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亥在《开·闭·开》第十六节中说：
精确的痛苦，模糊的欢乐。我在想，
人们在医生面前描述自己的痛苦是多少精确。
即使不曾学会读写的人也是精确的：
“这儿是抽痛，那儿是绞痛，
这儿是挤痛，那儿是烧痛，这是刺痛，
那个——噢，是隐隐作痛。这儿，就在这儿，
对对。”欢乐总是模糊的。我听到有些人
在成夜的寻欢作乐之后说：“真是太棒了，
我开心得快升上天了。”即使抓着宇宙飞船
飞到太空的宇航员，也只会说：“太好了，
妙极了，我没话可说了。”
模糊的欢乐，精确的痛苦——
我想用精确的刺痛，描述幸福
和模糊的欢乐。我在痛苦中学会了说话。
痛苦果真如此精确？除了身体的病痛之外，痛苦的可交流性未必如此精准。要说清楚苦痛与其原因并非一件不需要发展其体验与表达的事。
激情、道德感受乃至社会伦理情感，滑入了疾病的领域。那些被社会和个人所压抑的激情与道德感情，没有正当的、合法的和受到政治鼓励的释放空间，进入了纯粹个人的感受范畴，在被体验时它就是一种负面性的，诸如内疚、挫折与失败感。一个人无法长期承受这些负面体验而转入躯体的病痛状态。
“事实就是体验。”然而体验没有改变着“事实”？存在着一种持续发展着的体验能力，这一体验伴随着文化、艺术和文学表达的过程，伴随着感受力、感知力和想象力的发展，一致的事实在有着文化差异的文化模式中存在着差异，在彼此不同的个人体验中显得千差万别。事实通过体验方式暗含着一种先在的理论或价值意识。是否存在着观察、记忆、体验世界的某种统一性？作为人类社会，作为一种文化和文明，人们一定在寻找这种一致性或统一性；作为对可能性、对希望的寄托，人们又一定在寻找被忽略的异质性。如果考虑到表述体验的语言及“记录”观察与记忆的话语形式，一致性就得让位于异质性。但依然显得重要的是，对相似事实的不同感受与其表述之间毕竟存在着交流的可能性，存在着体验的可交流性。
“人类思维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就是一种排除或者压制可能性含义的力量，与生产涵义的影响力比起来，这种排除或压制力量本身较少被关注……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是永久性的，也不是内含的：意义是可以被控制的，并且聚焦于一个具有类似思维的群体之中，但是言辞中那些被排除的或者剩余的含义仍然是潜在的。它们有可能被协定或者职业‘合同’之外的东西带到表层而使用，同时也会有未来那些受新的历史序列干预的读者来发现和使用它们。”
被压制的、被忽视的，是个人和弱势文化模式生产含义的力量。通常，后者有一个进入合法性的名称，即艺术。个人和少数群体生成含义的能力被审慎地欢欣鼓舞地画地为牢为审美领域。
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所凝聚的意义遭遇的分崩离析，使得个人的生活目标无法继续进行必要的参照而产生焦虑。意义模式或文化的象征图式的解体，注定了要由社会与个人承担其不良后果。社会的症状渐渐陷入恐慌不安、疑虑、缺乏信心和诚信、暴力化、色情化和腐败的普遍化。
在读到下面这段描述时，我意识到自己曾经以一个病患者的身份表达过这样一种苦痛从心理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层面向身体的转移，描述过痛苦发生转义、隐喻的方式。“在许多非西方社会，躯体化（个人和个体间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已经成为生活苦难的一种首要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精神疾病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第49页）
