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我感到躲无可躲。人群减除了曾经必不可少的聚集现场，变成通讯录中的一个条目。随便打开哪一个，都是一大帮。它们甚至也不需要打开——只要有人在什么群里打个喷嚏，便会显现红色提示。小红点一颗又一颗。加上公众号、私信、通知……每颗小红点都是一个信息发布站。毫无疑问，我正在被这些小红点——被无从拒绝亦无休无止的喧闹所蚕食。
当然可以选择不看，就像选择不再饮用自来水，但这很难做到。人终究不可能把自己悬空。你脚下就是这样的河滩，不细淘你总是无法确定这堆沙子里有没有憋着点碎金子，那玩意儿有多少，成色怎样。在含金量不详的沙堆上，要是你还打算把一日三餐坚持下去，那就不存在淘还是不淘之类的问题。这些小红点，这不够干净的水和空气，这可能含毒的食物，这些泥沙俱下的事物就是生存构成，是“活着”本身。
试图拒绝生存构成的任一要素都得付出剔骨剜肉的代价。
饮鸩止渴当然是找死。但如果鸩酒被这样一些液体——海水，浑浊的自来水，不浑浊却含铅的自来水，澄澈却依然含铅的净化水……渐次代换呢？总有一个代换层阶让你觉得，行了，可以了，比如像这样，一大堆小红点闪烁，但这比锣鼓喧天的大街和广场较堪忍受，你清楚这已经成为人们（当然也包括你）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你会想那就这样吧，你把它们逐一打开，任凭几个小时、半天、一天、一个月、一年、很多年，在看帖跟帖中像沙漏里的细沙一样漏掉。
时间仿佛也含了杂质，成为一种令人不悦的“活着”的构成，不可缺少也不值得珍惜。
2
有确凿的测验数据表明，人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十五分钟，几乎所有被测试者都会选择随便“做点什么”，而不是待在那里“不动”。“做点什么”当然在大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意义，能做的事甚至无可选择。尽管如此，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的人总会选择“做点什么”——哪怕所做的事情令人不悦，哪怕是自己厌恶的事，哪怕是破坏。
实验者给出的解释是，在直觉中，“不动”意味着一个人正在“独自”思考（说胡思乱想也可以），而“做点什么”则暗示着在自己与环境之间建立某种关联，加入某种潜在的合作，比独自思考更合群。参与实验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做点什么”，再一次印证了人类作为生物的群居属性。
这似乎表明，人类对于“独自待着”有某种本能的不喜欢。
几乎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簇拥团结的，只有极少数例外。成群结队，仿佛是生物借以保持种属生存力的自然秉性。但是偶尔，因为造化的阴差阳错，孤独也会成为某些特殊生命个体的先天属性。
一九八九年初夏，生物研究者在以色列沿海发现了一只奇特的灰鲸。研究者追踪灰鲸的来历，发现它来自太平洋。这一程漫长迁徙的起点是北美大陆西南部的海域。它从那片温暖的海域出发，向北穿过白令海峡，再折向东，经由加拿大与格陵兰岛之间的结冰海域（即著名的大西洋西北通道）游到大西洋，又横贯大西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最后，它游到地中海东岸，在那里滞留下来。犹如一场指向新月沃地的朝圣。
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鲸鱼群是靠声音频率保持联系的。但这只灰鲸的声音有点特殊，它的同类听不到。鲸鱼的声音频率一般只有十五到二十五赫兹，它们的听觉也大致只能对这个范围的声音有反应。而这只灰鲸的音频高达五十二赫兹。它所发出的声音信号，远在它的同类能够接收的音频之外。正如浩荡的地震波令许多动物惊恐逃窜，却被人类全然“无知”一样，灰鲸的声音不幸处于被同类“无知”的范围。没有同类能够接收到它的消息。相应地，它也只能听到自己这个音频范围内的声音，而接收不到十五到二十五赫兹的音频信号。五十二赫兹的音频，成为一道阻隔在它与同类之间的无形的界限。它的世界里只有自己。
但这绝对的孤单，是否也隐藏了造物者的特殊意图？固然，造物者的粗枝大叶、敷衍潦草无所不在，有些作品的制作简直可谓用心残忍。但这只独自完成了比人类最初的远航更艰苦卓绝的旅程、独自到达神圣传说中的应许之地的灰鲸，显然并不是造物者手下的残品。
这更像是一次隔绝试验。
这试验会不会扩展到鲸类以外的物种，比如人类？在人类的少数个体内部，是否也布设着一种五十二赫兹的先天性？那种对于独处的迫切，也许并不是刻意要把自己与人群隔开，而只是对于天赋的顺从？
3
我长到十来岁的年纪才有了第一张自己的相片。为了那张相片，我和几个玩伴专意走到离家五公里以外的一个小镇。小镇叫宜沟，有一家新华照相馆。
我们在新华照相馆的镜子前仔细梳辫子、整理衣服，逐个走到一张颜色不详的幕布前，在一张方凳子上坐下，乖乖配合着照相师傅的指挥——来，坐直了，抬头，脸往这边扭一点，左肩抬高，再抬高，坐直，好了笑一笑……浑身的骨头都绷得僵了，脖子挺得发酸了，脸上的笑也僵了，才听到一声咔嚓。师傅写了一张凭据交给我们，说，过七天来拿。
