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最有才华的几个女作家，没有一个不是冲天的才气伴随着满天的绯闻。
“文学洛神”萧红，以文学的抽象践行着感情的浪漫，抛夫弃子，与萧军私奔，与萧军结婚后又与端木蕻良三人合住，再嫁端木，后因病且遭误诊，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的遗憾，飘然而逝，堪称惊天动地。
萧红与萧军
“民国世界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在日本即将投降之际，桃李年华的她与年近不惑的汪伪高官胡兰成“低到了尘埃里”，演绎了一段传奇之恋，但最终还是让张爱玲气不忿，半个世纪之后，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还是将胡恶心了一番，不过值得玩味的是，直到死，张爱玲也没将它出版。
与萧红、张爱玲相比，丁玲年轻时的才华丝毫也不会逊色，而感情上更是后来居上，足以堪称惊涛骇浪。
有些人因为丁玲与沈从文过从甚密，常常误以为她也是凤凰人，其实不是，他们不过是湖南老乡而已，沈从文是湘西凤凰县人，而丁玲是常德临澧县（原称安福县）人，后来搬到了常德县城，在地理上来说，中间隔了个张家界，距离近400公里路程。不过，丁玲在文学的道路上受到过沈从文很大的影响和帮助，这倒不假。
丁玲
其实二人开始并不熟，也无交集。大约是1924年，20岁的丁玲从上海来到北京求学，当时沈从文也在北漂，同时还有那个沈从文称为“海军学生”21岁的胡也频，胡也频当时在《京报》副刊做兼职编辑，与沈从文有些熟识，当他认识了丁玲后，因为沈从文同丁玲都是湖南人的缘故，再加上胡也频在追求丁玲，想拉个近乎，便在刚刚认识丁玲不到一周的时候，就邀请丁玲云看望沈从文。沈从文在《记丁玲》中说：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
她，就是丁玲。
三个人都热爱文学，都在北漂，且都还没有成名，故相见随便，又因为是老乡，沈从文对丁玲印象好上而加了几分亲切，用沈从文的话说是：
“两个年轻人皆因过于年青，为同一的‘怀乡病’原因，把我们友谊弄密切了。”
从此，不单沈从文和丁玲，还加上胡也频，三人几乎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北京，丁玲虽然有同学，有胡也频的追求和老乡沈从文的友谊，但家庭的一些变故，尤其是弟弟的夭折，让她痛苦不堪。有一次，胡也频送了她一大把黄色玫瑰花，并在花上留下一张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但没想到这次送花让丁玲不知所措，局促不安中，她不辞而别，逃回了常德老家。铁了心的胡也频得知后，抛下工作追到了常德，丁玲十分感动，遂毫不犹豫的随胡也频回到了北京。
沈从文
沈从文在分析这段感情波折时，曾经说了一段丁玲后来耿耿于怀以至怒斥的话语：
“她离开北京城时，同那位海军学生（胡也频）有了些什么理解，我可不大明白……那时节的女孩子感伤气氛极重，大约因为几年来在外边飘飘荡荡，人事经验多了一些，少年锐气受了些折磨，加之较好的朋友又死掉了，生活又毫无希望可言，便想起母亲，想起死亡的弟弟，想起不可再得的朋友，一切回忆围困了她，使她性格也受了影响，并且实际上，则另外一件事必更有关系，便是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
几乎是沈从文分析的这个一语中的的“原因”，1925年，丁玲与胡也频结成了夫妻。二人搬到了北京香山碧云寺下，过上了牛郎织女一样自己满足得不行又让人羡慕的生活，沈从文说：
“丁玲女士第一次离开北京时当在春天，第二次再来北京为我所见到时，却是那一年的秋天了。中秋那天我在他们香山小屋里看到她时，脸上还有新妇腼腆的光辉。”
丁玲和胡也频带了很多书到山上的小屋，如《郑扳桥集》《倪云林诗》《玉台新咏》《花间集》等，还有“半书架翻译小说”，以及英文原版小说小仲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人心》、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胡也频当时只梦想着做中国的雪莱，而丁玲则开始写小说和翻译英文小说。
胡也频
从三人相识到结婚的那段时光里，不仅丁玲与胡也频夫妻幸福得湖上的鸳鸯一样，就是沈从文，也为这个老乡的得到了自己的幸福而开心着，三人中，沈从文似兄长，如媒人，沈从文曾同胡也频、丁玲一起租住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是他们从恋人到夫妻过程中信赖如家人一样的可靠者、亲近者，可靠亲近到什么程度？李辉英在《记沈从文》中记载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关系时说：
“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个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
而就在两个人幸福得鸳鸯胡蝶一样、三个人快乐得蜜蜂一般的时候，另一个人却悄然闯进了丁玲的心里，这个人就是“湖畔”诗人冯雪峰。冯雪峰远没有胡也频帅气，但冯雪峰的气质与学识，深深地吸引着丁玲，如果说胡也频让丁玲尝到了被爱的幸福，而冯雪峰则让丁玲感到了爱人的痛苦。但矛盾却十分交织，一方面丁玲放不下丈夫胡也频，另一方面又希望亲近冯雪峰。
当已经深陷感情漩涡的冯雪峰想逃离，并离京赴沪后，丁玲随即追到了上海，胡也频也跟着到了上海，左右为难之际，丁玲提出三人一起生活，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答应了，三人一起赶到杭州，过上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婚姻生活，最后，胡也频到底受不了，起先挣脱，跑到已经到上海工作的沈从文处哭诉，在沈从文的劝说下，胡也频再到杭州，终于挽回了丁玲的爱情和婚姻。
