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据说，今年是重庆“史上最热夏天”。
坐在农家乐大堂沙发上，等着同伴们办入住手续的间隙，我翻完了整整八个版的晨报，其中包括三版地产广告，以及一整版的中药丰胸软文，我甚至查看了所有大标题——是否精练，有无错字和歧义。这是一种职业病。
上述“史上最热夏天”，就是该报头版标题。超粗黑的字体使得它看起来有那么一些惊心动魄。而我总觉得有哪不对头——因为文内所采访的气象专家并没这么表述。那么，这就是记者本人毫无依据的说法了。当然，更有可能是编辑的后期“提炼”，似乎非如此不能呈现这种令人愤懑的烦躁。其实，类似极端表述在都市报上长期都能见到。看样子，我们已经很是习惯用“最”“史上”这些词汇来强化某种事物。所以哪怕报纸，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客观理性的容器，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事实。
当然，这个苦夏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接连四五十天就没下过一滴雨。一滴都没。快立秋了，气温反而愈加暴热起来。周六上午，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带着家人自驾到金佛山北麓，预备在这儿过一个清凉的周末。
此际条件一般，但好处在于游客不多。更多自驾车辆会按照一种既定模式往山上走，然后在山顶挤成一团，或者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其实山脚下也很幽静，在这条瘦削的峡谷里，孩子们不缺耍事，光是那条潺潺的溪流，就够他们欢乐一整天的了。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景区呢？如果，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说穿了，人啊，往往容易受限于某种惯性意识罢了。其实就在这农家乐周边也有几处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一处三线厂的工业遗址，一座正在风化的清代石拱桥；还可去附近的村落赶场。当然，这么热的天，寻幽、购买土货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在风景里喝茶，打牌，钓鱼，才是避暑的标配。
入住房间时，手机响了。我看了看，随后挂掉。一个陌生电话，现在这种骚扰电话太多了。下午，同伴们在溪水边钓鱼，我则在树荫下躺着翻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手机铃声将我吵醒，又是陌生电话，我掐了。
当我午睡醒来，手机上有一则未读短信：
“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是我。”
杨青？当然，我当然记得。
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要遇见多少人。有些当时看似重要的人物，过后你却怎么也记不起来；而有些人，仅仅只是跟你短暂相处，但分开再久也不会忘记，比如他。快十年了吧？我从未真正忘记过他。
上 部
- 上山
歌乐山，不言而喻，一座相当著名的山。古名为涂山，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在山顶上搞过一次篝火庆功晚会，即“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不过我相信你们对这些附会的典故并不会有多少兴趣。就我的经验，绝大多数来歌乐山的外地游客，一般就是为了爬上来瞟几眼渣滓洞、白公馆，惊咋之余，不忘奋力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摆几个pose，咔嚓几下，又随浩荡的人流匆匆下山。因为山下是另一个知名的低消费大众化景点——磁器口古镇，也就是民间传说里明朝失意皇帝朱允炆避难隐修的地方。
也有懂行的游客，会刻意到歌乐山上寻访一些抗战遗存，比如鼎鼎大名的林园。那是设立陪都之初专为蒋介石建造的府邸，后蒋赠送给了林森。林园绿荫深处，有一张直径二尺的石桌，石桌四周有四条石凳。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来渝曾在林园小住，某个清晨，与蒋不期而遇，两位历史人物在石桌前对坐了一会儿，留下一个足够神秘的空白片段。稍远点还有著名的赴集路5号，也就是冯玉祥将军旧居，抗战寓居重庆期间，老舍先生常受邀前往小住，消暑避夏；附近还有个林庙路5号，也是赫赫有名的——冰心先生的潜庐。
除此，歌乐山还是举世闻名的“辣子鸡丁”的发源地。作为成渝古驿道的必经之地，歌乐山窄隘的山道上，几百年来走着络绎不绝的商贾、挑夫、车轿、马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扩建为成渝公路的一部分，每每车行至此，司机刚好歇脚。汹涌的车流带动了一条街——直至把辣子鸡烹制成一道风靡全国的江湖菜。可惜啊，成渝高速路通行之后，这条老成渝路就被时代厌弃了。辣子鸡从“一条街”慢慢减少，又还原至寥寥几家，标本式地存活于山道之边。可见，历史有其波谲之处。
但在民间，歌乐山更知名的是这个——歌乐山精神病医院。
这座城市里，“歌乐山”一词有着极丰富的蕴意。比如重庆人常说：“你娃是从歌乐山上下来的吗？”外地人很难理解，但翻译成普通话就明白了：“靠！你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说你从歌乐山下来，就相当于说你是神经病。这是方言语境的生动与微妙之处。
但不得不说，歌乐山精神病医院真是不错，因为坐落在秀美的歌乐山，挨着负氧离子成堆的国家森林公园，它也像是一座小小的乐园，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至少就环境与周边而言，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一九二六年我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我就是在精神病院遇见杨青的。
这里要稍稍说一下我自己。虽然我非故事的主角，但如果没有我，这个故事也是难以展开的。不必担心，我的篇幅大概也就占到几百字。
说到数字，我电话里存的号码有三百多个。如果我要找人喝酒，可以毫不费力找上一二十个，足以塞满一间露天大排档。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可以说话的”，其实也就是平平静静地，什么也不干，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也可以你一直听，我一直说。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坦诚，真实的。事实上，这很难，对任何人来说。总之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点，我拥有很多联系人，但我发现自己并没一个可以交心的人，或者换个稍微深刻的说法：同类。
这种突如其来而又极为强烈的焦虑让我备受折磨。我辞去工作，跟众多“联系人”断绝了来往。整天待在房间里，将窗帘关上，在电脑上玩一种叫作“空档接龙”的纸牌游戏，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老式的电脑游戏，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纸牌游戏。但我需要这种无聊。
可这并不能让我的焦虑缩小，尽管再高明的透视器也无法显影它的面积。也如我想象的，没有我，有我，对他人而言其实是一样的，无足轻重。本来我是想去华岩寺住一段时间，但我跟寺庙没什么联系，准确地说是没有实施这种便利的联系人。某天，一位同事来看望我，听说我要找个地方孤僻生活，建议我来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比疯人院更疯狂的呢？”他为自己的这个创意乐不可支。
他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这里的院长助理，据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名字比较诗意，她叫申飞花。
她自然是很有故事的，但这不是我想要述说的内容。只能说，没有她，我不会很顺当地住进精神病医院。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事实上，即便有这层拐弯抹角的关系，要想住进去依旧是麻烦事。除非：我有病；或更好的理由。
好吧，这两样都不缺。
我有一份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鉴定结果：轻度抑郁症。但并没用上。热心的申飞花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她向院方（其实就是一把手）提出了一份申请：一位在报社工作的作家希望来医院体验生活。这个理由是有强烈的现实背景的，前不久，该院一位值班护士深夜被发病的患者掐死了，院方也欢迎有人来给他们申诉郁积在心中的块垒。
有了申飞花的襄助，我轻易就得到了一种嘉宾的待遇。我们知道许多单位都有一些比较私密的福利，这里也是。院区一侧，有一栋新建的宅院式洋楼，与院区若即若离，事实上这栋相对独立的小楼是按度假屋的格局建造的，只有三层。我住二楼，一个带洗浴室的配套单间，窗户外是一个小小露台可观景，眼底是一汪碧水。飞花带我参观房间时说，这是歌乐山上唯一的天然湖泊，仙女湖。在阳台俯瞰，有人在湖边喂食，锦鲤从湖底霍然涌现，五颜六色，像是打翻了调色板；湖畔树林里，偶尔有白鸟在其间振翼飞过；曲径通幽的林间小径，将零星的路人带入婆娑的水杉林；远方绵延起伏的山冈如一道绿色的屏障，勾勒出优美的天际线。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才是度假。度假也是人的权利，但我们却总是忘记自己的这一权利。我们习惯忘记。
接着飞花又陪我去到院外，找了一间餐馆吃饭。我们聊了一会，主要是告诫我一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她带着我找到门卫，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随后她离开，前往公交站，我独自回到房间。
黄昏后，水汽氤氲的仙女湖在微光中轻轻泛动犹如鱼鳞的闪影，窗外的小山冈如墨绿色的深海，远处的仙乐峰仿佛一盏藏青色的毡帽，漆黑而深沉……坐在小小的阳台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
毫无疑问，在歌乐山上的前三天是充实的。好奇心，新鲜劲，以及……巨大的自由。总之在这里我不再失眠，睡得香甜。好几个晚上我甚至忘记了做梦。
但是，三天后我开始有些无聊。我隐隐觉得，其实我是从一个笼子到了另一个笼子。我把这种感受向申飞花坦陈了。她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半径过小”所致。她建议我应该四处走走，在精神病院体验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你可以到病区逛逛呀，了解了解他们，兴许，他们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和素材呢？”
上山前我带了笔记本电脑，本来是准备无聊时写点什么的——当时我还不太知晓自由职业的艰辛——我辞职的理由就是，给自己一个写作的机会。可不知道是不是过于舒适反而让我失重。我甚至不知道该写什么，心里空荡荡的。没有打卡，没有例会，没有上进的需求，不考虑工分，没有情感的羁绊。我却感受到了一种空虚。
按飞花的提示，我主动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如她所言，病区跟我的住所是截然不同的。我这里，充其量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局部，而病区那边，才是一个更为真实和生动的世界。在我看来，病区更像是这偌大世界被风吹拂的一个角落。
