是后话了，也是他欲改变教育现状的证明。
他对教育的发展，怀着一种真挚的关切。见报纸登载南京组织中陈群教长在编新课本，他就很想看看他们编的课本，说的一套什么话。吃请，初见顾荫亭，觉其不懂教育。他也对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师顾毓琇提出了质疑。顾毓琇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有次假惺惺询问叶圣陶对中等教育的意见,叶圣陶见他马褂长袍，一身官气，还未来得及开口，顾毓琇便转身而去。他看到顾的演说，讲的都是陈立夫那一套，十分鄙弃。
叶圣陶觉得国民党的教育工作是很失败的。他在通信中记述了一个叫李步青的人，与顾荫亭至好，吹嘘创立了“卡片识字教学法”，初级四年课程可以缩至两年教毕。顾荫亭为国民教育司司长，并兼中央大学教授，立马命令在汉口办一训练班，之后又在重庆举办，花费甚大。而李步青所讲毫无道理，只是每月得三百元，其子其媳挂名指导，每月各八十元。听者勉强坐在那里，惟一的好处是每月有二十元。叶圣陶说有次前往做临时演讲，得车马费10元，他亦自省“七千元浪费中，弟亦有分赃之嫌矣”。他向吴研因商量，看能否一起对顾荫亭开炮，不可再让他开第三个补习班。吴研因只是笑笑，不再回复。
叶圣陶在重庆总共10个月。此间他在创作上几乎是停滞的。上文已经提到，一来兵荒马乱无心作文，二来需要谋生。但他闲暇时，还是想写一点东西。刚开始，他想写一些童话，借以自娱。后来因忙于教务和生计，遇到索文者，便应付一下了事。
“云彬在汉编杂志颇起劲，拉弟列名编辑，每半月也得勉强做一篇（1938年2月24日给王伯祥、徐调孚信）”，“前因黄、江二老复刊《国讯》，被拉为基本撰稿者，勉强作了一点文字（1938年8月7日给王伯祥的信）”……
他一直很想写一篇《书巢记》。7月22日信中说待这两天回复完各处的信即开始作文，8月7日的信中说《书巢记》尚未动手，9月24日信中说《书巢记》久蛰胸中，自觉颇不坏，只缘忙乱无暇写出。
在由叶圣陶的孩子叶至善、叶至诚编选的《我与四川》这本书中，除了书信，确还是写有一些短文和旧体诗。所作短文有数篇，只有一篇《生命和小皮箱》收入，写于1938年2月26日，后发表在《新民报》。旧体诗有《宜昌杂诗》《江行杂诗》《长亭怨慢·颂抗战战士》《卜算子·伤兵》《卜算子·难民》《题伯祥书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来渝将演<民族万岁>为题二绝》《今见》《闻丐翁回愁为喜奉赠二律》《自北碚夜发经小三峡至公园》《策杖》，落款是1938年。但在刘增人所著的《叶圣陶传》中，《卜算子·伤兵》《卜算子·难民》是写于1937年9月，在上海救助难民的吴大琨回到苏州，诉说了伤兵和难民的情况，叶圣陶闻而所写。从后面写到的叶圣陶在重庆的情况，“伤兵”“难民”应该写于来重庆之前。其他应该是来重庆之后所作文。
叶圣陶以小说创作为主，在1938年7月22日给王伯祥的信中，提及“居然作了一篇小说”。估计《我与四川》照顾到体例，没有收入。到底是哪篇小说，这个需要深究。
他对歌曲一道，也颇有野心，但也是迄未动笔。“近来文坛颇主旧瓶装新酒，以弟为苏州人，嘱编弹词。弟以为弹词这种形式，在现在根本要不得，无已，还是大鼓为宜。因此又有编大鼓词之想。”大鼓词未见，倒是给巴蜀学校作了一首校歌，一直传唱至今。