事实上，苦痛与疾病难以被局限的医患关系理解，也难以在医患关系中消除。这是医患关系中最令双方感到失望的状况。精神病学的症状，抑郁、焦虑等很难通过医患关系的干预得到真正治疗，真正强有力的因素是工作、家庭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转化因素。在一个注释里，这位医生谨慎地表达了他的医生生涯之外必要的哲学直觉：“当中国的精神医生使用这个概念时候，他们指的是在中国进行的一种非常简单的、高度指导性的、支持性的治疗，强调建议、道德劝诫和谈心。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学习这个概念传递了完善个人性格、改变个人想法、发展自我控制并且进行自我批评来改善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儒家观点。中国精神医生说到精神治疗的时候，通常指的就是谈心和学习。……中国精神医生期望能凭借这种干预来弄清楚病人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发展病人的社会良心和动机来改善自我，把病人重新整合进社会群体（家庭和单位）中去。这个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化和个人探索的精神治疗概念非常不同，但是却与中国有着千年历史的社会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相符合。”或许，八十年代初期在国内工作的外国专家所被给予的社会环境与信息的封闭性使他难以完全理解他所说的“谈心”和“学习”的完全的政治含义，与其说是医学治疗，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规训。“谈心”与“学习”在政治语境中，不会拔除精神抑郁和焦虑，相反，在此种地方情境或政治语境中，抑郁和焦虑就是“谈心”和“学习”的灾难性后果之一，以医生面具出现的治疗实质上依然是“政治性”或社会控制性的手段，或许医生的说服力仅仅在于其身份与面具，以及他所能够使用的干预苦痛与疾病的某些身体化的专业词汇。医生所能够做的只是政治语境中对患者所做的事情进一步固化，他是对疾病与苦痛的谴责与纯粹否定性的描述。或许，比起精神分析学，更欠缺把痛苦升华至精神层面的苦痛的表达，不要说疾病与苦痛的个人道德与精神价值的正面含义了。因为在这个长期的政治社会语境中，只有尚未完全放弃个人思想、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理性怀疑精神的人，才可能更深地感受到精神上的极度不适，产生抑郁和焦虑，以及自我认知的分裂与社会认知上的深刻冲突。而个人意识完全被意识形态化的人，或者麻木不仁之人才会“极其积极健康”地适应压迫性的政治环境。在不人道的政治环境中，每一种精神疾病都打上了社会标记，每一种苦痛与焦虑都含有个人受挫的道德印记，而所谓的“谈心”与“学习”，还有针对每个人的“学习班”，都只是在进一步消除个人苦痛的道德合法性与合理性，是对个人的进一步去道德化，是对个人精神生活的进一步贬低与伤害，直至其彻底屈服或麻木，或把普遍的社会反常、普遍的非人道化视为个人与社会的常态。意识形态化的“学习”与“谈心”不仅与西方强调个人化、对个人精神探索的医学回应不同，也与儒家的学习、反省之间只有形式即词句上的某种相似而已。
我想起在写《痛苦：对一份疾病的评注》一文时所希望获得的那种合法地表达内心苦痛的权利，表达痛苦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把自身从医生的躯体化苦痛的阐释中解救出来，表达出社会伦理情感的挫败感和对社会生活的去道德化的某种疑虑。希望给予疾病和苦痛以抗议的语言。
凯博文1980年在中国湖南的临床经验是富有洞察力的，他通过一些案例说明疾病的社会功能，在这种观察方式中，疾病如同患者的一种生活策略乃至社会化的行为策略，在一个人人必须“积极向上”或“思想健康”的社会情境中，患者拒绝对自身的疾病进行精神性的诊断，这或许是防御性的措施，“我之所以悲伤和激动是由于生理疾病！这才是我的真正问题，我的心脏病。”患者的疾病行为一旦产生，“就会被吸纳进特殊模式的关系中，而这种关系构成了他的生活世界。因而，他的疾病表达了他的社会状况，并且成为了导致他的痛苦的那些社会环境上的一个潜在杠杆。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严密的社会控制是通过弥散在工作单位中来表达的，而工作单位是一种总体性的机构，疾病让病人能够对一些容易变成压迫性的情境进行一些额外的、有限的个人控制。”
