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时,我军有三位特殊的开国上将,他们都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却同样对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得授上将实至名归。
陶峙岳是其中之一。
陶峙岳在宣统年间就考入军事学校,此后大半生戎马倥惚,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官至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总司令、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陶峙岳身处高位却能深明大义,他在新疆通电起义,为和平解放新疆的关键人物,此后还扎根于此,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任司令员,带领兵团投身生产,造福地方,深受人民怀念。
此文带大家回顾开国上将陶峙岳的精彩故事。
陶峙岳在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火龙洲一个地主家庭,家境殷实,在私塾里读完四书五经后,如愿考入湖南陆军小学,毕业后考入陆军第三中学,为他一生的军事生涯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时值清末,天下大乱,武昌起义爆发后,陶峙岳深受影响,加入了同盟会,
1916年,又在保定军官学校深造两年的陶峙岳毕业,回到长沙投到谭延闿麾下,任督军公署参谋处上尉参谋。
与大多数旧军人不同的是,陶峙岳文化素质较高,字写得好,工诗文,逐渐在军中有了一些名气,不久被提拔为护字营营长。
1920年冬,陶峙岳率护字营参加了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之战,在安化击败了北洋军。陶峙岳率军沿资水猛追至益阳、汉寿一带,大获全胜。护字营原本是一支桀骜不驯的土匪部队,在陶峙岳手下成为一支可用的能战之师。
北伐战争开始后,陶峙岳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团长。独二师奉命进军江西,陶峙岳在之前几年不得不陷身于内战纷争的漩涡,深感苦闷,开始研读起了佛经,这次能投身于正义事业,他深感振奋,在攻占马回岭、攻克九江城等战斗中,他都率部血战,取得突出战绩。
1927年3月初,独二师奉命进军安徽,在芜湖以南的陌镇战斗中,陶峙岳指挥手下一举击溃守敌,立下战功,晋升为少将团长。
1927年12月,陶峙岳升任四十军第三师师长,参加了进击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的二次北伐。
1928年4月下旬,北伐军进入黄河南岸地区,陶峙岳率第三师轻装追击孙传芳,张宗昌残部,于4月30日进抵山东省城济南城郊。
但此时,日军斋藤旅团以借口保护日本侨民,进驻济南城内。5月1日,第三师等部中国军队开进济南。5月2日,日军福田师团长,率主力进驻济南。可是蒋介石和中国军队的将领们,却没有意识到日军的阴谋,部队毫无戒备,许多军官在街头市场闲逛,或是到澡堂洗澡。
5月3日,日军突然袭击济南城内的中国军队,首当其冲的就是陶峙岳第三师下属的第7团,陶峙岳本来命令第七团团长王王孝英不准在商埠驻扎,因为商埠距日军驻地太近。
谁料王孝英却违令驻进了商埠,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王孝英丢下部队当了逃兵。七团失去指挥,伤亡惨重,第二营官兵几乎全部死伤,八团团长查瑞生仓促组织部队抵抗,阵亡于乱军之中。
虽未接到上级命令,陶峙岳还是决定坚决反击,他指挥第三师主力与友邻的方振武部,奋力还击日军,将大举进攻的日军击退。战斗刚刚出现转机,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却派人来下达命令,不准向日军射击,接着又传来命令,北伐军全部撤出济南。
这时,济南城内已有数千名中国军民被日军屠杀,连派往日方谈判的特派交涉员蔡公时,也被日军割去耳鼻,与同去的17名中国外交人员一起惨遭杀害,陶峙岳本不愿撤,然而军令如山,只好忍痛含愤率部撤出济南。