这个时候，他的文学交流还是比较多的。宋云彬在汉口创办大路书店和《少年先锋》刊物，请叶圣陶作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叶圣陶担任了主席团成员之一；接受中苏文化协会的邀请，任中苏文化协会研究部副主任。尽管他以为“中”不甚了了，“苏”尤其弄不清楚，委以研究，实属滑稽，但因战时，大家要尽可能多做点事，只得应之；《抗战文艺》创刊，他任编委；谢冰莹在重庆《新民报》编辑副刊，他支持并帮助；后又被黄炎培聘为《国讯》旬刊的编辑委员……他认为曹禺“能干，诚恳，是一位好青年”，初见老舍，说他“忠贞热忱，大可钦佩”。
总体而言，叶圣陶在重庆，生活还是比较紧张。虽然他给三个学校上课，每月能收入100元，但他们家八个人在一起的开支确实太大了，伙食费一个月共用60余元，每人平均8元。此外，叶圣陶的大儿子叶至善、女儿叶至美在1938年四月底入国立四川中学（分三个地址）读书。均为自费，学费须各交39元，制服费各10元，光是这加起来就有98元，每人每月膳食费各6元。次子叶至诚在1938年9月10日入巴蜀小学读书，同样需要花钱。
除了吃饭和孩子上学这些，叶圣陶还有一些别的支出。比如在“渝沪通信”中，叶圣陶委托朋友预订一套鲁迅的全集，且要最便宜的版本。开始担心编辑委员会会把每页的字数排得太少，“不经济，版式也不好看”，又叮嘱友人转告，希望把日记和碑版造像编辑收入，还有鲁迅的旧体诗和字。在收到以后，终于心安，“排校均不坏，看之可喜”。计老太太去世，叶圣陶恳请王伯祥代支50元给硕丈等等。
两个孩子四月底入学，叶圣陶在五月末就辞去了复旦大学的教职。理由是本来就跑得辛苦且危险，而学校这次送来的薪水，糊里糊涂少了几十元，与聘书不合，遂以“醴酒不设，穆生去楚”不再去了。到了8月，叶圣陶自己盘算，下半年仍在巴蜀教学，“若仅此一处，决难敷衍，必须另想办法”。
重庆在夏天十分酷热。由于水土不服、肠胃病盛行的原因，家里先是次子叶至诚患了痢疾，中医看了三次不见疗效，转复西医，买了瓶装的“药特灵”，共二十五粒，卖七块半。之后是夏丐尊的女儿、叶至诚的妻子夏满子发热腹泻，买了一个疗程的中药治愈。紧接着，叶圣陶的妻子胡墨林突然腹痛而泄，发烧三十九度七，她为了节省药费，用夏满子的药方自为加减。最严重的是长子叶至善，得了伤寒。在当时，伤寒是一项致命的病症，幸亏友人戴应观介绍从南京来的中医张简斋，虽省去不少费用，但最后连西药共花费200元左右。而他也因为这些事情，“两颧高起，双臂骨出”，“亦甚瘦矣”。
生活的捉襟见肘并没有让叶圣陶低沉下去，相反，他文士性格中的闲逸部分，又让这种内外忧患的日子多了一些美丽的色彩。刚来渝，找到住处，一切安顿好之后，“路上有售红梅折枝者，名曰‘太平花’，以二分钱买一枝，用盛油之瓦罐供之”；进入巴蜀学校教书之余，看到“碧桃海棠均含苞待放，每晨看看，为之心喜。花不必开在自己家里，有得看总可欣然”；而在休假回复朋友们的信之际，又说到“曾买大把海棠插于瓦瓶，因而颇忆苏州之一树海棠，不知今年花事何如”；看戏剧学校戏剧《奥赛罗》回来，“今夕初供晚香玉，不及上海的粗壮，漂流数千里，幽香不违，亦可慰事”。
叶圣陶在通信中也记叙了一家人在家里打小麻将的情景。一百和一角钱，输赢记账，打几个星期，结账一算，夏满子独赢，共得八块有余。于是她就做东，买了六块钱的酒菜，十人共吃。全体动员，忙乎一天。有红烧牛尾、红烧鲤鱼、红烧蹄子、猪脑汤、鸡，共十余种。笑谈盈室，达于户外，“共谓此乐不像逃难人所应享受”。
在9月24日的“渝沪通信”中，叶圣陶向王伯祥说上海报纸骂他不前进，他说自己本来就没有前进，“青年人之心理，我们均可原谅”。实际上，叶圣陶一直很关注抗日情况。他知道每次的闲逸，“非以自欣，实可共愧”。