过了七天，我们又跑到宜沟。在照相馆油漆斑驳的柜台上，平生第一次，我看到自己的模样被印到了一小方布纹纸上。
印在布纹纸上的图像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肃穆，跟平常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完全不一样。相纸上的人看上去矮小、胆怯，一副不知所措的[屁] [从]样，像座位调整时的新同桌，崭新而突兀，未经商量就派发给了我，叫人又紧张又好奇，还多少有点嫌弃。这个黑白小人儿和我想象中的自己相去甚远。但相纸在眼前放着，铁证如山，由不得我不认。
拍相片是瞒着祖母去的。祖母认为拍相片会被摄去元魂，不吉利。我偷偷拍了相片，却又怕真的丢了元魂。我想知道祖母说的故事是不是真的。祖母一边纺线，一边断断续续给我讲三魂七魄的事。她说每个人都有三个魂儿：一个叫胎光，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人的阳气，人的命势；一个叫爽灵，是从爹的血脉里传来的，是人的慧根；一个叫幽精，是人身上藏的阴气杂念。祖母说，幽精平时被胎光镇着，人的灵气足足的，一拍相片，胎光就给吸走了，幽精没了镇压，会出来啃慧根，人被啃了慧根，就会发痴。祖母的絮叨让我惶惶不安。我看着相片，想起照相机黑洞洞的镜头，一时三魂凌乱：那东西会不会来啃我的慧根，我会不会发痴呢？
而我从大人的评语中反复获得的对自己的印象，正是那个黑白小人儿的底片。家人和邻居扎堆儿聊天，常常拿我和病弱胆小的姐姐做比较。姐姐的性格被称为“忐”（意为懦弱），我被称为“歪”（意为脾气大，不乖顺）、“势强”（霸道，说一不二）。邻居说，你家大妞性儿忐，二妞可不敢惹，这妞比个小子还势强，歪着呢。家里大人也不卫护，就笑哈哈地承认，可不，歪着呢，一天到晚就她难缠。他们数落着我的种种劣迹来印证我的“歪”和“势强”，说一阵笑一阵，像在谈论着一桩桩传奇。
一个人来疯的孩子对这种谈论很是得意——这些言谈貌似哂笑，骂骂咧咧，在她听来却像是赞赏。她无意中总是努力让自己匹配这些评语。
我常常替人打抱不平。偶尔因对手太强大吃了亏，也绝不叫苦。我乐于在大人面前炫耀，放学路上把谁揍了一顿，在课堂上怎么捉弄老师，等等等等。我的讲述会略过心里打鼓和踌躇不前，略过对方的挑衅和拳头，略过把别人打哭以后的心软和后悔，略过老师的责罚，只描述我是怎么欺负人的，直说到大人的巴掌就要拍过来，才洋洋得意地住嘴。别的孩子受了欺负总是找大人告状，让大人帮着讨回公道。这种事我可不干。我羞于承认自己的弱，任何时候都不为自己辩白。只要有人到家里告状，大人问都不问，便断定又是我欺负了人。他们嘴上作势骂着我，拿出家里好吃好玩的送给“被欺负”的孩子做补偿，向人承诺“好了好了，回头打死她”，等人走了，倒也并不认真责罚，顶多朝我脑门儿上戳一指头，“把你势强的”！仿佛他们也看穿了，我的“势强”不过是虚张声势，这“势强”后面还有东西，被藏着掖着，他们知道，但也懒得计较。
我常常在没人的时候拿出那张相片反复端详。
黑白小人儿的脸像一枚鸭蛋。眉毛又细又淡。眼神儿躲闪。笑得外强中干。好像随时准备往后退。真[屁] [从]，我想，太[屁] [从]了。我找出一支黑色圆珠笔，给她加了两道笔直上挑的眉毛。这一下，一切都对了。黑白小人儿面目焕然一新。黑白小人儿像戏台上的武生，穿铠甲，戴羽翎，横刀立马，威仪棣棣。他目光如炬。他眉心生出红火焰。
4
自我放大，也许是普遍的生物本能，连蚂蚁都不例外。它敢推动比自己大几倍的物体。有的蚂蚁拥有奴隶。哪怕有一天在凸透镜的焦点处瞬间化为灰烬，蚂蚁也不觉得自己弱小。蚊子也不觉得。它的吸血装置构造复杂，犹如一部精密仪器。一只母蚊子刺破什么庞然大物的皮肤吸血的时候，大约和我们凿通一处温泉的感觉差不多——哈，地热，资源，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液体全是我的。
此刻我坐在一间屋子里，在一张桌子前，像每个上午一样，灌下一杯茶，打开笔记本。但我其实只想抓辆越野上路。过一段时间不跑跑长路我就手脚发痒。上路，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或者重蹈曾经走过的长途，驶过冰河或泥沼，跑到人迹罕至之地，停车四顾，人迹断绝——这才是能够取悦自己的事。但这些只是幻觉。此刻我就困守在这张桌子前，对着一小方屏幕，发呆或者絮叨。我当然知道，在发呆或絮叨和肆意远行之间有大阻隔，所以对向往中的很多事，也只是止于向往罢了。在向往的荒野里飞奔意味着必须运送肉体。必须对它，对这个要吃要喝要休息要排泄的东西妥当安排。越是在刻苦的环境中你越是得像个老黑奴似的小心翼翼伺候自己。这关涉太多，太麻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曾有的肆意偃旗息鼓；不知什么时候，你就从一个虚构的霸王变成了窸窸窣窣的小人。
步行上班经过的滨河公园种着许多观赏桃树。这些树每年暮春都会繁花累累，然后在枝丫上挂满桃子。那些圆鼓鼓的小毛桃很诱人，每年我都忍不住会摘一颗，放到闲置的茶荷里让它阴干。几天工夫水分就会散失殆尽，毛桃会变成一枚小小的木乃伊。薄薄的桃衣纹理卷曲，回环勾连。我是从十年前开始步行上下班的。自从我开始步行上下班以后，每年都会存下一枚小小的木乃伊。不用标记也可知道它们的年份。阴干的时间不同，它们的颜色也不一样。它们在一只小棺材一样的茶荷里杂乱无章地堆着，仿佛从那年以来我所经过的十个春天也这样堆叠起来，毫无章法。
