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人如果以骄人的成就置身于时代的“镁光灯”下，风光无限的同时，却也常常容易被这种炽热的温度所灼伤，特别是在一枝独秀、万民追捧的时候，那些嫉妒的同行，好发高论的时评家，以及唯恐不乱的好事者，会用万倍的放大镜将你打量，抽丝剥茧地细细考察你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然后披挂上阵，轮番讨伐，哪怕是一个细微的瑕疵，也会被放大成广告牌上的巨幅，然后用文字和唾沫汇集成一股飞泄的洪滔，将你扑倒，将你淹没，在你螳臂挡车匆忙招架之际，足以毁你一生。

在这个日新月异又复杂纷繁的时代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而且经常在上演，不过时评家逞一时之快，不久就会复归平静。然而，自上世纪九0年代开始，有那么一个人，因为卓越的才华而驰名文坛，风靡全国，成为文坛最耀眼的新星，成为华语世界最受欢迎的作家，却因这样那样的所谓“话题”，一次次跌入舆论的旋涡，近30年来，不断遭到讥讽，受尽误解，喜之者闻如芝兰，厌之者视如鲍肆，争议纷纷，毁誉参半。

余秋雨先生

这个人，就是著名作家余秋雨。

那么，作为一个在文坛掀起过阅读热潮的作家，散文家，余秋雨的水平到底如何呢？人们对他的评价为什么会如此针锋相对而又各执一词呢？

一书成名的江南才子

一个人要成才，成为在某一领域拔尖水平的槃槃大才，付出艰辛的努力不过是最基本的，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无人问津处开拓，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风格，这样，才可能一鸣惊人，且长久不衰。

余秋雨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寂寞而独辟蹊径的道路。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从小好学，聪慧超人，对文学有着痴迷的爱好，对文字有着敏锐的感觉。他于1963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曾上山下乡，后回母校任教。

初为人师，余秋雨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思路和异于常人的聪敏，这种聪敏与当年的钱钟书先生有点类似，不随潮流，有自己的见解和执著追求。

当时，还是视知识为毒草的狂热时代，大家都从学校走到了街上，走向了农村，走向了社会。而余秋雨，却走向了图书馆。他利用一切闲时，躲进了复旦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的图书馆，埋头读书，并尝试着撰写戏剧学、戏剧史这样与当时社会氛围完全背离的学术著作。当改革开放一到来，余秋雨也像当年的钱钟书先生利用那十年的默默钻研然后拿出《管锥编》《谈艺录》等惊天大著一样，余秋雨迅速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等在当时国内戏剧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著作，他因此而成为了上海戏剧学院最年轻的教授，成为了全国高校最年轻的校长。

然而，余秋雨却在事业上蒸蒸日上、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决定放弃这些光环耀眼的职业和身份，辞职远行，另起炉灶，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余秋雨对写作，对中国文化一直情有独钟，到了宁愿舍弃事业、抛下家庭的疯狂程度。于是，1989年前后，他连续23次向上级提出辞职请求，直到上级批准为止。

与余秋雨风雨同舟三十年的妻子马兰

随后，余秋雨挣脱了一切工作、职务、荣誉的羁绊，带着当时的恋人马兰节衣缩食给他资助的4万元考察经费，孤身一人走向了戈壁荒漠、名山大川、牌坊庙宇，走向了阳关、敦煌、三峡、庐山、洞庭，走向了道士塔、莫高窟、柳侯祠、白莲洞、都江堰、天一阁，他以“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为主题，穿梭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滥觞之地，发源之地，一路探访，一路思索，一路行吟，一路创作，一篇篇大气磅礴、优美深沉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如泉涌出，很快占领了国内一流文学大刊的显要位置，并于1992年以《文化苦旅》之名出版。

谁知，《文化苦旅》一出版，便一版再版，迅速风靡全国，一年内连出5版，卖到断版，余秋雨因此一书成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出了《千年一叹》《中国文脉》《行者无疆》等“历史文化大散文”作品系列，出版后依然好评如潮，点赞无数，并由此开启了风靡一时的文化大散文热。特别是《文化苦旅》， 30年来已经出版1000万册以上，一直高居中文阅读榜的最前列，被喻为中国当代“印刷量最多的现代华文文学书籍”。

我想，余秋雨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最著名的散文家之一，关键是因为他以卓越的才华选择了自己最希望开拓的方向，当中国作家如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人在模仿马尔克思、卡夫卡的西方现代派作品乐此不疲的时候，余秋雨选择了对中华文明、华夏文化的深层次思考，而且勇于辞去光鲜的职务，放弃丰厚的待遇，走向了一条要么一鸣惊人、要么潦倒一生的不归路，但他最终还是成功了，这种成功既有才华的因素，更有胆识和勇气的因素。