由于事先下过部队不准进驻商埠的命令,陶峙岳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看到同胞、部属惨遭屠戮,陶峙岳感到自己未能恪尽守土卫民的军人职责,济南惨案被他视为一生之耻。
1930年,陶峙岳升任第八师副师长兼24旅旅长,不久被调往前线参加“围剿”。这时的国民革命军完全没有了北伐时的士气,24旅官兵毫无斗志,在第三次“围剿”中,24旅在黄陂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陶峙岳和毛炳文仅带领几名随从逃出红军包围。
这一仗,24旅损失过半,团长陈作舟阵亡,陶峙岳心灰意懒,辞去旅长职务,专任八师副师长,请假回长沙休养。
此后,陶峙岳又被任命为第八师师长回到前线,但他早已对打内战不满,只是敷衍了事,部下向超中接到湖南讲武堂同学彭德怀密信,放开华家岭通道,跟在红军后面虚张声势,陶峙岳一点也不以为意,只是装作不知道。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了,这时,陶峙岳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听到29军在卢沟桥奋勇抗击日军的消息,他立即向训练场提出回八师驻地待命的请求,获准后,便火速赶回驻防陕西的80做开赴抗日战场的准备工作。
陶峙岳的心情是振奋的,他少年从军时的抱负,原本就是为国御侮,迫不得已才深陷内战的泥沼,如今实现报国为民初衷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一面命令部队做武器、弹药、给养方面的物质准备,一面激发官兵们的爱国热忱。
他多次向八师官兵讲述明朝倭寇蹂躏沿海各省,和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疯狂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还以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业绩,鼓舞官兵们的杀敌士气和胜利信念,士兵们的爱国精神被激励起来了,八师全身上下充满了与敌寇拼死疆场的壮烈气氛,陶峙岳感到,已有许多年没有见过这样高昂的士气了。
8月,陶峙岳奉命南下增援上海守军,路过南京时,正逢918事变16周年的日子,8师官兵高唱抗日救亡歌曲行军,百姓夹道相送。官兵们深受感动,喊出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9月19日,八师乘火车到达上海西面的南翔火车站,隶属第15集团军的右翼军指挥,右翼军司令由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兼任。
8师上阵之际,淞沪战役已进行到第二阶段防御作战,陶峙岳指挥八师将蕴藻浜守军的阵地接了过来。他在阵地上仔细观察了当面之敌的动静,决定趁部队求战情绪高涨之时突袭日军。
当天夜里陶峙岳派出两支小部队,向日军构筑在长江头的阵地发动突袭,由于是夜间,日军措不及防,突袭得手,顺利攻克一个据点,歼灭日军数10名,缴获机枪步枪十几支,以及一些弹药和装备,首战旗开得胜,八师官兵的士气更加旺盛。
第2天,日军向八师阵地发动猛攻,敌人先出动飞机轰炸,又用停泊在长江里的军舰舰炮轰击。之后出动步兵冲锋。八师是杂牌军,不要说火炮一类的重武器一无所有,甚至枪支也大多数是20世纪20年代制造的汉阳造。装备处于劣势,陶峙岳就指挥官兵依托工事还击,进攻的日军遭到重创,八师的伤亡也不小,阵地依然迄立不动。
第3天,日军继续进攻,战斗越发激烈,八师官兵打红了眼,连饭都顾不上吃,负轻伤的伤员也不肯下火线,留在阵地上继续战斗。部队减员越来越多,为保存有生力量,陶峙岳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不要在白天向敌人阵地发起反冲锋,可以利用夜间偷袭敌人阵地。上海的爱国青年自动赶来,冒着生命危险给战士们送茶送饭,帮助部队运输弹药后送伤病员,八师官兵深受感动,杀敌勇气倍增。
9月19日至10月9日,8师官兵在蕴藻浜阵地苦战21天,没有后退一步,直到10月10日,日军第三、九师团,在第11、13师团的掩护下,突破了友军的阵地,八师才奉命后撤。这时,除后勤人员外,全师的战斗兵员只剩下了700多名。