里面的桃核是不是还活着，我看不见，也不能推断。据说如果温度和湿度适当，桃核的活性能保持近百年，比人还经活。可惜它们没有腿，不能自己跑到泥土里去。这活性也就只能是被保存的活性，是不能实现的活性。
隐形的缠裹与生俱来。在被隔绝的意义上，我们和一枚毛桃没什么区别：我们长在枝丫上，被阳光照耀，被虫子啃噬；我们从一朵凋落的花底下悄悄长出、长大、成熟，发出迷人的甜香，然后被吃掉，剩下核，被种入泥土，进入下一番轮回；或者像这样，刚刚长成个桃子的模样就被一只好奇的手从树枝上拧掉，被放在一只棺材一样的容器里慢慢阴干，作为某个毫无意义的年份标记，或竟是作为岁月本身杂乱无章的喻体，被随意堆放。
无限轮回，或成为一成不变的仪式，看起来都是永恒的。但这也同时印证了生命的全程被动。在这种被动之中，你怎么抱持始终不渝的目的？作为某种链条上的一环，作为无数个接踵而来的春天里的一次开花结果，你怎么可能另有一个与你的背景相脱节的目的？
5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被几个朋友拉到中原福塔顶层的观光玻璃栈桥上。
栈桥悬空，离地三百米。踏足玻璃栈桥的一瞬间，我大脑缺氧，意识一片空白。一阵眩晕过后，我很快回过神儿来。第一感觉是彻骨的寒冷。奇异的极寒瞬间灌注全身。确凿无疑，就是极寒，我被冻住了，四肢动弹不得，似乎稍有挣扎就会断裂。我感觉自己在膨胀，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沉重。那一瞬间我唯一能记起来的就是不知何时看过的一份资料——在寒带存活的生物体型都必须足够大，要庞大得足以抵御极寒才能存活。
在足以致幻的恐惧中，我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那个评语——“势强”。没错，我体内有一种强劲的“势”正在膨胀，它是倾向地面的，它正在把我连同这座塔，拖向地面。我被自己的庞大所累，正在不可阻挡地向地面倾斜。
每置身某种陡直而没有非透视封闭的高处——高楼的外置电梯，过街天桥，悬崖，观光塔，山间的悬空栈道或吊桥，哦，比如有一次是晋北悬空寺——理智便难以说服直觉。剧烈的身体反应总是让我难以再坚持要挑战自己的决意。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膨胀，立足之地开始摇晃、旋转，向某个方向倒下去。额上冒汗，脸色发白（别人的转述），下意识地攥紧或倚靠身边最近的固定物。我甚至不大敢看影视片中的楼顶打斗或游戏，更不敢看跳楼的剧情。那种情形让我感到头晕目眩，心口揪扯。我转过脸去，心里在喊，天哪，非人类。每一次由于参观而不得不走在一段玻璃栈道上，哪怕离地三尺，我都会感到十分别扭。我当然确信玻璃不会碎掉，但是直觉却不吃这一套，直觉在报警，提着的心就是放不下，我难以自禁地觉得一脚踩下去玻璃会裂开。
小侄子在不满周岁的时候，曾经被弟弟放在木盆里，端到悬空的外凸式防坠格栅上。防坠格栅是封闭的，承重数吨，放上去一个孩子毫无危险。刚刚当上爸爸的弟弟只是变着花样逗孩子玩，万没想到，那活泼爱笑的孩子在悬空的金属格栅上顿时呆若木鸡。尽管弟弟立刻把孩子抱了下来，但是，小侄子还是被吓到了，整整一天，安静异常，一双小手碰到什么都会紧抓不放。弟弟懊悔地说，没想到小孩儿也会恐高。数年前，弟弟曾经买过一套位于二十五层的房子。那房子位于一个文化广场西侧，视野极好，是四室两厅三卫的子母房，一大一小两套可分可合。谁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转手又卖掉。他说，他在那套房子里住过一夜。房间一直像树一样在摇晃，他说，太恐怖了，从高空坠落的幻觉怎么都克制不了。父亲病故之前，我们带他到开封去玩。在通向龙亭的台阶上，一向讲究仪态的父亲往扶栏外看了一眼，竟突然恐惧得四肢着地。那时我想起小侄子受到的惊吓，才意识到恐高是遗传的。
对陡直高度的恐惧在这个家族的血液里代代承继。与我们全部的经验和努力无关，与我们的理智和胆量无关——这恐惧，也是天赋。
在福塔顶层的玻璃栈桥上，我终于像个病人一样倒了下去。倒下时隐约听见一个声音，不要向下看，不要向下看。我在朋友的声音里醒来。我努力依照他们的提醒，站直，向前看。好的，我没有膨胀，也没有坠落。但我的双腿正像点燃的蜡烛一样在融化。过了好久（他们说，其实也就一两分钟），朋友们一边一个攥着我的胳膊建议，来，走一步。我勉强站起来。我看了看，退回去更近。于是我退回去了。
经过了走玻璃栈道的极端恐惧，我仿佛获得了对高度的短暂免疫。平生第一次，我斗胆坐到了百层高的旋转餐厅的玻璃幕墙边用餐而没有感到不适。但那免疫力只持续到我从高塔上乘电梯落地。极速电梯从一百零一层降到地面只用了十八秒。我看着层高显示屏。数字迅速翻滚。十八秒的坠落，在玻璃栈道上的感觉迅速恢复——极寒，膨胀，立足之地倾斜……我走出塔楼的时候口舌麻木。
我落地了。我告诫自己，再也不要登高了，不要不自量力，不要企图克服天赋，不要到这些界限之外的地方去。
6
