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胭脂 – 第 2 页

中篇：女孩和外婆的故事

小女孩扣扣醒来，天已经黑了。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摸了摸四周，都是软的，才想起自己原来钻进了那床叠卷成一个圆筒的棉被中。棉被有味，是陈年的樟脑味，也有梅雨留在棉花上的霉味。刚开始时很难闻，她得憋住气。后来闻久了，就惯了。外婆说天冷了，要把这床厚棉被拿出来晒一晒，再铺到床上，可还没来得及。

扣扣其实是不知道时间的，扣扣只是从柜门缝里透进来的微光，猜到外头大概是夜晚了。白天的声响退走了，夜晚的声响开始浮现。白天的声响很杂乱，有旗子被风刮扯起来的猎猎声，有脚踹在地上的咚咚声，有好些个嗓子混在一起的喊话声，也有布头纸张木片烧起来的噼啪声。白天的声响有毛刺，在人的耳朵上走过，能拉出血印子。夜晚的声响和白天不一样。夜晚的声响也很杂，有女人摇着蒲扇生火的沙啦沙啦声，有娃娃挨了大人打时的哭叫声，有野猫从一片瓦顶跳到另一片瓦顶时发出的叫声，也有空瓶子滚过街边的当啷声。夜晚的声响也长着牙，只是夜晚的牙钝，碰着人耳朵像挠痒痒，并不疼。

扣扣在瑟瑟发抖。扣扣不懂，她全身都裹在棉被里了，为什么还会觉得冷。楼下人家风炉上煮的米饭冒出的香味，勾得她的肚子发出一串惊天动地的尖叫，她这才明白，原来饥饿也是一种寒冷。

这几天楼下的宋婆婆天天在和外婆说“那些人”的事。宋婆婆几十年的偏头疼，是外婆用几根银针扎好的，所以宋婆婆记得外婆的情。“‘那些人’到了城西街的天主教堂，把看门的剃了半边光头。”“‘那些人’在五马街，从一百的楼顶往下撒纸，白花花的像下雪。”“‘那些人’在谢池巷呢，见着眼生的东西就往火里扔。”

宋婆婆不怎么出门，可宋婆婆知晓温州城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扣扣不知道“那些人”是谁，扣扣只隐隐觉得“那些人”无所不在，想去哪里，就在哪里，像云，像风，谁也说不准，谁也拦不住。

今天外婆和扣扣刚刚吃完午饭，还没来得及把脏碗筷拿到灶台上去，宋婆婆就颠着小脚，咚咚地跑上楼来，告诉外婆“那些人”又进巷了，刚从皮鞋佬三豹家出来，又进了隔壁的长人李家。李家的老爷子拦在门口不让进，挨了一脚。上次走了两家又折回去了，这次看样子是要挨家挨户搜。

外婆送走宋婆婆，关上门，扯上窗帘，身子矮下来，爬进了床底。外婆窸窸窣窣地在床底下翻找着什么东西，露在外边的两爿屁股扭来扭去。扣扣惊奇地发现，平日里看起来瘦巴巴的外婆，身子弯成两截的时候，竟然有肉。

一会儿外婆从床底下出来了，满头是灰。外婆手里拿着一大一小两样东西，塞进扣扣怀里。外婆打开衣柜的门，扣扣以为外婆是让扣扣把那两样东西放进去，可是外婆却指了指柜子，让扣扣进去。

“我不开门，你就千万不能出声，出声就要了外婆的命，你懂不？”

没容扣扣答应，咔嗒一声，外婆已经锁上了柜门，把扣扣留在了里边。

扣扣住的这条街，叫桥儿头，在温州城的西角。外婆常常搬家，从谢池巷搬到百里坊，又从百里坊搬到桥儿头。这是扣扣记得的。扣扣才五岁，扣扣记事之前究竟外婆还搬过多少次家，她就不知晓了。

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个小阁楼，两间房。其实是一间半，那半间是灶披间。睡觉的那间屋子比灶披间大不了多少，早上起床穿鞋子，外婆的脚经常会踢到墙边的衣柜。扣扣问外婆为什么会越搬越远，越搬越小，外婆敲了敲扣扣的脑勺，说你一个小不点，要那么大的房间做什么？

扣扣没上幼儿园，外婆不许。外婆说在家看看书就好了，别出去跟坏孩子学野了。外婆说的书，是小人书。外婆隔一阵子给扣扣买一本小人书，外婆每天睡觉前都给扣扣讲小人书里的故事。扣扣虽然不认得字，扣扣却早把小人书里的故事记得滚瓜烂熟。

除了偶尔到街角的酒米店去打瓶酱油，扣扣很少出门，外婆不许。外婆忙着糊火柴盒子的时候，扣扣就站在窗前发呆，看着窗沿上蚂蚁排着长队搬家，外边树上雀儿飞来飞去，弄堂里的孩子为抢一个皮球打成一团。她只觉得孤单。扣扣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哥哥姐姐，也没有弟弟妹妹。她好想有一个伴儿，跟她抢抢小人书，凶巴巴地吵上一架。

有一回，扣扣看着小人书，突然就叹了一口气。外婆斜了她一眼，说你这个小小人儿，怎么有这么长的一口气？

扣扣说：我和孙悟空是一家的吗？

外婆说：什么话？它是猴子，你是人，能是一家吗？

扣扣说我们两个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外婆一怔，半晌，才呸了一声。

“外婆是石头吗？你有外婆呢，孙猴子它有吗？”外婆说。

扣扣没吱声。扣扣其实是有话的，可是扣扣不想说。

外婆不是她的亲外婆。外婆是在一棵树下捡到她的，有人把她裹在一床破被子里扔在外婆住的那个街口——那时候外婆还没搬到温州。被子上缝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扣扣的出生时辰。那是宋婆婆问外婆为什么扣扣没有妈妈的时候，外婆悄悄告诉宋婆婆的。外婆以为扣扣没听见，外婆不知道扣扣有顺风耳，扣扣听得见老鼠在窝里商量嫁女儿。

外婆没工作，外婆一天到晚都在糊火柴盒子。外婆说糊上五个火柴盒子，就可以换一根针。扣扣问外婆要多少根针才可以换一本小人书，外婆说把你手指头脚指头都加起来，就差不多了。扣扣不懂算数，扣扣只知道针不值钱，火柴盒子更不值钱，小人书倒是值几个钱的。

