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年多前，母亲与“死神”相约——她罹患了癌症，经受了恶性肿瘤患者都要经历的过程。己亥年正月初三那天，她“如约”走了，享年八十五岁。跟很多病人一样的结局，这没有什么不平常。
同时，像所有的癌症病人一样，她其实一点都不想承受那些毫无意义的痛苦，却又不得不一个一个承受完毕，一点都没少。在她还没有患病的往日，我们一起闲聊，不止一次触及过安乐死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我看到的一个案例：湖北武汉一个中年男子帮助久在病榻生不如死的母亲结束生命，随后自首，坦然去接受法律惩处。这个案例，我并不确认是真实事件还是虚构的“鸡汤”类文字，也忘了是从哪里看到的。只记得当时母亲一再为那个被判刑的儿子打抱不平，抨击法律不公正，表示非常赞成这位儿子的做法。而在她病重后期医生和我们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她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早点结束。
由于没有治疗手段，她不愿意住院，我们把她接回家，勉力做尽可能的护理与陪伴，并费尽周折给她找到了最新的美国抗癌药PD-1。在肿瘤复发疼痛度加重难以忍受的日子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听着她虚弱而揪心的呻吟又无能为力中挨过的，这种日子，可能算是世间最残忍的事情之一吧。终于有一天，我听到她用了很大的声音与父亲争吵，情绪激烈且有些夸张地指责父亲“自私”“什么也不敢承担”等等。我赶紧冲进“病房”去调停，只见父亲站在床边手足无措，虽然慌张但是立场坚定地摇着头，嘴里喃喃说“这怎么能行”……原来她在向我父亲讨要艾司唑仑片——一种常见的安眠药。她的意思，是要攒起足够致死的药量自己去结束。看到我进来，母亲转向我，表情悲愤交加。我咬紧牙关安慰父亲说给吧，我做决定了，我来承担一切责任。这个“决定”究竟是合乎她的心意，还是让她感受到人生真相的冷酷而更加绝望，我来不及细想。总之这暂时让她稍微平静了下来。为了减弱这个场面的尴尬与压迫感，我故作轻松对母亲开着玩笑：老太太你这是不把我送进去不算完啊。
事实上，母亲并没有机会吃那些药。因为虚弱和痛苦，她被折磨得连吃正常的药物都很困难，遑论吞服几十片安眠药。尴尬要命的肿瘤部位导致她无法坐起，也不能以正常姿势平躺，只能侧卧着，间或用残存的余力勉强调整一下位置，以便让自己舒服一点。而她每一次的挪移，无论是自主，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都是痛苦万状。在她病重后期，她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饮食极少，形销骨立，卧床挣扎，每一次大小便的艰难程度都不啻一场酷刑，我们每天都要多次帮她清理擦拭。这不仅是要尽可能避免褥疮，更因为她生性清洁成癖，一点点感受上的肮脏与凌乱都不能忍受。这让她的痛苦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现在母亲走了，她承受了她生前所恐惧所厌恶的所有痛苦与屈辱，没能按照自己的生命观去实施理想的计划，这对她是个非常大的遗憾么？她究竟是后来已无力完成，还是因为对生命以及这个世界怀着留恋而下不去手？这个问题，我再也没有机会跟她讨论了。但我知道，痛苦与恐惧，决绝与不舍，纠结与悔悟等等，一定在病痛之外给她施加了超额的折磨与惩罚。这似乎一个警告：面对命运中的痛苦与折磨，没有什么人能够攫取到豁免权。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愿望和努力与实际结果成反比。
她在清晨的安睡中没能醒过来，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我并不因此遗憾。在她生病前后的日子里，在我们拥有的共同岁月中，我们已经把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生问题，包括无可弥补的遗憾与感悟，都重复总结无数遍了。但我们都隐约明白，至少是心存疑虑：如果人生重新来过，那些后来被总结认识到的各种遗憾或者“错误”，真的有机会得到纠正与避免么？那些被认为是“宝贵经验”或“深刻教训”的东西，真的能派上用场么？似乎并不乐观。命运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赋予你应有的性格气质，然后让你的人生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你一只脚轻松快意，另一只脚踏进深渊却不自知。我们帮她清洗、整理，穿上提前准备好的衣服。我们都平静地忙着，没有人号啕大哭，甚至连过度的啜泣也没有。我一边擦拭母亲尚有余温的遗体，一边与她做最后的告别：妈妈啊，你放心踏实走吧，也该走了，咱们再也不用受这个罪了，这个世界不值得你熬了。这时，我眼泪默默流下来。