相片上的黑白小人儿已经变得模糊，醒目的唯有那两道笔直上挑的浓眉。威仪棣棣。这个来自邶风的句子多年以前曾让我心中惊喜。从知道它的含义时起，这句子便参与了我对自己的想象：
我心如席，不可卷也。
我心如石，不可转也。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虚构中的那个人穿铠甲，戴羽翎，横刀立马，目光如炬，眉心升起红火焰。虚构中的那个人命势强劲，灵智锐利，百毒不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经在一所高校从教七年。因为要求板书，而那所高校当时还没有升降黑板，我必须穿着足够高的高跟鞋才能对付。我不认为给大学生上课还需要板书，但当时没有别的辅助，板书课程大纲是规定。我个子太小，即便穿上高跟鞋我的手也够不到黑板顶端。我只得踮起脚，把第一行字写得尽量靠上。九十年代初的高跟鞋简直就是刑具，细跟，尖头，鞋底和鞋帮有一种冰质的冷硬。脚很累，太累，课时连续的时候它们酸胀得似乎随时都会爆裂。筋骨的紧张从脚心一直蔓延到后脑，令人几乎难以正常思考。我只得向教务处申请，我的课程不要联排——脚踏刑具似的高跟鞋连续坚持两个课时，对我而言已经达到忍受极限。
紧张还不止于此。
每逢有课的前一天晚上，我都会反复检查闹铃。上课迟到超过一分钟，属于“教学事故”之一。而我太贪睡，容易睡过头。所以要定两遍闹铃。这些倒还罢了，习惯了也就没什么。要命的是，我的秉性里仿佛有一种自我折磨的特质——对于正在做的事，我受不了一处不完美。我受不了自己的讲述论据不确，受不了讲述呆板或板书凌乱，受不了我的课堂上有学生走神儿或不耐烦。
备课完成之后，我常常靠在沙发上，把几个小时的课程默默“预演”一遍。“预演”常常会在一些细枝末节处反复打转，黏滞许久。沙发上的人闭目塞听，心思专注，仿佛面壁参禅。直到两个课时的讲解在“预演”中被打磨得浑圆平滑。第二天，我在讲台上一边踱步一边东拉西扯聊大天的样子，骗过了许多人的眼睛。就连前去听公开课的老教师也觉得我的状态很放松，说，“这货在讲台上大模大样，跟个收租子的老地主似的”。事实上我只是忍住从脚底蔓延上来的胀痛，把默默预演过的过场——那些层层叠叠的一二三四，那些衔接和转换，那些典故、引述，以及为着逗乐的装傻，又过了一遍而已。很好，我感觉到了。台下的每个人都被我带着，没有一个开小差。他们专注而且惬意。随时会有人扔出问题。问题不出所料，我心里掠过一丝得意，这些或呆傻或刁钻的问题，都被我预先料到了。
这外强中干、自欺欺人的状态弄得我苦不堪言。
后来，当我突然提出离开高校跳槽到一家机关单位的时候，许多人大惑不解。高校收入尚可，稳定，清闲，被认为是最适合女人的职业。离开高校到一个并不显赫的机关单位，貌似脑子进了水。谁也不知道，我离开高校跟弟弟放弃那所户型完美的房子，原因是一样的。自幼以来伪装的势强，那硬撑的虚荣和难以言表的力竭，让我有一种恐高般的致幻感。我需要的只是想象中的机关工作的闲散——可以坐下来工作，不必穿刑具似的高跟鞋，不必连续几个小时把自己摆在讲台上，不必在上班前一天晚上反反复复预演，不会一不留神儿就酿成责任事故。就是这个几乎不能构成理由的理由，让我毫不犹豫地跳了槽。
所有的撑持和逃脱，都印证着看到相片的第一眼所获得的直觉：我跟我的幻象。一组叠影。两个互不认账或互相抵消的人。
7
从幼年开始被反复怂恿的“势”仿佛一直在积蓄能量。一种不可思议的势能，它的起点在云霄之上，它化身为格外旺盛的精力，化身为百死不悔的执意和近乎轻妄的自信，暴雨一般迎头落下，强悍，不容置疑。似乎总也消耗不尽的精力四面流溢。而任何一种念头，一旦兴起就不可遏制。
充沛的精力导致的芜杂，和某种对于空旷的嗜好往往势不两立。
许久以来，我不停手地为自己增加着什么，有时是学历，有时是职位，有时是对某个陌生体系的了解和掌握，有时是某个交往圈子，有时是虚名浮利，有时是和衣食住行无甚关系的物件。同时却又不能容忍赘物，不能容忍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像个最新版本的杀毒软件，对一切“多余的东西”——某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物品，或某种令人疲惫的人际关系，某种实在难以热爱的事务，等等——实施着凌厉的不留余地的清减。
这相互撕扯的秉性早已掌握了我。
某种莫名的厌倦总会累积到令人不能忽略的地步。我总是一厢情愿地估计，厌倦会在我的压制下自生自灭，但也几乎每一次，厌倦都不曾自生自灭。厌倦不仅累积，而且化合、膨胀，结果必是一场恶劣的暴发。这样的暴发规模并不大，也并不总是有显而易见的形式，所以，看上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我已经与某些事物之间划了一道界限。我很难跟什么人天长地久地相处，除非距离足够远，不常见面。为了减少别人的不适，我只好故意声明我的喜新厌旧，我对于间距的爱好。其实，我只是深知自己缺少那种始终如一的禀赋。
我很容易在一种旷日持久的相处中变得不耐烦。开始总是热情洋溢。热情澎湃而来，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但是，热情依然澎湃而来，难以克制。因为太猛烈，热情很快就用完了。这时候我才能冷眼看人。到了这个时候，疲惫往往也来了。开始，对方会被我的幻觉自动美化，但幻觉很快便会消失。眼睛一冷，我往往被真实的情形惊住——居然是这样的么？这怎么可能呢，我居然沉溺其中？尽管对方并没有错，对方也没有改变，但我被幻觉消退后的景象所打击，必会惊惶撤退。
