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午时，长埭村21号
11∶00-12∶59。
一大片空地，一大片如火如荼的绿，一只狸花猫沿着绿的边缘一瘸一拐朝我走来，冲我喵了两声，转身将自己变成一团影子，消失在一大片浓黑的茶树影里。与此同时，一团蓬勃的香气影子般掠过鼻尖，将我引向那个绿的旋涡。
绿，是阳光下铺天盖地的茶青。我要找的那个叫黄建春的男人，正猫着腰，半趴在一张巨大的晾满茶青的篾席上，一只手撑地，另一只手连同腰身抻出去很长，十指微曲呈莲花状，很快地抄起一把茶青又很轻地将它们抖落，捡出些杂质扔到篾席外。他专注的样子，像一只伏击猎物的豹。
我蹲下来，捻起一片茶青仔细看。一上一下两瓣嫩叶包裹着一粒茶芯，半透明的、油亮亮的嫩绿，清晰的网状叶脉，细密柔弱的锯齿，紧贴着叶背微微弯曲的银白色茸毛，像初生婴儿的唇和唇间的呢喃，轻轻转动，响起阳光般明亮的笑声。我将它衔进嘴里，用门牙像嗑瓜子一样轻轻嗑，再合上唇，幽香在前苦涩在后，慢慢爬上了鼻腔和脑门。
猫怎么了，脚伤了？我问。
哦，你来啦！猫怎么了？这些天没日没夜的，没顾得上它，会不会是被野狗咬了？
他直起腰，朝茶垄看了一眼，抬转头对我笑了一下，额头叠起三道很深的抬头纹，密集的汗珠像听到号令迅速集结汇流成河，落到两道浓眉上、凹陷的眼窝里，比他的眼神更亮。他的脸颊也有点凹，身材又瘦又高，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袖棉毛衫，袖子撸到了上臂，一条膝盖处磨得发白的牛仔裤，一双鞋底和鞋帮连接处已磨得发白的皮鞋。
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西湖之西、钱塘江之北的茶乡长埭村。这里地形奇特，外口大，越到里面越小，细细长长，像从前的农具“篝”。千亩茶园连绵起伏，散落着一户户茶农之家，也遗留着宋朝安营扎寨之所和烽火台遗迹。虽离杭州市中心仅十五公里，但车子从之江路经留泗路进入葛衙庄路后，像突然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离清明节还有五天，对于以西湖龙井茶为生的村民们来说，是争分夺秒的五天。明前龙井最是金贵，谷雨前采的雨前龙井，与明前龙井价格就有天壤之别了，而过了芒种采的茶就没人要了。辛劳一年，就指望这金子般的二十来天。
黄建春是我朋友求是茶园园主王如苗的邻居，比我大两岁，素昧平生。我没有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因为我说不清楚。这个初春，猝不及防地永别了两位亲友，经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觉得特别疲倦、厌倦，总想找一个缝隙，把自己藏进去，比如当一天茶农。
要原生态的那种。我跟王如苗说。
黄建春直起腰，指了指身后一座被老樟树覆盖着的二层小楼，说，一楼是炒茶坊和我老娘的房间，二楼是采茶工住的，我有时也住。房间给你腾出来了，做点农家饭给你吃，山上的毛笋、榔鸡头都冒出来了。
炒茶坊只有十来个平方米，两台炒茶机正翻炒着茶青，散发着这个春天最浓郁的香气。窗台上放着一个玻璃茶缸，茶水偏黄褐色，而非新茶的嫩绿、嫩黄色。
你喝陈茶？我问。
呵呵，新茶舍不得喝，陈茶舍不得扔。
西湖龙井越新越金贵，陈茶基本不能喝了。自从祖先与一片叶子相遇，茶在波澜起伏的人类进程里扮演着风雅角色，西湖龙井在一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也已从无名到有名，从老百姓的家常饮品到帝王将相的贡品，从中华名茶到世界名品。而对于黄建春，茶就是茶，是土地的馈赠、安身立命的根本。
他说，我没得空，我让女婿祝海波带你上山采茶，看，就在后山。
远远望过去，后山一大片一大片白花花绿油油的茶垄，茶垄与蓝天接壤处隐约可见两座坟墓的剪影。那时我不知道，茶园最高处葬着他的父亲，还葬着他过世不久的小儿子。
绕过屋后的竹林、溪流和香樟树浓郁的花香，长得格外白净帅气的祝海波走在前面领我爬山，山不高，但很陡。我穿了最旧的衣裤、运动鞋，再戴上斗笠，扎上茶篓，捂得严严实实，像一个地道的采茶工。幸好没下雨，否则采茶工必须穿上又厚又重的雨衣雨裤，倒春寒时，得穿棉衣棉裤，而谷雨过后，南方气温骤升至三十几度，仍得裹着长袖长裤。
不是田埂，也没有台阶，而是碎石夹杂着黄泥的土坡，我差点摔倒。祝海波说，你两只手揪着茶树枝慢慢往上爬。我只得把全身重量都放在手上，荡秋千似的往上攀爬，终于在一片相对平坦的茶垄间站稳了脚，同时听到了一个悦耳的声音——海波，等一歇顺便把茶叶带点下去。
循着这个声音，我看到了一顶草帽，黑色微卷的发梢，黑色毛外套，一双蝴蝶般在茶尖上飞舞的手。
是祝海波的岳母、黄建春的妻子，也是家里采茶采得最好的人。天气不冷不热，但她的脸已经被晒得通红，双手戴着半截白色棉纱手套，每一个指甲都被茶汁浸染成黑色了，拇指和中指、食指指肚的皮很厚，指纹已经被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裂纹代替。她的手指上仿佛长着眼睛，左手落在一片叶芽上时，余光已经瞟到右手要落到哪片叶芽，右手落下时，左手又有了着落。用的是食指和大拇指指尖的巧劲，升上拔起，只轻捻，不紧捏，不用指甲掐，指甲掐的茶炒出来根茎会发黑，茶叶成色就差。茶叶要刚刚张开雀嘴才可以采，太嫩了不行，太老了也不行。
看着汗水从她耳后的发间唰地流下来，我由衷地说，真辛苦。
她说，不苦，茶农不是苦死的，也不是老死的，而是急死的。
我很诧异，问，急死的？
她说，茶没长出来，急死了，茶长出来了来不及采又急死了，采了炒好了怕卖不出去，又急死了。
的确，茶农常说：茶叶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龙井茶的采摘有三大要求：一是早，二是嫩，三是勤。一到茶季，全家上下五六口人加上七八个采茶工像打仗一样，毛收入也只有十万不到，除去采茶工的工资，也就是挣个辛苦钱。