扣扣知道，外婆靠糊火柴盒子，是买不起小人书的。外婆买小人书的钱，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外婆把扣扣锁进了衣柜里，就咣啷咣啷地去拖那张糊火柴盒用的小茶几。平素小茶几摆在屋子中间，外婆是坐在床沿上干活的，为了省地方。这会儿外婆把茶几拖到了门外，屁股坐在门槛上，正正地挡住了门。外婆铺开刷子和装糨糊的盘子，外婆拧糨糊罐子时手在发抖，拧了几回才拧开。

扣扣摸了摸外婆塞在她怀里的东西，大的那样是个长方形的盒子，外头包着一块布，布上紧紧地缠了几道尼龙绳。扣扣不敢拆，一拆就要弄出响动。小的那样是个小布包，袋口也系着绳子，却好像是活结。扣扣用一个指头轻轻一钩，结子就松了。扣扣的手指头探进去，摸着了大大小小几个圆环，有的平滑光溜，有的镂着花，凹凸不平，却都是冰凉冰凉的。扣扣就知道，那是外婆的玉镯和金镏子。

外婆曾经带着扣扣去过一家首饰店，吩咐店里的人用大铁剪剪下一截金镏子，放在一杆小秤上称过重，又在算盘上算出一个数。店里的人就是照着算盘上的数，给了外婆一沓钞票的。扣扣这才懂得金镏子原来值钱。扣扣问过外婆，为什么要把金镏子剪去一截，而不是整个拿去换钱呢？外婆说金镏子是外婆的娘给外婆的念想儿，能多留一截，就多留一截。扣扣不知道原来外婆有娘，扣扣以为外婆和扣扣一样，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街上的动静越来越大。远一些的时候，那嘈杂声听起来像一条由很多股细线交织在一起的粗绳子。等近了，扣扣就分清了上面的股。嗵嗵的脚步声其实也是有区分的，轻巧一些的是布鞋，笨重一些的是橡胶底的球鞋。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也各不相同，有粗声大气的呵斥，有小心翼翼的辩解，也有嘻嘻哈哈的斗嘴。男男女女。

脚步声终于在楼下停住了，接着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没人应门。宋婆婆在家，说不定就站在门后的黑影里。宋婆婆没去开门。宋婆婆还想等一等。

可是敲门的人不肯等，敲门的人没有耐心。敲门声很快变成了咣咣的砸门声，砸门声又很快变成了轰轰的踹门声。

宋婆婆只好出来开门。

“‘四旧’，交出来。”门外的人轰的一声拥进来，耐心已经磨出了洞。

“这里的人家，都才搬进来没多久，哪有，有什么旧？”宋婆婆颤颤巍巍地说。

“凭什么信你？我们要亲眼看见。”

接着便是一阵稀里哗啦的声响，脚步声分了两路，一路朝里，一路往上。

脚步声在楼梯上停了下来，扣扣的心一下子扯到了喉咙口。心很大，喉咙很小，心堵得扣扣想吐。轰、轰、轰。这么响的心跳，满屋子都听得见。扣扣扔下手里的东西，扯过一个被角，紧紧捂住了胸口。没用，心犹自跳得像野马奔腾。

楼梯道很窄，并排只能站下两个人。从声音听起来，楼梯上站满了人，一排一排的，可是谁也上不来，因为外婆的茶几挡在楼道口。

从柜门缝里望出去，扣扣只能看见外婆的侧影。外婆坐在门槛上，低着头，慢条斯理地糊着火柴盒，仿佛站在她跟前的，只不过是几道影子。外婆今天用了太多的糨糊，刷了一层又一层，平素外婆从来不舍得这样浪费。

外婆的沉默似乎带着重量，压得那些人隐隐矮了几分。

“交出，你，你家的‘四旧’。”领头的那个人说。

那人说话时嘴角一扯，嘶了一声，仿佛在忍着疼痛。

那人也许十二岁，也许十五岁，那一群人看上去都一般大小。扣扣看不准人的岁数，只觉得那人很瘦，左边脸颊上有一块红色的斑，说话的嗓音有些古怪，像被人掐住脖子的鸭仔。还要过几年，等扣扣长大一些，她才会懂得，那个人正在经历变嗓。

那人不仅说话的声音古怪，站着的样子也有些古怪，身子斜着，一只手托着另一只胳膊，仿佛那只胳膊太沉，身子承不住。

外婆没有立刻回话。外婆糊完了手里的那个火柴盒子，才抬起头来，定定地看着那个人。

“成分？”外婆说。

外婆的嗓子压得很沉，扣扣几乎分不清传到她耳朵里的到底是声音还是震颤。

“什么成分，你？”外婆用糨糊刷子指了指那个人。

那个人吃了一大惊。这是一句他敲开别人家的门时都要问的话，他已经问得滚瓜烂熟，几乎不用再经过脑子。他从来期待的都是回答，而不是问题本身。他被这个烂熟于心的问题毫无防备地砸中了，一时蒙住。

“工，工人。”他结结巴巴地回答。

外婆微微一笑。

“想知道我是什么成分吧？”

那人看着外婆，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

“告诉你，我是城市贫民。”

外婆放下刷子，舒展了一下胳膊。

“你懂得城市贫民是什么意思吗？”

那人茫然地摇了摇头。

“这要在农村，就是贫农。”外婆说，“你知道工人和城市贫民是什么关系吗？”

那人又茫然地摇了摇头。

“回家好好学习学习，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同盟军，所以工人和城市贫民也是同盟军。同盟军就是自己人，自己人能打自己人吗？”外婆问。

外婆没有期待回答。外婆站起来，身子朝前微微一倾，两个胳膊往外送了一送，像是轰鸡出笼。

那人不知所措地往后退了一步。

就是因为这一步，系在绳子中间的手绢出现了倾斜，拔河的队伍决出了胜负。

短暂的犹豫之后，人群松动了。脚步声又响了起来，这次，是往下。

眼看着那群人就要散去，外婆却又突然开了口。

“回，你回来……”外婆犹犹豫豫地说。

外婆的声音开头很硬实，结尾却不上不下地飘在了半空。外婆有些后悔，可说出去的话已经无法往回收。

楼梯上的人疑惑地停住了步子。

“你今天受过伤吗？”外婆问那个脸上有斑的人。

那人嘴唇扯了一下，却没吭声。

“他挂标语，从树上摔下来了。”旁边的一个人替他回答。

“你是脚先着地，还是手先着地的？”外婆追着问。

那人想了想，说是手掌撑着落地的。

“疼吗？”外婆指了指那条被另一只手托着的胳膊。

那人犹豫了一会儿，也许他是想说疼的，可是后来临时变了卦，梗着颈脖嘟囔了一句：“轻伤不下火线。”