在一番番被热情虚构继而被气馁拒认的友谊或爱情里，必然有一些，或全部，或局部，是真的吧。但是幻觉消失的时候，那曾经含在虚构中的真，也仿佛成了不堪斟酌的拟真。
8
去年春天，为装修刚刚拿到钥匙的新居，我与一家装饰公司签下合同。从形式上看这家公司做事很规范。他们对每个客户都会通过微信建一个服务群，群成员包括老总、分公司经理、设计部经理、设计师、设计师助理、工程部经理、监理师、工长，还有客户。
但这差不多只是个形式，真正打交道的也就是设计师和工长。设计师的职责似乎只是诱单。合同一签，设计师亦步亦趋的殷勤立刻消失。还有别的单子没有签下，比签下的单子更紧急。他一边支应着尚未签约的客户，一边找各种借口跟我拖延开工。而工长的忠厚之下埋伏着刁滑。他一路不停地建议，把建筑原件拆除换成他们的，加电路专线水路专线，这里拆一堵墙，那里砌一堵墙……不来？好吧。活儿干完了，他自作主张改了，加了，一脸无辜地说，记得跟你商量过的呀。浅灰色木纹砖本来素净淡雅，贴好一看，所有的缝隙都是雪白的，木纹砖贴出了水泥砖的效果。他又是一脸无辜，厂家的勾缝剂就是白色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用什么。然后建议，要不要加美缝剂，改成什么颜色都行。
他们操心的只是每个环节有多少利益可图，怎么才能赚到最多。这也没什么，毕竟人家为的就是赚钱。可恶的是他总要企图愚弄你，逼得你不得不见招拆招讨价还价。算计实在是太坏心情。即便如此，你的注意力也不可能穷尽每个细节。于是，双控布线遗漏了走廊灯，几处进出水接口因开槽深度不够因而微凸在墙面上，小吧台杯架因为进杯槽宽度不够所以我的酒杯统统不能悬挂，热水器与出水口的连接位置算错因而不得不加十几公分明管，诸如此类。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如此这般的旮旯会溢出预估。能自己修正的我就自己动手修正，不能自己修正的我也告诫自己尽量忍着不去做无谓的啰唆——木已成舟，说也无用。
这样的粗陋、不方便，几乎遍及各种事务，可以说是缺陷，但因为大家都能将就，也可以不算缺陷。如果你对所有的小毛病不将就，那就会显得太挑剔。挑剔是一桩累及人品的秉性，在伊城，这秉性被叫作“各色”。各色，意思是认死理，不宽容，和众人不一样，不好相处。这么一定义，你还敢认真么？
一般而言，如果跟对方难以在一个基准线上对话，那最好不要在需要高度默契的事务上合作。避免不对等的合作，也许是最灵巧的回避了——我认真我的，你敷衍你的，彼此不聚头，也就不至于因此自坏声名。但事到临头，我总是先信了人的表态。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特别善于事先承诺。你面对那么动人的表态，不相信简直纯属心理阴暗。
一次主题讲谈后，活动的承办方发布了未经校勘、意思拧转的“记录”。这在别人看来也许根本没什么。连活动主办方的一位搭档都说，其实根本没人看那么仔细。承办方都那么辛苦了，不感谢也罢了，还非得抠字眼么？但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意思拧转的“记录”。我平时甚至受不了一份文档出现姓名分行、太多的感叹号或省略号、首尾段落过长、分段太碎或不分段、引述多到没有几句人话、大词儿或流行语太多，等等等等。接受断章取义的转述仿佛吞下异物，我做不到。在建议修改无果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了不转发。这努力隐藏的不满意，还是被对方觉察到了。然后的事可以想见。那几个人挺夸张地互相安慰：辛苦了亲爱的。感恩你的费心亲爱的。谢谢你的参与亲爱的。
我呢，成了一个抠字眼儿、挑刺儿、不知“感恩”的东西。我一见到谁随便使用“感恩”这个词就觉得腻歪。这实在挺滑稽的。这个渊源于宗教意义的词，本来是指人对造物主的感情，人与人之间无所谓“恩主”也无所谓“感恩”。我艾特了一下那个“感恩”帖，说，当你对人类表达谢意的时候，用“感谢”就行了。我一点儿都没有为自己的刻薄感到惭愧。想到许多次勉为其难的隐忍，我一下子松了口气。在某些时候显得不厚道也无所谓，我仍然不同意被篡改。
唯有在邂逅极少数的事物时，我的挑剔才会得到呼应。极少数的事物，有时候是一款材质精良的厨具，有时候是一支无损音质的《虚构》，有时候是一片瓦蓝如洗的天空。我们尽管不一样，但也总会有对某些事物怀有同感的时候。用过那样的厨具之后你也会扔掉所有粗制滥造的厨具，听完无损《虚构》之后你也会受不了哇啦哇啦大叫的狰狞乐曲，你也会明白，尽管美好事物是罕见的，但遇到它们的每一次，都会让人确认“挑剔”与“刻薄”的道义。
粗劣依然无处不在。粗劣并不因为我的不容忍就会减少。很多时候，他们解释，都是这样的，别人都没说这样不行。我注意到了，有太多的“别人”比我能将就。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那两个显得刻薄、不讨人喜欢的字眼——不行。
我说的“不行”太多了。在越来越多的不一致中，这些“不行”、不认可后面，往往跟着别人的愤怒和我的自疑：所有的不满意都只是由于，这些事情所达到的水准跟我心里那个标高有距离。那么凭什么，在我手里的就是标尺？