她叹了口气，转身走到稍远一点的茶垄，似乎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便学着她刚才的样子，采起茶来。
头戴斗笠、身穿花衣的采茶工们像一只只花蘑菇，散落在茶园里。说是茶园，其实是黄建春家相对集中的一片茶地。总共只有六亩，却七零八落分散在山上山下二十几处，有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有的是他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担心雇来的采茶工分不清误采了别人家的茶，黄建春在茶垄两端都扎上花布条。
于闲庭信步的人而言，初春的阳光和微风是享受，而对于直直地站在太阳底下劳作的人却是煎熬。不到一个小时，斗笠便像焖锅压得脑袋发涨，口渴，手酸，小腿越来越胀，感觉全身重量都往小腿后侧两块肌肉坠，在茶丛中穿行时，坚硬的茶枝不断戳到腿上。我脱口而出，会不会有蛇？！
她悦耳的声音从远处的茶垄传来：没有蛇，老天爷赏饭，茶树丛里从来没有蛇。
我掏出水杯咕噜噜灌了几大口，抬起胳膊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发现自己来到了茶园最高处，就在我的左手边，两座青色坟墓一高一低矗立在茶树丛里，坟前供着红色的仿真花，格外醒目。
我呆了呆，四处望望，“花蘑菇”一个都不见了。突然，一棵茶树后闪出了一个身影，一位四十左右的女子，白衬衣，牛仔裤，遮阳帽，不像采茶工，但腰间也扎着茶篓。
她笑，好像知道我是谁、想问什么，说，我是黄建春的朋友，平时和他一起在驾校当教练的，来帮他采茶。
哦哦。我答应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瞟向那两座坟墓。
她仿佛又懂了，压低声音说，那边是他老爸，这边是他小儿子，当年一出生便严重脑瘫，好不容易养大了，两年前还是没了。
她不再说话，也不再笑，低下头采茶。
小儿子的墓碑是以他姐姐也就是黄建春的女儿、祝海波的妻子晓莹之名立的。
我的眼前忽然浮现黄建春和他妻子的脸，心里泛起一阵说不出的难受。他将最亲的人葬在茶园，每天走上茶山定会看到他们，这于他是安慰，还是日日被提醒的痛呢？
午后寂静的时光里，滑过一声声鸟鸣，一朵朵云在天空默默无语，像充耳不闻人间的悲喜。正午的阳光从茶篓无数个细密的缝隙漏进来，成为一串串圆形白光，洒在刚被我采下的一朵朵芽尖上，像一竹篓的碧玉和珍珠，盘成了一条最美的豹纹鼠蛇。只是，这条蛇正慢慢失去意识，慢慢变得柔软，仿佛心甘情愿等待着新的生命轮回。
忽然，不远处低低喊了一声“哎哟！”
二 未时，她在茶山喊痛
13∶00-14∶59。
惊蛰过后，春分之前，油菜花铺满江南大地时，闲了一个冬季的采茶工，被村里的茶头带领着，浩浩荡荡从江西或安徽等地出发，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抵达杭州，抵达一个个正在萌芽吐翠的茶园，一双双手犹如一只只蜜蜂，在每一朵刚刚萌发的茶芽尖上停留。
她们大多五六十岁，做了祖母或外祖母，大多不愁温饱，但一年一度二十天的采茶工收入，关乎她们的生活质量，可以补贴家用、零花，或攒足一根金项链、一对金耳环。拖着肿胀的双腿来到茶村后，她们被随机摊派到需要帮工的茶农家里，每天凌晨五点到傍晚五点，除了吃午饭，中间不休息，不敢多喝水，尽量不上厕所，晚上八点多就睡觉，睡通铺或地铺，如此，包吃包住一百二十元一天。
1克绿茶=112颗芽头；
1斤绿茶=500克×112=56000颗芽头；
1斤茶需要一双手采摘56000次；
1泡茶3克，需要一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次。
按照采摘嫩度的不同，一颗嫩芽的，或一芽一叶的，或一芽二叶初展叶形如雀舌的，分为莲心、旗枪、雀舌，构成龙井茶的品质基础。采茶工是否用心，直接关系到东家一整年的生计。短短的二十天是一场战斗，他们“歃血为盟”，凭的仅仅是口头约定，还有良心。
每年清明前后，戴着斗笠、穿得花花绿绿的采茶工们，静静散落在云雾缭绕的茶园里采茶，这一幅幅江南初春最美的景色，常常会出现在人们的镜头里。镜头年年记录着这种美，却无法记录斗笠下通红的脸、湿透的头发，还有腿脚的酸痛。
哎哟，痛！茶垄间又响起那个低低的声音，“痛”字尾音更低，更重。
哎呀，你整条腿都肿啦，快坐会儿。另一个稍微尖一点的声音说。
喊“哎哟”的是安徽人王中玉，四十多岁，和另七个采茶工一起被分配到黄建春家采茶，带头的是最年轻的运芳。
王中玉矮矮胖胖的，苹果脸，一说话露出两颗中间豁口的门牙。她咧着嘴，掀起左腿裤脚，整个小腿明显肿了，一按一个水印。
她说，没事，火车坐久了，又接着采茶，老站着。
我说，很痛吧？你休息一下再采吧。
她摇头，把裤腿放下来，说，采茶不碍事，爬山难爬。人家出了工钱的，不好意思慢慢采。她紧了紧茶篓，又开始采起茶来，说，晚上睡觉醒来最痛了。
我说，那你喝点水。
她又摇头说，可不敢多喝水，没厕所，只能在茶垄边解决。有些东家会送点点心水果，有些东家没有，有就吃没就不吃，出门在外就是这样，不图吃喝。幸好没下雨，不然脚不好走，手湿不好采，东家会急死的呢！
我忽然想起，说，我行李里有万应止痛膏，很灵的，晚上给你们擦。
王中玉说，哦，你晚上也住这儿吗？你也是来采茶的啊？
我说是的。
她身边一位瘦高一点的大姐看看我，又斜过身子看看我茶篓里可怜的一点茶青，撇着嘴笑说，那你怎么不采啦？
她的神情好像是说，你怎么光聊天不采茶，怎么这么偷懒呢？我想，在她们的字典里，肯定没有“偷懒”二字。
被她一说，我的手不由自主动了起来，好在说话并不妨碍采茶，又问她们喝过自己采的新茶没有。
王中玉说，问老板要，他不给，他自己都舍不得喝呢。可老板答应我们，回去前，让我们采点老茶他帮我们炒了带回去。家乡人要问的，有没新茶啊？还会问，杭州好不好玩啊，西湖漂不漂亮啊？