在给上海诸公的信中，他虽几次提到长江战事渐紧，但确实“空袭不足为虑”。一是时间上，日军对重庆正式轰炸是1938年10月4日，而叶圣陶离开重庆转赴乐山是10月下旬。也就是说，叶圣陶在重庆期间，轰炸只是断断续续，零星式的，因而也没感到怎么紧急。第二，巴蜀学校有可容六七百人之防空洞，有四个出入口，进去则相通，头顶之山厚三丈，如果不是最大的炸弹，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他是个文人，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写了一些抗日诗词，《自北碚夜发经小三峡至公园》中“何能忘世虑，休说问桃源”，说的是对天然美好景色的陶醉，但又不敢全然陶醉的警醒；《所见》中“颇愧后方犹拥鼻，战场血肉已模糊”，表达了他对战事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他歌颂那些抗战的将士“问两字英雄，此外伊谁堪付”……即使参加同事的婚礼，他也作喜联不忘鼓励，“晓起卷珠帘，共看蜀中山水；闲来霏玉屑，应关宇内烟尘”。
7月12日，叶圣陶一家从西三街九号搬到了通远门外张家花园巴蜀学校。正是暑假期间，所以叶家可以暂住，等到开学再在学校附近找房子。老乡校长周勖成很照顾他们，说大约总是有办法。而他依然没有忘记欣赏校内的自然风景，“从未住过山林，觉幽趣甚多，不必出校门，巡行一周，可消磨半个钟头。随处有小林，有泉石，可憩坐而观玩”。
随着时势的变化，以及自己家中的支出逐渐增加，他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无奈。他说：“若欲再走，交通舟车与经济能力俱成问题。惟有置之不想，与大多数人共其命运而已。”当初的救国豪情已经完全殆尽，只剩下如何活着的当下考虑。然命运也眷顾每个人，就在家人接连生病、自己焦灼无望时，陈伯通邀请他去乐山武汉大学教书，他觉得乐山甚似苏州，过去或许有如在故乡之乐。于是也顾不上多想，愿只身前往（后只留女儿在北碚），“不为学问，不为文化，为薪水耳”。
1938年10月20日，叶圣陶全家踏上了去乐山的船只，继续在蜀中八年的漂泊之旅。这八年，他不仅实践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对现代语文的改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成为了后来的巴山蜀水名师，且影响巨大。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重庆所经历，得残句“经年流寓全家瘦”，至今未补足篇章。在笔者看来，那完整的篇章已经不必弥补，因为生命闪着光芒流动，在某一个时刻回头，那残缺的也是完美的，且无法再容许做一丁点增删和修改。
陈匪石
外一篇
一息尚存，仍待商榷——陈匪石在重庆
陈匪石（1883—1959），原名世宜。江苏南京人。近世著名词学大家、词家。笔名取义于《诗·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后遂以此为名。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从政、教书，一生淡薄自守，长于音韵之学，尤以词学研究著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华岩寺为支援抗战，让出部分房屋供国民政府使用。陈匪石时任江苏省经济部参事，也随机关西迁，与经济部部分职员寄居华岩寺。他的女儿陈芸在《先父陈匪石生平二三事》中说：“为避免失节鼠辈的纠缠，毅然弃家，携子避难。……嗣后由宁至汉辗转宜昌，过三峡至万县，最后到重庆定居”。当时正值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陈匪石不得不将子女安排在华岩寺外租赁的茅屋，而自己因职务原因，暂时在寺内居住。