我这个告别语并不合乎母亲的真实想法。她热爱生活，非常想活下来。这种自然而然的抒情倾诉，在当时有不得不然的情境。人总是脆弱的，情不自禁就要暴露肤浅，而暴露肤浅通常都是很轻松很舒服的。但我也不必因此而感到羞愧，就允许我暴露一次吧。只是，这个世界到底值不值得煎熬，我其实并没有权利代替母亲下断语。以此类推，任何人都没权力代他人决定人生的意义，即便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也没有。
人生艰难，凡事尽量不要那么轻率下断语。
二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母亲的一生却过得有些不平静。她喜欢看书，喜欢UFO和外星人的话题，还特别称赞刘震云的小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震云讲起这件事，震云拿出《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在扉页上恭敬题写“请某某阿姨指正”送给母亲，这让母亲非常开心。母亲总是喜欢思考那些纠缠不清的大问题，反思她一生的得失——当然，经她反思出来的人生不说一无是处吧，基本上都是失败。她长期失眠，往往到后半夜还在看书或者冥想。我曾经跟她开玩笑说，您老人家本来是个朴素的劳动人民，却过了一辈子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她平时的情绪通常都是严肃甚至压抑的，这一次难得大笑起来，然后沉默。
母亲1934年生于民国时期的热河省承德市（现今河北省承德市）。按照民国时期的区域划分，热河省在黑吉辽东三省外，一向被认为是“东四省”之一，城市规模小到可怜的承德市，是热河省的省会。日本人继攻占东三省之后，于1933年3月向热河挺进，民国部队未战先溃，华北战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热河省主席、热河前敌总指挥汤玉麟（即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中的“汤二虎”），在搜刮掠取大量民脂民膏后望风而逃，热河全境就此沦陷。据母亲讲，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日据”时期的承德市做一个银号的小职员，支撑着六口之家。在她五岁时外祖父死掉了，外祖母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自己的娘家讨生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岁月中，尽管一直都有“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的批判性说法，但在血缘宗法制支撑下的“投亲靠友”观念，大抵还是国人遭难落魄时非常重要也比较行之有效的生存原则。在当今时代里，这种传统信任即便还未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至少也是日渐稀缺了。
母亲经常对我回忆起1940年深冬外祖母带领她们回娘家以及到了那边艰难生活的经历。向北走出承德市不到十公里的关卡，日军拦截了孤儿寡母一行人，她们被怀疑是抗日分子的间谍，于是关进了普宁寺——承德人俗称的“大佛寺”中。她记得她那时发着高烧，躺在佛堂冰冷的地面上等死，但也许是有佛祖保佑的缘故吧，三四天之后她竟然奇迹般地退烧活了下来，然后继续上路。从承德市到赤峰市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承赤高速中间著名的茅荆坝开通了一条长达六点八公里的隧道，现在开车两个多小时就到。在茅荆坝隧道开通之前，所有北行的汽车经过茅荆坝都要走盘山公路，海拔升高到一千五百米，气温骤然下降。每到冬季下雪后，茅荆坝都被往来承赤两地的司机视为畏途，我小时候就不断听到有冬季行车熄火的司机被冻死在坝上，或者司机不得不点燃满车货物取暖最终逃出生天的传闻。
20世纪40年代，两地还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她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自己雇车，于是娘儿几个两条腿步行。这条路，当年她们走了将近二十天。从承德到赤峰的沿途，大部分路段都人烟稀少。据母亲说，如果不是茅荆坝上一户贫困人家收留和周济了她们，她根本没有机会走到赤峰，很可能就冻死在茅荆坝或者沿途上了。最终，她们在赤峰的亲戚那里得到了帮助，熬到了共和国新政权的建立。后来，我多次听她回忆她得到的每一次帮助，大抵都来自贫困穷苦的人家。
