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清朝崩溃后，内蒙古就成了是非之地，俄国、日本都企图染指这里，到抗战期间，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并扶植起德王的傀儡政府管理，内蒙的局势一度让国人揪心。

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内蒙却在1947年4月23日就宣告成立我党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实现了事实上的和平解放，这比辽沈战役还要早了近一年半，在这其中有各方的功劳，还有个关键的名字——乌兰夫。

回国革命

乌兰夫出生在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6岁开始放羊、干零活，12岁在私塾里读完了四书五经。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接触到了革命书刊，参加了反对袁世凯、抵制日货等活动，迈开了革命征途的第一步。

1923年秋，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先后来到乌兰夫就读的北京蒙藏学校进行宣传，乌兰夫得到和李大钊长谈的机会。很快，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民族解放道路，成为蒙古族第一代觉醒的革命青年之一。

1925年，乌兰夫转为党员，同年10月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前往苏联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乌兰夫当时的名字叫云泽，在核对出国人员名单时，发现把云泽和云润当成了同一个人，经过申述和证明才搞清楚，乌兰夫才得以成为第一批赴苏的300人之一上船。

乌兰夫在莫斯科学习工作了近五年，这时国内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世界也正处于风云激荡之中。他身在苏俄，心在中国，多次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1929年，乌兰夫的报告终于得到批准，7月底，他装扮成工人，骑着骆驼，混在回国的华侨队伍中，昼夜兼程直奔归绥。一路并不轻松，有警察盘查，还有土匪拦路，都被乌兰夫机智灵活闯了过去。

回到土默川塔布村的老家呆了几天，乌兰夫就去了包头开始宣传革命，他组织起农会，领导农民进行抗锅厘税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营救王若飞

1931年8月，王若飞来到包头，前往接头的正是乌兰夫，按照王若飞的指示，乌兰夫在包头建立了国际交通总站，兼任站长，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与转运。

1931年11月下旬，乌兰夫到包头泰安客栈为去宁夏开展工作的王若飞道别送行，从看门人口中得知，当时化名黄敬斋的王若飞已在昨夜被敌人抓走，这时客栈里还有敌人布下的特务。乌兰夫机警地称自己是来找黄掌柜谈生意的，他嚷嚷道：“黄掌柜还欠我大烟土钱，警察抓走了他，欠我的钱怎么办哪！”趁看门人去通风报信的刹那，他抽身就走，为防万一，边跑边把身上带的《平民革命党宣言》草稿吞进了肚里。

脱险后，乌兰夫立即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并开始着手营救王若飞。

此时乌兰夫已引起敌人注意，上了通缉名单，但他是土生土长的内蒙人，群众基础好，多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溜过，敌人无法掌握他的行踪。

为了营救王若飞，乌兰夫先是联系当地有活动能力的人，想通过他们的关系买通绥远省头面人物进行保释，但王若飞是重要人物，这些人都不敢答应。

此路不通，乌兰夫赶赴张家口，找到补英达赉，此人是德王德王土默特额嬷孙氏的妹夫，德王尊敬地称他为姨夫。乌兰夫与他有过一面之交，想请补英达赉帮助营救，但事情太大，补英达赉也被吓呆了，一口拒绝。

乌兰夫又找到孙殿英第四十一军的政治部主任韩麟符，想通过他的关系去做傅作义的工作，释放王若飞，此事后来仍未获结果。

两年里，乌兰夫为营救王若飞东奔西跑，两次到乌兰巴托，两次赴张家口，不辞辛苦，不顾个人安危，尽心尽责。

百灵庙起义

讲到抗日时期的内蒙，绕不开一个名字——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也就是俗称的德王。

他是清朝的遗少，内蒙的王公，梦想是重振成吉思汗雄风，重建蒙古帝国。大清亡了正好给了德王机会，为了实现自己梦想，德王不惜投靠关东军，与日本勾结残害同胞，妄图实现他成为“蒙古帝国”皇帝的政治野心。