好玩吗？漂亮吗？我笑问。她又摇头，又笑，似乎忘记了腿痛，豁牙给她增添了少女般的天真，整个人有一种很厚实的美感。
后来，我在运芳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们在杭州拍的照片，不是杭州城，也不是西湖，她们所有的合影都是在茶山拍的，背景是一垄一垄绵延不尽的茶树和寂静的群山，大多笑得很腼腆，王中玉笑得最开心，皱着鼻子，露着豁牙。运芳在照片下写道：“七仙女下凡。带了你们二十天，希望你们好好的这样开心下去。”
三 申时，烟说了些什么
15∶00-16∶59。
暮色四合的时候，黄建春在一张小矮凳上坐下，点起了一根烟。烟袅袅地从他指尖逸出来，原本最忙碌的时光，仿佛一下子变慢了。只有鸟鸣声、茶青在炒茶机里翻滚的微弱的沙沙声。
他的手，是天生炒茶的手：五指合并，严丝合缝，从指根到指尖，有微微弯曲的弧度，与炒茶锅紧紧贴合，手工炒茶的“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十大手法全都精通。茶农的日常是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施肥、除草、喷药、采茶、晒青、摇青、炒青、包揉、烘干、挑选、包装。茶季一到，黄建春忙不过来，只好放弃手炒，和大多数茶农一样改半机械化炒茶，两台炒茶机，一锅炒二两干茶，耗时六分钟左右，第二遍要用龙井辉锅机集中翻炒，耗时四十分钟。从午饭后到晚上十一点，争分夺秒，一天能出八斤新茶，其间，他要晾晒茶青、筛茶、加料、包装，全是一个人。唯一的休憩，便是忙里偷闲点一根烟，喝几口茶。
即使如此，他炒茶也极为讲究，茶青薄摊晾晒到湿度恰到好处，去除青草味和苦涩味，也去掉了茶青里残余的大部分刚性。炒前用手挑过，用畚斗畚过，炒出来后再用手挑过。他还有窍门，第一步青锅的火候、第二步回潮的时间、第三步辉锅的火候，都把握得无比精确。刚炒出来的茶不好喝，要过一个星期，等退火了才好喝。
黄建春是村里炒茶最好的人之一，他炒出来的茶叶，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尤其是色泽乌润，手感如丝绸，无比光滑，拿到转塘茶叶市场卖，一般比别人价格高一两百元。
他抽了一口烟，思绪回到了十六岁。十六岁，兄弟俩跟着父亲开始采茶炒茶，可怜的一点茶地只能勉强糊口。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后更困难了，修房子连十块钱都借不到，别人怕他们家太穷还不起，那一个个鄙夷的眼神，连同借钱这件事，让他的心像一个沙袋，二十年来承受着一只拳头的反复击打。
两兄弟便去石矿开挂车，将石头运到慈溪余姚，来回一天一夜，一到家又去采茶、开荒。多年下来，黄建春终于积攒了六亩多、二十几块零零碎碎的茶地，前前后后造了五次才把房子造成。茶季过后，黄建春也不闲着，去驾校当教练，教练车一开回来，不吃饭也不休息，又去开荒。一个茶季，全家跟打仗一样，纯收入也才六万元左右。同样的龙井茶，会推销的人家，一年能卖三十万，也有不地道的茶农，家里没那么多茶树，就去外地进茶青，冒充西湖龙井卖。他不会作假，也不会推销，除了一些老客户要头几茬明前茶，其余的他会拿到茶叶市场卖，所以“没花头”的。
但即使没花头，也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做好茶，不倒自己的牌子，虽然他的茶连商标都没有。
第一锅新茶出来，叶底细嫩，如花朵一般，他从来舍不得自己喝，喝的都是清明后的老茶，卖相差的那种。不是喝不起，不是死要赚钱，是太辛苦了，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每一片茶叶上，他从未吝惜过自己的体力。
睡在山上的父亲说，这是老天的恩赐，传了一千两百多年，不能白白扔了。是啊，祖上传下来的茶园怎么能放弃呢？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怎么能放弃呢？他不太懂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却知道好好做茶，心无杂念，随遇而安，是最心安理得的谋生方式。他用最无害的方式与茶同生共存，守护着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美德而不自知。
他喜欢这栋二层小楼，巨大的老香樟树像一双大手覆盖着小楼，常让他想起父亲的手。推开门就能看到后山的茶园，溪流潺潺，鸟儿啁啁，常有同村的女人们在溪边洗衣服，把衣槌捶得很响，在空旷的山谷回荡，还能望得到山上的父亲和儿子。心里憋闷时，他会抽根烟，和他们说说话。
除了这座二层小楼，空地靠马路的那一边是他造的四层楼房。儿子去世后，妻子越来越消沉，两人积累多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他知道她心里难受，劝不了她，最终分开过了，但没地方去，他仍留她在家里，和女儿女婿一起住在四层楼里，他自己则搬到了靠山的两层楼。她会帮他采茶，但不会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她常常消失，不知道是和姐妹出去玩了还是躲起来了。女儿很能干，在外面上班，女婿特别勤劳。他自己拼命干活，是憋着一股劲，趁自己吃得了苦，将来老了要花钱要出去旅游什么的不用向女儿女婿要钱，不给他们添负担，不给他们丢脸。黄建新的恐惧是“穷怕了”。
山里的天黑得早，他抬头望了望向晚时分的路口。他七十六岁的老母亲，每天坐一个小时公共汽车到杭州城里的八字桥菜场摆摊卖茶，这时该回来了。
他将香烟掐灭，余烟袅袅不肯散去，仿佛一道舒展不开的眉，又仿佛想再说点什么。
四 酉时，那一年浇过的水
17∶00-18∶59。