生活本来就被固定在这个当量之内，纵然百般着意、斤斤计较，事情也还是会按照这个当量固有的水准去展开。也许，和我匹配的就是这种漫不经心，这种煞白的地砖缝、意思拧转的记录、勉强达到流畅级的音乐、总是被雾霾遮蔽的天空。一边开车一边想要瓦蓝如洗的天空，难道不正是人们所说的“过分”？
9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刻薄秉性，我开始认识卫滨的时候，恍惚遇到了另一个自己。在许多沸反盈天的热闹里卫滨都是沉默的，从不主动交流。但凡开口，必是一语中的。我对这个话少的人有一种近乎尊敬的友谊。
卫滨跑过许多远路，而且车技过硬。我因此把他拉入了“七人行”。“七人行”是一个人员固定的自驾越野小组，每次出行带两部车。卫滨加入后，提出愿意独力负责团队后勤。八个人不算多，但因为每次行程漫长，且往往途经不毛之地，所以，后勤补给是一件最麻烦的事。虽然费用是分摊，但卫滨常常自己花钱贴补，尤其是一些非必要的补给，比如烟、酒、随身小药箱、环视太阳镜、频谱护膝，都是卫滨自己掏钱为大家添置的。开始大家还客气着，后来知道了卫滨令人瞠目的家底，也就不再虚套，什么时候缺了东西，就朝卫滨喊，总管，烟没了，总管，酒没了。随着卫滨的加入，越野小组出行途中的生活水准有了改善，在出行路线规划上也减少了一些补给上的顾虑。
团队名称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因卫滨的加入而改变。由八个人组成的“七人行”团队有一阵子变得气氛热烈，热烈得让我有点不适应。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人和人之间这样的热烈是不能长久的。不过我倒也惬意于这种热烈。毕竟，一个热烈的小团体，让人觉得仿佛多了一重结实的依靠。
随着交往渐深，越野小组里的人对卫滨的额外付出由最初的感谢到理所当然，再到习焉不察，最后，卫滨的额外付出成了义务。偶尔缺了什么，总有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土豪”表示不满。卫滨跟他们不一样，不习惯当面辩解，更不习惯把不满表示得那么明确。卫滨表示不满的方式是，每次返回伊城后跟我单独喝场酒，闲扯他的出行心得。这闲扯里面当然包括了人物品评。沉默的人，眼睛真毒。他指出某个人的不堪时总是一针见血。我一边暗暗叹服，一边惭愧自己的麻木——是啊，越野小组也和任何一个群体一样，有专注于诱单的设计师和善于耍滑头的工长，只是我没有察觉罢了。
卫滨的挑剔从不直截了当——不指向当事人，而是跟我聊聊就罢。直到最后一趟同行，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卫滨的不满（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卫滨的态度也许不止于不满，而是鄙薄）。但因为这些挑剔的准确，或许也因为我自己心里潜伏着未经甄别的不满意，我受了催眠一般，从对一个人的疑惑，到勉强敷衍，再到难以接受，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完成印象转换。可叹的是，我对人的不满从来是不知掩饰的。远行团队的人都感觉到了这种生分。这生分仿佛会传染，生分也在他们彼此之间扩散着。谁都不知就里，他们把这种匪夷所思的隔阂归结为“缘分已尽”。“七人行”出行的人数渐渐减少，乃至不得不解散。
“七人行”解散以后我总是回想起那些一起走过的长路。我兀自伤神，也常常无端想起卫滨眼神里偶尔出现的空白——我把那种含义不详的眼神称为“空白”，因为我难以理解它的含义，还因为每当那种眼神一出现，我都有一种直觉：谁又做错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讨嫌的话。
最后一趟出行只有我跟卫滨两个人。我们打算先到西安，加入那里的陕甘青越野大队，穿过秦岭和青藏高原到可可西里去。除了又加固了一下越野，途中所用装备单子是我列的，卫滨一样一样细心备齐。车到豫陕交界，我们停下来加油，在一家小馆子吃烩面。服务员放下碗筷刚刚转身，卫滨拍下一张百元钞，拖着我就要离开。我问他要干吗，卫滨说，你没注意？这女的看人的眼神像个鸡，我真怀疑这是家黑店。我回头看了看。那女人身形不错，走动起来风摆杨柳。挺好看的，我说。卫滨很惊讶，你没注意她的脸？一脸贱相。
那一刻，我又一次注意到卫滨的眼神。那种曾经多次出现的神情，我一直称之为“空白”的神情，在那一刻又出现了。只不过那一次因为针对外人，那种含糊其辞的“空白”陡然间显得含义清楚。
一瞬间，我觉得筋骨发凉，仿佛衣缝里爬进一条蛇。
完美的卫滨看不惯一切——太热情或太冷漠，太直爽或太世故，太殷勤或太骄傲，太钻营或太潦草，太正经或太不正经。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种。而我正在适应这个完美的判断系统，努力成为一个“没有毛病的人”，一根企图丈量别人的标尺。这画地为牢的一年，我从自己的朋友圈中减去了“不像样”的队友、“不像样”的同事、“不像样”的同学、“不像样”的爱人。直到，在许多个午后或者夜间，我从睡眠里醒转，一睁开眼睛，第一念竟是觉得自己“不像样”。