陈匪石的妻子于1929年因病去世。他难忘早年东渡留学，妻子把首饰变卖相助之情，故一直没有续弦，且从此蓄须以明心志。来到重庆后，生活更加艰苦，自身无人照顾，还要应付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开销。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研究宋词，同时还笔耕不辍，写了很多爱国抗敌的诗词。如《念奴娇·巴山坐雨，久不得舍弟书》：
夜来风雨，信天涯、一样清明寒食。冶翠娇红浑见惯，梦里乡愁如织。冢卧狐狸，灰飞胡蝶，到处残鹃泣。空城潮打，东边淮月无色。 篱落一树荆花，移载何地，荏苒春消息。万里麻鞋三尺剑，吟望低垂头白。峡束滩危，城欹楼迥，雾满江南北。哀猿断续，为余啼破空寂。
上片写对故乡的想念，清明时节祖墓无人祭扫，景象凄凉；下片写战争期间兄弟分居两地，“万里”“吟望”句化用杜诗，复以巴山地势之险恶与雾满猿啼为情感之烘托，郁积悲深。此时期作词最多，词中情感或委婉或明畅，都与时局紧密联系，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其为友人所作序言，仍反复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时在华岩寺寄居的，还有一位名士，叫乔大壮。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先后到平汉铁路局、南京实业部、广东省商业所任秘书。抗战军兴，担任实业部主任秘书的乔大壮率全部人员迁往重庆。但此人嫉恶如仇，耿直磊落，宁愿在华岩寺草屋栖身，开荒种菜、作书治印维生，也不与污吏合流。他也是一位出众的词人，早年在南京时与陈匪石同为南社社友。避乱期间，两人互相切磋，填词吟诗，成了莫逆之交。《宋词举》初稿是1927年，定稿在1941年，全部是陈匪石在与乔大壮的共同探讨中商定的。陈匪石在《宋词举》的《叙》后“再记”里说：“避寇巴山，与乔大壮窟室相逢，辄共商讨，爰理而董之。”
当然还有与诸如潘伯鹰、张宗祥、商衍鎏等诸公交往频繁，一时间“云炮隆隆，若弗闻也。”而华岩寺当时的方丈是第六十五代宗镜大师。他德行高达，平素所交都是恬退高尚之士，陈匪石也是其座上之客。我们现在看到的《华岩寺志》中，就有两人交往之细节。陈应宗镜之请，为西南禅祖圣可的遗墨写跋：“明末遗民以书画逃禅者。八大石涛半千为最著。破山圣可师弟亦其流亚。且开三蜀象教宗风。圣可手创华岩寺。寺中藏有墨迹两幅。宗镜上人出示。如接明人风范也。（《跋圣师墨迹》）”。
陈匪石第二次来重庆已经是1949年的事了。受聘担任重庆私立南林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1950年学院因资金匮乏停办，陈匪石乃赴上海。他除了自己主讲《词学》《音韵学》《文字学》等三门课程，主要考虑的是聘请得力的教师和合理的安排课程。于是他去信给后来成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的霍松林，希望他来教书。霍松林从重庆中央大学（后迁入南京，改名为南京大学）毕业后，在广州闲住，平素深受陈匪石的器重。当霍松林在试讲两周接到讲师聘书后，陈匪石还送了他两首五律《重晤霍松林》：
执手兼悲喜，翩然吾子来。
饯春江令宅，吊古越王台。
远梦啼难唤，层阴郁不开。
西征新赋稿，多少断鸿哀。
我亦飘零久，颓颜隐雾中。
断肠春草碧，顾影夕阳红。
秋老怀孤隼，宵长感砌蛩。