蒸汽弥漫里，祝海波汗如雨下，他抬手推了推眼镜，将已剁好的鸭块装进大碗，又将鸭头细心地切成两半。他舞弄着厨具的样子，不像一位厨师，而像一位实验室里凝神做实验的博士，右肩上爬过一只小飞虫，他丝毫未觉。五岁的儿子蹲在门前的空地上，从一个竹笳篱爬到另一个竹笳篱，学着外公黄建春的样子捡茶青，就像祝海波小时候父母教他做的一样。
祝海波的家离长埭村不远，也有茶地，但不多。从小，他对做茶没兴趣，母亲为了让他帮着采茶叶，只得奖励他最爱喝的冰可乐。而对于做菜，他却无师自通，犹如神助，十三香龙虾、红烧鸭子最拿手，还把奶茶、杧果冰、牛肉酱等各种甜点冷饮做得极有特色。茶季最忙的二十天，他和母亲负责八个采茶工、五六个家人的中饭和晚饭，每餐两桌。茶季过后，除了和朋友们一起做做股票卖卖茶叶，他自己做外卖，自己烧，自己开车送，常常卖断货。
此时，五碗半米已经在电饭锅冒出了蒸腾的香气，和夕阳的余晖互相映衬着，使得这间小小的厨房显得明亮异常。再过一会儿，门外便会响起妻子晓莹下班回家的汽车喇叭声和儿子的欢呼声。
年少时，他俩隔茶山而住，一个在转塘一个在长埭，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个时辰，他们被送进同一所学校就读茶叶专科，因茶结缘。毕业后，他先在河坊街当了两年茶博士，后来和几个朋友一起做股票做茶叶，她则成了一家购物中心的咖啡店店长，早出晚归，祝海波便成了黄建春的得力帮手。
太苦了——对于所谓的浪漫的田园生活，祝海波脑海里只有这三个字形容。他皮肤特别白，也特别容易过敏，太阳一晒马上发红，晒两天就会起皮。最辛苦的不是采茶，而是施肥和浇水。岳父在前面洒农药肥料，他在后面用双手将肥料拨弄到茶树根上，一整天下来，两条手臂根本抬不起来，厚厚的牛仔裤连同大腿都被茶枝划破了，特别疼。
祝海波永远忘不了几年前的那场大旱。杭州整整一个多月没有下雨，连溪水都流干了。茶树根不深，土又是小石子和黄泥土掺杂的羊羔土，平地茶还好，高山茶水分流失特别快，要不停地浇水，否则就会旱死。毒辣的日头下，酷热的半夜里，祝海波和晓莹跟在父亲身后，去溪里挖个小坑，眼巴巴等着水慢慢积满水坑，再舀到水车里。只要有一点点水，都要打回来，然后拉到茶地，将消防水管一节节接起来，铺到地里去浇水。浇一次地，至少需要三个人，一个人管水泵，一个人接水管，一个人浇水。晓莹母亲在家照顾连轮椅都没法坐只能每天抱着的小弟，海波母亲在家照顾他们出生不久的儿子，瘦弱的晓莹便也成了主力。头顶烈日，双手拎着沉重的水管在茶山上来回穿梭，脚都站不稳，一场水浇下来，地湿透了，人也快晒成干、累成泥了，用“艰辛”两个字形容都太轻松，只能用“痛苦”和“煎熬”来形容。多少次，海波想将水全都浇在自己身上，他不知道这样的煎熬还要多久。但他从来不说一句怨言，他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有一道眼神，将他拥进了清冽的溪水里。是晓莹的眼神，那个时时默默注视他的眼神里，有感激，有敬佩，有内疚，有心疼，虽然她什么都没有说。
他知道，如果过几年岳父做不动了，他会更辛苦，可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继续做，总不能让晓莹去做吧？自己辛苦点，将来儿子就有条件出国读书，回来做他喜欢做的事。
红烧鸭子的浓香溢满厨房时，祝海波听到了门外奶奶唤儿子的声音。不知道今天八字桥的茶摊卖得好不好，除了一些老顾客，有谁知道，茶摊上摆着最正宗的明前龙井茶，虽然只是用简陋的纸袋子包的。
夕阳最后的余晖里，祝海波将鱼圆汤盛上桌时，听到了一声汽车喇叭和儿子的一声欢呼，妻子回来了。
五 戌时，月下
19∶00-20∶59。
喝最后一口杨梅酒的时候，门外有人轻唤了一声“老黄”。
一轮圆月从山后升起，中间是耀眼的白光，周围是粉色的光晕和云。踏月而来的，是一位茶人——求是茶园园主王如苗。求是茶园依托浙江大学茶学系的优势资源，不仅生产销售，而且研发，享誉海内外。王如苗与我和黄建春年龄相仿，个子很高，说话轻柔，音调低缓，仿佛怕惊着了什么，不像茶商，倒像学者。因他的引荐，我得以到黄建春这里待一天，感受最原生态的茶农生活。他忙完了茶庄的事，吃过晚饭，带着美国留学生戴伦从山顶抄小路过来看我们。
十年来，农历二月二过后的每一个清晨，对于王如苗而言，都是万物复苏的初春。清晨五六点，他会一个人沿着求是茶园旁蜿蜒的小路走一段，先经过比邻的黄建春的茶垄，慢慢下坡，走向开阔处，展眼便是黛色的远山和一垄垄碧绿的茶园，低低萦绕着白色的云雾。
他在心里说：早安，长埭。早安，龙井茶。
一声声鸟鸣从沉静一夜的空气中穿行而过，叫声也被洗得更加清冽。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芽尖，也像一张张雀嘴在鸣叫。太阳一跃而上，在他面前放射出万道金光，仿佛为他指明了一万条道路。他常常想，一定不止他一个人知道，一杯茶里，藏着多么美好的清晨。
兴起时，他自己作诗吟诵：“春来芳草滋，又是采茶时。”“翠盈盈，悠香飘，茶垄漫山绕。”“钻进田间，扯下笠帽，春眠要趁早。”
此时，和他一起穿过小溪踏着月光而来的，是美国小伙子戴伦，他正在广州读茶文化硕士，明年将来杭攻读浙江大学茶文化博士。
古时，将采茶时节上门来寻茶、留宿或相帮的朋友，叫作“茶亲”，与黄建春一墙之隔的王如苗便是，此时，我也是，戴伦也是。我们三个人像古人一样，坐在炒茶坊前的空地上喝茶。普通的玻璃杯，几张顺手拉过来的骨牌凳和矮竹椅。吃了一肚子红烧鸭子、野笋野菜和杨梅酒的我，用最舒服的姿势坐到一张矮竹椅上，感觉一左一右都是我多年的兄弟。围着我们的，还有十几个竹篮竹篓竹筛竹簸箕，还有老茶树们，以及一只脚受了伤的猫。
皓月当空，人在草木间，空气里有三种茶香——一种是炒茶的干香，一种是明前茶茶汤的润香，还有一种是茶树呼出的气息，在月光里暗暗浮动。