童年的这些经历，显然对母亲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许是过早地体会到了失去父亲庇护之后的世态炎凉，也许是兵荒马乱土匪丛生的年代在她的少年生活中留下了心理阴影，总之她变得敏感、多疑甚至有些神经质，不安全感、轻度洁癖、忽忽不乐伴随了她的一生。她疾恶如仇，憎恶权贵的趾高气扬与为富不仁，相信贫穷与美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种源自个人经验的认知非常朴素也非常简单化，很多时候，她对公平正义、正直善良与“坚持真理”等等道德品质的信奉与强调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这些粗放的原则性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听起来都是正确的，但并不能保证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必然正确，也无法容纳那些复杂多元的有厚度的人性元素。因此，她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受到她眼中的“不公正”，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与环境相安无事。这一点，很可能使她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喜欢争执的人，也让她的一生吃了太多的苦头。她的亲哥哥大她将近十岁，不知为了什么事，母亲认定他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在外祖母和几个妹妹最困难的时候“不顾家”“不负责任”，误解和怨恨使她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与哥哥的关系相当冷淡，并发出过“就是要饭也要不到你家门口”的怨言。这个心结直至晚年才释怀。而事实上，我舅舅本分厚道勤勉持家，辛苦了一辈子，无论经济状况还是工作环境，都远不如她。
随着“辽沈战役”结束，热河全境获得解放。1949年3月，她在赤峰市参加了新政权的初建工作，这时她不满十五岁。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工资制，没有薪水可拿，但供给制首先保证了她能吃饱，日常也偶有其他食物带回家，外祖母和家里后来比较多地依赖母亲这份工作。那是母亲记忆中最充实也最幸福的日子，她被包围在一个特别有爱的集体中受到了很多照顾。队伍中那些年长的大哥大姐都是穷苦出身，知道母亲家境贫困，大家都乐于帮助她，而最根本的帮助手段，无非就是节省下自己的食品物资送给母亲带回家去。用母亲的话说，“那绝对是真诚无私的”。她识字学文化并热爱读书的习惯，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养成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建立在资源短缺基础上经济分配的“公平”以及人与人彼此友善相助的“真诚”，对她世界观的形成再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她弄不懂太远大的社会理想，估计也不太明白“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从童年开始到现在的生活经验，似乎让她确信贫困与真诚、美德之间有神秘的联系。她因此热爱新政权和这个政权创造的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这或许就是属于母亲的朴素的“人民性”认知。
她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进入了共和国，可谓天真烂漫朝气蓬勃。大概今天很多人会嘲笑这份精神元素，或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或曰“左派幼稚病”。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吧。但是在母亲那里，穷人与美德的直观经验是她进入新社会的钥匙。她并不知道，仅靠“真诚”“单纯”这类词汇是难以识别和驾驭事物的真实性和复杂性的，她也不知道穷人不再那么贫穷之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三