外婆说你把手松开，那只。然后把这只手贴在胸前，手掌伸过去，搭到那边肩膀上。

那人照做了，像只木偶，线提在外婆手中。可是他没有做到，因为那只手掌搭不过去，像缺了一根筋。

外婆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你的肩关节脱臼了。

“孩子？”扣扣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外婆竟然管那人叫“孩子”。

外婆很少叫扣扣“孩子”。从记事起，外婆大概就叫过她两次。一次是她高烧不退，外婆用湿毛巾一把一把给她擦身子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她说自己和孙猴子一样，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时候。

可是外婆却管那个说话像鸭仔的陌生人叫“孩子”。

扣扣嘴角牵了一牵，有点想哭。可是扣扣忍住了。外婆看不见她的眼泪，她哭了也是白哭。而且，外婆交代过了，她打死也不能出声。

“脱臼是什么意思？”有人问。

外婆想解释，半天也没找着词。

“火车，火车知道吧？火车本该待在轨道上，结果有东西撞上了它，它就脱离了原来的轨道。他那个肩关节，就是脱轨的火车。”外婆说。

人群里发出一阵惊叫。

“翻车，是翻车。”有人说。

“严，严重吗？”那个说话像鸭仔的人问，声音有些颤抖。

外婆伸出手，像是要抓那人的胳膊，可是伸了一半却又停住了，手指在半空凝固成一朵半开半合的花。扣扣知道外婆在想事。外婆想事的时候，额角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像有只虫子在里头爬。

“我带你，去医院吧。”外婆说。

那人的一只脚提了起来，却没有立刻放下，似乎没想好该朝哪个方向。

“你造谣！”突然，他扬起脖子喊了一声，颊上那块斑涨得赤红，脑门上的一绺头发跟着声音一颤一颤地跳动。

“你想吓唬我们，你不是城市贫民，你是阶级敌人！”另一个声音也喊了起来。

鸭仔仿佛从睡梦中突然清醒过来了，精神大振。

“把她押到指挥部，好好审一审，剥开她的真面目。”

鸭仔扬起那只好胳膊，挥舞了一下，扣扣看不清他在干什么。扣扣是从声响和外婆的神情上，猜出了鸭仔做的事情的。

外婆的身子晃了一下，外婆的一只手朝外，似乎在挡着什么东西，另一只手捂住了半边脸颊。

鸭仔打了外婆一记耳光。

那一记耳光很狠，外婆没有防备，被那一掌掴到了墙上。外婆的下巴簌簌地抖着，不光是疼，还因为震惊。

众人蜂拥而上，拽着外婆，把外婆往楼下推去。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仿佛天上落下一只看不见的手，把绳子中间系的那条手帕倏地挪了位置，已成定局的拔河阵势一下子就变了。扣扣愣住了。扣扣不懂外婆为什么明明已经赢了，却又输了。

“你让我，把门锁上。”外婆挣脱了那些人的手，从兜里摸摸索索地掏出钥匙。

“去去就回，很快的。”锁门的时候，外婆自言自语地说。

扣扣知道外婆这话是说给她听的。

咔嗒一声，门锁上了。一阵嘈杂混乱的脚步声之后，屋子陷入了完全的沉寂。

房门一关，柜门缝里透进来的那线光亮，就比先前黯淡了一些，扣扣突然觉出了衣柜的小。让她觉出衣柜的小的，不是衣柜本身，而是那两道锁——柜门上的，还有房门上的。她被关在这个上了两道锁的黑匣子里，在衣服和被卷之间。

整个世界上，只有外婆一个人拥有这两道锁的钥匙。假如外婆回不来了，她会在这个黑匣子里烂成泥，化成水吗？从前在百里坊住的时候，邻居家有个男孩下河游泳淹死了，就是放在一口跟这个衣柜差不多大小的棺材里埋了的。那家人在棺材里铺了厚厚一层草木灰，是为了吸水用的——吸身子烂了以后流出来的水。

这床被子，这床外婆还来不及换到床上去的厚被子，会是她的草木灰吗？

扣扣身上每一块相连的部位突然都开始相互撞击，牙齿和牙齿、骨头和骨头、骨头和肉。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过来，她在发抖。她抖得那样厉害，连衣柜也跟着她发出簌簌的响动。眼泪汹涌地流了下来。扣扣先前不敢哭，是因为害怕；现在哭了，也是因为害怕。先前是害怕被人发现，现在是害怕被人忘记。扣扣扯了一块被角堵在嘴里，抽抽噎噎地哭了很久，很久，直到每一个毛孔里的水都挤干了，眼睛灼疼得像两块燃烧着的煤球。

终于哭累了，她才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扣扣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在中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小肚子上拴着一根绳子，有两个声音趴在她的耳朵眼上一左一右地跟她说着话。一个说松了，你松了这根绳子，身子就舒坦了；另一个说不能，你千万不能松，一松你的身子就散了，再也收不回去了。两个声音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把她的脑袋瓜子撕扯成了两半。后来吵累了，就都住了嘴。她脑子一清静，小肚子上的绳子就不由自主地松了，一股温热的东西，顺着大腿流了下来。

扣扣倏地醒了，坐起来，发现被子已经湿了。她慌慌地去摸那两样东西，大的盒子已经湿了一个角。她撩起夹袄的衣襟，来搌布上的那块湿迹。擦了一遍又一遍，只觉得布已经给擦出了毛，却不知道是更干了，还是更湿了。她突然想起外婆把那两样东西塞到她手里时的神情。扣扣从前见过一只野猫，它生了三只崽，有一只掉进了墙夹缝里。那只猫不吃不喝，白天黑夜在墙上走来走去，不停地哀嚎。外婆把东西交给扣扣的时候，眼神就像那只母猫，而那两样东西，就是掉进了墙缝里的猫崽——外婆生怕再也见不着它们了。

扣扣把布袋按在胸口紧紧捂着，突然，听见屋外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是有人在拨弄门锁。扣扣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不是外婆。她想。外婆进自己的家门用不着偷偷摸摸。