我恍忽觉得，此时月下喝茶的，不止三人，而是对影成六人、九人、无数人……是第一次与茶相遇的猎人或者神农，是留下划时代茶学专著《茶经》的茶圣陆羽，是首创“佛茶一家”的茶祖吴理真，是第一次写下“茶人”二字的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是手书“茶禅一味”的宋代圆悟克勤禅师，是吟出“从来佳茗似佳人”等千古绝句的苏轼，还有宋徽宗赵佶，还有将狮峰山下十八棵茶树封为“御茶”的乾隆……一片树叶，与人类结盟后，用它小小的身躯占领了地球上三百万公顷土地；一杯弱水，由实物蜕化为灵物，在历史时空里腾云驾雾，既左右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又让无数素昧平生的人像家人一样，坐在同一轮圆月下寻得清净自在，就像此刻的我、王如苗、来自大洋彼岸的戴伦。
我们聊天时，黄建春仍在炒茶，不时过来为我们续上热水，热水进入慢慢凉了的茶，像他偶然插进来的几句话。
海上“吉卜赛人”巴瑶族人在十五米深的海底行走五分钟，用标枪猎鱼，随时会窒息而死，但他们到陆地上待久了，反而会头晕，他们的身体已经属于海洋。做了半辈子茶人，王如苗的身体与心也已经属于茶，他离不开茶，更离不开和他一样爱茶的友人。喝过多少茶，送走多少茶，不计其数，留下来的最宝贵的，就是那些气味相投的茶友。这些茶友是五湖四海甚至从未谋面的朋友，也是一墙之隔一见如故的黄建春，是他的亲弟弟、著名的茶文化专家王岳飞，甚至他五岁的孙子也常常邀请幼儿园小朋友来家里喝茶，像模像样地学爷爷给大家斟茶。
半个月前，下午三点，早春头一批西湖龙井刚炒好出锅，门外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新茶好喝了吗？
进来的是一位山东大汉——王如苗兄弟俩多年的朋友——济南开茶庄的缪显国，居然独自一人开了八小时的车来到求是茶园，事先并没有告知任何人。
王如苗心里诧异，却不动声色，笑问缘由。答曰，只为品鉴早春第一泡西湖龙井。
王如苗问，你怎么知道今年第一泡龙井正好今天下午有？
他笑，昨天看到你朋友圈说今天开采了。
两人在茶座前一一坐定。那个下午的第一口西湖龙井，王如苗尝出了与往年不同的滋味，和胃一起慢慢热起来的，还有眼眶，还有心。
月光下，我听见王如苗对黄建春说，你是机器手，炒的茶叶比机器炒出来的还好看，镇上又在比赛炒茶王，你还是不肯去？我听祝海波说过，如果评上炒茶王，身价便高了，还会去外地表演，可谓名利双收。
黄建春嘿嘿笑说，我不去的。我自己家的茶都忙不过来呢。
同样的茶青，手工炒制的价格高好几倍。黄建春空有一手好手艺，却没时间手工炒制自家的茶，只能用机器炒出来，低价卖掉。
黄建春说，明年我来帮你炒吧。
王如苗说，一言为定。
月光下，我听见戴伦问我，苏老师，明天早晨我想跟你一起采茶，好吗？
我说，好。
六 亥时，老茶
21∶00-22∶59。
月亮升到顶空时，月光落到黄建春身上仿佛多了些重量，使得他的手势和脚步都渐渐沉重，像独自一人拖着一整个夜的黑。
沙——沙沙，筛子旋转，茶叶飞起来，在月光下悬停一秒，或十分之一秒，落下，瀑布般闪亮，沙沙沙地落回筛子，一些分量轻一些的碎叶，便经他手腕的巧劲，飞离了筛子，落到了地上。
我拿起一把竹扫帚扫地，将一天畚出来的碎茶、杂物扫到一起。村里人都睡了，采茶工都睡了，他的家人想必也都睡了，我也想到楼上去收拾一下早点睡，明天五点就要起来呢。他说，你去休息吧，我还要两个小时。他掏出房间的钥匙递给我，说，你下楼时，房门一定要锁好哦。这句话，他下午也说过。他说房间里放着几包最好的新茶。其实，即使门开着，靠山，没有院墙，也不会有谁来偷茶叶，但他似乎总不放心。他的不放心，不是对人，仿佛是对什么事不放心。
夜越深，他越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他说，明天一早我要去市场卖茶，这十几斤茶不是最好的，不知道卖不卖得出价格，听说今天茶市价格又降了好多。
春寒料峭，他穿上了黑色薄棉外套，炒茶机旁一盘花生米剩了十几颗，是他的夜宵。我倒完垃圾，站在空地上远远看着他。他是我见过的最勤快的人，除了吃饭、抽几口烟，没见他有过片刻休息。而他的劳作看不出有多快乐，双唇紧抿，眼神因劳累而有点呆滞。我想起他妻子说的“茶农是急死的”。
我身后是一丛丛老茶树，在月光里站成了一块块沉默的石头。老茶树是祖上传下来的，年岁久了，乏力了，产量太低，味道较之新品种更为苦涩、浓烈，有人特别喜欢，但卖不出价格，几乎被茶农们放弃了，便任它自由生长，也不修剪，越长越高，越长越瘦，无人问津，野猫随意出入。
我听见他在自言自语，明早的价格又不知要降多少，也不知道还收不收。如果价格太低，付采茶工的钱都不够，宁肯不采了。如果不采了，意味着要给采茶工安排别的出路，比如采点老茶带回去，或将采茶工转雇给其他人家，整个计划就要调整，像打仗一样。
如果这一拨茶叶茶商不收，还意味着，属于黄建春家的黄金茶季过早地结束了。
我摘了一片老茶，嚼了嚼，很苦，便吐了。
远远看过去，他站在月光和灯光的交界处，微微弯着腰，用畚箕畚着茶，那么瘦，像一棵老茶树。
七 子时，圆月带我们进入四月
23∶00-00∶59。
楼梯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我才知晓莹奶奶这么晚了还没睡。她轻轻推开房门，问，明早你吃什么？你喜欢吃什么？
像农村大多数奶奶，晓莹奶奶也很健硕，向晚时分，她从城里回来出现在通往二层小楼的路口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叫了她一声晓莹奶奶。她显然吃了一惊，随即笑了，说，来玩啊？好好玩。
整整三十年，除了雨雪天，每天清晨七点，她的身影会准时出现在前往杭州八字桥的公共汽车上。她在菜场的小摊上摆开十几包茶叶，静静等老顾客来买。三十年人来人往，菜场几度易容，她依然在，茶摊依然在。她不用带中午饭，也不用买，卖菜的邻居们会烧给她吃，如果不是雨雪天，她没去，就会有人打电话来确认她安好才放心。
茶季时，她每天四点多起床，去村口买馒头油条，回来给采茶工烧早饭，然后，拎着茶叶坐上前往八字桥的公交车。