在我眼里，那个病区有点类似于“浴池”，被划分成为男区、女区；还有一个混合区（老年患者区域）。混入其间，泡了几天后我发现，精神病院确实与我们那些惯性意识的臆测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毫无疑问这理应是一个悲惨的市集，但如果你带着一副旁观者的眼镜，也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乐趣——尤其是，当你很幸运的不是一个护理员的话。
我想世上总是有一些特殊的人，但你不能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说精神病院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这儿能集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某种缺陷。它把一些缺陷放大了。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因为症状有那么多，但很多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跟正常人无异——不同的是，某个时刻，身体里的某个按钮，让他们的灵魂与身体产生了冲突。不论怎样，这里并非凄惨世界。事实上，换一种角度来观察，精神病院就像一个充满了天真的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来自逻辑的断裂。
入院第二天，我和飞花在食堂吃饭，一个年轻的精分患者坐在旁边，飞花叫他二宝。我问二宝：“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我把咱家房子烧了。”“为什么呀？”“我解手时尿裤子上了。”“呃，那你烧房子干吗？”“我觉得很不吉利呀！我只想烧裤子，哪晓得房子也跟着烧起来啦！”
总之，他们的逻辑很有趣。你要是不太计较的话，不乏新鲜感。只是，你并不能融入他们——我是说，没人能真正融入他们。所以，我依旧感到空洞。那是与在俗世里不一样的空洞。我想我还是在期待什么。并且，我能感觉到，在阳台上读书吸烟喝茶的时候，我附近有一些隐隐的气息。我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我。
2.邻居
邀了好几次，飞花终于答应出去吃个便饭。那是一周后了，她当班的一个中午。我在镇上的辣子鸡馆订了位，就我们两个人。我向她对我的照顾表示感谢，她一直抿着嘴笑听我念叨那个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你并不是唯一享受这种待遇的。
“还有谁？”
“就在你楼上。”
我意识到自己的直觉没错，是有这样一个人，就在三楼。他可以轻易看见我，而我却不容易捕捉到他。这是由于建筑的结构和角度使然。
她笑道：“你不是老埋怨说在这里一个人还是很无聊吗？我介绍你们认识下，反正，楼上楼下的。”
算了吧。我心想，叫我去认识一个神经病？我已经够神了好不好。
“杨青，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她端着酒杯，我们碰了一下。
我摇摇头。
“这个人异得很，组织了一群人，大半夜里去荒郊野外找什么鬼。”
她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有印象了，大概两个月前在我供职的新闻周报上曾经报道过这样一群另类人物。
“他——就是那个带队的家伙？”
“正确。”她颔首。
“怎么被送来这里啦？”
“嗯，”她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说法，“他在这休养。”接着补充说，“你楼上那一层，就住了他一个。楼梯口第一个单间里住的是老张，是专门从镇政府保安室借调来的。”
“专门守着他？这是——怕他狂躁？”
“嘿，你还想得多哦！主要是院长怕他有什么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可以随时照应，放心些嘛。”
“听起来像是软禁？”我笑道，“一个张学良的翻版，福利倒好！”
“倒是有点像。”她也笑，随后悄声说，“是他父亲——市里一位大领导，这个你要给我保密哦——特地安排来这里修养的。”
“在哪不能修养，为什么非要到你们这里？”我当然不理解。
“哎！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居然找不到可以反驳的言语。
“跟你一样，他是我们院区最尊贵也是最正常的病人。下午，我带你上去见见他，就这么说定了啊！”
最正常的病人？
我苦笑。
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午睡时，我心想，这个怪家伙就在这层天花板上面。如果他也午睡的话，必定跟我一样，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直到视线形成某种图案。
这个杨青的故事不是我去采访的，但我印象倒是蛮深的。这人主持着一个QQ群，这个群体自称为“夜行者”，核心成员约二十人，都是年轻人，有私企老总，外企经理，公司白领，网站编辑，咖啡馆店主，甚至还有歌厅舞女。这些身份迥异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的兴趣点，也可以称其为癖好。他们执迷于神秘文化和超自然现象。跟其他一些网群惯于打嘴炮不太一样，这个隐秘的群团更富于行动力，他们常常组织线下活动。QQ群就是他们交流及行动指挥的通信中枢。这篇报道是我的同事彭灿撰写的。他接到爆料说该群要策划一次耸人听闻的夜行计划——在佛图关找鬼。在重庆民间，“佛图关”这个地方历来是比较“邪”的，诸多黑色的传说伴随其间，加之早些年曾发生过耸动一时的碎尸案，一些外地的神秘文化爱好者将它列为重庆十大惊悚地之一。“佛图关”加“找鬼”，无疑具备了丰富的新闻看点。得到消息后，彭灿通过QQ群加入报名，跟随参与并记录下了这次行动。只是，他们的佛图关之行似乎也没什么收获。当然不可能有收获。要是真找到鬼，那大概是世界级的重大要闻了。
如今，杨青竟然出现在精神病院里，我觉得必然跟他不同寻常的爱好有直接关系。
午后起床，按照医生的叮嘱，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自己吞咽下两粒丙咪嗪（一种抑制抑郁的处方药物）。镜子里那个人总是让我感觉不是很适应，我始终觉得，那并不是我，我应该要比他耐看一些。可惜，这就是我。
这时门被叩响了，我走出浴室，侧身拉开房门，申飞花笑盈盈地站在外面：“我们上去吧。”
上到三楼，是一个不锈钢门，飞花在门上按了一下钮，不一会儿，一个脸膛黝黑的中年人从里面探出，接着给我们把门打开，一边抱怨：
“申助理，他还是不吃药啊。”
“还是不吃吗？”飞花说，“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这就是那个老张了。我从身边经过时，他瞥了我一眼，带着一丝警惕。我想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所谓的职业病吧，就像这位尽职的保安，看谁都有点问题。
站在房间门口，我才知道飞花之前说的“豪华配置”啥意思：一个大套间，脚下是地毯，家具是实木的，组合沙发是真皮的，站在客厅从走廊看过去，那个尽头应该还有一个宽阔的露台，能看见青色的阳伞的一角，以及藤椅的靠背——从那能俯瞰到我的露台，但我却不易发现上面的人。
卧室没人，飞花径直走向户外，我则留在客厅书柜前，那里面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一摞书随意地搁在桌上，有的被翻开，做了标记。显然是新近阅读过的。我被这些书吸引了。严格地说，我被这些奇怪的一致性吸引了：《不该存在的现象》《被禁止的知识》《搜神记》《中国鬼神文化》《山海经》《太平广记》，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生僻的书籍，比如《北斋妖怪百景》《鬼节考》《黑夜史》《幽冥怪谈》……我翻开一本《百鬼夜行》时，一页纸片滑落下来，我捡起来看了一眼，上面写有两行钢笔字：
我靠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
在这种透明中，我混淆了生与死的界限。
这时飞花从阳台上喊了我一声，我慌忙将纸片插进书中，从走廊快步走向她，我看见一个人站在她身边，倚靠着栏杆，正注视着我走向他自己。
这是很干净也很柔和的一个人，看面相，比我略年轻，大概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脸颊和体型都瘦。在重庆，这样走路都“打翩翩”的精瘦男娃被统称为“干豇豆”。
“这位是……？”他温和地注视着我。
“我在楼下，也算邻居。”
“噢！”他走过来，伸出手，“我是杨青，欢迎来到奇妙世界。”
“少来，人家不是病人，”飞花说，“是来我们医院体验生活的。”
我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姓宋，宋江的宋，尾巴的尾。”
他撒开手，眉头蹙起，又慢慢松弛下来，微笑着：
“我常在媒体上看你的报道。”
这我倒是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一位读者。
“那么……”他说，“您请坐吧。”
“都是朋友，莫客气哈。”飞花说完就往客厅走去，“我去给你们打水泡茶。”
我坐下来，感到一些轻松。实话说，上楼之前我是有些防备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对于陌生人多少有些臆测的成分，尤其在这种并不能算“正常”的环境里。哪知他让人反而很觉亲近。
“你为什么住进来？”他拉开另一张藤椅，示意我坐下来。
“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含混地回答。
“不对，肯定有别的原因。”他盯着我，眼睛含笑。
“体验一下孤独是什么滋味。”我换了一种说法。
“倒是，这儿不缺这个。”他表示赞同。
我问：“刚刚听到投诉，说你不吃药。”
“我没病，为什么要吃药呢。”他一脸无辜。
“精神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自己没病。”
“对！太精辟了……”他愣了一秒，而后掌大笑。
“说什么这么欢喜？”
飞花端着茶盘过来，杨青赶忙起身，抢着将茶具放在桌上，歪过头对我笑道：“你看，有我这样识大体、懂礼貌的精神病人吗？”
“是啊，你没病，你精得像鬼！”
飞花将开水注入杯中，对我说：“喝茶吧。”
陪我们坐了一会，飞花接到一个电话，“哦哦”应声下楼去了。这时杨青突然对我说：“你们对我的采写是有误的。”
“什么错了？”
隔了一两秒钟我才意识到，他指的是我们报纸写的那篇关于他的报道。
“以后再说吧，你——信有鬼吗？”
“原来我是挺相信的。”我想了想，告诉他，“其实也不能叫相信，应该称为渴望吧。”
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害怕死亡，尤其是——想到人死去后会有很长很长时间是没有知觉的，人死掉了就不会再活过来，就浑身战栗。所以我怀疑人可能也有永生不死的，或者，人又变成了鬼，但，是不是每个人死去都会变成鬼呢？我觉得不是。总之，临睡前，我常常会胡思乱想。这种习惯甚至持续到我的青年时代。大概九岁时，隔壁姓蔡的婆婆老死了，灵堂设在堂屋中央，她躺在地上的草席上，干瘦的身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肃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和观察死亡。我躲在黑色的素布背后，耳边是巨大的哀乐，人们在尸体旁忙碌地经过，我居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在心里对她说：蔡家婆，你终于死了，你终于可以见到那些神或鬼，假如你能见到他们，请今晚托梦给我。那天晚上我很难睡着，既兴奋，又期待。遗憾的是，她并没托梦给我，我也没梦见鬼。醒来我很迷惘，我很失望。
“人有时候特别矛盾，怕鬼却又渴望能遇见一个真正的鬼。”听完我的叙述后，他点点头说。
“没错。小时候，我们家是平房，晚上要到公厕解手的话，必须经过一条小巷，这巷子只能容一个人通行，小巷里充斥各种复杂的气味、浓重的黑暗。每次，我不得不从那条窄巷子走过，就好像经历一次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感觉。那个时候，灯光对我来说实在是再重要不过了。我感觉自己背负着一个没有重量的鬼，但我却触摸不到它；有时候我听到它在我身后弄出些声响，我不敢回头看，拼命往前跑、笔直跑。”