是贼！

扣扣身上的汗毛铮铮地竖成了一片树林。她咬住牙齿，用嘴唇封住了从牙缝里漏出来的呼吸声。

门发出轻轻的一声吱扭，接着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只是扣扣的猜想，其实那声音里没有脚掌，只有脚尖。脚尖踮上去，地板在喊疼。地板老了，受不起一根针的重量。

那脚尖小心翼翼地行了几步路，突然撞上了一件什么东西，就有人哼了一声。紧接着，扣扣听见了另外一声吱扭，是棕绷床垫在呼疼。屋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和地板一样老，脾气大得很，轻轻一碰就大呼小叫。那人大概摸着了床，在床沿上坐下了，揉着身上碰疼了的地方。

床挨着衣柜，两样东西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扣扣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子会发出这么多动静——呼吸穿过鼻孔的声音，牙齿和牙齿打架的声音，心撞在胸膛上的声音，肠子蠕爬扭动的声音……每一样听起来都响如雷鸣。扣扣把身子缩得很小，很紧，可是没用，声音捂不住，依旧肆意横行。扣扣小肚子里的那根绳子又隐隐地牵扯了起来，这回扣扣心里是明白的，她不能放松一丝肉一根筋。

“别怕，扣扣，是我。”

是外婆。外婆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像是风吹过时落叶在翻身。

外婆摸摸索索地走到了衣柜跟前，掏出钥匙开柜门。黑暗中脸上的眼睛是废物，外婆依仗的，是手指上的眼睛。手指上的眼睛笨，钥匙探了很久的路，才终于找到了入口。柜门开了，扣扣想站起来，腿却不听她的使唤，脚板上像戳着一万根针。扣扣身子一歪，软软地滚了出来。跟着她跌出柜门的，还有那床带着潮气和霉味的棉被。

她跌到了外婆身上。外婆趔趄了一下，又站稳了，扶住了扣扣。

“你，你……”

扣扣有很多话要问，扣扣的问题排着长队一个挨一个地挤在喉咙口。扣扣的喉咙太窄太小，话挤不出去，嗓子和舌头被挤散在两头。

外婆一把搂住扣扣，很紧。扣扣放声大哭。

外婆急急地捂住了扣扣的嘴：“不能，不能出声，让人听见。”外婆贴着扣扣的耳根说。

外婆的手掌很硬，结成痂的糨糊蹭过扣扣的嘴唇像砂纸。外婆的手心汗津津的，有些不中闻的气味。扣扣别过脸去，想挣脱外婆的手。外婆的手紧追不放，扣扣逃不开，就张开了嘴。扣扣只听得外婆嘶了一声，紧接着她觉出了自己牙齿上的腥味。她这才明白过来，她刚刚咬了外婆一口。不，咬外婆的不是她，而是堵在她喉咙里的那些话。话堵得太久，话等不及了，就跳过舌头，落在了牙齿上。

这一口咬得很狠，外婆立刻松开了手。可是外婆只松开了一只手，外婆的另一只手依旧紧紧地搂住扣扣，仿佛那手上拴着的是外婆的性命，一松手，外婆就要掉下万丈悬崖。

啪嗒啪嗒。有东西落在了扣扣的颈脖上，温热的，很沉，一下一下，像钉子在砸肉。

是外婆的眼泪。

外婆把扣扣抱起来，放到床上。扣扣的身子扭来扭去，她不想让裤子上的湿迹弄脏褥子。外婆渐渐习惯了屋里的黑暗，摸到窗前，拿起那盒摆在窗台上的火柴，擦亮了，点起旁边那个菜油碟子里的灯芯——那是家里停电时备用的油灯。

扣扣想问外婆为什么不开灯，可是扣扣的嘴唇很沉，扣扣搬不动。

油灯把黑暗剪出一个朦朦胧胧边角不齐的洞。外婆转过身来，扣扣看见了外婆的脸。外婆不是中午的外婆了，外婆的半边脸肿了，一边的嘴角上结着一块暗红色的痂。外婆的脸变得很奇怪，眼睛眉毛鼻孔和嘴巴都歪了，外婆变得很丑。

这只是扣扣看得见的变化。扣扣看不见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外婆耳膜上的一条裂缝。扣扣还要再长大一些，才会知道那条裂缝有个医学名词，叫耳膜穿孔。那条裂缝后来会变成一个永远长不拢的洞，天气一冷一热，里边就会往外漏水。

扣扣想不明白，一个一只肩膀脱了臼的少年人，竟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可以叫外婆的五官挪动位置。

外婆放下扣扣，蹲下身去捡拾滚到地上的那床被子。捆着被子的那条绳子已经松了，被子扭着身子白花花地躺在地上，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外婆在被子里翻了一番，没翻到要找的东西。外婆又把半拉身子探进衣柜里，急切地搜寻着衣柜的每一个角落。

外婆的手停住了，松了一口气。扣扣知道外婆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外婆一定也摸着了那片湿迹。扣扣心想。

扣扣闭上了眼睛，在等待着外婆的责骂。

可是外婆没吱声。半晌，外婆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作的是什么孽啊。”外婆说。

扣扣不知道外婆在说谁。

外婆把那两样东西拿出来，塞进枕头里。想了想，又拿出来，放进了褥子底下。扣扣听见外婆又嘶了一声，大概蹭到了伤口。

扣扣很想问外婆“疼吗”，但扣扣问的不是外婆的脸，而是外婆的手，那只被她咬了一口的手。可是扣扣问不出口。嗓子和舌头各自走了很长的路，却还没会合，这回挡在路中间的，是羞愧。

外婆掀开竹罩子取出中午剩下的半碗饭，从热水瓶里倒了些水泡着。水是早上烧的，已经不烫了，饭粒子泡不透，依旧很硬。外婆又换了一碗水，才好些。在外婆转身拿咸菜罐子的空当里，扣扣已经把那半碗温水泡饭吃得一粒不剩。确切地说是喝，因为扣扣从头到尾没用上牙齿。

外婆端着那个没及时派上用场的咸菜罐子，一点一点地给扣扣喂咸菜，用手指。外婆从不用手指夹菜，外婆用筷子的时候，都会用开水烫过消毒。咸菜沾着很多盐粒，外婆的手不知道停。外婆的眼神怔怔的，扣扣知道她在想心事，外婆一想心事额角上就有虫子爬来爬去。