当然可以说，人们处在一种压迫性环境和制度中可以把疾病作为一种个人进行讨价还价的手段，或一种退避的生活策略，但是事实上，除了患者所置身其中的家庭之外，疾病所拥有的力量相当有限，而非一种“强有力的工具”，甚至连死亡也不能成为一种有力的报复，除了死亡所含有的对亲人的谴责，留下遗恨与“复仇”之外，连死亡这种抗议也是弱者的行为，很难说是一种聪明的生活策略。相反，这种社会和社会厚黑学一直提供给个人一种顺应压迫性环境和压迫性制度的去道德化的适者生存策略。或许可以把疾病视为调适的失败或拒绝调适自己的结果。就此而言，不是临床医学的记录，而是文学话语甚至是私人日记保留了更深刻的见证。缘于私人日记在政治运动中最容易成为个人最无可反驳的罪证，人们常常提前销毁了这些证据，甚至根本就没有留下过这一见证。难以估量的苦痛在个人无助的腹语中消散了。
组织和控制我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支配性力量（权力和结构）渗透了我们的心理——身体状况。我们隐秘地建构了一个身体——社会系统，因此，疾病与苦痛的感受不仅仅属于身体，也属于社会的一个表征。合法的和理性的支配力量被人们较为顺从地在理性的范围内接纳了，而那些令人感到丧失尊严、令人感到羞辱与苦痛的控制也在更加剧烈的不适应的感受中被人们内在化了，后者造成了更深的和更普遍的伤害。极权主义制度和极权主义者自身就是高度病理性的障碍物，极权主义就是自由交流的障碍、爱的障碍、信任的障碍、人与他的世界之间的障碍、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极权主义就是社会的毒瘤，它造成一个社会的道德的病痛、感知力的衰竭、行动的残障化。
“精神疾病首先产生了躯体性不适，接着破坏了病人使那些不适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努力。全世界的精神科医生都非常了解这种情况。这说明躯体化的用途是有社会局限性的，精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也限制了躯体化的作用。病人既不是社会的囚犯，也不是医学障碍症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囚犯。事实上，他们被囚禁在个人内在病理的铁笼里；他们也是被一种个性所囚禁，这种个性不仅产生疾病和自我欺骗，并且导致社会异化甚至污名化。”
精神上的脆弱性就是易感性。反之，精神的易感性就是它的脆弱性。而迟钝与麻木这些“病理性”的特征却变成了身体（肢体）“健康”的前提。精神的脆弱性的确是包含身体苦痛在内的疾病与苦痛的一个媒介，易感性使得身体成为一种致病的媒介，但精神的脆弱性也是疾病与苦痛的一个根源。
“压力可以对一个容易受影响的个体产生作用，致使完全正常的身体反应被误解为病痛的症状，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情感唤起和个人痛苦的精神——生理联合体被放大了，并被贴上了病痛的标签。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精神的和躯体的症状可能由于个人或文化原因没有得到区分，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分开表达。个体只会表达那些与抑郁、焦虑或者愤怒情感关联的具体化的身体状况。在病人所处的社会群体和自己的解释模型中，也许暗含着一种理解：这些身体不适同时传达着精神的和身体的含义；不过生物医学专家给临床带来的二元框架和生物学还原论使医生倾向于把问题诊断为身体障碍。而且，许多运用在这种个人苦痛综合征上的常用术语也强调问题的生理学性质。针对个人和家庭苦痛的精神——社会照顾通常是作为对所谓的身体问题的医学治疗的一个部分而间接提供的。”（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第149页）