“这样看来，”他解释说，“至少你内心是有这个意念轮廓的。”
“这个意念重要吗？”
“当然，就目前——”他指着自己，又指向我，“在这种环境下，对你和我来说，共识是很重要的。”
我们笑了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
“人这个东西实在是奇怪，信佛，也信神，但却不认同鬼，这是什么心理？”
“因为鬼这个词很土气，很卑贱，形象很丑陋，脏乎乎的，不大拿得出手。”
他笑：“对嘛，你看，他们宁愿信国外的鬼怪，比如吸血鬼，不晓得多受欢迎。”
“因为那是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我是男人也爱呀！”
我也笑了。
“我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其实，慢慢地，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有时觉得，死亡，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不再惧怕黑暗了。”他说。
我想了想，或许就是这样。
“随着人慢慢成熟后，对于鬼的幻想就这样陆陆续续从内心里消遁了。”
“不，人永远都不会成熟。”他收起笑容，“只是变得世故而已。”
“就算是吧。”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在他的露台上，我们聊得漫无边际但又克制。偶尔沉默时，看看宽阔的天际，耸动的群峰，还有眼底葱茏的密林。就这么闲坐很好，我想我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
直到老张过来，提示说——理疗时间到了。他哎哟一声，从躺椅上起身，伸手同我道别，说我感觉我今天遇见一个同类了。
他的好心情看起来是真诚的。
3.奇谈
世事自有诡异之处。因为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我遁入歌乐山，没想到在精神病院结识了一个“朋友”——就我看来，他算得上是一个合乎“朋友”标准的人。可以“说说话”，同时也不存在利益的纠葛。我喜欢这种放松，以及平淡背后的距离感。
跟杨青聊天，没有丝毫压力。他耐心地听我的故事，分析我焦虑的根源。比如工作，他分析说，我的问题在于把工作当成了事业，这个执念就使我的工作变得沉重了；又如感情，他说，其实是我自身出了问题。我不能两个都想要，贪心的结果是，两个都会丢掉。
不得不承认，他有超乎常人的理性思维，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脑子，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我实在不明白，这样的人竟然也会出现在精神病院。
尽管表面上他是完全自由的。但我能瞧出来，杨青每天的时间是被细心切分的，他受到的是最为殷切的照顾，也可说是一种无形的管制。包括不能随意出入院区。此外他每天的护理流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例检，下午和晚上是康复治疗，比如头部针灸、推拿什么。当然，相比于其他病人，他还是享有绝对的特权的。比如，他对一切辅助治疗都给予配合但坚决不吃一颗药。
“不治疗能行吗？”有一天我们在院区散步，我“好心”地调侃道，“其实承认自己有病也是一种觉悟。”
“你看我像是有毛病的人吗？”
“既然没病，医生为什么老要你吃药呢？”
“这样嘛，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打过去，直接问那个安排我住进来的家伙吧。”
我喜欢他机智的反应，而且总是会带着一丝并非刻意的幽默感。这样睿智的人如果是病人，我想世上恐怕也没几个人是完好的。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庭。他说：“现在你可以看到真正的病人是什么样的。”
院区是合院建筑，四周是走廊，中央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是一个花坛，一颗上百年的黄桷树奇崛地耸立在那里，遮阴避雨。他突然拽了下我的手臂，这时我也发现了，池塘中间有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池塘的污泥里打坐呢。很快，就听到护士叱叫着蹚进水里，试图将他拽出来，可是他劲儿大得很，一个小女娃儿根本扯不动。
杨青走下水塘，弯身对他说：“鱼儿哇，你又回海里啦！”
那个人一屁股坐回水底，怔怔地望着他。
“我是汤圆啊。你不记得了。”说着就俯身捉住对方的手臂，一把将他提溜出来。
“我啷个不记得耶？”那个人恍恍惚惚的，被他牵到岸上。这时，清洁工已经开始将阀门扯掉，开始抽水。
那个人呆呆看着池塘，一脸灰白，“你的汤要熬干了！”
“我早就煮熟了。”
“你是啥馅的？”
“我没馅，实心的。”
他拿手指戳杨青的肚皮。
“实心的？”
“就吃药啊。不吃药就一直实心的，就没水了，就会干。”
“你就要死掉了！”他说，“你快吃药啊！”
“你陪我一块吃，你也快干死了。”
旁边的护士赶紧递上药丸，他唰地抢过去，放在嘴里。
护士将他带走后，我问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幻觉。他觉得自己是水生鱼类，有时认为自己是鱼，有时又是螃蟹，或者是乌龟。他一见到水就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反应。”
“可怜。”我叹道。
“那是你觉得，他自己并不这么觉得。”
“真是神秘。”我感慨。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诊断书？”杨青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病人，都有这样一句：××年以前，该患者身体里出现不明诱因。”
“什么意思？”
“就是没法解释的意思。”
渐渐地，我相信了杨青说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秘。
比如吃饭，对于世人来说，这是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件充满期待和游戏精神的项目，可是对生活在院区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件苦差事。基本上精神病人都是些活神仙，神仙是不吃饭的。当他们觉得不需要，你就麻烦了——那些嘴巴就像铁打铜铸的，难以撬开。
远远看着那些护理为了让他们吃饭而焦躁，我也很难理解。如果说，他们已经不在意食物的美好和优劣，但怎么连进食的本能都消失了呢？
“某种程度上，精神病人近乎鬼。”杨青这样给我解释，鬼不在乎食物的精细与否，是因为他们平常吃的次数很少。清代有个学者叫袁枚，认为“鬼得一饱，可耐一年”。蒲松龄也研究过这个，他说鬼的舌头能像人一样生津，称为“鬼津”，一种类似于我们现代的冰激凌和浓牛奶的混合物，“冷如冰块，稠黏塞喉”。“所以鬼是很耐饿的”。
“鬼也需要吃东西？”我觉得挺稀奇的。
“当然要，鬼也吃人类的食物。只是，鬼吃东西与人不同，主要是靠一种动作——嗅。”他问道，“你有没有面对满席佳肴却毫无食欲的体验？”
我想了想，还真是经常有这种状态。
“如果面对满席佳肴嚼而无味，那很有可能，有一只鬼正在与你同桌共宴，大快朵颐。”
他的表情当中，既有天真的诡怪，又有博学的严肃，而他描述的场景让人打个激灵。
“照你这么说，这世上还真有鬼？”
“应该反过来说，相信鬼的存在对人有什么坏处吗？或者换一种参照，为什么没人怀疑UFO呢？可是世人声称见到UFO的与见到鬼的比例不同，你觉得哪种更多？”他诡笑着，“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答案。”
“那你说，如果真有鬼，鬼到底是什么样子？”
“鬼的样子吗？”他摇摇头。
我以为他会接着回答——不知道。
可是他却悠悠说道：“从理论上说，鬼是人的魄，应当是没有身形的。‘画人易，画鬼难。’这充分说明，鬼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扑朔难辩。变形，这也是一种能力。”
“什么意思？”我被绕晕了。
“鬼看似是无形的，但是既然有人能见到鬼，而且根据描述，鬼的形状各异。说明鬼也有自己的‘炼形之术’。这说明，通过修炼，鬼的身形可以从无形而成小型，继而则能像人一样长大身躯，到圆满的境地就可以近似于无形，自由地穿行于阴阳两极——其理跟修佛是异曲同工。”
“不对，不对。”我找到了一个反击的理由，“如果人死成为鬼，上下几千年，这世上该有多少鬼啊，地球上该容不下啦，哪还有人的位置！”
“你想多了。”他笑笑，“你说你老家在一个镇上，你那镇上有多少户人家？”
“两三千户吧。”
“到处级干部这个层次的，有多少？”
“怎么也得有五六个吧。”
“厅局级呢？”
“没打听过，兴许有一两个。”
“那省部级的呢，如果镇上出了这种人，恐怕是人人都是知道的吧？”
“那是，一个没有。”
“对喽！六道里面也一样，能升到天道的，一万个人里头，一个也没有，得升人道的一万人里有几个，下地狱的也是几十人，鬼跟畜生最多，而在鬼道里，又分等级。成为鬼，与成为人差不多，成千上亿的精子去竞争一个卵子，成功变为活体的却只能一个。”他微笑着，“凡人皆有一死，但不是人人死去都能成为鬼，这是其一。其二，鬼也不是永生的，鬼也有自己的生死轮回。”杨青继续说道，“很多人或许不知道，鬼也是有寿命的。鬼也有生有死，——什么，鬼死去会在哪？不知道。就好比人知道自己会死，但却不知道死后的事情。不过对于鬼来说，也不是高寿就好。在《观佛三昧经》上说，饿鬼极长寿者八万四千岁。短则不定。《正法念处经》也说，饿鬼的寿命有五百岁，以人间十年是饿鬼的一日一夜来计算。这也够吓人的了，尤其是对饿鬼——这种高寿简直就是撕心裂肺的折磨。”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突然很泄气。面对他时就像对着一团有吸力的海绵，你觉得它包围你了，你刺出锐利的箭头，却丝毫无用。就像你明明知道这并非真的，但是这些事物经他说出后却自有逻辑。而你就在那个逻辑里。
他仿佛在安慰我：“其实啊，自古以来，热衷于讨论鬼神的也都是些大学者。这又是为什么？当人越来越迷恋和倚赖科技，谁能保准这不是另一种迷信与偏见呢？”
我想我无法作答。
4.下山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杨青这个人，绝不是什么“神经病”。而且，我一直纠结于一个难题——他明确提出希望我帮他一个忙：协助他离开病院，也就是逃离这个禁锢地。
站在朋友的角度，我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并不具备可操作性。首先，他虽然被“安置”在医院，但仍是自由的，甚至是舒适的，也不存在什么压迫；再者，既然安排是其父亲的主意，症结就在他父亲那里。也就是说，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家庭矛盾。外人掺和进来不大科学；其三，帮个忙对我个人而言倒是问题不大，但后果不得不掂量。假如，我是说假如，要是我把他放跑了。院方追查下来，势必要牵连出飞花，那么，等于我是害了帮助自己的朋友。我难免很犹豫。
当他第二次提及的时候，我安慰道：“哎呀，你就当在这里休养生息嘛。再说，你走了我连个伴儿都没了。又不是真的要把你关一辈子，不可能的嘛。”
“你不懂。”
我的确不懂，那个我从未见过的拥有很大威权的父亲，为何执意把儿子困在山上，寄放在精神病院，用人专门看守着，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杨青说:“他要我纠正这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什么错误？”
“鬼啊神啊，他觉得我脑子有问题，走火入魔了，不该热衷于这个。”
“一般来说，父亲不大会干涉这个吧，即使干涉，也不能这样极端呀——我不大理解。”
“不理解就对了。他不是一般的父亲。他需要我跟他拥有一致的价值观、信仰，以及接受他指定的路。”
“天下所有的父亲不都这样吗？”
“正如你说的，他更极端。很多年他分管的工作就是意识形态这一块。”
他摊开手，显示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我突然意识到，杨青被困在此的原因，源自那篇报道，那是导火索。如果一个掌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被社会尤其是同侪知晓他儿子所信奉的这种文化，能接受吗？再说在那个体系，他接受得了吗？换成我，我硬着头皮也得把儿子洗白。关于杨青的父亲，飞花曾跟我提到过两次，但总是含混其词。当然我也没问过杨青。