新中国成立后，草创的各地政府普遍缺乏干部和管理人员。可能是母亲比较爱学习又能学习的缘故，推测起来，她应该在同时代参加工作的人当中表现比较突出又受到信任，所以她被组织从赤峰市调入热河省商业厅，十年后回到了她的出生地承德市。其时她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对于科层管理和人与人关系的了解基本上是空白。很快，现实的复杂与她想象中的“真诚”“单纯”出现了裂隙，她与新生活的“精神蜜月期”变得不那么圆满了。
很多细节我不太清楚了，过去她可能讲过，但我却没有耐心听完。她大概是在省商业厅办公室的秘书科供职，负责处理日常文件和一般性的机关工作，这与她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兴趣都有不小的差距。参加工作前她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工作后参加省直机关办的“机关中学”速成培训，比识字班水平高一些但也有限。虽说有这点文化在当时已经算个“小知识分子”了，但其实工作起来尚不足以得心应手。而她的个人兴趣全在“真诚”“单纯”这类初级的文学世界观上面，衡量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有时会情绪化，这是很难避免的。她的性格又不善于折中妥协，在“坚持真理”信条的鼓舞下往往与环境不能和谐相处。
她一生的工作挫折、苦恼，应该都与此有关，逻辑也大致相同。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似乎很少有开怀大笑心情舒畅的时候，经常是莫名其妙就郁郁寡欢起来。1955年热河省被撤销，商业厅解散，承德市由省会降级为普通地级市，但母亲工作分流却进了承德一家报社做新闻记者。终于能“单纯”地与文字打交道，这个经历让她骄傲了一辈子，后来每次回忆到这段经历，母亲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幸福感。不幸的是，这份理想工作她没能做多久。不知什么原因，似乎与“家庭成分复杂”有关——据说我外祖母的姐姐、母亲的大姨嫁给了赤峰当地一个大地主，那位大姨夫一生不问世事，每天只会在赤峰最有名的茶馆里闲聊天抽大烟，完全坐吃山空，家里的子女也大都不成器只会败家。外祖母当年带领孩子去赤峰投亲靠友，就是奔她家去的。母亲回忆说她当年填写审查表到“社会关系”这一栏时，出于诚实她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亲戚都填上了，这确实让问题变得有些复杂。总之她被调整出新闻单位，回归了商业部门，先在食品公司，后在蔬菜公司。到了“文革”期间，她下放在一家菜站卖菜，这种日子基本上持续到她离休。
过去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理解这些，现在似乎知道了——母亲应该是一个有严重“文青”倾向的人。我的文学启蒙教育，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她的书。在小学时代就开始阅读家里的藏书，四大名著、《史记选注》、《李白诗选》等等，我都是半懂不懂读完了。这些书有她自己购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她从单位或者市图书馆借的。我今天回忆这些奇奇怪怪的书都感到不可思议，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第一届文代会文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吉林师范学院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这些书今天还在我的书架上，大致是一个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视野。我不知道母亲是出于什么理由收罗了这些书，因为后几种完全超出了她的能力。现在我有点后悔没有就此认真询问她。但我相信母亲并没有读完这些书，按照她的文化程度，估计很多都读不懂。然而她的这些书，却意外地开启了我的文学之路。我不学文学，即使不说天理不容，也对不起母亲的那些书。
四
认真说来，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慈祥的母亲。