扣扣把那只空饭碗，伸到了外婆跟前。

外婆回过神来，拍了拍额头，把额角上的那些虫子拍了下去。

“没有饭了，你再吃口咸菜，行不？”外婆央求扣扣。

扣扣的手却没有缩回去。

扣扣直直地看着外婆。扣扣的眼睛深黑深黑的，底下埋着炭火，外婆的眼睛一挨上去，就打了一个哆嗦。

“这个时候，不能再开炉灶起火了。外婆也没有吃饭。”外婆嗫嚅地说，仿佛让扣扣捏住了一个短处。

扣扣没吭声，只是把饭碗倒扣着放回了桌子上。

“我治好了那个人的肩膀，还有他的司令，他们才放我回家。”外婆在找话和扣扣说。

“那些人，好几个有伤病。都还是孩子，爹妈都不知道他们在外边干了些什么。”

“司令，是什么人？”扣扣喑哑地问。

外婆突然意识到：这是扣扣从衣柜里出来之后第一次开口。

“司令就是，他们的当家人。”外婆说。

“当家人，也火车脱轨？”扣扣问。

外婆怔了一下，才想起中午解释肩关节脱臼时使用的那个比喻，忍不住笑了。外婆笑起来嘴更歪了，几乎撞上了耳朵。

“不是的，司令是流鼻血，流了一茶缸，怎么也止不住。”

扣扣看见过外婆给人止鼻血，用小银针。外婆的银针藏在一个小铝盒里，外婆把小铝盒一直带在身边，好像满大街都是流鼻血的人，她得时刻预备着解救他们。

“那个人，为什么那么凶？”扣扣问。

“因为他害怕，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害怕。”外婆说，“谁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害怕。”

外婆也会害怕吗？扣扣暗想。外婆是不是因为害怕，才把自己锁到衣柜里的？

“那你为什么喊他回来？你不喊他回来，他就不会打你了。”扣扣又问。

这个问题终于把外婆难倒了，外婆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回话来，最后才叹了一口气，说外婆傻，这辈子净干傻事，总是为好心吃苦头。

外婆放下咸菜罐子，掏出手绢擦干净了扣扣的嘴，站起来，取下挂在墙上的一个尼龙布兜——那是外婆平常去小菜场买菜时用的。外婆走到窗前，扯严了窗帘上的缝，把被褥底下藏的那两件东西装进尼龙兜里，又在上面盖了几张旧报纸。

扣扣明白过来，外婆还要出门。

扣扣一下子扯住了外婆的裤腿。

“外婆要找个地方，把这东西藏起来，谁知道明天还会来什么人。”外婆弯下腰，轻声对扣扣说。

扣扣不说话，也不松手。

“外婆一辈子，只剩下这两件东西了。外婆再把这两件东西丢了，还怎么活呢？”

扣扣还是不说话，只是更紧地扯住了外婆的裤腿。

“外婆去去就回。外婆永远，永远不会丢下扣扣。”外婆央求着扣扣。

扣扣不信。外婆中午也是这样说的，可是外婆没有去去就回。外婆把扣扣一个人留在衣柜里，那床被子差一点儿成了扣扣的草木灰。外婆说什么也没有用，扣扣的手指像焊在外婆腿上的铁钩，没有人能掰得开，除非砍断扣扣的胳膊，或者外婆的腿。

外婆拧不过扣扣，只好牵了扣扣的手，蹑手蹑脚地锁了门出屋。下楼梯的时候，外婆把尼龙兜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两手半扶半举着扣扣，让扣扣踩在自己的脚上走路，为的是不惊动邻居。

两人终于小心翼翼地走到了街上。天晚了，街面上的人家都关了门。一只野猫在贴着墙根行走，风刮过来有些冷。路灯把外婆和扣扣的身影扯得很长很瘦，一晃一晃地丢掷在石板路上。扣扣听见外婆的肚子在叽叽咕咕地叫喊。

“扣扣，外婆把你锁在衣柜里，你恨外婆吗？”外婆问。

扣扣还不懂恨是什么意思，她猜大概就是生气的意思，生很大的气。

扣扣点了点头。

外婆的脚步慢了下来，外婆在掏衣兜里的手绢。

“作孽啊，作孽。”

外婆窸窸窣窣地擤着鼻子。

在我二十二岁之前，我是大上海所有好人家女儿的完美范本，这个范本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有个名称叫淑女。在市井之辈口中，却有个更通俗易懂的名字，叫千金。我从小接受上海滩最昂贵最精致的西洋教育，熟于钢琴，略通绘画，也可以在适当的场合亮一亮歌喉。我随便乱涂的小文章，也能占据校刊的一个显赫位置。我在红十字会做义工时，还跟一个老中医学过一阵子把脉号诊。可是我既没有成为先我而生的潘玉良、林巧稚，也没有成为后我而生的顾圣婴，更没有成为与我同代的张爱玲和苏青。不是因为我缺乏天分。每一位教授过我的老师，无一不被我超人的快捷和聪颖所震惊。别人花上十分的努力所做成的事，我通常只需要花上五六分。然而，我一生却一事无成。正如那位对我寄予厚望又最终对我大失所望的老中医所言，我若愚笨一些、家境贫寒一些，兴许我还真能精通一门技艺。误了我的，正是我的聪明和家境，因为我从不肯在那五六分之上付出额外的苦工。我对一切浅尝辄止，我不想深究也不屑于拼命，一切对我来说都来得那么轻省。

他们对我的断言有几分道理，但也不全对，其实我并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那么漫不经心。我在那五六分之外再也不肯使上去的力气，会在后来的日子里孤注一掷地投在了一件事情上。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位神明在指点着我的人生，让我在二十二岁之前尽情偷懒，囤积气力，好在以后的一生里慢慢消耗，像冬眠的熊。我在二十二岁以后竭尽全力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爱一个男人。爱情是一场烟花，美得让人忘了生死。只是烟花瞬间即逝，我和他的好日子，从头到尾也不过四五年。后来他被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师游说得动了心，起了离开上海的念头，他们就一起去了海峡的那一边。那阵子时局动乱，人心惶恐，船位不够，他们先走了一步去安家，临别时说好下一班船来接我和女儿。可是那一班船却永远搁了浅。

我们错过了一班船，也就错过了一生。

剩下的岁月，我都在清理那场烟花留下的残局。假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收拾残局的难处，我还会那样奋不顾身吗？这是个无解的问题。谁也不是上帝，不能未卜先知。纵使我预知了结局，我可能也舍不下那一场绚丽。先人的记忆一定在某个朝代出了差错，他们漏记了一个生肖。那个被遗漏的生肖是蛾子——飞蛾扑火的那个蛾子。而我，生来就是一只蛾子，我抵挡不了火，火也抵挡不了我。