“你的父亲不信鬼，也不信神，那他信什么？”
“信这个。”他伸出手掌，“世上的人都信这个。其实吧，鬼在公开的场合总是受到怀疑；但在私下，总是有秘密的相信者。——这是康德说的。而我觉得，所谓信仰，更像是一种潮流。比如神，一百多年前，大家都是信的，现在彻底不信了。现在大家信什么呢？就算有信的东西，说不定几百年后，人人又不信了呢。”
“你就不能妥协妥协，承认错误不就完了。回到山下多好，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没欲望啦？”
“欲望是有的，欲望有时还很强烈。但是欲望有时也会失去，你应该有过这种体验吧？”
好吧！我承认，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山来的。
好在，杨青至少是通情达理的，并不强迫我。只是在我心里，有些纠结。帮？不能帮；不帮？不好受。
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既能让他不露痕迹地离开，又可以规避一切后果？
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半，是午睡时间。那次，我刻意在杨青的房间滞留得稍晚一点。每天这个点，老张习惯卧在沙发上午睡，那串钥匙常常随意地甩在办公桌上，就在过道靠窗的位置。我伸进去，用手指把那串钥匙轻轻钩出来，找到那把掌管三楼入口的门钥匙，用准备好的一块香皂，略微使力，将钥匙在香皂上按出形状，再把那串钥匙还回原处。下午，我用打火机点燃一个牙刷柄，它在手中慢慢化出一滴一滴的塑料水，柄部软得像根面条一样的时候，趁势按入香皂的凹痕中。等到塑料完全冷却了，再用锉刀锉掉外沿多余的部分，一把钥匙就成型了。
晚饭时刻，杨青和老张去食堂，我上楼试了试，塑料钥匙捅进去，轻轻旋转，听到弹簧咔的一声，锁开了。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该不该交给他。那时我总以为会一直留在此地呢。说来奇怪，当你适应了一种环境之后，对于其他的环境就会产生恐惧和排斥。我想我理解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管理员老布，离开监狱的结果是让他选择了自缢。另外我也有自己的私心，毕竟在这种世界的角落里，能有一个合拍的可以说说话的人，无疑是一件愉悦的事。
六月初，也就是我住进来五十天左右，老年病区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第一次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同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迫切地想要重新回去，回到那个被我厌弃的“社会”上去。
那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患的是重度抑郁，很瘦，几乎就是皮包骨头，平常如果有点阳光，就坐在走廊木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只是从不说话，面无表情。我从未见过他笑或哭。
他有个弟弟，大概六十多吧。每周来看望他一次。我觉得那个衣着打扮得像是乡镇退休干部的弟弟才更像病人。每次来探望，总是和哥哥相对而坐，嘴里则滔滔不绝说些什么。有一回，他吹到自己的国画长卷刚“赠送”给了好几个国家政要，彻底打开了国际市场……他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而他的哥哥一言不发，始终保持那个表情，盯着另一个方向。他的表情让我觉得悲伤，而他弟弟疯癫的话语又让我觉得想笑。
就是这个老头，突然上吊了，发现后送到急诊室，心脏已骤停。听值班护士们议论说，老头下午还耍了一会儿纸牌，赢了十几块钱。于是，我大概也知道了，一个抑郁者的离去往往是没有什么“重大缘由”或明显诱因的，一个转瞬之间微小的念头就能让他弃世——这种可能随时都存在。
护士们讲到老头年轻时当兵，后来一辈子单身。在病院待了七八年了，是老病号。我插嘴说，为什么打一辈子光棍？她们瞥了我一眼，反问道，“是噻，你说为什么呀？！”
我想，人都有一辈子不会说出的隐秘，这大概是我为什么始终不大能信任名人日记的理由，真正的秘密是不会记录下来的，只会留存在脑海里，留给夜深人静，一个人慢慢将它取出来，就像一块原本粗糙的矿石，被摩挲得光亮，但又喑哑。
一会儿一个年轻护士从抢救室出来，噙着泪，向外面的伙伴说道：“简直太惨了，脱了衣服，只剩一层皮了！医生都不晓得啷个下手，狠着心给他上CPR，哪晓得胸口上一按，胸腔就塌了……”
这晚我第一次在山上失眠了。
那个老头干瘦的形象以及“咔嚓”的那种坍塌的声音，一直在天花板上盘旋。一个人孤独地与自己的躯壳相处了几十年，可能他早就想走了吧。此刻，我突然惧怕起死亡，少年时代那个惧怕死亡的小人儿，似乎重新回到我的体内。我想我得走了。逃避终究不是办法。我始终要面对应该经历的那一部分，那是生命必经的部分。
第二天，晚饭时我告诉杨青，我要下山了。
他怔了一会，说：“你待这么久，也该下去了。”
我等着他向我请求什么，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沉闷地吃完饭，去院区散步，在院墙上，是一些涂鸦和留言，都是这里的病人题写的，其中有一行字体写得特别醒目，字迹有一些笨拙的天真：
你说你像云，如此捉摸不定，
我说别分离，这是爱情。
在这行涂鸦前，他停看了许久。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问，“每次你看到这个就开始发呆。”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经常说到跟你分手的女友。”他侧过脸，问道。
“住了这些日子后，就没那么强烈了。”我如实回答。
“她为什么离开你？你一直没说。”
“各种原因吧。在一起待了五六年，就像洪水过后，河沟里的石头和淤泥显露了出来，又遇上天旱，清清的水流消逝了，淤泥与石头晒成了坚硬的板块。”
“绕来绕去，还是不说实话。”他笑起来。
好吧，我老实告诉他——再说他跟我之前的生活毫无交集——她爱上了另一个人，事实上她早跟他在一起了，但我却毫无察觉。
他顿了顿说：“抱歉。”
“少来这套，你其实早就猜到了。”
我又说：“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聊天吗？”
“为什么？”
“我也觉得奇怪，我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既清淡，又亲密。一种神秘的缘分把我们这两个不相干的人放在一起，说说话。只是说说话。我们不像是朋友，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你很清醒。”
我苦笑：“我确实不知我在追求什么。”
“你知道的。只是周围的环境把你限制住了，你需要穿过窗子。”说完，他盯着围墙，似乎那里真有一个所谓的窗子。
“别说我了，你呢，按理说，像你这样的人大概是不会缺少女朋友的，可是没见人来看你。”
“我有。”
“她人呢？没听你提到过呀。”
“TA跟我在一起。”他笑得有点神秘，“我不想失去TA。”
这个病句陡然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头一次察觉到，杨青并非我之前以为的完全没有问题——既然在一起，又何谈失去呢？
“还记得上次说你们报道有问题吗？”
是有这回事，我想起来了。
“我是被陷害的。我建立了那个群，但是我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
按杨青的说法，一年多前他在天涯论坛开了一个帖，专门探讨神秘文化，后来一些网友找到他，希望建立一个群，方便交流。然后他就建了这个群。最初他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但是纯粹的线上交流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蓬勃的群友了。一些人提出，能不能组织一些活动。杨青觉得可以，与之同时，因为精力原因，他选拔了第一个入群的也是最为活跃的网友——“零点的鬼”替代自己作为管理者，负责各种互动的串联与执行。杨青本身并不反对组织活动，但是他倾向于活动本身的性质是：体验。而他渐渐发现，“零点的鬼”在后期执行的过程中，更注重于娱乐与噱头。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
比方说那次沸沸扬扬的佛图关“捉鬼”。“我根本就没去，我希望的是找个适宜的场地，静心去感受，捕捉各种物种的魂魄，但是他们把这个活动完全扭曲了，整成了一出闹剧，而且故弄玄虚地带上各种捉鬼的家什，搞了一套驱鬼的流程，念上几段经——恰恰是，这样的东西反而就受欢迎！”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零点的鬼”偷偷给记者爆料，说某日上佛图关捉鬼。记者闻讯而来，跟着他们参与了一整晚的活动。
他摊开手，显得很无奈：“消息报出来，没几天，我就出现在这儿了。”
“可是，你不是没去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记者不知在哪里得到了我的照片，而且指名道姓地说我是该群群主，一系列活动的策划者。对我父亲来说，那两张照片才是致命的。所以……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们报道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沉默一会说，“跟记者也许没什么关系，都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暗算我。”
“至于吗？”对此我很不以为然。
“当然这不重要。实际上，本身我就想解散这个群。因为我发现这些人，并不是真正对于神秘文化感兴趣，企图接近鬼魂只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你能理解吗？”
我点点头：“可以减压吧。”
“对，就是如此。他们对于灵魂的认知，大都停留在鬼片和恐怖片里。只是看电影和鬼故事已经不大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他们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在那自娱自乐，也没错，但我不该在其中。”
“我觉得吧，群友提供你的照片，也许是一种尊重，而不是想要整你。”
“你不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抛弃了我。”
……
他讲述时，我意识到他似乎在坚持一样东西。但并不清楚他坚持的是什么。是信仰？不像，他从未谈论过任何未来；理想？也不是，哪怕是下山后会干些什么，或是以后想做点什么，他从来都没提到。至少没对我提到。所以，说是梦寐也许更接近一些。总之，他在固执地抱守着某种东西。
霎时，我有一种冲动，我觉得不管他在追求什么都不应继续被困在这里。应该由他自己决定自己想去的位置，不管那是什么地方。就像我一样。我打开手掌，对他说，给你看样东西。
他从我手掌里拈起塑料钥匙，迷惑地看着我。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我告诉他，“你知道，大门钥匙我是不可能弄到的。不过，我相信那个拦不住你。”
“这个……”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现在，你有很充分的准备时间，”我咧嘴笑道，“你可以好好想想，下山后第一件事要去干什么。”
宋尾，诗人，小说家。1973年12月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在《人民文学》《收获》《红岩》等刊发表小说，多次被各大选刊转载。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曾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七届重庆文学奖。鲁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
楔 子