除了我小时候总是带我去医院打针抓药，或是带我求医问诊之外，通常她都是少言甚至情绪低落的。我从很小就能体会到因为她工作不如意、人事关系不顺洽带给家庭的紧张感和压抑感。由于父母都是干部，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生活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双职工的家庭尤其清冷乏味。父亲是个和蔼而无是非的人，在母亲莫名生气不快时，他无能为力，家庭气氛就更凝固了。
我印象中，母亲很少带我们出去游玩，甚至没有留下一张我童年时代与她的合影。我曾经假装抱怨这个问题，她总是说，那个时候天天下乡搞“四清”参加各种运动，哪有时间？又没饿着你没冻着你。由于父母都是有工作的人，那个时代双职工家庭的经济条件有很大优越性，与那些单职工乃至工农家庭的孩子相比，很多方面我都没有资格抱怨。但母亲一生的不快乐和压抑，始终在我内心有沉重的分量。
母亲是个性格两极化鲜明的人。对贫穷的邻居或者对她诉说困难的人，她从来都是慷慨的。我看过她一个记账的小本子，知道她这一生借出去而没有收回来的钱应该不少。另一方面，她对别人的态度又是挑剔和斤斤计较的，并且显得小气，她特别在意别人是不是“真诚”和尊敬。有时候她正如民间老话所说那样，经常是做了好事还落不下好。在她心情开朗时，她对我们是柔和的，甚至是溺爱的。但这种时候并不多。多数时候，她是易怒或者峻急凛然的。由于缺乏安全感，在她的原则性烛照之下，生存变得乐趣不多，是破绽百出的。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我高中一年级时陪她到北京的表舅家探亲。当时正是年少轻狂贪慕虚荣的时节，京城少年的洒脱自信和一口京腔让我很是羡慕，不知不觉中就难免要模仿学习，认为比较时髦。有一天我不知道对母亲说了句什么话，现在完全忘记了，估计是有些轻浮或者油腔滑调地让母亲觉得我有失尊重吧，她突然众目睽睽之下扇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时我虽然不够健壮，但已经是将近一米八身高的“大人”模样，这一记耳光超出了舅妈和表哥们的生活常识，他们无法接受一个高中生被这样不留情面地打耳光，猝不及防之下都吓坏了，慌乱地劝着她又安抚我。母亲点着我的名说：陈福民你想学这些不着调的东西还早，你要把这一套拿来对我你这一辈子休想！我愣在当场无地自容，心中一团乱麻很久回不过神，感觉在整个世界面前抬不起头来。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判断母亲的暴怒和尊严是不是过于夸张了，很大的可能，她打我并不仅仅是担心我学坏，更主要的是她觉得自己的尊严遭到了挑衅吧。我也无法想象，一个高中生被母亲几乎是当众无端打耳光之后是否还谈得上尊严。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的这个耳光我从没有忘记，但这一生，我俩从未再触碰这次“耳光事件”。我不知道后来我在母亲眼里是不是变得好一些了，但很可能从那一时刻起，我在心中开始慢慢滋长出对轻浮和油滑的厌恶感。有些时候这种厌恶感掩饰不住，就让我在他人眼里成了一个装逼犯。
她也不是一个会夸孩子的母亲。在我考上大学，考上博士，以及后来工作取得些微成绩时，她的表现都是淡淡的平常的，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按照今天的教育理念，孩子都是夸大的，应该每天得到表扬才能进步。如果一个差生考试经常挂科，偶尔一次蒙了个满分，家里的肯定都是欢天喜地感谢列祖列宗的。但母亲几乎从未夸奖和称赞过我，在她眼里，我应该是很不成器的人，无论对她还是对我自己的“才华”，都是有所辜负的。1990年代初期我在河北师大教书时迷恋上了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一次通宵麻将结束清晨回家，我蹑手蹑脚推开家门，发现她穿戴整齐收拾停当坐在沙发上等我，她说你现在是大学老师了，我也管不了你，我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就走。然后正颜厉色地宣布与我断绝母子关系。在我到了北京工作以后，她会关注我的朋友和同行，每当有朋友赠送新作或在刊物上看到熟悉的名字，她看我的那种眼神就似乎带着鄙夷，仿佛在说，为什么人家都写这么多而你啥也不干？她总是认为我太不努力了。我的懒惰与放任一定让她非常失望，今天想到这些，感觉真的是辜负了她。
五
母亲的痛苦，是认为自己的一生遭遇了全面的失败。到了晚年，她陷入总结反思中不能自拔，而她的每一次反思，几乎都是对她的二次精神伤害。这种伤害是循环性的和缺乏新意的。她有时也说，我是不是应该去信佛或者信个什么？但她从未认真尝试过，无欲无念的人生离她很远。