我知道，我中邪了。
10
当彼人一直挂在嘴边的攀登雪峰成为一件对我而言再也不可能的事，当不得不说出“你自己去吧”的话，我正窝在沙发上进食。
身体之内的渐变正在显现它必然的形状。身体变得沉重，又或并非更沉重，而是身体的“势”改换了方向——它正在沉坠，与攀登反向。身体正在降落，它对所有的高飞便不再产生同情。这由衷的不认同，这对于当初的背叛，与骨肉的衰竭相伴生，完全不受意志的左右。没有什么比身体的局限更能让人尝到拘束于牢笼的滋味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没有气力再尝试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反生活”——在没有目的地的长路上，在宿营地，在筹备中或者休整期，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而我不得不试图和这副动不动就出故障的躯壳妥协。
我摸着弯曲一下都会疼痛的左膝，我的确跟不上那个行动迅如疾风的野人了。我说，你另外找个人去吧，找一个还能够跟你一起攀爬的，男女都行。
我曾对精神或灵魂之类的玄虚之物坚信不疑，以为人的判别力和意志力即便不能穿透一切，至少也是可靠的盾甲，足以抵挡一切对于自我的侵袭。只是，当身体在时间之中慢慢沦陷，那些被高举的附着物竟也随同沉落。毋庸置疑，人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识，人对他人的好恶，都在随同身体转变。橘生淮北则为枳。正在衰败的身体之内，生长出来的是退守与防备。被我们企图一分为二的东西原是荣枯一体。它们甚至不是同一个体的内外面，而只是我们对同一个体的不同称呼。所谓精神或灵魂，就窝藏在体内的每一枚细胞之内，在肉眼不可见的分裂或收缩之中，犹如疼痛或饥饿，不是身体的衍生物，而是身体本身，是身体的枝叶上泛出的颜色。
人生到此，我才真的认清了那个被戴在我头上的“势强”。
那个亦贬亦褒的评语，从来就不是指称我的力量，它指称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由身体的蓬勃旺盛而自然形成的胆气和执意，一种由内而外的冲击，一种澎湃不可阻挡的生长，犹如火山灰冲天而起，犹如洪水决堤而下，建设，也毁坏，浇灌，也淹没。这箭在弦上的“势”，从一个健康皮实的孩子身上生发而出，一定曾让大人们暗暗感到某种含着醋意的欢喜，哦，这不知死活的孩子，好奇，生猛，什么都想试试，什么都敢招惹，磕破了头也满不在乎，吓破了胆也咬牙不认。这让他们的谈论充满了惊叹：哈，这孩子，歪着呢！
奔流浩荡，泥沙俱下。那一往无前的猛势终于在辗转跌宕的长路上慢慢消尽了力量。湖池澄净，水草蔓延，鱼虾滋生。一个少年，一个混账放肆的孩子，很快成为世事洞明的成人，再成为盘根错节的老者。
说出告别的一刻牵肠挂肚。
难以确知是什么导致了他和我的不同，但他的确和我不同。他依然混沌，流势还在。很难想象这个人也会颤巍巍地手拄拐杖昏然老去。这奇异的气势令人迷恋又惊恐。而我终被自己的力竭所困。看着这个野人，我也有一种含着醋意的欢喜。你去撒野吧，我说，找个跟你一样不着调的人同去。
那时我想起一位诗人。她耀眼的才华也终被喂养身体的力竭所困。她说，肉体是一堵墙。她自己亲手推倒了那堵墙。
11
有一阵子我常常梦见考场。一沓天书般的卷子摊在面前。题目太多了，我一道都看不懂。我对着那些题目苦思冥想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奶奶的絮叨：胎光吸走了，幽精出来了，慧根被啃了，人就发痴了。我想我是痴了。梦中的考卷上文字消失，文字化为一幅画像砖拓片，拓片上有一棵根系婆娑的小树，我认出那正是我的慧根，它正在被一只状如海马的幽精慢慢蚕食。终场铃响了，我在白卷上写下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总是由一些神符般的密码构成，我的手写下名字时仿佛被外力操控，我看着自己写下的名字却不能辨认。
梦境的奥义难以分析。
自幼至今，从未有什么考试让我感到过困难。除非故意自黑，我的每一场考试成绩都堪称“无损”。仿佛特为打击我的自负，梦中考场上那一沓天书般的卷子，终于把我难住了。
像梦中考场一样让我沮丧到自鄙的事常常突然降临。
一次网络故障就可以彻底制服我。故障像一座隐形的王屋山，挡在我正在走的路上。这是一座符号的王屋山，我丝毫不理解它的运作系统是怎样指挥了这场罢工。我不知道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电线与接口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联系。重复连接的尝试经过了所有可能的路径，错误提示始终不变。沿着错误提示追索下去，我一趟又一趟绕回最初的问题。那时候我一再想起让我交了白卷的梦中考场，我意识到的确有太多的题目是我不能进入的，那棵根系婆娑的小树在这里没有延伸它的枝丫。而这样如入五里雾中的绕圈，办公室的小孩一下便可跳开。他随便动了几个键，拔下某个插头再接上，故障排除了。我看得明明白白。在问题又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原样操作一遍，却一如既往，坠入那个永远不得其解的雾幔之中。其实完全可以放下它。但平地生波的故障像一片荆棘在胃部倒伏，那里有一大团郁闷结成了硬块。