八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除了发放仅够维持官兵生活的薪饷外,从来不给武器装备的补充,是别人眼中的杂牌军。能打出这样的战绩,让胡宗南既意外又满意,他当面对陶峙岳说:“想不到你们几杆破烂枪,打得这样不错。”
淞沪战役结束后,陶峙岳被提升为第76军中将军长,在1938年又被突然任命为第一军军长。
看上去是提拔,实则是一种排挤。第一军是胡宗南嫡系,他自己多年担任军长,陶峙岳孤身调任第一军并不能掌握部队。而七十六军军长由原第一军军长李铁军担任,这就不同了,从此这支部队就会被胡宗南掌握。
此后,陶峙岳率部两援河南,尽管他不是黄埔出身,也不是一军的老长官,但他一切从抗战出发,不计个人得失的原则逐渐让他获得了一军官兵的爱戴。
但这又引起了胡宗南的猜忌,回到陕西不久,胡宗南即下令由丁德隆接任军长,陶峙岳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这实际上是架空了陶峙岳,此后陶峙岳虽然又历任了不少职务,其中还包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但处处受到掣肘,都是有名无实的虚位。百无聊赖之余,陶峙岳做起了造福地方的事,派遣工兵帮三原城修建引水渠,解决百姓饮水困难,灌溉农田,颇得父老好评。
很快,真正的考验来了。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政府垮台,李宗仁逃亡广州。
此时陶峙岳已调任新疆,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这时新疆驻有9个整编旅、10万官兵,三大战役之后,它成为了一支显眼的军事力量。
李宗仁、宋希濂先后电令陶峙岳,要求他将8个旅调往关内作战。陶峙岳考虑,新疆地处边陲,外有强邻觊觎,内有复杂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乱。军队是保证新疆安定的重要因素,如果把绝大部分部队调走,势必难以保持安定。万一控制不住局面,导致国土分裂,把新疆给丢了,那怎么对历史负责?
时间就是出路,陶峙岳采用了拖字诀,最终留下了新疆的部队。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一直受到排挤的陶峙岳也早已有了起义的念头。他与部下赵锡光、陶晋初等人密谈后,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即将彻底崩溃,不能再为蒋介石卖命。为维护新疆局势的稳定,保障人民,也为新疆驻军十万官兵谋得一条出路,必须起义。
8月26日,兰州解放,输光老本的马步芳狼狈逃往重庆,解放军迫近新疆,陶峙岳决定加快起义步骤。
这时,在新疆军队里,骑1师师长马呈祥、胡宗南嫡系七十八师师长叶成、179旅旅长罗恕人等人是顽固的主战派,是和平起义最大的障碍。
8月底,在一次这些人都在场的会议上,供应局局长郝家骏提出:局势现已至此,我们是不是能通电主张和平呢?这句话顿时招致马呈祥等人攻击,他们坚决反对合作。
陶峙岳觉得,是时候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他从容说道: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决,将使10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不配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呢?至于我各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
马呈祥等人一度想发动兵变顽固抵抗,但在陶峙岳的因势利导和天下大势面前,马呈祥、叶成等人终于打消了发动兵变、拉走部队的念头,他们向陶峙岳表示:愿将部队交出,得到一笔经济补偿后离开新疆。
9月15日,中央派来的联络员邓力群携电台秘密抵达迪化,与陶峙岳会面,带来了主席和张治中将军对新疆驻军起义的期望,陶峙岳深受鼓舞,电复情况。9月18日,陶峙岳派曾震五赴兰州,与彭德怀接洽起义。
眼看起义通电发出在即,胡宗南却在9月23日给陶峙岳、叶成、罗恕人分别发来电报,给陶峙岳的电报中说:据报,兄已率河西、新疆部队投降,真太糊涂,究竟情况如何?应速来电报告!