乌兰夫时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想劝德王改邪归正，但德王一心卖国求荣，乌兰夫说服无果。

这时，德王手下的爱国军官们群情激奋，提出要搞军事暴动。乌兰夫因势利导，立刻赶制传单，进一步揭露德王降日的行径，又促成傅作义同意秘密接应暴动队伍。这时，地下党员送来了德王特务要先下手的情报，关键时刻，乌兰夫果断决定将暴动时间提前一天，在1936年2月21日10时整起事。

当天，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1000余人马，宣布脱离德王，参加傅作义的抗日队伍，他们在云继先、乌兰夫、朱实夫、云蔚带领下，兵分六路，击毙稽查处长李凤诚，缴获军械库所有枪支。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百灵庙起义，打响了内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第一枪，意义深远。

1936年秋，由百灵庙暴动胜利后组建的蒙古族抗日武装——绥境蒙旗保安纵队受到很大损失，总队长云继先被德王特务绑架杀害，不少人被策反，千余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了百十来人。

乌兰夫站了出来，给留下来的人稳定情绪，留住了这支宝贵的革命火种。不久，白海峰被国民党派来归绥重建部队，乌兰夫受命与他配合，吸取教训，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

指挥抗日

1937年，归绥防务吃紧，马占山在包头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保卫归绥和绥远防务，将蒙旗保安纵队扩编为独立混成旅，白海峰任旅长，乌兰夫代理政治部主任。

不久，混成旅开赴归绥前线，乌兰夫身着军装到前沿指挥部队，进行战前准备，与全体官兵决心痛歼日寇。

10月11日，关东军二十六师团的黑石联队和德王、李守信指挥的伪蒙古军三个师，在外围击溃绥西警备司令门炳岳部后继续推进，直逼归绥。

敌人注意到的只是中国正规军，没有掌握刚扩编的蒙旗独立旅的动向。侵略军在10月12日就想趁夜色涉水渡过大黑河北进，遭到早有准备的独立旅炮击，立即乱了阵脚，只好龟缩在大黑河南岸，向北岸胡乱打炮。

乌兰夫和白海峰分析后，决定利用夜间敌军摸不清中国军队底细的良机，组织骑兵冲过大黑河突袭敌人，收割了一波人头。

天亮后，敌人又发起进攻，乌兰夫和白海峰一直在前沿亲自指挥，隔水与敌激战了一天，打退日寇多次攻击，让他们始终没能过河。

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下令独立旅撤退，部队先转移到了包头西郊，敌人侵占归绥后，直逼包头，这支部队下一步往哪走成了个问题。

白海峰想把队伍拉到河套地区追随马占山，乌兰夫分析形势后，认为此去会失去部队控制权，导致被吞并，对抗战不利。

他把情况告诉白海峰，建议南渡黄河，到陕北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就地守土抗战。

白海峰起初并不同意，乌兰夫从部队前途和抗日大局着想，请来各团军官们开会，在会上讲述了自己的分析和主张，绝大多数人赞同他的主意。

看到白海峰还有些犹豫，乌兰夫以老朋友的一片赤诚向白海峰掏心窝子：

形势紧迫，究竟向哪里去，需要你慎重考虑，马上作出决断。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去河套，我也不勉强你，愿意跟你去的人你带走。

白海峰看到大家都赞成渡河，硬要把部队拉到河套去也是拉不动的，只好同意了乌兰夫的意见，下令南渡。

1938年1月，独立旅冲破路上阻挠后，与八路军120师接上了头，得到了军服和经费的支持，士气大振，从此开始与八路军并肩抗战。

这一年，独立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同时按照八路军的模式，自上而下建立起了健全的政治工作系统。

很快部队扩大到3000多人，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70%多的兵员是蒙古族官兵，师团营连干部绝大多数是蒙古族。

从1939年到1941年春，乌兰夫和师长白海峰指挥部队，多次击退日伪军向伊克昭盟的进攻，守卫着东西20多里的黄河防线，新三师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被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