二十二岁之前，我是淑女。二十二岁之后，我是骗子。二十二岁是一个清晰的分界线，中间没有渐进和过渡。二十二岁之后，我一夜之间学会了用谎言骗取各种东西。先是对父母。我编织了各种谎言骗取他们钱包里的银子，从他们眼皮底下支取离家外出的时间。后来，我开始骗他。比如，我会用减半的方式告诉他米和牛奶的价格，用不小心丢失来解释存在当铺里的首饰和大衣……

再后来，我就没有必要费心对他们撒谎了，因为他们都离开了我的生活，各以各的方式。但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哄骗对象——我的女儿。我对女儿编织的谎言，要比前面的简单一些，我只需要杜撰我父母和他的死亡。从严格意义来说，我并没有杜撰我父母的死，我只不过把他们的死提前了几年，以便彻底抹去女儿见过他们的记忆。毕竟童年的记忆是柔软而边界模糊的，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很容易在后来的日子里被覆盖和修补。

再后来，我的女儿也离开了我。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孙女，迅速地填补了她留下的空缺，占据了我的心思意念。我编织谎言的能力，就是这样在永不停息的需要之中不停地得到抛光和砥砺，像一只越擦越亮的皮鞋。

我的外孙女出生之时，我已经在前面三代人、三种版本的谎言之中穿梭了将近二十年。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在接近能力的极限。她出生长大的那个年代，到处都是眼睛和耳朵。每一双眼睛都是高倍显微镜，看得见蚂蚁身上的毛孔；每一副耳朵都是高功率的放大器，捕捉得到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一个涉及四代人身世的谎言有无数个细节，任何一处出了纰漏，那座建立在沙子之上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经过几个无眠之夜，我在苦思冥想之后，最终决定用一个大谎言来取代无数个小谎言。我以和她切割血缘关系为代价，省却了一一修改她曾外公曾外婆、外公外婆和父亲母亲身世的麻烦。一个枝蔓纷繁细节丛生的谎言，是经不起时间撑扯的，随时都有可能显露破绽。而一个只具备一条线索的简单谎言，无论多么荒诞，它被戳穿的概率就降低了许多——我只需要守住一道门。

我的亲外孙女就这样在我口中变成了从路上捡回来的弃婴。

从那条载着他的船离开而接我的船迟迟未到时起，我就预见到了世道的巨变。于是，我频频地搬家，先是从一条街搬到另一条街，通常相隔甚远，后来干脆从一个城市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时局交替的混乱夹缝里，我小心翼翼地坚守着谎言，并把这些谎言巧妙地传播给无可避免的邻居。

很多年后，当我孤独地躺在温州市郊一家养老院的床上，看着暮色的阴影渐渐涂上墙壁，并从中间隐隐认出了死神的翅膀时，我依旧还在回忆一生中撒过的所有谎言。我的记忆力并没有随着年岁消逝。我相信，即使在我的肉体消亡之后，我的记忆还会飘浮在空中，执拗地寻找着一个可以落脚的新躯体。我看见我的谎言排列整齐，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走过，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着它们的创造者的检阅。

这就是我回忆往事的方式。谎言是一条绳索，结实、可靠、自给自足、永远不需要依靠外力支撑。它们把我的人生串成一个整体，我顺着它们摸索过去，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回出发时的自己。

在我躺在床上抚摩着一个个谎言的绳结时，“基因”“遗传”“突变”等词语，早已成为科普知识。回顾我的一生，我忍不住突发奇想：在我父亲的精子和我母亲的卵子产生碰撞纠缠角斗融合的过程中，上帝是不是横插了一手，搅乱了基因原本的顺序，于是我身上就发生了某种常识无法解释的巨大变异，我具备了一种我的祖先身上从未出现过的奇异才能？我无师自通地熟知了通往谎言的所有歧路小径，我不仅善于编织谎言，我也精于讲述谎言。我知道如何选择词句和语气、掌控叙事节奏、制造必要的停顿和合宜的面部表情，使弥天大谎听上去像一个可怜的单身女人至死不想为人所知的私密真情。

但我并没有停滞于此，我还会走得更深更远。我还会钻研谎言的传播方式——如果不能传播，谎言便是大脑灰物质的奢侈挥霍。我会把谎言婉转迂回隐晦地传播给需要传播的人，用迟疑、顾左右而言其他等把戏来营造恰到好处的留白，让他们自己得出关于真相，抑或是关于假象的结论——那是把谎言坐落成事实的最有效的方法。

从二十二岁那年我由于拐错了一个走廊而在病房里撞上了我命中的克星之后，我就开始撒谎，一路撒到我看见了死神的翅膀。使用一个今天的时髦用语，我最初的谎言仅仅是出于“刚需”——我必须用谎言来引路，在黑不见底的隧道中找到一丝缝隙，并从中穿出。虽几经大难，所幸都不致命，我活过了一切乱世。

到后来，世道太平了，谎言从刚需变为软需，但撒谎却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会为一件小事，毫无必要却面不改色地说假话。比方说，我告诉养老院的邻居，我新买的那件轻便式羽绒服，是我外孙女从意大利寄过来的新年礼物。其实，那件衣服是我的一个朋友从一家比地摊略强一点儿的小店里淘来的。我那垂老但依旧与众不同的气质，使得我依旧有底气把一件街货颤颤巍巍地举到舶来品的位置。

严格地说，这个谎言也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前半部分勉强算得上是刚需，因为我必须跟我的邻居坐实我那个只闻电话声却不见其人的外孙女的存在。而后边的那个部分却完全是出于撒谎的习性。我的外孙女明明住在法国，而不是意大利。把法国搬到意大利，那纯粹是一时兴起。其实“一时兴起”也是谎言，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一千零一次，早已不再是“一时”。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谎言中，我惊讶地发现：我说真话时有些无所适从的别扭。我是说，我说真话时反而听起来更像是撒谎。

谎言一旦成熟并从我的口中脱落之后，我就完完全全地相信了它。我用迷信真相一样的虔诚态度，来对待我精心制作的谎言。其实谎言之所以被别人揭穿，是因为撒谎者对自己的话缺乏自信。我们严重高估了人们对于谎言的质疑能力，其实人们远比我们想象的轻信。谎言不需要重复一千次才可以成为真理，有时一次就够了，只要具备严密的逻辑、饱实的细节和合宜的传播方式。