晚上九点多时，她和晓莹一起帮我套好紫红花的枕套被套，应该是黄建春平日里换洗的。阁楼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原木的，挂了一幅兰花图，靠山和靠着空地的窗子都挂着紫红色绸布窗帘，电视机柜上摆着他和孙子游玩的照片。奶奶大概忽然想起，又上楼来反反复复问我明天早上吃什么。我说，采茶工吃年糕泡饭，我也吃年糕泡饭。她说，那不行，又问我干的是吃包子还是拌面，稀的是馄饨还是豆浆，又问豆浆要咸的还是甜的。她并不问我是谁，来做什么，只当我是客，是来来往往的茶亲。
她说，你放心，地板床铺被子都干净的，我儿子特别勤快，衣服自己洗，地板每天拖。她又说，唉，我儿子太辛苦了，太瘦了，他什么事都自己做，不声不响地做。
她盯着脚下的地板看，目光似乎能穿透地板，看得到地板下面炒茶坊的儿子仍在深夜里忙碌的身影。她迟疑了一下，似乎想再说点什么，终于没有说，转身下楼。夜已深，圆月带我们走进四月，也将带走明前茶季最金贵的每一个时辰。
八 丑时，一身茶毛
1∶00-2∶59。
我在月光送给静物们的影子中躺下来。整个卧室散发着木头和茶叶混合的香味，随着头在枕上转动，依稀闻到阳光、溪流、茶山、竹笳篱、茶青混合的香味，还能隐约看到一些极纤细的茶茸毛在窗口漏进来的月光里隐隐浮动。月光下浮现了一个人，一个满身茶毛的茶人。
离此大约八百米的山那边，桐坞村唐家桥，是我的大学师弟石碧鹏的三和萃茶园。一个春天的午后，他端着一小屉刚出锅的明前茶，站在明媚极了的阳光下，露出兔子般的大门牙憨笑着等我。他的头发上，眉毛和睫毛上，藏青色的棉布上衣和牛仔裤上，黑亮的脸上手上甚至嘴唇上，全部蒙着一层白乎乎的茶茸毛，不像一个浙江农业大学的高才生、一个拥有几百亩茶园的老总，他整个人像一棵阳光下散发着蓬勃气味的茶树，也散发着地道茶农的味道。
十几年了，他和工人们一道采茶、制茶，每一道刚炒出来的茶，他都要试喝。在封闭式的茶车间一待一整天，便沾了一身的茶茸毛。他自称茶农，并加了一个定义——一个快乐的茶农。
三和萃的名字是他自己取的，象征一叶茶由两瓣叶、一个芯组成，三者合一凝聚天地精华，也象征“天地人”三和。当年，他毅然辞职当茶农，也有过犹豫，也走过很艰难的路。他的选择，是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比如我。
除了此地，他在新昌还有一个茶场，出大佛龙井，另一个在宁波，因此，杭州的茶季快要过去时，他便赶到别处，再多辛苦一个月，也因此，他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物质上的自由，进而赢得更自由的时间和空间。除了最忙的茶季和十月份的销售小高潮，他有很多的时间和朋友们喝喝茶聊聊天，种种蔬菜瓜果，去想去的远方。
二楼的茶座后，挂着三个字“茶学堂”，而非“宁静致远”之类。日日夜夜，与茶厮守，茶不只是妻儿之外最亲的亲人，还是他人生的老师。茶和生活一样，入口是苦的、涩的，回味却是甘甜的，虽然做得很累，但很爽，是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他确定。在浙大工作的儿子一年难得来一两次，年轻人并不爱喝龙井茶，更爱喝咖啡和碳酸饮料，但他相信，随着年岁的增长，儿子会喜欢上茶的。他确定。
他用沾满茶茸毛的双手为我端上一杯茶，是春节后开采的第一拨嫩芽，手工炒制。浅浅抿了一口，是我喝过的最好的龙井茶。我确定。
在龙井茶的余香或错觉里，我进入梦乡。
九 寅时，仿佛梦见了
3∶00-4∶59。
我梦见我在一个梦境里外飘浮，如同立体的圆月亮在海平面上下浮沉。我在梦里捕捉着“它”——有时，它是一枚嫩叶，有时，它是一粒葵花籽大小的绿光，有时，它是玻璃杯里千万个跳舞的精灵；它是解毒的良药，亦是喂给敌人的毒；是刀剑，亦是丝绸之路上的生命之饮；是禅院里的一缕青烟，亦是殿堂上的最高礼仪；是僧侣行囊中无上的佛法，亦是凡间最美的烟火；是诗人的酒，是酒的友，是他乡明月，是游子的根，是路的尽头……它在几近沸腾的温度里一次次涅槃，让万千生命在永恒的不完美中感受短暂的完美；比心脏更柔软的舌尖，为漫长的生命苦旅完成了一次次短暂的释放，哪怕只有一盏茶的时光。
而那个制茶的人，那个手掌上沾染着泥土温度的人，在我的梦里转身，面目清晰，眉宇紧锁，他从未想过要释放他的艰辛和坚忍，累到极点时，也只是轻轻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十 卯时，起得比鸟还早
5∶00-6∶59。
梦被一声鸟鸣啄破，隔壁房间采茶工们洗漱和聊天的声音鱼贯而入。打开房门，黎明前最后的月光四处逃散，月亮放弃挣扎，正向着山坳沦陷。
她们轮流洗漱、穿戴，其中一个喊，草纸没了！我拿起这边卫生间的草纸给她递进去。昨晚九点多，我想问问小腿肿痛的王中玉擦了止痛膏有没好一点，一推门便听到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黑暗中，只有运芳还在看手机，光映照着她年轻的脸。
此时看到我，王中玉笑着说，擦了你的药，腿好多了！她，还有她，也擦了，肩膀痛也好多了。运芳问我药哪里买的。我说是以前在香港买的，忽然想网上也许有，便找，果然有，便把网址发给了她。
运芳说，头几天采茶时天还很冷，五点多茶树上都结着霜，手指伸出去采着就冻僵了，伸都伸不直，特别疼。
她们晾在阳台栏杆上的衣裤沉甸甸地往下坠，晨雾和露水将它们打得更湿了。从阳台望下去，奶奶正从厨房里出来，显然已经烧好早饭，抬头问我怎么这么早起来。我说，我要和黄大哥一起去茶市卖茶。
路灯未熄灭时，运芳她们出发了，不知谁说了个笑话，她们嘻嘻哈哈的笑声迅速占领了被晨雾和露珠管制着的田野。
十一 辰时，卷闸门下心酸汹涌
7∶00-8∶59。
卷闸门从地上徐徐升起，离地才一尺多高，人山人海便像浪头一样，忽然齐刷刷低下头、弯下腰、扭转过身子，从正在升起的卷闸门下迫不及待地挤塞进去，然后奋力冲向集市内的一家家茶商。