据说，今年是重庆“史上最热夏天”。
坐在农家乐大堂沙发上，等着同伴们办入住手续的间隙，我翻完了整整八个版的晨报，其中包括三版地产广告，以及一整版的中药丰胸软文，我甚至查看了所有大标题——是否精练，有无错字和歧义。这是一种职业病。
上述“史上最热夏天”，就是该报头版标题。超粗黑的字体使得它看起来有那么一些惊心动魄。而我总觉得有哪不对头——因为文内所采访的气象专家并没这么表述。那么，这就是记者本人毫无依据的说法了。当然，更有可能是编辑的后期“提炼”，似乎非如此不能呈现这种令人愤懑的烦躁。其实，类似极端表述在都市报上长期都能见到。看样子，我们已经很是习惯用“最”“史上”这些词汇来强化某种事物。所以哪怕报纸，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客观理性的容器，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事实。
当然，这个苦夏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接连四五十天就没下过一滴雨。一滴都没。快立秋了，气温反而愈加暴热起来。周六上午，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带着家人自驾到金佛山北麓，预备在这儿过一个清凉的周末。
此际条件一般，但好处在于游客不多。更多自驾车辆会按照一种既定模式往山上走，然后在山顶挤成一团，或者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其实山脚下也很幽静，在这条瘦削的峡谷里，孩子们不缺耍事，光是那条潺潺的溪流，就够他们欢乐一整天的了。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景区呢？如果，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说穿了，人啊，往往容易受限于某种惯性意识罢了。其实就在这农家乐周边也有几处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一处三线厂的工业遗址，一座正在风化的清代石拱桥；还可去附近的村落赶场。当然，这么热的天，寻幽、购买土货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在风景里喝茶，打牌，钓鱼，才是避暑的标配。
入住房间时，手机响了。我看了看，随后挂掉。一个陌生电话，现在这种骚扰电话太多了。下午，同伴们在溪水边钓鱼，我则在树荫下躺着翻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手机铃声将我吵醒，又是陌生电话，我掐了。
当我午睡醒来，手机上有一则未读短信：
“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是我。”
杨青？当然，我当然记得。
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要遇见多少人。有些当时看似重要的人物，过后你却怎么也记不起来；而有些人，仅仅只是跟你短暂相处，但分开再久也不会忘记，比如他。快十年了吧？我从未真正忘记过他。
上 部
- 上山
歌乐山，不言而喻，一座相当著名的山。古名为涂山，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在山顶上搞过一次篝火庆功晚会，即“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不过我相信你们对这些附会的典故并不会有多少兴趣。就我的经验，绝大多数来歌乐山的外地游客，一般就是为了爬上来瞟几眼渣滓洞、白公馆，惊咋之余，不忘奋力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摆几个pose，咔嚓几下，又随浩荡的人流匆匆下山。因为山下是另一个知名的低消费大众化景点——磁器口古镇，也就是民间传说里明朝失意皇帝朱允炆避难隐修的地方。
也有懂行的游客，会刻意到歌乐山上寻访一些抗战遗存，比如鼎鼎大名的林园。那是设立陪都之初专为蒋介石建造的府邸，后蒋赠送给了林森。林园绿荫深处，有一张直径二尺的石桌，石桌四周有四条石凳。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来渝曾在林园小住，某个清晨，与蒋不期而遇，两位历史人物在石桌前对坐了一会儿，留下一个足够神秘的空白片段。稍远点还有著名的赴集路5号，也就是冯玉祥将军旧居，抗战寓居重庆期间，老舍先生常受邀前往小住，消暑避夏；附近还有个林庙路5号，也是赫赫有名的——冰心先生的潜庐。
除此，歌乐山还是举世闻名的“辣子鸡丁”的发源地。作为成渝古驿道的必经之地，歌乐山窄隘的山道上，几百年来走着络绎不绝的商贾、挑夫、车轿、马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扩建为成渝公路的一部分，每每车行至此，司机刚好歇脚。汹涌的车流带动了一条街——直至把辣子鸡烹制成一道风靡全国的江湖菜。可惜啊，成渝高速路通行之后，这条老成渝路就被时代厌弃了。辣子鸡从“一条街”慢慢减少，又还原至寥寥几家，标本式地存活于山道之边。可见，历史有其波谲之处。
但在民间，歌乐山更知名的是这个——歌乐山精神病医院。
这座城市里，“歌乐山”一词有着极丰富的蕴意。比如重庆人常说：“你娃是从歌乐山上下来的吗？”外地人很难理解，但翻译成普通话就明白了：“靠！你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说你从歌乐山下来，就相当于说你是神经病。这是方言语境的生动与微妙之处。
但不得不说，歌乐山精神病医院真是不错，因为坐落在秀美的歌乐山，挨着负氧离子成堆的国家森林公园，它也像是一座小小的乐园，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至少就环境与周边而言，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一九二六年我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我就是在精神病院遇见杨青的。
这里要稍稍说一下我自己。虽然我非故事的主角，但如果没有我，这个故事也是难以展开的。不必担心，我的篇幅大概也就占到几百字。
说到数字，我电话里存的号码有三百多个。如果我要找人喝酒，可以毫不费力找上一二十个，足以塞满一间露天大排档。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可以说话的”，其实也就是平平静静地，什么也不干，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也可以你一直听，我一直说。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坦诚，真实的。事实上，这很难，对任何人来说。总之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点，我拥有很多联系人，但我发现自己并没一个可以交心的人，或者换个稍微深刻的说法：同类。
这种突如其来而又极为强烈的焦虑让我备受折磨。我辞去工作，跟众多“联系人”断绝了来往。整天待在房间里，将窗帘关上，在电脑上玩一种叫作“空档接龙”的纸牌游戏，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老式的电脑游戏，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纸牌游戏。但我需要这种无聊。
可这并不能让我的焦虑缩小，尽管再高明的透视器也无法显影它的面积。也如我想象的，没有我，有我，对他人而言其实是一样的，无足轻重。本来我是想去华岩寺住一段时间，但我跟寺庙没什么联系，准确地说是没有实施这种便利的联系人。某天，一位同事来看望我，听说我要找个地方孤僻生活，建议我来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比疯人院更疯狂的呢？”他为自己的这个创意乐不可支。
他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这里的院长助理，据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名字比较诗意，她叫申飞花。
她自然是很有故事的，但这不是我想要述说的内容。只能说，没有她，我不会很顺当地住进精神病医院。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事实上，即便有这层拐弯抹角的关系，要想住进去依旧是麻烦事。除非：我有病；或更好的理由。
好吧，这两样都不缺。
我有一份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鉴定结果：轻度抑郁症。但并没用上。热心的申飞花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她向院方（其实就是一把手）提出了一份申请：一位在报社工作的作家希望来医院体验生活。这个理由是有强烈的现实背景的，前不久，该院一位值班护士深夜被发病的患者掐死了，院方也欢迎有人来给他们申诉郁积在心中的块垒。
有了申飞花的襄助，我轻易就得到了一种嘉宾的待遇。我们知道许多单位都有一些比较私密的福利，这里也是。院区一侧，有一栋新建的宅院式洋楼，与院区若即若离，事实上这栋相对独立的小楼是按度假屋的格局建造的，只有三层。我住二楼，一个带洗浴室的配套单间，窗户外是一个小小露台可观景，眼底是一汪碧水。飞花带我参观房间时说，这是歌乐山上唯一的天然湖泊，仙女湖。在阳台俯瞰，有人在湖边喂食，锦鲤从湖底霍然涌现，五颜六色，像是打翻了调色板；湖畔树林里，偶尔有白鸟在其间振翼飞过；曲径通幽的林间小径，将零星的路人带入婆娑的水杉林；远方绵延起伏的山冈如一道绿色的屏障，勾勒出优美的天际线。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才是度假。度假也是人的权利，但我们却总是忘记自己的这一权利。我们习惯忘记。
接着飞花又陪我去到院外，找了一间餐馆吃饭。我们聊了一会，主要是告诫我一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她带着我找到门卫，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随后她离开，前往公交站，我独自回到房间。
黄昏后，水汽氤氲的仙女湖在微光中轻轻泛动犹如鱼鳞的闪影，窗外的小山冈如墨绿色的深海，远处的仙乐峰仿佛一盏藏青色的毡帽，漆黑而深沉……坐在小小的阳台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
毫无疑问，在歌乐山上的前三天是充实的。好奇心，新鲜劲，以及……巨大的自由。总之在这里我不再失眠，睡得香甜。好几个晚上我甚至忘记了做梦。
但是，三天后我开始有些无聊。我隐隐觉得，其实我是从一个笼子到了另一个笼子。我把这种感受向申飞花坦陈了。她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半径过小”所致。她建议我应该四处走走，在精神病院体验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你可以到病区逛逛呀，了解了解他们，兴许，他们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和素材呢？”
上山前我带了笔记本电脑，本来是准备无聊时写点什么的——当时我还不太知晓自由职业的艰辛——我辞职的理由就是，给自己一个写作的机会。可不知道是不是过于舒适反而让我失重。我甚至不知道该写什么，心里空荡荡的。没有打卡，没有例会，没有上进的需求，不考虑工分，没有情感的羁绊。我却感受到了一种空虚。
按飞花的提示，我主动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如她所言，病区跟我的住所是截然不同的。我这里，充其量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局部，而病区那边，才是一个更为真实和生动的世界。在我看来，病区更像是这偌大世界被风吹拂的一个角落。