我扯远了，我还是趁着脑子还灵光，把话拉回来，说一说我的女儿吧。

我女儿叫小抗，她出生在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的那一天。在那一两年里出生的婴儿，很多取名“抗”或者“胜”，我并不担心她的名字会暴露她的身世。在她的父亲登上那条没有归期的轮船时，小抗还不到四岁。而当我再一次得到他的信息，则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那是后话。

我带着女儿搬去杭州，又在杭州城里搬了几次家。经过这几次搬迁之后，我成功地抹去了有关他的一切踪迹。等到我们最终在杭州城南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住下并登记了户籍时，我是一个名叫李玉平的穷寡妇，带着一个名叫李小抗的独生女。小抗姓的是我的姓。当然，我的姓也不真的是我的姓，我早已不再是那个吴门千金。幸亏我的父母都已在几年前相继去世，我也已经割断了以往所有的社会关系。

其实，在我不明不白地搬进那个贫困潦倒的画家的阁楼时，我就已经疏远了所有的同学朋友。我需要彻底斩断的，只不过是那些粘连在刀刃和切口上的细丝。我换了名字换了服饰换了发型，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不在任何人多的场合走动，我成了一个游移于时新和进步之外的自由粒子。

我没有工作，靠给人织补衣裳、糊火柴盒子为生。外头的世界正在经历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变革，冲在浪尖上的人很多，而我不过是浪花溅不到的一粒泥尘。在那个筛孔非常细密的年代里，没有人能真正经得起盘查，只是我的姿势太卑微低贱了，勾不住任何人的目光，于是我和小抗总算安定了下来。

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我的周密计划里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后果：我把我的来路覆盖得太严实了，以致多年之后，那个坐船离去的人终于归来时，他已经无法在那条面目全非的路径上，找到一个隐约熟悉、可以下脚的路口。

可当时我却顾不上。母狼在护犊的时候，想到的只是猎人，而不是公狼。在乱世里，所有的母亲都是狼。

在杭州的最初几年里，我活得心神惶乱，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长远打算。我和小抗的日子是建立在一个弥天大谎上的，我白天黑夜都担心谎言长链上的某一个薄弱环节，会在时间的撑扯之下，现出破绽。每天我都会把谎言在脑子里从头到尾仔细地过上一遍，像放电影，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自问和自答，来熨平每一条形迹可疑的皱褶。有一天，小抗和美术兴趣班的同学野外写生归来，她没进屋找我，而是躲在灶披间的墙角，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和羞耻。我闻声走过去，看到了她格子裙后边的血迹，才恍然大悟：她长大了，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已心不在焉地错过了她的童年。

小抗的怪异举止，其实早在出事之前就开始了，星星点点，零零散散的。那些斑驳的碎片，却是在她身后，才一块一块地在我的脑子里聚成一张完整清晰的图片。当然，已为时已晚。

小抗自小喜欢画画，后来考上了少艺校的美术班，离家远，就在学校住宿。周末回到家来，并不怎么看书做功课，却总抱着素描本不放，画厨房里的蔬菜瓜果，画窗外的街景，也画我。刚开始的时候，她很爱讲学校的事，讲老师，讲同学，讲绘画课里发生的事。她说她的写生课成绩考了全班第一，老师说在女孩子中间，很少能看到她那样好的透视素描眼力，那是天分，将来笃定考得上美术学院。

后来她的话就渐渐少了，只是常常照镜子，对着镜子微笑，脸蛋红红的，眼睛里闪着亮。周日晚上上床睡觉时，她会用锯成小段的竹竿卷着头发，第二天一大早坐公共汽车回校的时候，她的额上会出现一帘蓬松卷曲的刘海。我看着她背着书包画夹赶公共汽车的背影，总觉得她的鞋底粘着两片弹簧。

有一个周日我买菜回来，发现她坐在床上，背着身子，正在看一样东西。她太聚精会神了，竟没听见我的推门声。她猝不及防地看见了我，一慌，手里的东西就掉在了地上。我捡起来，是一张照片，是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外出写生的集体照。我就没在意。

我没在意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

小抗开始问我要零花钱。不多，三毛五毛的，但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停过。学校根据家里的收入情况，给了小抗一份助学金，并免了学杂费。小抗知道家里的境况，以前从没问我要过零花。我有些惊愕，问她要钱做什么，她的回答每次都不同，倒也合乎情理：买颜料，买纸，买速写本子，付郊游的午餐费，凑份子给参军的同学买礼物……每一次看见我犹豫，她总会怯怯地加上一个尾巴：“如果不行，我就省一省伙食。”我听了这样的话后，就会立刻打开我那个已经被硬币磨出洞眼的小钱包。天底下所有的儿女在还没学会说话时，就已经准确无误地摸到了父母的软肋。我如此，我女儿如此，我女儿的女儿依旧如此。那是天道，我们总是在事后看清实情。

后来她就不再每一个周末回家了。她不回家的理由是：学校春游、去郊区参观人民公社、去探望生病的同学、排练国庆节目……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直视着我，面色安宁自然，完全不像在撒谎。这些谎言之所以听起来很真，是因为它们已经在长久仔细的研制过程中磨平了所有的瑕疵。一直到她走后，我才意识到：我当年对我父母撒下的每一个谎，都在我女儿身上得到了报应。精明的是我，愚钝的也是我，我年轻时的历练非但没有让我警醒，反而成了我的盲点。

在她出事前的那个秋天，又一次她回到家来，我发现她面容憔悴，眼圈发青，脸颊上浮现着隐隐的雀斑，眸子却依旧晶莹闪亮。她那天没胃口，只喝了半碗冬瓜汤，就吐了。小抗是个早产儿，体质从小就弱，体重比同龄的女孩子都轻，肠胃时常犯病，一口东西不顺，就会呕吐拉稀。那阵子她们学校一直在组织学生下乡，给人民公社写标语，画壁画，设计宣传板报。我以为她受了劳累，那天她出门时，我掏了两块钱给她，让她在学校食堂买点荤菜补充营养——这是我一次性给过她的最大票额。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收了。我至今还记得她把那两张一元纸币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放进铅笔盒时的神情。那天她的脑子里应该有两队人马在开战，一队是母亲，一队是爱情。世上所有的战争都有输有赢，结局很难未卜先知，唯独这类战争尚未开场就已定胜负，败下阵来的，必定是母亲。