单刀赴会

1941年8月，按照中央指示，乌兰夫脱离新三师，来到延安，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处长。他经常以有影响的蒙古族共产党员、蒙古民族代表人物的身份，参加民族抗日活动和社会活动。

乌兰夫在延安工作了四年，先后担任西北局统战部民族处处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保证民族团结，巩固陕甘宁边区。

在延安四年，对乌兰夫本人也影响很大，他曾深情地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是锻炼革命者的熔炉。我在苏联取经4年，回国参加实际斗争12年，正是延安的4年使两者熔炼到了一起。就我来说，要讲革命觉悟，讲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这时候才算是真正有了些觉悟和认识。”

1945年9月，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头目正是乌兰夫有过两面之缘的补英达赉，它的成员非常复杂，包括一些王公贵族、上层人物和一批蒙古青年知识分子。

面对这样的情况，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传达中央指示，请正在中央局工作的蒙绥政府主席乌兰夫前去处理。

出于安全考虑，聂荣臻建议乌兰夫带上军队前往。乌兰夫分析后认为，可以通过思想攻势智取，这种情况下带部队就显得没有诚意。单枪匹马虽有危险，这个险是值得冒的。

10月，乌兰夫轻装简从，只带了几个同志来到苏尼特右旗，首先他找到补英达赉，希望还能对他挽救，但补英达赉无视姐夫德王的下场，一意孤行，他对乌兰夫说：“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代表我们蒙古人利益的临时政府，谁也别想破坏。”

乌兰夫据理力争：“你所说的苏联和蒙古方面同意，具体是哪个人同意的，他能不能代表他们的党和政府？你所说的蒙古人自己来解放自己，是指哪些蒙古人，是什么样的解放？”

看到补英达赉仍旧冥顽不灵，乌兰夫丢下句话：“请你好好考虑我提出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蒙古老百姓心里也明白。”

补英达赉难以说服是预料中的，乌兰夫早有对策，他和同志们到处积极宣传中央的民族平等政策，分析所谓内蒙古独立，对内蒙古的民族解放和全国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利的。

他重点组织蒙古青年开座谈会，指出补英达赉是蒙奸，还在被通缉，怎么能做主席呢？并拿出《晋察冀日报》上的蒙奸名单为证，大部分青年被争取过来，愿意进行改选。

为什么要改选而不是直接推翻补英达赉？

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乌兰夫的因势利导，他把行动分成两步走，先进行改选，再创造取消这个“政府”的条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改选后，乌兰夫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顺利当选为主席，上任第三天，他就下令往张北搬家，并就此停止以这个“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停止它的活动。同时向中央请示，准备成立一个领导自治运动的组织，以便开展工作。

不久，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临时政府”的多数成员都参加了进来，这是由党领导的组织。这样，所谓“临时政府”就自然消失了，乌兰夫以自己的胆色和谋略，将一场有可能流血的事件消弭于无形。

周恩来总理称赞乌兰夫此行是“单刀赴会”，他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乌兰夫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作斗争，并取得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

统一东西蒙

乌兰夫对内蒙统一的贡献绝不止于此。

在东蒙兴安盟，还存在着日伪政权倒台后成立的东蒙自治政府，他们有自己的军队，主张由自己来领导内蒙，实行“宗藩”式的自治。

这当然无法被接受，在1946年初，我冀热辽军区部队要进入昭乌达盟，被东蒙自治军第四师阻拦，双方发生争端。

出面解决的还是乌兰夫，为了和平解决问题，1946年4月3日，双方决定在承德召开会议，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自治政府各派七名代表参加。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内蒙古的领导权问题，至关重要。

会上两方展开激烈争论，乌兰夫最后以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有针对性的做通了东蒙古主要代表人物，委员兼经济部长特木尔巴根的工作，保证了谈判成功，确定内蒙古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双方决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政府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这次会议结束了内蒙古长期被分割的局面。

1947年4月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乌兰浩特召开，东西蒙各盟旗392名代表出席。这是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会上乌兰夫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乌兰夫被选举为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