在我眼里，那个病区有点类似于“浴池”，被划分成为男区、女区；还有一个混合区（老年患者区域）。混入其间，泡了几天后我发现，精神病院确实与我们那些惯性意识的臆测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毫无疑问这理应是一个悲惨的市集，但如果你带着一副旁观者的眼镜，也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乐趣——尤其是，当你很幸运的不是一个护理员的话。
我想世上总是有一些特殊的人，但你不能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说精神病院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这儿能集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某种缺陷。它把一些缺陷放大了。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因为症状有那么多，但很多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跟正常人无异——不同的是，某个时刻，身体里的某个按钮，让他们的灵魂与身体产生了冲突。不论怎样，这里并非凄惨世界。事实上，换一种角度来观察，精神病院就像一个充满了天真的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来自逻辑的断裂。
入院第二天，我和飞花在食堂吃饭，一个年轻的精分患者坐在旁边，飞花叫他二宝。我问二宝：“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我把咱家房子烧了。”“为什么呀？”“我解手时尿裤子上了。”“呃，那你烧房子干吗？”“我觉得很不吉利呀！我只想烧裤子，哪晓得房子也跟着烧起来啦！”
总之，他们的逻辑很有趣。你要是不太计较的话，不乏新鲜感。只是，你并不能融入他们——我是说，没人能真正融入他们。所以，我依旧感到空洞。那是与在俗世里不一样的空洞。我想我还是在期待什么。并且，我能感觉到，在阳台上读书吸烟喝茶的时候，我附近有一些隐隐的气息。我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我。
2.邻居
邀了好几次，飞花终于答应出去吃个便饭。那是一周后了，她当班的一个中午。我在镇上的辣子鸡馆订了位，就我们两个人。我向她对我的照顾表示感谢，她一直抿着嘴笑听我念叨那个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你并不是唯一享受这种待遇的。
“还有谁？”
“就在你楼上。”
我意识到自己的直觉没错，是有这样一个人，就在三楼。他可以轻易看见我，而我却不容易捕捉到他。这是由于建筑的结构和角度使然。
她笑道：“你不是老埋怨说在这里一个人还是很无聊吗？我介绍你们认识下，反正，楼上楼下的。”
算了吧。我心想，叫我去认识一个神经病？我已经够神了好不好。
“杨青，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她端着酒杯，我们碰了一下。
我摇摇头。
“这个人异得很，组织了一群人，大半夜里去荒郊野外找什么鬼。”
她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有印象了，大概两个月前在我供职的新闻周报上曾经报道过这样一群另类人物。
“他——就是那个带队的家伙？”
“正确。”她颔首。
“怎么被送来这里啦？”
“嗯，”她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说法，“他在这休养。”接着补充说，“你楼上那一层，就住了他一个。楼梯口第一个单间里住的是老张，是专门从镇政府保安室借调来的。”
“专门守着他？这是——怕他狂躁？”
“嘿，你还想得多哦！主要是院长怕他有什么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可以随时照应，放心些嘛。”
“听起来像是软禁？”我笑道，“一个张学良的翻版，福利倒好！”
“倒是有点像。”她也笑，随后悄声说，“是他父亲——市里一位大领导，这个你要给我保密哦——特地安排来这里修养的。”
“在哪不能修养，为什么非要到你们这里？”我当然不理解。
“哎！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居然找不到可以反驳的言语。
“跟你一样，他是我们院区最尊贵也是最正常的病人。下午，我带你上去见见他，就这么说定了啊！”
最正常的病人？
我苦笑。
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午睡时，我心想，这个怪家伙就在这层天花板上面。如果他也午睡的话，必定跟我一样，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直到视线形成某种图案。
这个杨青的故事不是我去采访的，但我印象倒是蛮深的。这人主持着一个QQ群，这个群体自称为“夜行者”，核心成员约二十人，都是年轻人，有私企老总，外企经理，公司白领，网站编辑，咖啡馆店主，甚至还有歌厅舞女。这些身份迥异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的兴趣点，也可以称其为癖好。他们执迷于神秘文化和超自然现象。跟其他一些网群惯于打嘴炮不太一样，这个隐秘的群团更富于行动力，他们常常组织线下活动。QQ群就是他们交流及行动指挥的通信中枢。这篇报道是我的同事彭灿撰写的。他接到爆料说该群要策划一次耸人听闻的夜行计划——在佛图关找鬼。在重庆民间，“佛图关”这个地方历来是比较“邪”的，诸多黑色的传说伴随其间，加之早些年曾发生过耸动一时的碎尸案，一些外地的神秘文化爱好者将它列为重庆十大惊悚地之一。“佛图关”加“找鬼”，无疑具备了丰富的新闻看点。得到消息后，彭灿通过QQ群加入报名，跟随参与并记录下了这次行动。只是，他们的佛图关之行似乎也没什么收获。当然不可能有收获。要是真找到鬼，那大概是世界级的重大要闻了。
如今，杨青竟然出现在精神病院里，我觉得必然跟他不同寻常的爱好有直接关系。
午后起床，按照医生的叮嘱，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自己吞咽下两粒丙咪嗪（一种抑制抑郁的处方药物）。镜子里那个人总是让我感觉不是很适应，我始终觉得，那并不是我，我应该要比他耐看一些。可惜，这就是我。
这时门被叩响了，我走出浴室，侧身拉开房门，申飞花笑盈盈地站在外面：“我们上去吧。”
上到三楼，是一个不锈钢门，飞花在门上按了一下钮，不一会儿，一个脸膛黝黑的中年人从里面探出，接着给我们把门打开，一边抱怨：
“申助理，他还是不吃药啊。”
“还是不吃吗？”飞花说，“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这就是那个老张了。我从身边经过时，他瞥了我一眼，带着一丝警惕。我想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所谓的职业病吧，就像这位尽职的保安，看谁都有点问题。
站在房间门口，我才知道飞花之前说的“豪华配置”啥意思：一个大套间，脚下是地毯，家具是实木的，组合沙发是真皮的，站在客厅从走廊看过去，那个尽头应该还有一个宽阔的露台，能看见青色的阳伞的一角，以及藤椅的靠背——从那能俯瞰到我的露台，但我却不易发现上面的人。
卧室没人，飞花径直走向户外，我则留在客厅书柜前，那里面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一摞书随意地搁在桌上，有的被翻开，做了标记。显然是新近阅读过的。我被这些书吸引了。严格地说，我被这些奇怪的一致性吸引了：《不该存在的现象》《被禁止的知识》《搜神记》《中国鬼神文化》《山海经》《太平广记》，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生僻的书籍，比如《北斋妖怪百景》《鬼节考》《黑夜史》《幽冥怪谈》……我翻开一本《百鬼夜行》时，一页纸片滑落下来，我捡起来看了一眼，上面写有两行钢笔字：
我靠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
在这种透明中，我混淆了生与死的界限。
这时飞花从阳台上喊了我一声，我慌忙将纸片插进书中，从走廊快步走向她，我看见一个人站在她身边，倚靠着栏杆，正注视着我走向他自己。
这是很干净也很柔和的一个人，看面相，比我略年轻，大概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脸颊和体型都瘦。在重庆，这样走路都“打翩翩”的精瘦男娃被统称为“干豇豆”。
“这位是……？”他温和地注视着我。
“我在楼下，也算邻居。”
“噢！”他走过来，伸出手，“我是杨青，欢迎来到奇妙世界。”
“少来，人家不是病人，”飞花说，“是来我们医院体验生活的。”
我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姓宋，宋江的宋，尾巴的尾。”
他撒开手，眉头蹙起，又慢慢松弛下来，微笑着：
“我常在媒体上看你的报道。”
这我倒是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一位读者。
“那么……”他说，“您请坐吧。”
“都是朋友，莫客气哈。”飞花说完就往客厅走去，“我去给你们打水泡茶。”
我坐下来，感到一些轻松。实话说，上楼之前我是有些防备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对于陌生人多少有些臆测的成分，尤其在这种并不能算“正常”的环境里。哪知他让人反而很觉亲近。
“你为什么住进来？”他拉开另一张藤椅，示意我坐下来。
“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含混地回答。
“不对，肯定有别的原因。”他盯着我，眼睛含笑。
“体验一下孤独是什么滋味。”我换了一种说法。
“倒是，这儿不缺这个。”他表示赞同。
我问：“刚刚听到投诉，说你不吃药。”
“我没病，为什么要吃药呢。”他一脸无辜。
“精神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自己没病。”
“对！太精辟了……”他愣了一秒，而后掌大笑。
“说什么这么欢喜？”
飞花端着茶盘过来，杨青赶忙起身，抢着将茶具放在桌上，歪过头对我笑道：“你看，有我这样识大体、懂礼貌的精神病人吗？”
“是啊，你没病，你精得像鬼！”
飞花将开水注入杯中，对我说：“喝茶吧。”
陪我们坐了一会，飞花接到一个电话，“哦哦”应声下楼去了。这时杨青突然对我说：“你们对我的采写是有误的。”
“什么错了？”
隔了一两秒钟我才意识到，他指的是我们报纸写的那篇关于他的报道。
“以后再说吧，你——信有鬼吗？”
“原来我是挺相信的。”我想了想，告诉他，“其实也不能叫相信，应该称为渴望吧。”
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害怕死亡，尤其是——想到人死去后会有很长很长时间是没有知觉的，人死掉了就不会再活过来，就浑身战栗。所以我怀疑人可能也有永生不死的，或者，人又变成了鬼，但，是不是每个人死去都会变成鬼呢？我觉得不是。总之，临睡前，我常常会胡思乱想。这种习惯甚至持续到我的青年时代。大概九岁时，隔壁姓蔡的婆婆老死了，灵堂设在堂屋中央，她躺在地上的草席上，干瘦的身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肃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和观察死亡。我躲在黑色的素布背后，耳边是巨大的哀乐，人们在尸体旁忙碌地经过，我居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在心里对她说：蔡家婆，你终于死了，你终于可以见到那些神或鬼，假如你能见到他们，请今晚托梦给我。那天晚上我很难睡着，既兴奋，又期待。遗憾的是，她并没托梦给我，我也没梦见鬼。醒来我很迷惘，我很失望。
“人有时候特别矛盾，怕鬼却又渴望能遇见一个真正的鬼。”听完我的叙述后，他点点头说。
“没错。小时候，我们家是平房，晚上要到公厕解手的话，必须经过一条小巷，这巷子只能容一个人通行，小巷里充斥各种复杂的气味、浓重的黑暗。每次，我不得不从那条窄巷子走过，就好像经历一次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感觉。那个时候，灯光对我来说实在是再重要不过了。我感觉自己背负着一个没有重量的鬼，但我却触摸不到它；有时候我听到它在我身后弄出些声响，我不敢回头看，拼命往前跑、笔直跑。”
“这样看来，”他解释说，“至少你内心是有这个意念轮廓的。”