给叶成、罗恕人的电报则要求他们“肃清迪化叛乱分子,将部队撤往南疆。”
陶峙岳当即给胡宗南、蒋介石各发去一电:
我所以留在新疆,实因现在情况是部队不能战,又不能动,这里有十万人以上的生命,非同儿戏。我无别意,就是不能把十万人扔在戈壁滩上置之不顾。
叶成与罗恕人接电报后找马呈祥商议,结果三人都认为“大势已去,不能有为”,没有执行胡宗南的电令。9月24、25日,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先后离迪化赴南疆,逃往巴基斯坦。
9月25日,陶峙岳率新疆驻军将领发出起义通电,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九二五起义成功,新疆和平解放,正如张治中在回顾新疆和平解放历程时所写的:特别是陶峙岳将军,老成沉着、善谋能断,苦心焦虑地运用对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的感情和威望,讲情说理,终于使他们未敢乱动,贴服出走,铺平了新疆部队起义的道路。
1949年10月5日,陶峙岳赶赴酒泉。7日,彭德怀和王震接见了他,
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彭德怀是湖南湘潭人,王震是湖南浏阳人,三个人的家乡相距只有百十里路,口音相近。
王震后来回忆说,我们三个都是湖南人,交谈中乡音未改,格外亲切。尽管是初次相识,大家像老朋友一样。
陶峙岳汇报了新疆的复杂形势,表白了自己率部起义的初衷:军人决计保境安民,确保祖国金瓯无缺。
彭德怀诚恳地对陶峙岳说:
陶将军,你们的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彭德怀还告诉陶峙岳:我已电告二野的入川部队保护你的家属子女,你不必担心。
10月7日,陶峙岳与彭德怀、王震等商定:新疆起义部队整编为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实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和供给制度。
解放军进疆车辆不够,陶峙岳又下令将第八补给区全部车辆调给解放军运送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陶峙岳在酒泉紧张工作了三天三夜,几乎没有休息,会议一结束就兼程赶回了部队。
1947年12月17日,新疆军区成立,陶峙岳被任命为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2月30日,新疆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陶晋初任参谋长,兵团下辖第九军三个师和两个骑兵师。
令陶峙岳特别感动的是,国民党政府覆灭前,欠发新疆驻军3个月军饷,起义部队改编后,解放军将这笔欠饷全部补发。陶峙岳感叹道:这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
1950年2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陶峙岳,长谈过后留陶峙岳吃晚饭,让陶峙岳意外的是,餐桌上看不见山珍海味,只摆着几盘平平常常的湖南风味菜。他们边吃边谈,饭后接着谈,从国家大事到家庭情况无不涉及,一直谈到深夜12点。
后来,陶峙岳回忆起这次会见,不由自主想起谒见蒋介石的情形。那是1930年在蚌埠的火车上,蒋介石看到陶峙岳应召来见,只略略点了点头,鼻子里哼了哼,一句话都没有说。
陶峙岳说,说起来自己还和蒋介石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友,蒋介石却摆出这么大的架子。毛主席的平易近人、简约朴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50年到1951年,陶峙岳派出二十二兵团部队,参加了清剿土匪的战斗。1950年7月,22兵团所属26师和骑7师,与其他剿匪部队配合,协同作战3个多月,剿灭了乌拉孜拜所率匪徒6000余人,迫使乌拉孜拜、司迪克率百余名残匪投降;1951年9月,25师、26师各出动一个骑兵支队,在准噶尔盆地腹地追剿谢尔德满所率匪帮,在沙漠戈壁里风餐露宿了一个冬天,终于撵上了匪众,歼其精锐数百;1952年5月,骑7师与新疆军区警卫团配合作战,歼灭谢尔德满残匪2000多人,谢尔德满等匪首走投无路,率几十名残兵投降,新疆境内最后一股土匪被剿灭。
剿平土匪后,22兵团转入生产,根据大生产命令在各个垦区之间开荒。当年秋后22兵团就获得了大丰收,粮食、肉食、蔬菜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
石河子地处准噶尔盆地南缘,以一条卵石沟宛如一条流淌着石头的河而得名。
现在提到新疆,大多知道石河子的名字,它是2019年的西部百强县市,以“戈壁明珠”的美誉著称于世。
而提到石河子,不能不提到陶峙岳。