“湖畔”诗人冯雪峰
丁玲后来在谈到这段奇怪的关系时曾说：
“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也频也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
又说：
“所以我决定使他（冯雪峰）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对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
多年以后，丁玲仍坚定地说：
“我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1928年，丁玲因发表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而一炮走红，从此她成为了新文学队伍中的一位健将。
1929年，复合的丁玲、胡也频在上海同沈从文合办了《红黑》和《人间》杂志。
1931年，胡也频被捕。在这关键时刻，沈从文责无旁贷，以一介书生之身联系当时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胡适和蔡元培，请求他们帮忙营救胡也频，还到南京想方设法请有关政要帮忙，沈从文甚至为了营救胡也频，还因错过了武汉大学报到的时间而失去了到武大任教的机会。虽然蔡元培在沈从文的请求下，确实写了一封信让沈从文带给当时的上海市长，但没有效果，胡也频最终与殷夫、柔石、冯铿、李伟森等四人一起被杀害于上海龙华，是为“左联五烈士”。
恋爱中的人
胡也频去世之后，沈从文成了丁玲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丁玲没钱租房子，沈从文便让丁玲搬来同自己的妹妹住一起。丁玲因为孩子的拖累，不能写作，打算将孩子送到母亲那，又是沈从文送她回常德老家。
1933年，丁玲被捕。时在青岛且与张兆和且已经定下了婚期的沈从文得知消息后，焦急地写下文章声援丁玲，沈从文一直做一个纯作家，轻易不介入文坛是非，更遑论政治，但在丁玲的事上，他却一改常态，他在《丁玲女士被捕》中针对丁玲被捕一事强忍愤怒仍忍不住说：
“上海地方绑票案件极多，想不到还有政治绑票！”
沈从文又与蔡元培、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当局，要求释放丁玲。后来还从青岛亲赴丁玲在南京的拘禁地，看望丁玲。
丁玲被秘密拘禁了3年，后来沈从文误听到丁玲遇害的消息，悲愤的他写下了十多万字的长篇散文《记丁玲》《记丁玲续集》，发表于报端刊物，对当局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可以说，对丁玲一家，沈从文倾注了一个比亲人更亲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记丁玲》中用大量朴素细腻的文字，写下了与丁玲、胡也频之间的真挚友谊，表达了对丁玲深厚的感情。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沈从文的满腔热情，在丁玲那边得到的却是非常冷淡的表示，甚至到后来有过对沈从文激烈的斥责。
晚年丁玲
丁玲沈从文相识于1924年，56年后的1980年，丁玲在《诗刊》上发表纪念胡也频的《也频与革命》文章中，怒斥沈从文40多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称此书：
“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又说：
“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甚至还说：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
对此，刚刚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沈从文并未作正面回应，不过，沈从文却在给好朋友徐迟的信中谈到此事说：
“《诗刊》三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外，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
“意外”自然是他感到与自己对她曾经的付出太不对待，而“狠得可怕”则是对于刚刚苏醒过来的噩梦的再次惊悸，惊涛骇浪中裹挟和扭曲的人心，常常深不见底，让人不敢直视。
晚年沈从文
现在要分析当年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恩怨情仇的原因，似乎有些多余，也很难找到真相，有人说沈从文和丁玲之间有过情愫，也有人说是因为一些历史问题让丁玲自觉与沈从文划清界线，但这样说难免太武断草率，从烽火岁月走过来的他们，其内心的厚度，和深藏的思绪，绝不是我们能够洞悉通透的。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曾经将自己的青春和奋斗，与中国梦、民族梦捆绑在一起，特殊时期又都是受到过打击和折磨的，至少是曾经边缘化过的。
1986年，丁玲去世。1988年，沈从文去世。这两个曾经同盖过一床被子的好朋友，在噩梦结束后本来可以“夕阳无限好，都付笑谈中”的，却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却老死不相往来，让人叹息。谁是谁非，无人可知，我们知道的是，丁玲并非“中国最伟大的女作家”，而沈从文几十年前写的那些小说散文，差点让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倘若不涉臧否的话，这倒是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