“这个意念重要吗？”
“当然，就目前——”他指着自己，又指向我，“在这种环境下，对你和我来说，共识是很重要的。”
我们笑了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
“人这个东西实在是奇怪，信佛，也信神，但却不认同鬼，这是什么心理？”
“因为鬼这个词很土气，很卑贱，形象很丑陋，脏乎乎的，不大拿得出手。”
他笑：“对嘛，你看，他们宁愿信国外的鬼怪，比如吸血鬼，不晓得多受欢迎。”
“因为那是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我是男人也爱呀！”
我也笑了。
“我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其实，慢慢地，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有时觉得，死亡，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东西。”
“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不再惧怕黑暗了。”他说。
我想了想，或许就是这样。
“随着人慢慢成熟后，对于鬼的幻想就这样陆陆续续从内心里消遁了。”
“不，人永远都不会成熟。”他收起笑容，“只是变得世故而已。”
“就算是吧。”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在他的露台上，我们聊得漫无边际但又克制。偶尔沉默时，看看宽阔的天际，耸动的群峰，还有眼底葱茏的密林。就这么闲坐很好，我想我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
直到老张过来，提示说——理疗时间到了。他哎哟一声，从躺椅上起身，伸手同我道别，说我感觉我今天遇见一个同类了。
他的好心情看起来是真诚的。
3.奇谈
世事自有诡异之处。因为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我遁入歌乐山，没想到在精神病院结识了一个“朋友”——就我看来，他算得上是一个合乎“朋友”标准的人。可以“说说话”，同时也不存在利益的纠葛。我喜欢这种放松，以及平淡背后的距离感。
跟杨青聊天，没有丝毫压力。他耐心地听我的故事，分析我焦虑的根源。比如工作，他分析说，我的问题在于把工作当成了事业，这个执念就使我的工作变得沉重了；又如感情，他说，其实是我自身出了问题。我不能两个都想要，贪心的结果是，两个都会丢掉。
不得不承认，他有超乎常人的理性思维，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脑子，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我实在不明白，这样的人竟然也会出现在精神病院。
尽管表面上他是完全自由的。但我能瞧出来，杨青每天的时间是被细心切分的，他受到的是最为殷切的照顾，也可说是一种无形的管制。包括不能随意出入院区。此外他每天的护理流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例检，下午和晚上是康复治疗，比如头部针灸、推拿什么。当然，相比于其他病人，他还是享有绝对的特权的。比如，他对一切辅助治疗都给予配合但坚决不吃一颗药。
“不治疗能行吗？”有一天我们在院区散步，我“好心”地调侃道，“其实承认自己有病也是一种觉悟。”
“你看我像是有毛病的人吗？”
“既然没病，医生为什么老要你吃药呢？”
“这样嘛，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打过去，直接问那个安排我住进来的家伙吧。”
我喜欢他机智的反应，而且总是会带着一丝并非刻意的幽默感。这样睿智的人如果是病人，我想世上恐怕也没几个人是完好的。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庭。他说：“现在你可以看到真正的病人是什么样的。”
院区是合院建筑，四周是走廊，中央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是一个花坛，一颗上百年的黄桷树奇崛地耸立在那里，遮阴避雨。他突然拽了下我的手臂，这时我也发现了，池塘中间有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池塘的污泥里打坐呢。很快，就听到护士叱叫着蹚进水里，试图将他拽出来，可是他劲儿大得很，一个小女娃儿根本扯不动。
杨青走下水塘，弯身对他说：“鱼儿哇，你又回海里啦！”
那个人一屁股坐回水底，怔怔地望着他。
“我是汤圆啊。你不记得了。”说着就俯身捉住对方的手臂，一把将他提溜出来。
“我啷个不记得耶？”那个人恍恍惚惚的，被他牵到岸上。这时，清洁工已经开始将阀门扯掉，开始抽水。
那个人呆呆看着池塘，一脸灰白，“你的汤要熬干了！”
“我早就煮熟了。”
“你是啥馅的？”
“我没馅，实心的。”
他拿手指戳杨青的肚皮。
“实心的？”
“就吃药啊。不吃药就一直实心的，就没水了，就会干。”
“你就要死掉了！”他说，“你快吃药啊！”
“你陪我一块吃，你也快干死了。”
旁边的护士赶紧递上药丸，他唰地抢过去，放在嘴里。
护士将他带走后，我问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幻觉。他觉得自己是水生鱼类，有时认为自己是鱼，有时又是螃蟹，或者是乌龟。他一见到水就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反应。”
“可怜。”我叹道。
“那是你觉得，他自己并不这么觉得。”
“真是神秘。”我感慨。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诊断书？”杨青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病人，都有这样一句：××年以前，该患者身体里出现不明诱因。”
“什么意思？”
“就是没法解释的意思。”
渐渐地，我相信了杨青说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秘。
比如吃饭，对于世人来说，这是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件充满期待和游戏精神的项目，可是对生活在院区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件苦差事。基本上精神病人都是些活神仙，神仙是不吃饭的。当他们觉得不需要，你就麻烦了——那些嘴巴就像铁打铜铸的，难以撬开。
远远看着那些护理为了让他们吃饭而焦躁，我也很难理解。如果说，他们已经不在意食物的美好和优劣，但怎么连进食的本能都消失了呢？
“某种程度上，精神病人近乎鬼。”杨青这样给我解释，鬼不在乎食物的精细与否，是因为他们平常吃的次数很少。清代有个学者叫袁枚，认为“鬼得一饱，可耐一年”。蒲松龄也研究过这个，他说鬼的舌头能像人一样生津，称为“鬼津”，一种类似于我们现代的冰激凌和浓牛奶的混合物，“冷如冰块，稠黏塞喉”。“所以鬼是很耐饿的”。
“鬼也需要吃东西？”我觉得挺稀奇的。
“当然要，鬼也吃人类的食物。只是，鬼吃东西与人不同，主要是靠一种动作——嗅。”他问道，“你有没有面对满席佳肴却毫无食欲的体验？”
我想了想，还真是经常有这种状态。
“如果面对满席佳肴嚼而无味，那很有可能，有一只鬼正在与你同桌共宴，大快朵颐。”
他的表情当中，既有天真的诡怪，又有博学的严肃，而他描述的场景让人打个激灵。
“照你这么说，这世上还真有鬼？”
“应该反过来说，相信鬼的存在对人有什么坏处吗？或者换一种参照，为什么没人怀疑UFO呢？可是世人声称见到UFO的与见到鬼的比例不同，你觉得哪种更多？”他诡笑着，“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答案。”
“那你说，如果真有鬼，鬼到底是什么样子？”
“鬼的样子吗？”他摇摇头。
我以为他会接着回答——不知道。
可是他却悠悠说道：“从理论上说，鬼是人的魄，应当是没有身形的。‘画人易，画鬼难。’这充分说明，鬼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扑朔难辩。变形，这也是一种能力。”
“什么意思？”我被绕晕了。
“鬼看似是无形的，但是既然有人能见到鬼，而且根据描述，鬼的形状各异。说明鬼也有自己的‘炼形之术’。这说明，通过修炼，鬼的身形可以从无形而成小型，继而则能像人一样长大身躯，到圆满的境地就可以近似于无形，自由地穿行于阴阳两极——其理跟修佛是异曲同工。”
“不对，不对。”我找到了一个反击的理由，“如果人死成为鬼，上下几千年，这世上该有多少鬼啊，地球上该容不下啦，哪还有人的位置！”
“你想多了。”他笑笑，“你说你老家在一个镇上，你那镇上有多少户人家？”
“两三千户吧。”
“到处级干部这个层次的，有多少？”
“怎么也得有五六个吧。”
“厅局级呢？”
“没打听过，兴许有一两个。”
“那省部级的呢，如果镇上出了这种人，恐怕是人人都是知道的吧？”
“那是，一个没有。”
“对喽！六道里面也一样，能升到天道的，一万个人里头，一个也没有，得升人道的一万人里有几个，下地狱的也是几十人，鬼跟畜生最多，而在鬼道里，又分等级。成为鬼，与成为人差不多，成千上亿的精子去竞争一个卵子，成功变为活体的却只能一个。”他微笑着，“凡人皆有一死，但不是人人死去都能成为鬼，这是其一。其二，鬼也不是永生的，鬼也有自己的生死轮回。”杨青继续说道，“很多人或许不知道，鬼也是有寿命的。鬼也有生有死，——什么，鬼死去会在哪？不知道。就好比人知道自己会死，但却不知道死后的事情。不过对于鬼来说，也不是高寿就好。在《观佛三昧经》上说，饿鬼极长寿者八万四千岁。短则不定。《正法念处经》也说，饿鬼的寿命有五百岁，以人间十年是饿鬼的一日一夜来计算。这也够吓人的了，尤其是对饿鬼——这种高寿简直就是撕心裂肺的折磨。”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突然很泄气。面对他时就像对着一团有吸力的海绵，你觉得它包围你了，你刺出锐利的箭头，却丝毫无用。就像你明明知道这并非真的，但是这些事物经他说出后却自有逻辑。而你就在那个逻辑里。
他仿佛在安慰我：“其实啊，自古以来，热衷于讨论鬼神的也都是些大学者。这又是为什么？当人越来越迷恋和倚赖科技，谁能保准这不是另一种迷信与偏见呢？”
我想我无法作答。
4.下山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杨青这个人，绝不是什么“神经病”。而且，我一直纠结于一个难题——他明确提出希望我帮他一个忙：协助他离开病院，也就是逃离这个禁锢地。
站在朋友的角度，我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并不具备可操作性。首先，他虽然被“安置”在医院，但仍是自由的，甚至是舒适的，也不存在什么压迫；再者，既然安排是其父亲的主意，症结就在他父亲那里。也就是说，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家庭矛盾。外人掺和进来不大科学；其三，帮个忙对我个人而言倒是问题不大，但后果不得不掂量。假如，我是说假如，要是我把他放跑了。院方追查下来，势必要牵连出飞花，那么，等于我是害了帮助自己的朋友。我难免很犹豫。
当他第二次提及的时候，我安慰道：“哎呀，你就当在这里休养生息嘛。再说，你走了我连个伴儿都没了。又不是真的要把你关一辈子，不可能的嘛。”
“你不懂。”
我的确不懂，那个我从未见过的拥有很大威权的父亲，为何执意把儿子困在山上，寄放在精神病院，用人专门看守着，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杨青说:“他要我纠正这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什么错误？”
“鬼啊神啊，他觉得我脑子有问题，走火入魔了，不该热衷于这个。”
“一般来说，父亲不大会干涉这个吧，即使干涉，也不能这样极端呀——我不大理解。”
“不理解就对了。他不是一般的父亲。他需要我跟他拥有一致的价值观、信仰，以及接受他指定的路。”
“天下所有的父亲不都这样吗？”
“正如你说的，他更极端。很多年他分管的工作就是意识形态这一块。”
他摊开手，显示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我突然意识到，杨青被困在此的原因，源自那篇报道，那是导火索。如果一个掌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被社会尤其是同侪知晓他儿子所信奉的这种文化，能接受吗？再说在那个体系，他接受得了吗？换成我，我硬着头皮也得把儿子洗白。关于杨青的父亲，飞花曾跟我提到过两次，但总是含混其词。当然我也没问过杨青。