我执拗于独自打通这些关卡，即使这种打通毫无必要。被阻隔在自己并不曾设立目标的路上会让我懊恼不已。我坚信是有通途的，而且，我毫无根据地觉得我能找到，就像在梦中考场上我会面对一堆天书般的题目坚持到终场。终场铃在我脑中一遍遍响起，我跟那个路径之间依然隔着鸿沟。我跟我企图要解释的物事之间语言不通，只能平白猜测。我甚至不了解题目设置的前提。为什么点击一个客户端，无穷的信息便会在我眼前展开？在信息源和我手掌下的鼠标之间，都经过了什么？某个闪念，怎样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传导化为了可以瞬间被解析的文字、图像、视频？智力在这样的雾幔中左冲右突而不得其门。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题目的外围转圈。
这是一种极少经历的、令人无可着力的失控，犹如溺水——我凭着对自己水性的自信游到了一处深不见底的水域。水势浩荡，而我的力气用尽了。大水簇拥，举起我的脚，按下我的头。枝丫婆娑的小树在无形无迹的迷宫中倒伏。命势衰弱，杂念丛生，灵智隐蔽。
的确，有太多的事物远远大于我，有太多的题目是我不能进入的。形形色色的梦中考场正在毫不留情地打击那种虚构的“势”。它们会以乱码般的语言系统，把我变成一个根本不具备对垒资格的局外人，一个貌似势大力沉却无从措手的莽夫。
12
第一次想到时间的虚妄，是在新疆上空，在西行的飞机上。
彼时晴空万里，透过舷窗向下看，入目的是灰红色背景中大片大片的蛛网般的白色线索。蛛网是不规则的，线索的走势类似国画的披麻皴，气势夺人。那是山脉间已经干涸的河道。在这些自然弯曲的河道之间，偶尔会出现一段戗直的拉链般的色线。那是人工开凿的水渠。然后是断断续续的红色凸起，是传说中巨大的火焰山。仅仅用了十几分钟，那些曾需要数载苦行才能翻越的山脉便在下界晃过，让人觉得“天上方一日，世间已千年”并不是神话中的虚构——并不是飞机的速度有多快，而是天上相对于世间，距离是浓缩的，正如地球自转中的两极相对于赤道；进而，所谓“时间”，在“天上”也浓缩了。
我们寻常所说的“时间”，只是在和身体的涨落动定相关联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存在的只是星辰的位移。在浩瀚不可思议的太空中，有几颗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星球——太阳，月亮，地球，它们的相对位置决定了我们的年度、季节、昼夜、时辰、分分秒秒。“时间”存在的全部证据，不过是太阳的出没、月亮的圆缺、钟表指针在表盘上重复转圈，以及，一个人或一些别的生物，出生了，长大了，老了，死了。
更远的那些星辰离我们有多远？那种令我们终此一生也不可能看到尽头的距离，只能使用光的移动来描述。我们依附其上的这颗星球正在围着太阳转圈。光也出发了。这颗星球兜转一圈，光也向那颗星辰的方向行进了一年。这种可以瞬间穿越三十万公里的无形之物，它在奔赴某颗星辰的长途中走了一年，却还在这段路程的起点。一种特殊的光——我们的视线，正在投向某颗米粒般的星辰。视线穿过的空间只能在想象中展开。空间展开的过程在不可思议的距离中仿佛失去了尽头。看星星，意味着一个过程的无穷无尽，意味着时间的不存在，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巨大背景的双重失控——不仅不能思考，甚至不能眼见。这不可泯灭的隔阂，是意识对于物质世界、对于一切无限事物的缴械。唯有在这种遥远得令“视野”一词不再成立的空间中，时间才会被怀疑。
这怀疑从接触天文课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我盯着黑色背景中的太阳系模型，用力想象在那个乒乓球大小的蓝色球体上，我在哪儿，有多小。我想起小数点后面若干位的小数。再远一点，这个星球也像我一样渺小，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在那些模型旁边，所谓语文数学物理等等，都只是我们的煞有介事。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都是不成立的问题。人和天体太不成比例。我们这个物种所经历的全部所谓时间，都不够用来让一个人的视线到达某颗星辰。
很久以前，每到满天星星的夜晚，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米粒般的亮点，我总会被一种莫名的恐慌所包围，仿佛早已窥见了人世的轻忽与偶然。如今我陷在雾霾里，偶尔才能看见它们。我正在看着的是它们曾经的模样，是人类没有出现以前的模样，就是说我和它们并不在同一种时间之中。或许此刻它们已经消亡了，我看到的不过是它们消亡以前投射的光芒。那么，我和它们也不在同一重空间里。从始至终，我们一直处在这样的隔绝里，在这庞大不可思议的诡异中，在一种绝对的被动里。所谓时间，正和一切在视野之内的存在一样，只不过是虚拟中的又一道围墙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