浊醪温别绪，何地醉东风。
霍松林在安顿好日常起居、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才细读陈匪石的赠诗，于是百感交集，也作了两首《次韵奉酬匪石师》：
有意随夫子，麻鞋万里来。
已知新弈局，休问旧楼台。
孤抱向谁尽，蓬门为我开。
灯前听夜雨，一笑散千哀。
天地悲歌里，光阴诗卷中。
重开樽酒绿，又见醉颜红。
吾道犹薪火，浮生亦弡蛩。
绛帷还自下，秋树起西风。
从这个酬唱中可以看出，一个大度，一个谦卑，一个怀孤，一个作伴，惺惺相惜之感于词句的空白处散出。此后从1949 年9 月到次年4 月间的短暂相处，陈匪石对霍松林的影响更加深了。
两人以前是师生关系，现在是同事关系。南林学院位于重庆南温泉附近，当时游人很少，居民也不多。每逢周末，霍松林陪陈匪石出游，共看山水美景。陈匪石写了《南泉六咏》，便嘱咐霍松林也写一写，于是霍也写了六首同题。就在这样的“逼迫”下，霍松林竟然也积累了好几十首诗词。
陈匪石的另一部著作《声执》是在学校中的宿舍小泉行馆完成的。有趣的是，他每写一段，都请霍松林去讨论一番。这和之前定稿《宋词举》的情形相似。《声执》开始于1949 年10 月，1950 年元月脱稿，2 月修改，3 月誊清、作序，1960 年出油印本。为什么叫《声执》？陈匪石在《叙》里解释说：“昔释迦说相，法执、我执，皆所当破。词属声尘，宁免两执？况词自有法，不得谓一切相皆属虚妄。题以《声执》，适表其真”。虽然这是对那些以一切词律、词法为虚妄，弃而不讲的人说的，也同时可以看出陈匪石对佛法的浸润和运用。
陈匪石虽然曾在官场，但不善于其间周旋，也不屑于钻营拍马升官发财。他最愿意做的，就是治学和教学。关于他的词学造诣，我们不需赘言，《宋词举》和《声执》奠定了他近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地位。在教学这块，他的可圈可点之处也很多。
首先，他的教学，同学们会人手一册课本，这是其他教授没有的做法；第二，课本就用自己写的《宋词举》，每首词后，先校记，次考律，继以论词，全书不过6 万字；第三，有严格的教学计划，七十来个小时就讲完了这本书。他教学的高明，关键还在于“透彻无伦（唐圭璋语）”的解析。不仅对宋词在深度和广度上论述有极大突破，而且对句法、章法的解析，对于炼字、炼句、炼意的说明，以及整个词境的阐发，也都超出了课本中“论词”的范围。霍松林在回忆陈匪石时说：“他讲词，其词不啻已有，故诚于中而形于外，不仅语言极富感情，而且神采飞扬，须眉皆动，又极富于表情。四十多年过去了，陈老师吟词讲词的神情语调，仍往往浮现于眼前耳畔。”
陈匪石所著《宋词举》与《声执》，受到词学界的重视；但诗集与词集，一直未有出版。这是由于他对自己要求极严，一直在推敲修改。至1948 年，陈匪石经老友于右任与霍松林劝说，才同意油印几十本征求意见。
油印本的跋里，他说：“盖词之为事，条理密，消息微，惬心綦难也。尝谓即卑无高论，亦须妥溜中律，不涉鄙倍卑浅。斯未能信，曷敢示人。……日暮途远，姑徇其意，益以近作，过而存之。一息尚存，仍待商榷，若曰定稿，则非所承矣”。
诚哉斯言！
作者简介
吴小虫，1984年生，山西人；2004年开始正式写作，曾在《诗刊》《北京文学》《都市》《山西文学》《大观文学》《牡丹》《黄河》《星星》《诗歌月刊》《延河》《诗选刊》《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组诗以及随笔等；作品入选各种诗歌年选，曾获《都市》年度诗人奖、河南首届大观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