英国作家弗朗西斯·培根说：

“世界上有许多做事有成的人，并一定是因为他比你会做，而仅仅是因为他比你敢做。”

这句话用在余秋雨的成功上，我觉得非常恰当。

易中天先生的犀利评价

在近30年轰动一时且持久引领文化的诸多精英大佬之中，易中天和余秋雨一样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以“品三国”而一炮走红，其博学的知识，睿智的语言，幽默的谈吐，别具一格的湖南普通话，让他收获了无数的粉丝和读者，他的《读城记》《品三国》《闲话中国人》及至后来的《易中天中华史》，都是很好的史学著作和不错的散文随笔，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

易中天先生

我也非常喜欢易中天，他的《读城记》我一直摆在书桌上，我经常翻出来看看，一直喜欢。

但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心有不睦，在笔头上较起了劲来。如日中天的易中天先生，似乎有些瞧不起比他先成名成家的余秋雨先生，一有时机，就会对余秋雨指指点点，口含机锋，奚落一顿，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夏（坚勇）先生的历史大散文，无论气度还是识见，都在某先生的历史文化大散文之上。”

所谓“某先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说余秋雨，因为中国当代“历史文化大散文”，余秋雨是开创者，之前没有这个文体，这种散文体是《文化苦旅》出版并风靡后才这样命名的，所以一说“历史文化大散文”，就知道在说谁。

这虽然是易中天先生的揶揄和讽刺，但反过来看，却恰恰印证了余秋雨先生在散文领域里的独创和开拓之功。

最有味的是，易中天说罢，还意犹未尽，在另一场合还给余秋雨取了一外号——“天下第一傻”，评价真是够犀利的。

金庸先生的幽默点评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对于别人的评价，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基础之上的，世界上没有唯一的真理，只有不同角度的不同洞察，尤其是对于文学作品，喜欢者爱之欲其生，厌恶者巴不得其死，不足为训。

文坛大侠金庸先生虽然在海内名声远播，不过他轻易不作月旦之评，台湾的李敖先生骂了他一辈子，他从不回敬一句，显示出他最坦然而豁达的胸襟。他也很少对别人或别人的作品进行评价，轻易不臧否人物，但是，对于余秋雨先生，他却十分少见的给予了自己的观点。

文坛大侠金庸先生

当年，当《文化苦旅》一书风靡全国洛阳纸贵的时候，作为在武侠小说界开辟大境界、取得大成就、引领一时风潮的金庸先生，因为同行之故，也曾取来一读，不想读着读着，便放不下了。不久，他到北京出席一次文化活动，当时有个北京小伙拿金庸开刷，故意嘲笑金庸先生，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金庸先生知道对方是善意的幽默，便迎着话头，也不无风趣地说：

“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啊。”

作为武侠大宗师、文坛常青树的金庸，竟然将余秋雨与鲁迅相提并论，可见一方面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拜，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余秋雨这个后辈散文家的期许，幽默之中，既有胸怀，也有见地。

讲坛上的余秋雨先生

《文化苦旅》以及余秋雨先生的“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之所以那么受欢迎，其实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的。

一方面，前面说了，余秋雨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对散文有开拓之功，他是第一个写出“历史文化大散文”的中国作家，虽然后来跟风者无数，但真正在这个领域风格独特、著作等身的，只有余秋雨一人，他对中国当代散文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也是他人无法撼动的，他将以这种体裁的卓越代表和贡献的原因，而毫无疑问地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另一方面，余秋雨以渊博的知识和优美的语言，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源流在文章中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散发着哲理的光芒，在给人知识的同时，还给人以优美的享受和智慧的启迪，更给人以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这恐怕是余秋雨作为一个散文家的最大意义所在。

《文化苦旅》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流畅而精致，那些优美的文字和句子，就像散落在字里行间的珠玉，展示着诗意的画面，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让人如在历史与文化中穿越，时有意外的惊喜，让人怦然心动。

我书桌上放了近30年的《文化苦旅》一书

我在1992年得到了《文化苦旅》一书，读完后让我极为震撼和感动，我既惊讶于散文可以这样写作，又惊讶于散文可以写得这样优美。我从此与《文化苦旅》和余先生的“历史文化大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这本书，如今快30年了，我都搬过几次家了，这本《文化苦旅》还放在我的书桌上，闲来一读，春风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