小抗并没有用这个钱来改善伙食。

我给小抗的每一笔钱，她都没有用在她说的那些事上。

其实她的学校提供了所有的绘画材料，她不需要自己花钱购买。她把那些从她和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钱，用在了一个我根本没想到的用途上。她死后，我在她的书包里发现了一个盖着百货公司印戳的纸包，里边包着一条暗红色的线织围巾。围巾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小抗公公整整的字迹：“送给你，天冷了。”

就在她出事的前一个星期，她在学校赶作业，正赶上变天，起了大风。我想起来她还没有带上厚冬衣，就从箱子里拿出旧年给她缝的棉袄，用竹耙打松了，给她送到了学校。我逼她当着我的面换上，当时我只依稀觉得她扣纽子的时候有些吃力。

这个年纪的孩子，正长身体呢。下回再缝棉袄，要再宽松个两三寸。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说。

就这样，我，一个曾经精通谎言之道的女儿，一个从来眼观六路的母亲，一个略懂医术的半拉子医生，竟然对所有昭彰的迹象视而不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一步一步走向了那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最后见她的那天，是个周末。她原先说好了不回家，后来想起把一幅素描稿落在家了，就临时决定回来取。至今回想起来，我总觉得冥冥之中她是知道那天是她的大限的，所以她会巴巴地赶回来，死在我的怀中。她没能给我送终，但我至少给她送了终，她不致一个人在惊恐中孤孤单单地上路。

那天她到家时已经是周日的中午了，我不知道她会回来，所以没留她的饭。我捅开火烧了一碗西红柿蛋汤，泡了点剩饭让她将就着吃了。她吃完了，说想睡几分钟。她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我猜想她真是乏了，就关上门，让她一人睡在床上，自己坐在门外织一件刚开圈的毛衣。我织的毛衣针脚均匀，花样时新，而且手脚利索，假如没有别的事拖延，三四天就能完工。渐渐地，在弄堂里就出了名，隔一阵子就有人送上活来。大人一件两块钱手工，小毛头一块五，倒比糊火柴盒来钱。

那天真是个好天，没有一丝风，树木犹如招贴画上的景致似的一动不动，雀子飞来飞去很是闹腾。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正正地落在我脸上，晒得我浑身酥痒，眼皮发黏。那天我感觉像个舒服得随时可以去死的老太婆，尽管我还不到四十岁。

后来我被一阵呻吟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细细一听，那声响来自屋里。我扔下毛衣，推开房门，只觉得眼前唰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云。过了一小会儿，那云终于散了，我看清了床上的血。不，那不像是血，倒像是混了太多朱红颜料的水。那水已经润透了被子，正顺着被角滴滴答答地往地上流。

我的腿脚一软，怎么也使不上劲。我半滚半爬地扯过一条毛巾，想去堵，却找不着伤口——我这才发觉那血是从两腿之间流出来的。

我是怎么把小抗送到医院的，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我只隐隐记得坐在急救室外边的长凳上，身子簌簌发抖，手里捏着一团自己的衣襟，感觉指间的布正从温润渐渐变凉，最后结成一个硬坨——那是小抗沾在我身上的血。

我也不记得我在外边坐了多久，等医生最终把我叫进病房的时候，窗外的天色已经转黑。

“子宫畸形……

“你不知道她怀孕？

“早来做检查，也不至于……

“失血过多，怕是……”

那天医生说的话，像一群绕着我飞来飞去的蜜蜂，嘤嘤嗡嗡。那声音没有边界，相互混淆，难以分辨。我只知道有一根刺扎进了我脑子，很深，很疼。

那根刺是：“晚了”。

我走进屋，看见小抗全身都盖在一床洗得混了色的白被子里，只露出一张尖瘦的脸。她听见我的声音，睁开双眼，面颊上泛起两团湿润的桃红。那一刻小抗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从睡梦中刚刚醒来，迷糊，慵懒，却养过了精神。尽管我知道那是输血之后的反应，我依旧心怀希望——我希望那天碰上的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庸医。没有人能够夺走一个母亲的希望，即使死神已经站在紧跟前，母亲也总是拒绝辨认。

“小抗，妈在，你能好。”我从被子底下找到了她的手。她的指头在我的手掌里弹动了一下，却又停住了。她没有力气。

她转不动脸，她能转得动的，只是眼睛。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挪移开来，在屋子里转了一个圈，最后落在了护士脸上。护士见过了太多的病人，她熟悉这样的表情，她一下子就懂了。护士转身出去，一会儿回来时，臂弯上多了一个布包。

布包里是一团褐色的肉。我说它是肉，仅仅是因为我一时找不到任何别的词来形容它。它很小，小得像一只瘦弱的兔子，或者说，一只肥大的老鼠，手掌般大小的面庞上有很多条皱纹。那些皱纹在不动的时候，更像是雕刻家手下的刀痕。护士把布包送到小抗面前，小抗的眼睛倏地睁大了。那肉团大概觉出了光亮和热度，脸突然裂开，露出两条细细的缝——是眼睛。

它哭了。

哭是我的猜测，实际上它既没有声响，也没有泪水，但它脸上的那些刀痕激烈地走动起来，像沸水里的面条，嘴巴张成一个黑色的洞。

“你有什么话，赶紧跟你妈说。”护士俯下身子，对小抗说。

护士明白，小抗也明白。护士的明白来自经验，小抗的明白来自感悟。而我，却是三人中间唯一糊涂的。我拒绝明白，因为明白意味着撒手。我情愿糊涂，我实在是，不情愿撒手。

小抗的手指在我的手心挣动了一下，我突然醒悟过来，她要我去抱那个布包。我犹豫了片刻，我只是感觉陌生。

不，陌生是一种委婉说法，其实我对它充满了憎恨。它是老天爷突兀地横插在我和小抗中间的一条鸿沟，它来了，要把我和小抗永远隔绝在两头。

我厌恶地偏过了头。

这时，我觉出了隐隐的疼痛——是小抗的指甲在掐我掌心的肉。我发觉小抗的脸色正在渐渐黯淡下去，仿佛血已经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我知道她已经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我从护士手里接过了那个布包。

“小抗，有我。”我听见自己喃喃地说。

那是一句不由自主的话，也许经过了脑子，但肯定没经过心。

“这丫头，活不活得下去，就得看造化了。”护士悄悄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