她热爱文学，喜欢读书，喜欢文字工作，但她工作的一半时间都在卖菜。
她内心善良，看世界简单，自认为一生真诚待人，却总是得罪人，被卷入各种是非中。
她并不精明，不善于计算与谋划，却总是梦想着发一笔什么财，并为此做过各种今天看来可笑而辛苦的努力。在改革开放起步全民经商大潮中，她承包过小卖部和小旅馆，长途贩运过蔬菜和牛羊肉赚点差价，但都不挣钱；听人忽悠去东北倒钢材，结果别说钢材，连个正经人都没见到，回程的车票钱也花光了，我父亲不得不求助东北的亲戚去给她送钱；后来她迷上炒股票，笃信广东一个骗子公司提供的“内部信息”，先付给骗子几千元咨询费，然后炒哪只赔哪只，前几年又做理财，在超市门口被两个卖理财产品口吐莲花的女人说动，立刻回家取钱跟着人家走了……
一直以来，我们都努力去接近她的目标，拼命学习投身文学研究，我们保护着对尊严的敏感，又始终友善地与人和谐相处，我们还努力去赚钱……
后来，当我们把这一切带回来给她看时，她却摇摇头，淡淡地说：这又不是我的事情，与我无关。她已经很难相信什么，也很少分享他人的进步与成绩。即使为了捍卫虚荣感难免向别人展示“世俗”成就，她在内心却从未真正为此骄傲过。她被失败感彻底抓住了。
其实，她只是渴望用自己的努力赢得自己的“成功”，赢得他人的敬佩和尊重。她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做到，甚至连做的机会都没有。晚年，她学会了用智能手机上网，查百度，在线支付，读各种公号的鸡汤文章，关注五花八门的养生理念。这让她更加睡不着觉。她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无论是现实政治生活带来的，还是自己性格原因造成的。她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意义，两手空空地走了。
但她不知道的是，她把自己的痛苦和失败感作为遗产留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用尽了全力——如果这些努力可以被称作爱的话——我们用我们的爱最终也没能说服她，没能让她相信，那些所谓的失败是多么不值得纠结的事情。我们尤其没有办法让她相信，她内心纠结与牵挂的人生痛苦和失败都不是事实。如果那算失败的话，无数的人所经历的失败不知比母亲大多少倍。只要你换一个角度换一种心情，一切都可能变得不一样了。她不相信这些，这是她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但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否能真正做到改变，其实并没有把握。
母亲此前一直都住在家里。直到去世前十几天，她全身脱水排便困难，陷入轻度谵妄，意识模糊。我们再次把她送进医院，这其实违反了她的意志。而且我们也知道，即使此刻抢救过来，也不过是让那无法克服的痛苦再延长一些日子而已。大年三十那天我们都在医院陪她过年，同室病友过来安慰和夸赞说：老太太你有福气啊，你看你家里人对你多好。很久没有言语的母亲这时忽然从昏沉中睁开眼睛，用虚弱但清晰的声音说：对我最好的人不在这里。
我们都愣住了，完全没有想到母亲会这么讲。大家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该说什么，心情都有些复杂。显然，母亲排除了在场的我们，这让我们有些失落，甚至感到有点受伤，有如一个表现积极的小学生伸长了脖子听老师念表扬名单，听到最后没有自己。但这句话让我们意识到，她的世界仍然是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始终有一部分没有对我们开放。她说的“最好的人”是谁？是父亲么？这一天他因为严重感冒没有跟我们一起到医院来。是我姐姐么？她在几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或者，我外祖母么？母亲生前多次“忏悔”对她自己的母亲不够好。或者，是茅荆坝上那户收留和周济她们的贫困人家么？抑或，是那些在她刚参加工作时热忱帮助过她的大哥大姐们么？这道思考题很难回答。如此沉重的谜，估计母亲自己也不能完全解开吧。
或许，那个“最好的人”从来都不在现实中。那更像是一个完美的不及物的世界，清洁无尘，在一个“真诚无私”的地方与她遥遥相望。
陈福民，河北承德人，1957年8月生。先后就读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新媒体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批评与阅读的力量》等，目前致力于边疆史地研读与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