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谈，一九六九年出生，作家、诗人。一九九一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至今出版六部短篇小说集，其重要作品有《鲁迅的胡子》《China Story》《透明》《林荫大道》《赫本啊赫本》《公羊》《中国鲤》《夏末秋初》《芭比娃娃》《发生》《在酒楼上》等。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出版诗集《截句》，提出截句诗歌新文体及其写作理念。二〇一六年一月主编《截句诗丛》。二〇一六年六月出版诗集《诗歌是一把椅子》。二〇一七年七月出版诗集《给孩子的截句》。二〇一八年四月出版诗集《童谣》。
在为孩子们写完一本诗集之后，有两三位文学界好友问我是否会写童话故事，我说已经写了。他们提醒我：在中国很多批评家和成人作家心里，为儿童写作的作家，也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其文学地位是无法和成人文学作家相比的。我相信他们的话。我在知网和中国学术资源网站查阅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最新研究文章，发现有分量的、有前瞻性的批评非常少。但是，我是依照个人感觉做事的人，想好了就会去做。
我出生于一九六九年，被划归于中国六〇后作家。这样的代际划分，学术上的深层意义是什么？作家的作品一定要带有出生年代的经验和记忆才算合格吗？作家很难卸掉后背上的时间盔甲吗？话说回来，即使这样划分，一九六五年前出生的作家和一九六五年之后出生的作家，因受意识形态影响时间的不同，其文学理念、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有明显差异，这方面的文学差异性又有多少篇批评研究过？
为儿童写作的作家被称之为儿童文学作家，这样的表述看上去很自然，其实隐藏着文学观念上的落伍、文学想象和文学追求上的自我矮化和自我满足。现在已经不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童话的世界意义，我们的孩子需要新鲜的文学。
批评家和作家有一个阅读共识：真正的好童话孩子和成人都喜欢阅读，然后会长久记忆；真正的好童话比成人文学更没有国界。虽然抵达童话的杰出之路非常艰难，但童话的世界意义终归是终极的且具积极意义的写作审美标准。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标准，所以才要鼓励中国作家（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作家们），多为孩子写些作品，同时打动成年人，而现在“儿童文学作家”的称谓已经延用了几十年，已经不能从心理层面为作家们助力，或者说这种称谓已经不能让作家心里有更多的成就感，或者说这种称谓已经让为孩子写过作品且“功成名就”的作家们不自觉地固步自封、长时间沉浸在旧式的喜悦和满足里。
所以，我认为，为孩子写作的作家应该称之为“童话作家”，而不能再是“儿童文学作家”。人都需要名字，因为名字是长久的命运暗示和自我启迪。名字不好，不恰当，可以改。时间来得及。
清华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了写作课，在二〇二〇年之前，清华大学全科系本科生都要接受写作课的指导和训练，这对青年学子形象语言、逻辑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帮助，同时也能树立他们在未来社会里展现自我的信心，意义很大。
在国外大学里，写作课基本上是通识课，老师的教学样式新鲜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比如，国外的写作课特别重视学生的口语讲故事的能力。老师让学生一个一个轮流站在讲台上，每个人都要讲一个令人发笑的故事（可以是自己的故事，也可以是读过的或听来的故事），如果同学们没有笑，你的故事讲述是失败的，下一堂课要重新来讲。我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推荐给了很多有孩子的朋友，让他们和孩子相互讲故事，培养孩子从小对故事的兴趣，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说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因为互联网已经是我们的水和空气。这个时代，此时此刻，智能机器已经开始登台上位，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在不能完全想见的未来，对孩子想象力和感受力的培养和重视，对孩子好奇心和专注力的保护和指导，都是极其重要的。
孩子是人类的初心和未来。向孩子学习，并感恩孩子，是我们的终身学习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