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现我有一点文学才能的， 是一个姓张的高个子老师。那是我在村中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 又加上学时年龄较小， 母亲给我缝的还是开裆裤。为此， 常遭到同学的嘲笑。有一个名叫郭兰花的女生， 特别愿意看男生往我裤裆里塞东西。她自己不好意思动手， 就鼓励那些男生折腾我。男生折腾我时她笑得点头哈腰， 脸红得像鸡冠子似的。后来， 这个那时大概刚从乡村师范毕业、年轻力壮、衣冠洁净、身上散发着好闻的肥皂气味的高个子张老师来了， 他严厉地制止了往我裤子里塞东西的流氓行为。
他教我们语文， 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的脸上有很多粉刺， 眼睛很大， 脖子很长， 很凶。他一瞪眼， 我就想小便。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训我， 我不知不觉中竟尿在教室里。他很生气， 骂道：“你这熊孩子， 怎么能随地小便呢？ ”我哭着说：“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 他让我到讲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写井冈山上毛竹的课文， 念到生气蓬勃的竹笋冲破重重压力钻出地面时，课堂上响起笑声。先是女生吃吃的低笑，然后是男生放肆的大笑。那个当时就十七岁的、隔年就嫁给我一个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赵玉英笑得据说连裤子都尿了。张老师起先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训诉大家：“你们笑什么？！ ”待他低头看了看我， 便咧咧嘴， 说：“别念了， 下去吧！”我说：“老师， 我还没念完呢。”因为我念课文是全班第一流利， 难得有次露脸的机会， 实在是舍不得下去。张老师一把就将我推下去了。我堂嫂赵玉英后来还经常取笑我， 她摹仿着我的腔调说： 春风滋润了空气， 太阳晒暖了大地， 尖尖的竹笋便钻出了地面⋯⋯
张老师到我家去做家访， 建议母亲给我缝上裤裆。我母亲不太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缝上裤裆后， 因为经常把腰带结成死疙瘩， 出了不少笑话。后来， 大哥把一条牙环坏了的洋腰带送我， 结果出丑更多。一是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大会上背诵课文时掉了裤子， 引得众人大哗; 二是我到办公室去给张老师送作业， 那个与张老师坐对面的姓尚的女老师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说不打， 她非要打， 张老师也要我打， 我只好打，一打， 裤子就掉了。那时我穿得是笨裤子， 一掉就到了脚脖子。尚老师笑得前仰后合， 说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 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题。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 张老师大为赞赏。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 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 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 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习。有了这样的成绩， 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题。
后来我当了兵， 提了干， 探家时偶翻箱子， 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 很是感人。因为文化大革命， 我与张老师闹翻了脸。我被开除回家， 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 心里冷若冰霜。重读那些批语， 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地恨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的锦绣前程。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 如果保留下来， 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呢。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 经常忆起会作文的辉煌。村里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劳改的“右派”， 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 当过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一个生产队， 经常在一起劳动。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识。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 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 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 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 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 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梦。我问他：“叔， 只要能写出一本书， 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 ”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 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事。大概从那时起， 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了。别的不说， 那一天三顿吃饺子， 实在是太诱人了。
1973 年， 我跟着村里人去昌邑县挖胶莱河。冰天雪地， 三个县的几十万民工集合在一起， 人山人海， 红旗猎猎， 指挥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着湖南民歌《浏阳河》， 那情那景真让我感到心潮澎湃。
夜里， 躺在地窖子里， 就想写小说。挖完河回家， 脸上脱去一层皮， 自觉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跟母亲要了五毛钱， 去供销社买了一瓶墨水， 一个笔记本，趴在炕上， 就开始写。书名就叫《胶莱河畔》。第一行字是黑体， 引用毛泽东的话：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一章的回目也紧跟着有了： 元宵节支部开大会， 老地主阴谋断马腿。故事是这样的： 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连长赵红卫吃了两个地瓜， 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队部开会， 研究挖胶莱河的问题。他站在毛主席像前， 默默地念叨着：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念完了一想， 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 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呢。正胡思乱想着， 开会的人到了。老支书宣布开会， 先学毛主席语录， 然后传达公社革委关于挖河的决定。妇女队长铁姑娘高红英请战，老支书不答应， 高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马主任。高红英与赵红卫是恋爱对象， 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 他们说： 为了挖好胶莱河， 再把婚期推三年。这一边在开会， 那一边阴暗的角落里， 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 想把生产队里那匹枣红马的后腿砍断， 破坏挖胶莱河， 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这部小说写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 原因也记不清了。如果说我的小说处女作， 这篇应该是。
后来当了兵， 吃饱了穿暖了， 作家梦就愈做愈猖狂。1978 年， 我在黄县站岗时， 写了一篇《妈妈的故事》， 写一个地主的女儿( 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 离家出走， 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 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 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篇小说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天天盼着稿费来了买手表时， 稿子却被退了回来。后来又写了一个话剧《离婚》， 写与“四人帮”斗争的事。又寄给《解放军文艺》。当我盼望着稿费来了买块手表时， 稿子又被退了回来。但这次文艺社的编辑用钢笔给我写了退稿信， 那潇洒的字体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摇头摆尾。信的大意是： 刊物版面有限， 像这样的大型话剧， 最好能寄给出版社或是剧院。信的落款处还盖上了一个鲜红的公章。我把这封信给教导员看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行啊，小伙子， 折腾得解放军文艺社都不敢发表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讽刺我还是夸奖我。
后来我调到保定， 为了解决提干问题， 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 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 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 上课不用拿讲稿了， 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 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终于， 1981年秋天， 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