1950年8月,陶峙岳、王震和两位苏联专家来到石河子勘察。那时的石河子还是一片无边的沼泽和荒野,仅有40多户居民。经过勘察,王震和陶峙岳认为这里虽然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但地形、水源、土质都很好,确实是一块利于开发的宝地。
王震和陶峙岳商量之余,决定在石河子居民点东南一公里处,建立一座新城。王震提议把22兵团部也迁到石河子来,以便就近指挥生产和建设,陶峙岳表示支持,很快派出22兵团勘测队实地勘测,进行规划,拟制出《石河子都市计划》。
1950年11月,22兵团司令部开始迁往石河子。1951年春,石河子新城建设工程开工,陶峙岳等兵团领导四处调集技工,深入工地,甚至还动手教战士们用石头砌水缸,忙得不亦乐乎。
1952年,石河子的办公楼、礼堂竣工,内中外三环加放射式的道路网也初步修通。到1954年,22兵团编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石河子已经成了一座初见雏形的戈壁新城。
今天的石河子,有38万多人口,是一座农工商一体化的军垦新城,连续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幸福百县榜等荣誉。吃水不忘挖井人,为石河子开基的王震和陶峙岳,功不可没。
1953年5月,新疆军区根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命令,将所属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22兵团成为生产部队之一,1954年8月,生产部队官兵集体转业,合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恩茂兼任政委。
在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中,不仅包括22兵团的原起义部队,还包括王震率领进疆的一兵团二军、六军的四个师、原三区民族军改变的五军1个师,总共10万人。
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部设在乌鲁木齐,但陶峙岳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不愿总呆在乌鲁木齐坐机关,他喜欢到各师、各团去,到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去,几乎每个月都离开乌鲁木齐外出巡视。
1952年,驻开都河北岸的二十七师八十一团精耕细作,创造出了冬小麦亩产1377.7斤、春小麦亩产1057.6斤的全国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纪录。陶峙岳亲自总结了他们的丰产经验,1953年不辞辛苦地跑了许多师、团去推广。
1953年冬,陶峙岳到车排子检查工作时,与农七师二十团的领导约定:明年丰收了,我来为你们祝贺。1954年夏收后,二十团实现了小麦产量万亩万担的目标,百忙中的陶峙岳没有忘记他的诺言,果然如约赶到车排子,与二十团官兵共庆丰收。
为解决石河子麦田、棉田的灌溉和排水问题,陶峙岳主持开挖了一条10公里的渠道。这期间,陶峙岳干脆住在石河子,天天都到工地上检查督促,有时还撸起袖子参加开渠劳动。渠道修成后,陶峙岳为它取名叫“两利渠”。
陶峙岳在新疆20多年,始终住在一幢不起眼的老式旧平房里。1955年,他被授上将军衔后,王震要给他换一栋像样一点的楼房,被陶峙岳婉拒,他依旧住在那幢旧平房里,直到1970年离开新疆,此时他已78岁高龄。而就在他71岁时,还曾进行过历时47天,行程6700多公里的视察,把北疆边境跑了个遍。
在陶峙岳和全体军垦战士的不懈努力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逐渐发展成了新疆建设和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
1985年10月1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喜庆日子,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祝贺,王震任团长,陶峙岳、包尔汗、赛福鼎任副团长。
此时陶峙岳已93岁高龄,仍然抖擞精神,参加了一系列庆祝活动。新疆是他战斗生活过20多年的地方,有朝一日能再回新疆看看,正是他晚年一大夙愿。
将要离开新疆时,一位老部下给陶峙岳送来一份颜色发黄的剪报,那上面登的是陶峙岳1952年元月在新疆军区生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瞻望远景,无限美好。田连阡陌,渠道纵横。屋守显罗,绿树成荫。这就是我们的农庄。青青草原,一望无际,风吹草低,牛羊成群,这就是我们的农场。
老部下说:“陶司令当年为我们描画的远景,今天已经在新疆变为现实了。”
彭德怀元帅评价他:陶峙岳为人正直厚道,办事认真谨慎。
老战友王震评价:陶峙岳毕生为国,堪称楷模。
1988年12月26日,陶峙岳安详地逝世于他自己的住宅里,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