我远远看着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生怕卷闸门失灵砸下。眼前闪现一部纪录片里的镜头——初春，南美洲某部落，中年男子迪度将藤条牢牢把自己与树干捆在一起，爬到四十米高的树上，用一把斧子凿开树洞，用烟熏走蜂群，掏取蜂蜜，稍有不慎，便会付出生命代价。妻子和孩子们等在树下，紧张地仰头观望。终于，斧头沾上了金黄色的蜂蜜，他从树顶顺下一篮蜂蜜，孩子们直接掰下来送进嘴里，露出幸福的笑容。当迪度终于安全落地，我在电视机前松了一大口气。
茶叶市场离长埭村不远，六点钟开门。黄建春开着破旧的小面包车，带着我和十一斤茶叶到达时才五点半，门口便聚集起了许多人。碰到几个同村茶农，聊了几句，我跟在他身后两米，没有完全听清，但话语里的忐忑显而易见。
今早不知道能卖到三百一斤不。
唉，昨天又跌了好多。
三百？据我所知，经过包装的明前西湖龙井价格往往过千，甚至更高。
他们的话连同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路落入我耳里。我停下脚步，决定不再跟着他。当着我的面，也许他会不好意思还价，如果卖不出去，他会更加焦虑。卖茶对于他，仿佛是一次赌博，茶好不好就摆在那里，但运气好不好就只有天知道了。远远看过去，他并未往人最多的地方去，而是假装轻松地站在路旁，高高瘦瘦的个子，矗立在摩肩接踵的人群里，格外醒目。
黄建春说过，那些看起来比他的茶叶好看很多的，其实很多是外地茶。比他的好看，却比他的便宜，有什么办法呢？
卷闸门洞开，人群蜂拥而入，我远远看着，心里阵阵发酸。我暗暗打定主意，万一他的茶卖不出去，我按他想卖的价格全包，就说本来就要买来送朋友的。
收购商们很“牛”，他们一律套着一件很旧的蓝布褂，上面沾着一层茶毛，“一摸、二看、三嗅、四尝”如行云流水，很神气，说一不二。他们将手伸进茶里摩挲几下，或放到茶盘上看几眼，便判定要或者不要。有时，他们会用手掌舀起一点茶，哈一口热气，使得茶叶温度上升散发香气，迅速放到鼻下一闻，果断报出一个价格，或果断地说，不要。
茶农便嗫嚅着想争取高一点的价，或央求他收下算了，收购商二话不说，转头不理，后面排着队的茶农便迅速捧上自己的茶，有的脸上会同时堆起笑，有的一如既往的凝重。
我远远看到黄建春拎着茶，走过一摊，又走过一摊，装茶叶的黄色塑料袋在他又高又瘦的身子两旁晃荡，格外刺眼。
漫长的半个多小时后，当我再次找到他时，正如他自己所料，品相好的好不容易才卖了二百七十元一斤，共一千多元钱，另外一包老一点的，没人要。
有个老板说八十一斤卖给他，那我还不如自己吃！还不如送给采茶工！还有一个茶商大概新来的，怀疑我这个是外地茶，说没把握，干脆就不收了。有的茶农买外地茶来冒充龙井茶，害我们也跟着遭殃!
他的声音里，透着委屈，甚至愤怒。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回到面包车上，我说，正好我要买茶送朋友，这些茶我都要了，好吗？
那不行的。他很坚决地说。其实我也知道，他一定猜到我的用意了，如果我要了，他会很没有成就感。他最知道自己做的每一粒茶里浸着多少汗水，也自信自己的手艺，每一片茶都视若珍宝。
他说，你不是想尝尝老茶吗？我另外再给你。我得赶紧回去跟她们说，不值钱了，不要采了，采点老茶回来就可以了。
他的话音落在清晨的晨雾里，和晨雾一样缥缈、落寞。
这个清晨，唯一看到他笑，是从茶市回来路过一个小摊，他停下破旧的小面包车，下去买了个肉饼，咬了一口说真好吃，笑得像个孩子。然后，他带着我一一巡视了他七零八落分散在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的二十多块茶地，又将远处山脚下新开垦的黄泥土茶园指给我看，在初升的阳光里笑得像个孩子。
他仿佛已经平复了心情，说，今天采完就不采了，免得把茶采伤了。
我很高兴。他像一根始终绷着的弦，此刻终于放松，换成了一种节制——一个茶人对大自然的礼节。如同印第安人用毒藤条放在溪流入口处捕鱼，只要每个人能分得两三条十厘米长的小鱼，他们就停手，说，够了。
太阳渐渐升高了。
十二 巳时，风吹过他金色的发
9∶00-10∶59。
一个金发碧眼的九○后美国小伙，白色短袖T恤，淡咖啡色短裤，腰间挎着茶篓，站在龙坞一望无际的茶园里专心采着茶，一点儿都没有违和感，如同他常常在贵州、云南的大山深处和茶农们一起采茶制茶一样。微风拂过戴伦金色的头发，也拂过他与中国茶一起度过的十年光阴。
第一次喝中国茶，是在北京学中文时，同寝室的伊斯坦布尔同学给他泡了一杯中国茶，当双唇触到茶汤，一股热流在齿间流转，咽下，他突然发现，茶可以如此浓烈又如此清新，仿佛简陋的寝室瞬间亮了起来，脑袋很清，不是喝了酒的浑浊，而是真真切切的澄澈。同学又带他去广州喝工夫茶，地道的茶艺表演让他看傻了眼。整整一条街，戴伦从第一个茶庄起，一个个坐过去，一个个喝过去，喝了几十杯，直到“茶醉”。
醉茶，让戴伦体会到了天堂的味道。茶里面有氨基酸和咖啡因，如果持续不断地喝，喝过量，会让人产生醉酒的感觉，但与醉酒不同。茶仿佛跟他的身体达成了某种默契，脑子会特别兴奋，身体则无比的轻盈，仿佛所有的神经都长出了触须，能触摸到世间平常触摸不到的美好，一个个奇思妙想如同泉涌，还能发现自己的潜能和极限。比如同样看远山，看到的不是普通的绿，而是各种层次、带着光环的绿，又像一张加了滤镜后的照片，瞬间变得特别有意境。第一天会睡不着，第二天睡两个小时，第三天会睡很久，起来后，一种感恩之情会油然而生，感恩生活，感恩人生，感恩一切细微而美好的事物。他彻底爱上中国茶，到广州本来待几天，结果待了三个月，再后来干脆留了下来。
你是写作的人，一定要去体会一下茶醉的滋味。他说。
其时，我们一人一顶草帽、一个茶篓，站在黄建春家的老茶树丛里采茶。他采茶的样子比我地道，普通话比黄建春说得好。
学了十年中文的戴伦，想把真正的中国茶传播得更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才能做得好，始终是他的理念。曾经，他迷上了一张明信片上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便把家搬到了那边，他的父母去看他，觉得不错，把他们的家也跟着搬了过去。茶，就是他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他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但他不急。在西藏的夺底沟，一位采药人上山前要把自己的眼睛浸到溪水里，让溪水洗亮一些，能发现深藏在地下的虫草。这五年，就是他“洗眼睛”的五年。五年后，无论做什么，一定与茶有关。