躯体化不仅得到了医学上的认可，也得到了文化规范的积极认可，与此相反，对苦痛的精神病学化反而是被“污名化”的。它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病人选择性地感知和表达苦痛的精神生理症状的生理部分，同时压抑和否认精神病症状。即使是病人自身，也倾向使病痛的感觉和语言方面带有显著的躯体化烙印，而无视其精神病学的迹象。在我们自身的社会语境里，除了“神经病”、除了“神经衰弱”的修辞模式，很少承认精神病学的存在。社会认可与支持的文化模式建构在求医的躯体性模式之上，缺乏精神性的模式，即寻求的是医疗设施和治疗，而非精神治疗。一种文化规范或制度选择希望使人的苦痛不含有道德意义，不含有社会含义，将之交付医疗技术去处理。这是对疾病的政治含义的否认，对疾病的精神意义的否认与压抑。而这一点，正是一些精神疾病的根源。
个体表达了苦痛的躯体化层面，医患双方都关注着疾病或病痛的这一具体化的身体状况，精神病学则专注着疾病与病痛的心理学的含义。事实上，在医学之外，社会关于个人的痛苦有着更为广义上的关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神学，还有诗学，以各自的修辞方式描述着人的各种隐秘的苦痛，它们关注的既非单纯的疾病亦非病痛，而是关于痛苦和人世间应对苦痛的一种文化实践。
疾病是一种广义的包含着身心感受的状态，而非仅仅是临床医学和器械所确认的病理性创伤，这是一种广义上和真切含义上的创伤。最常见的是道德的、道德情感的伤害，人格的、人格尊严的侮辱，政治的、政治权利的贱民化，经济的、福利的剥夺，以及奖赏与处罚制造的紧张，人际的和个人内心的多重意义的紧张，非创造性的生活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无价值的生活感受，负面的和消极的自我评价，期望的落空，生活预期的严重偏离……脆弱的个人生命中充满着无尽的和难以想象的创伤，难以言说的苦痛。除了道德的和精神创伤的身体化之外，除了被命名为躯体化的疾病之外，宗教分担着又制造着多少疾病，政治分担又加剧着多少疾病，经济生活分摊又加强着多少贫病交加的感受，战争则是集体的精神癫狂发作。
为了摆脱个体的孤独，集体或群体又为个人制造了多少深重的灾难；五花八门的信仰体系给了人们多少安慰，又制造出多少冲突。
焦虑不安，紧张，苦闷，紊乱、矛盾……这些词语从标识着一种躯体的和生理的状态到心理状况，到道德和精神生活层面的境遇，这些情感与感受拥有一个难以想象难以描述的广泛的光谱。通常而言，在人们把这些负面感受、负面经验的躯体化的过程中，即把自身交给医生和医疗器械之后，习惯于把这些负面经验进行一种“去道德化”处理，去精神化理解，去宗教性阐释。人们习惯于压抑着这些负面经验中的不被承认的涵义。只有在一种特殊的宗教语言中、在某个特殊的政治时刻，苦痛的更深的政治涵义、信仰涵义才允许被触及。然而，诗歌与艺术语言不是一直在与这种不合法的苦痛打交道？寻求着救赎或治愈的方式？它寻求着给苦痛一个宗教的名字、一个政治的名称、一个道德的名义，而非仅仅把它贬低到纯粹躯体化的领域，一个无言的领域。
在不同的文化模式里，即不同的象征图式中，对事实或经验的内在体验与描述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就其生理层面上的苦痛的感知与描述的语言则很接近。这就像失眠的原因差异很大而失眠的感受显得很接近一样。
失眠，焦虑，紧张，冲突，自卑，恐惧，惊慌，厌倦，疲乏，厌食……这些症状从心理轻微的不适，从身体微弱的疲惫，从生活微妙的挫折感，到严重的病痛与疾病并没有一条鸿沟，没有一条清晰可见的界限。这些状况从心理感受到躯体化的感受的过渡常常猝不及防。一个人脆弱的时刻来临了。而在人们把自己交给医生和医疗器械的时候，差不多遗忘了疾病和症状的非生理因素。