“你的父亲不信鬼，也不信神，那他信什么？”
“信这个。”他伸出手掌，“世上的人都信这个。其实吧，鬼在公开的场合总是受到怀疑；但在私下，总是有秘密的相信者。——这是康德说的。而我觉得，所谓信仰，更像是一种潮流。比如神，一百多年前，大家都是信的，现在彻底不信了。现在大家信什么呢？就算有信的东西，说不定几百年后，人人又不信了呢。”
“你就不能妥协妥协，承认错误不就完了。回到山下多好，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没欲望啦？”
“欲望是有的，欲望有时还很强烈。但是欲望有时也会失去，你应该有过这种体验吧？”
好吧！我承认，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山来的。
好在，杨青至少是通情达理的，并不强迫我。只是在我心里，有些纠结。帮？不能帮；不帮？不好受。
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既能让他不露痕迹地离开，又可以规避一切后果？
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半，是午睡时间。那次，我刻意在杨青的房间滞留得稍晚一点。每天这个点，老张习惯卧在沙发上午睡，那串钥匙常常随意地甩在办公桌上，就在过道靠窗的位置。我伸进去，用手指把那串钥匙轻轻钩出来，找到那把掌管三楼入口的门钥匙，用准备好的一块香皂，略微使力，将钥匙在香皂上按出形状，再把那串钥匙还回原处。下午，我用打火机点燃一个牙刷柄，它在手中慢慢化出一滴一滴的塑料水，柄部软得像根面条一样的时候，趁势按入香皂的凹痕中。等到塑料完全冷却了，再用锉刀锉掉外沿多余的部分，一把钥匙就成型了。
晚饭时刻，杨青和老张去食堂，我上楼试了试，塑料钥匙捅进去，轻轻旋转，听到弹簧咔的一声，锁开了。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该不该交给他。那时我总以为会一直留在此地呢。说来奇怪，当你适应了一种环境之后，对于其他的环境就会产生恐惧和排斥。我想我理解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管理员老布，离开监狱的结果是让他选择了自缢。另外我也有自己的私心，毕竟在这种世界的角落里，能有一个合拍的可以说说话的人，无疑是一件愉悦的事。
六月初，也就是我住进来五十天左右，老年病区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第一次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同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迫切地想要重新回去，回到那个被我厌弃的“社会”上去。
那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患的是重度抑郁，很瘦，几乎就是皮包骨头，平常如果有点阳光，就坐在走廊木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只是从不说话，面无表情。我从未见过他笑或哭。
他有个弟弟，大概六十多吧。每周来看望他一次。我觉得那个衣着打扮得像是乡镇退休干部的弟弟才更像病人。每次来探望，总是和哥哥相对而坐，嘴里则滔滔不绝说些什么。有一回，他吹到自己的国画长卷刚“赠送”给了好几个国家政要，彻底打开了国际市场……他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而他的哥哥一言不发，始终保持那个表情，盯着另一个方向。他的表情让我觉得悲伤，而他弟弟疯癫的话语又让我觉得想笑。
就是这个老头，突然上吊了，发现后送到急诊室，心脏已骤停。听值班护士们议论说，老头下午还耍了一会儿纸牌，赢了十几块钱。于是，我大概也知道了，一个抑郁者的离去往往是没有什么“重大缘由”或明显诱因的，一个转瞬之间微小的念头就能让他弃世——这种可能随时都存在。
护士们讲到老头年轻时当兵，后来一辈子单身。在病院待了七八年了，是老病号。我插嘴说，为什么打一辈子光棍？她们瞥了我一眼，反问道，“是噻，你说为什么呀？！”
我想，人都有一辈子不会说出的隐秘，这大概是我为什么始终不大能信任名人日记的理由，真正的秘密是不会记录下来的，只会留存在脑海里，留给夜深人静，一个人慢慢将它取出来，就像一块原本粗糙的矿石，被摩挲得光亮，但又喑哑。
一会儿一个年轻护士从抢救室出来，噙着泪，向外面的伙伴说道：“简直太惨了，脱了衣服，只剩一层皮了！医生都不晓得啷个下手，狠着心给他上CPR，哪晓得胸口上一按，胸腔就塌了……”
这晚我第一次在山上失眠了。
那个老头干瘦的形象以及“咔嚓”的那种坍塌的声音，一直在天花板上盘旋。一个人孤独地与自己的躯壳相处了几十年，可能他早就想走了吧。此刻，我突然惧怕起死亡，少年时代那个惧怕死亡的小人儿，似乎重新回到我的体内。我想我得走了。逃避终究不是办法。我始终要面对应该经历的那一部分，那是生命必经的部分。
第二天，晚饭时我告诉杨青，我要下山了。
他怔了一会，说：“你待这么久，也该下去了。”
我等着他向我请求什么，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沉闷地吃完饭，去院区散步，在院墙上，是一些涂鸦和留言，都是这里的病人题写的，其中有一行字体写得特别醒目，字迹有一些笨拙的天真：
你说你像云，如此捉摸不定，
我说别分离，这是爱情。
在这行涂鸦前，他停看了许久。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问，“每次你看到这个就开始发呆。”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经常说到跟你分手的女友。”他侧过脸，问道。
“住了这些日子后，就没那么强烈了。”我如实回答。
“她为什么离开你？你一直没说。”
“各种原因吧。在一起待了五六年，就像洪水过后，河沟里的石头和淤泥显露了出来，又遇上天旱，清清的水流消逝了，淤泥与石头晒成了坚硬的板块。”
“绕来绕去，还是不说实话。”他笑起来。
好吧，我老实告诉他——再说他跟我之前的生活毫无交集——她爱上了另一个人，事实上她早跟他在一起了，但我却毫无察觉。
他顿了顿说：“抱歉。”
“少来这套，你其实早就猜到了。”
我又说：“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聊天吗？”
“为什么？”
“我也觉得奇怪，我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既清淡，又亲密。一种神秘的缘分把我们这两个不相干的人放在一起，说说话。只是说说话。我们不像是朋友，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你很清醒。”
我苦笑：“我确实不知我在追求什么。”
“你知道的。只是周围的环境把你限制住了，你需要穿过窗子。”说完，他盯着围墙，似乎那里真有一个所谓的窗子。
“别说我了，你呢，按理说，像你这样的人大概是不会缺少女朋友的，可是没见人来看你。”
“我有。”
“她人呢？没听你提到过呀。”
“TA跟我在一起。”他笑得有点神秘，“我不想失去TA。”
这个病句陡然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头一次察觉到，杨青并非我之前以为的完全没有问题——既然在一起，又何谈失去呢？
“还记得上次说你们报道有问题吗？”
是有这回事，我想起来了。
“我是被陷害的。我建立了那个群，但是我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
按杨青的说法，一年多前他在天涯论坛开了一个帖，专门探讨神秘文化，后来一些网友找到他，希望建立一个群，方便交流。然后他就建了这个群。最初他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但是纯粹的线上交流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蓬勃的群友了。一些人提出，能不能组织一些活动。杨青觉得可以，与之同时，因为精力原因，他选拔了第一个入群的也是最为活跃的网友——“零点的鬼”替代自己作为管理者，负责各种互动的串联与执行。杨青本身并不反对组织活动，但是他倾向于活动本身的性质是：体验。而他渐渐发现，“零点的鬼”在后期执行的过程中，更注重于娱乐与噱头。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
比方说那次沸沸扬扬的佛图关“捉鬼”。“我根本就没去，我希望的是找个适宜的场地，静心去感受，捕捉各种物种的魂魄，但是他们把这个活动完全扭曲了，整成了一出闹剧，而且故弄玄虚地带上各种捉鬼的家什，搞了一套驱鬼的流程，念上几段经——恰恰是，这样的东西反而就受欢迎！”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零点的鬼”偷偷给记者爆料，说某日上佛图关捉鬼。记者闻讯而来，跟着他们参与了一整晚的活动。
他摊开手，显得很无奈：“消息报出来，没几天，我就出现在这儿了。”
“可是，你不是没去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记者不知在哪里得到了我的照片，而且指名道姓地说我是该群群主，一系列活动的策划者。对我父亲来说，那两张照片才是致命的。所以……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们报道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沉默一会说，“跟记者也许没什么关系，都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暗算我。”
“至于吗？”对此我很不以为然。
“当然这不重要。实际上，本身我就想解散这个群。因为我发现这些人，并不是真正对于神秘文化感兴趣，企图接近鬼魂只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你能理解吗？”
我点点头：“可以减压吧。”
“对，就是如此。他们对于灵魂的认知，大都停留在鬼片和恐怖片里。只是看电影和鬼故事已经不大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他们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在那自娱自乐，也没错，但我不该在其中。”
“我觉得吧，群友提供你的照片，也许是一种尊重，而不是想要整你。”
“你不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抛弃了我。”
……
他讲述时，我意识到他似乎在坚持一样东西。但并不清楚他坚持的是什么。是信仰？不像，他从未谈论过任何未来；理想？也不是，哪怕是下山后会干些什么，或是以后想做点什么，他从来都没提到。至少没对我提到。所以，说是梦寐也许更接近一些。总之，他在固执地抱守着某种东西。
霎时，我有一种冲动，我觉得不管他在追求什么都不应继续被困在这里。应该由他自己决定自己想去的位置，不管那是什么地方。就像我一样。我打开手掌，对他说，给你看样东西。
他从我手掌里拈起塑料钥匙，迷惑地看着我。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我告诉他，“你知道，大门钥匙我是不可能弄到的。不过，我相信那个拦不住你。”
“这个……”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现在，你有很充分的准备时间，”我咧嘴笑道，“你可以好好想想，下山后第一件事要去干什么。”
宋尾，诗人，小说家。1973年12月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在《人民文学》《收获》《红岩》等刊发表小说，多次被各大选刊转载。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曾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七届重庆文学奖。鲁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