能成为举国之饮的茶，其天性本就是融合——人与自然，东方与西方，生命与生命。
十点半时，脸颊热辣辣的，脑袋晕乎乎的，我的手、戴伦的手、采茶工的手和阳光下飞舞着的黄色蝴蝶已傻傻分不清楚。戴伦把短袖都撸到了肩膀上，皮肤整片整片发红。我口渴得要命，脚底心、脚后跟都痛，奇怪的是早饭比平时吃得多多了，但肚子早就饿了。
我问王中玉她们饿不饿，她们说，饿啊，那也得采。一个高个子大姐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很大的梨递给我，说，你吃吧。我不接，这个被她身体焐热的梨，一定是她万不得已时充饥解渴的，自己都舍不得吃。她说，吃吧，你送我们止痛膏，没什么好谢你的呢！
举手之劳，她们记着。
老茶树的嫩芽少，她们采茶的动作明显慢了，有时甚至无从下手，而别人家的新茶树正冒着一粒粒茶尖，却没有人采。王中玉说，老板家的地不好，我们尽量帮他多采一点吧。
东家的不易，她们也记着。
又过了半小时，我实在受不了了，跟戴伦说我们回去吧，也宣告我茶农体验生活以失败告终。对田园生活的浪漫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矫情，好在，我仍有收获。
四方桌陆续摆上了一个个农家菜，是祝海波母亲做的梅菜扣肉、炸春卷、油焖笋、炸花生、野蕨菜、肉圆汤等，我几乎没有听到她说过什么话，她永远只吃摆在自己面前的一点隔夜菜，而且很快就吃完离开。
我直接吃米饭，黄建春陪戴伦喝杨梅酒，两人聊得眉飞色舞，突然黄建春大叫一声“哎呀呀忘了”，便奔向门外，他喝酒吃饭仍不得安生，隔一会儿就得跑出去给竹笳篱上的茶青翻身。回来时，他摊开双手苦笑道，这下好了，绿茶晒成红茶了。我们都笑，听得屋外采茶工们也回来吃中饭了。
又累又困，我胡乱扒了几口饭菜，唯一的念头是赶紧回家，回到那个我常常想逃离的城市，美美地睡上一大觉，这种急迫，与二十四小时前我开车奔赴这里一样，真是出乎我自己意料。
黄建春说，你要买的三两老茶留给你，八百一斤，别人两百四十元，给你两百。我说不行的，便给他发了三百元微信红包。半路上他的电话追了过来，说退了我一百元红包，一定要我收回，不然朋友没得做了。
他并没有执意送我茶叶，但也绝不多收钱。在他心里，每一叶他手里出去的茶，于他都是孩子般金贵，即便别人不这么认为。
忽然想起忘了和戴伦说再见。我想，我们一定会再见。
十三 午时，我和我们
11∶00-12∶59。
一望无际，空无一人，这是谷雨过后、立夏之前的茶园，正进入休养和孕育，如同撒哈拉沙漠上干枯了一个世纪的复活草，在等待着一场雨。它等待的不是自己的复活，而是再次枯萎前的奇迹——它的种子被雨滴敲落，落到地上短短几个小时就冒出嫩芽，开始新的一轮生命。
谷雨过后、立夏之前的某一个午时，我又一次走进三和萃茶园，和石碧鹏以及留守的几位工友在朝南的食堂落座，端起了杨梅酒。一对云南老夫妻常年住在茶园帮忙，两位中年男子，一个是杭州人一个是转塘人，既是资深技术人员也是好友，茶园开始建的时候就来了，说，石总人好，他们就长留下来了。
一年的茶事进入了尾声，茶包装好了，入库了，茶枝修剪完了，心也放回肚子里了。之前的种种担心，总算过去了一大半。最担心的是倒春寒，有可能会绝收，虽然买了保险，但必须零度以下才有补偿，而零上一两度时新茶也会被冻坏，为了保温，从前可以搭棚子、用烟熏，现在怕污染环境不能用了。另一半的担心自然是茶叶卖不完。龙井茶和别的茶不一样，像水果一样不易保存，放进冰库也不行，所以浙江没有特别大的茶商。
云南人的脸色渐渐接近大碗里杨梅酒的颜色，用我们听不太懂的云南话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堆，大意是，他家在云南深山老林里，有一种石榴比碗还大，特别甜，但放不久，运不出去。龙井茶也是一样，可惜啊。
大家都笑，并未受这话的影响，又喝酒。我想，同样一句话，假如不是在这充满喜悦的丰收季节来说，滋味一定是不同的吧？
石碧鹏带着我一前一后踏进午后的茶园，天空阔远，耳边是初夏的微风吹过山冈和我们脚踩枯枝的沙沙声。一垄垄的茶树之间，比初春时空阔了许多，枝叶被剪去了大半，留出了二三十厘米的间隔，剪下的枝叶就留在茶树下，烂在茶园里，如此循环往复，滋养着茶园新的春天。谷雨后，先剪一次，七月份、十月份再剪两次。如同茶树需要休养，石碧鹏说他也要出去好好玩玩，好好歇歇了。
我们站在一棵巨大的桂花树下道别。树叶呈现反差很大的两种颜色，墨绿的是旧叶子，闪闪发亮的是新叶子，两种颜色在阳光下好像父子在对话。石碧鹏说，到了秋天，桂花开的时候，我们采下来做桂花茶，你再来。
我还想去看看茶季过后的黄建春，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电话里传来嘈杂的声音，他说在千岛湖装修房子呢！本来他和师傅两个人干，他负责铺管子、铺地砖，两三天就弄好了，可是师傅病了，他就一个人干，要多待几天。房子半租半买，准备养老用，等弄好了，他先带老娘到千岛湖好好玩玩。
他在电话里呵呵笑，是一个月前我从未感觉到的松快。他说，我们家里人也都记挂你呢，你什么时候再到我们家玩，茶园剪枝剪好了，剪了两三天，都累晕了，就偷懒，掘了好多毛笋，很开心。
我脑海里浮现他开心的样子，他不用忙茶园的时候，一定还会忙别的，比如当教练，比如做泥水，还做菜、洗衣服、拖地。我能想象的他唯一的休闲，就是他曾经说过的，到大浴场里舒舒服服搓个澡、泡个脚，喝点老酒。
他说了好几个“很开心”，我于是也觉得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