对身体的检测愈来愈细致、频繁，而对自身道德的内省则愈来愈粗疏；更多的人记得检查身体，以便监控可能发生的疾病，却忘却了夫子每日三省吾身的训诫。通常人们习惯于将失眠、虚弱、疲劳、焦虑，视为身体性的修辞而非精神性的修辞表达。
社会的非道德化不是在加剧着这些被描述为疾病的状况的普遍化？社会的非法治化不是在加剧着不安全感的流布和恐惧感？对实力、权力、暴力的推崇，向个人授权由自身出于纯粹个人的能力摆平一切，不是鼓励着人们在向一个新的原始社会倒退？
在“传统社会”（这种概念是为着构成一种陈述），激情与道德情感组织着社会和个人的生活，“经济社会”把它扔给了现代文学和后继而起的精神分析，或许，现在把它扔进了临床医学的围墙里。
或许激情还获得了其他的回归形式，从生产经济潜伏进消费经济，如享乐、消费、炫富、穷奢极欲、贪污腐败……
一种伤害会在人际之间循环，一种恐惧会在这个社会中循环，甚至一种恶劣的态度和一句恶言恶语也会构成自身的循环：遗憾的是，恶没有自身，恶只能闯过每一个降低了的人格的门槛，在每一个同时是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心里循环。那些巨大的恶、极大的恐惧、极其剧烈的伤害会在人们的心里、在人们的感受力与想象力中循环数日、数年，通常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数千年。像一条流入污染的河流中的脏物，之后才能慢慢地被吸收，才能自洁或净化。谁知道呢，或许只是再次被更大的恶所吸收，形成恶性循环，成为道德或文明的痼疾。
一种生物进化论的观念促成了适应的意识，对所有的不适应都做了成败的判断而非道德判断。凡是不能适应环境的个体都被注定了淘汰，即使环境已经无比恶化，即使环境充满了污染或毒素，一种反向进化论还是要求无辜的个体去适应它。反向进化论只尊重事实而轻蔑价值。所有的不适应都由环境中的个体来承担，人们不会把环境中的不适应视为一种道德价值的反应，不把不适应视为一种对现实的批判。
痛苦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批判，一种自我伤害性的批判。疾病是一种无言的批判，是软弱无力的批判。
巫医同源意味着医学是一门愈来愈世俗化的宗教——巫术，而宗教是一种神秘化或升华了的广义的医学，也是一种被高度边缘化了的医学。对身体的疗救自始至终关乎灵魂的救赎，关乎苦痛、肉体的有限性与死亡。
起源论的思想资源不会全部耗尽，起源时刻的每一点滴都会融进此刻的思想与感受之流，即使只剩下极微弱的含量，也类似于溶剂的作用。
宗教一直就是医学的一个广义名称。宗教植根于人类的苦痛、疾病与死亡。宗教寻求着救赎之路。
诗歌不是一种消除了专有神名的宗教吗？它像医学的案卷，记录着内在的苦痛，寻求着慰藉的方式。
就像“神经衰弱”这个词早已显得陈腐过时，显示出人（医学）认知能力的阶段性幼稚一样，另一个词，“精神病”如今也因为显眼的贬义而暴露出其非科学性。弗洛伊德关注着精神病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他把宗教解释为人类集体幼稚时代的精神病。弗洛姆说，“我们可以把精神病看作宗教的一种个人形式，更明确地说，是一种与正式公认的宗教思想模式冲突的原始形式的回归。”（《精神分析与宗教》25）
躯体化的修辞是普遍的：这让人头痛，叫人心疼，让人牵肠挂肚，或肝肠寸断，让人晕，叫人吐、恶心……这些身体化的表述多半情况下仅仅是在传达情绪、情感，而非身体化的状况，而躯体化的修辞似乎更能准确和极端地表达出情绪及感觉状态。
“但是躯体化的抑郁或愤怒就像悲伤或愤怒的感觉一样都是真实的。个体之间并不只是通过躯体性术语来交流；情绪也是被躯体性的体验者。焦虑可以通过呼吸感觉到。而悲伤也表现在胸部和脸上。感觉是身体过程的一部分，也是与他人交流的一部分。”
存在着苦痛与伤害的躯体化，也存在着苦痛与伤害的心理学化，在古老的世代，人类社会就发明了苦痛、疾病与死亡的宗教化，担当苦痛的伦理学化和道德化的方式。如今这些升华式的苦痛依然是我们暧昧不清的遗产，没有继承人的遗产。除此之外，还一直存在着对苦痛与伤害的艺术化或诗学化路径。诗学将苦痛与伤害经验变成一种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在进入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得到康复。事实上，当一种苦痛与伤害转换为诗学经验时，就已经完成了康复，甚至比康复还更健康一些的生命力。
面对现实，你总是感觉到自身的过于软弱，不是自由意志、精神状况和心理的软弱，而纯粹身体的软弱，躯体性的疲惫、脆弱，是抵抗力量最先从身体撤退的意图，是激情和激情的消失迅速地转向躯体化的状态，批评的激情迅速地由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等躯体化所表达。否定的表达过于迅速地进入自我否定的身体性表达。在这一过程中，你唯一能够求助的唯有语言。你锻造你的语言之时，就是在锻造着你日益强壮的身体。唯有如此，你才敢于让意识进入情绪，让意识情感化，让情绪身体化：即在被身体感知的状况中抵达语言：这好似肉身成道的诗学秘密。
我们的内心在寻求一种合法的痛苦，准确地说，寻求着一种在表达上合法的痛苦。正像卫国战争给了阿赫玛托娃表达痛苦的合法性一样，它也给予肖斯塔科维奇在音乐中表达抗暴情感的合法性，并使之表达获得了安全感或不受惩罚。在合法化的痛苦情状面前，发出痛苦的声音、流出的眼泪，终于获得了权力的默许。即使人们知道那是一种情感的转移，也没有物质的证据对痛苦情感的表达进行政治性起诉。然而，战争的结束使诗人变得更加困难了。痛苦不再拥有政治的正当性。
“因为身体是社会最形象的比喻，所以说疾病是结构性危机的一个最为明显的隐喻也就不奇怪了。所有的疾病都是某种障碍——不论是从比喻上来说，还是从字面、社会、政治上来说都是如此。”
躯体化并非纯粹是一种病理的反应，也是一种间接的道德反应。如果种种不适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困扰，即一种道德律令与自身状况或生存环境之间的内在冲突的话，却不是所有人在相似的状况下都有心理的和身体的不适，最受道德折磨的人最容易成为病人，那么所谓的医学上的治愈岂不是另一种去道德化？即让人放弃道德律令对现状或既定事态的谴责，治愈是否以使得饱受内心和身体折磨的人放弃道德的权衡为代价？
人们总是给予适应能力或获取成功以较高的评价，给予不适应性以相反的评价，而不过分探究要求人们适应的环境是否具有合理性。“存在的即合理的”不是哲学，是潜意识。
人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身体的状况？在一个人极大疲劳的时候，最美好的情感也显得淡漠了，即使是每天晚上身体所承载的疲惫都让人对很多有兴趣的事物距离倍增，不要说身体的衰老、过劳或极度衰竭的时刻了。情感生活不仅依赖于跟他人的互动，敏锐的情感和激情深深依赖于良好的感知系统，即良好的身体状况。
个人的健康秘诀：及时自省、清除即转化负面经验，及时地将苦痛的能量导入写作行为，防止淤积的焦虑转入躯体化。文字是安装在身体——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避雷针，它将毁灭性的能量导入写作行为。尽管写作并不只是一项避雷设施。
疾病总是存在，如同造化之所赐，而且处在身体与精神之间的摆动之中。这种摆动、可逆性提供了创造性的契机。疾病是死亡的现在形式，是预先到来的一种转换。
人通过内省，不能在自己身内找到神圣的属性；唯一疑似神圣属性的，是他的死亡与疾病，即无端地承受痛苦与惩罚的命运及力量。
死神是一个异教的神灵。
作家简介： 耿占春，著名诗人、学者。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柘城，1982年初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八十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叙事美学》等。现居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