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原名童忠贵，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园艺》《红粉》《妻妾成群》《河岸》和《碧奴》等。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并且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提名第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蜚声海内外。2015年8月16日，苏童《黄雀记》5部作品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6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我的金饭碗》，（捷克）伊凡·克里玛著，花城出版社，2014年10月
去伊凡·克里玛家里拜访，早到了半个小时。
正好抽支烟。我和徐晖站在路边抽烟。路的一边是安静的居民区，多为两三层的独立别墅。建筑的外观小心翼翼的，似乎不想冒犯天空，或者路人的视线。花园多被规划为正方形，从面积到装饰，都很有节制。路的另一边，却不寻常，是一大片树林，很幽深，很茂密，黄了，满地落叶从林子里溢出来，爬到路上，粘在我们的鞋子上。
韩葵和李素两位女士或许是在看我们抽烟，或许是在看树林，我们四个人一定说了些什么，但我忘了。我朝克里玛家的小花园瞥了一眼，看见一个穿着驼色毛衣的老头出来倒垃圾，他与肖像照片上的克里玛很像，但眼神不像，并非那么锐利，不像鹰，他的脸型也显得方正一些，年轻一些，与我的想象稍有出入。所以我提醒他们注意花园里提着垃圾袋的老头，那是不是克里玛？
结果就是克里玛。我们看着他把一袋垃圾放进了花园门口的垃圾箱。他也在打量我们，一种无动于衷的表情，带着些许困倦，也像一个劳累的外科医生，打量着新来的病人。李素上去跟他说话，他的表情在阳光的映衬下，活泛了一些。这样，我们提前半小时，进入了克里玛的家。
第一次进入捷克人的家。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家居，除了墙上随意挂了几个捷克木偶，似乎无意过度装饰，看不出主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里屋有轻轻的脚步声，估计应该是克里玛太太。有一只吸尘器躺在地上，也许刚刚还在工作，也许是准备工作，我们的提前到来，不知道中断的是克里玛先生还是他太太的吸尘工作。
客厅里有一个茶几几把椅子，散落有序，对于中国人来说，怎么坐从来都是一个问题。我们几个人都看着克里玛，但他并没有如此的安排，他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们，意思是怎么坐都可以，那我们就随便坐了。坐下以后，一时无话，隐隐觉得气氛古怪，窘迫，此时我才想起来，主人略去了必要的寒暄，克里玛先生甚至没有对我们说，你好，所以我也始终没有机会完成那个必要的问候，你好，克里玛先生。
但是他们都看着我，等我说话。是说话，不是寒暄。我必须像谈生意的商人一样，单刀直入地谈文学了。
我对克里玛先生并不是那么了解，这让我在得知徐晖、韩葵夫妇的安排之后，始终有点不安。所幸他们在Jecna街的公寓里留下了克里玛的好多中译本作品，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在恶补，像一个临考的中学生。长篇看不了，看了些中短篇。欣慰的是他的一个中篇小说《我的故土》，我很喜欢，又有疑问，很明显，这是谈话的资本。《我的故土》写二战结束后一个少年随父母去一个农庄旅馆度假，遇到形形色色的波西米亚资产阶级的度假家庭，大人们每天在茫然中狂欢，少年独自沉浸在一份貌似真切实则虚妄的爱情中。他受到了隔壁房间的医生太太的挑逗与诱惑，身心处于燃烧状态。少年在夜里苦候医生太太来敲门，却隔墙听见了医生夫妇床戏的声音。少年也许是被忽略了，也许是被遗忘了，又或者，是被愚弄了。这样的崩溃与幻灭施加于一个少年身上，令人印象深刻。小说里还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少年追逐医生太太去看戏的路上，看见田野里飘起一只热气球，一个女演员悬吊在热气球上，做出似真似幻的劈叉动作。如此写法，很夸张，感觉是受到了当时某些潮流绘画的影响，将超现实与梦幻元素植入了小说，但是这植入是妥帖的，恰好是这个故事的点睛之笔。我觉得这是一部极好的小说，有深入骨髓的浪漫和哀伤，疑问是：这篇本该行云流水的小说，横空飞出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片段，计有高尔基、肖洛霍夫、莫泊桑、司汤达、巴尔扎克，与小说并无必要的关联，我一头雾水，不知道那些片段的用途。这个疑问，与我对《我的故土》的喜欢一起，构成了我与克里玛先生探讨小说的一个假想话题。
这当然是我的想法。我先表达喜欢。我提及《我的故土》这篇小说时，李素提醒我，中文版的译本名字并不一定与捷克文原著对应，这也常见，是翻译与出版社的问题，对于我不是问题，那我就详细复述小说故事，我在复述故事李素在翻译的时候，我注意到克里玛先生的眼神忽明忽暗，他偶尔点头，大致记得我在谈论他的哪一篇小说，但当我提到那个热气球的细节时，我看见他的眼神中不仅有困倦，还有了歉意，他不记得热气球的细节了。我很意外，在窘迫中又谈起那个疑问，他在小说中录入的那些经典小说中并不经典的片段，我想问其用意，却不知道怎么问，对于这些片段，他倒是记得的，他似乎看懂了我挣扎的眼神，告诉我，我喜欢的《我的故土》，其实还是他年轻时候的
作品。
年轻是一种答案。我懂。不过伊凡·克里玛先生的年轻时代，我不一定能懂。我是忽然想起来的，我面前这位老人，伊凡·克里玛先生，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与众人不同，他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不再写作。用他的话说，他想写的已经都写出来了，没有必要再写什么了。这样的生命履历如今已不多见，这样赤诚地与写作告别，相忘于江湖，也不多见。坐在我斜对面的这位犹太裔捷克老人，他的写作，他的生活，横亘了几个时代，穿越了记忆的极限，他因此有权利选择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该记住的他一定记住了，可以遗忘的，当然可以遗忘，包括他年轻时候写过的一只热气球。
然后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或许是我本人的疑惑，也或许出于很多中国作家的“捷克”好奇，我问他，从他评价米兰·昆德拉缺乏捷克经验的言辞中，我记住了捷克经验，那么，捷克经验到底是什么？它与匈牙利经验、波兰经验或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经验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这时克里玛先生陷入了长时间的考虑，回答很简短。我记得李素最后的翻译是这样的：克里玛先生说是法制，我们和他们，法制不一样。这回答乍听过于简单，旁边的韩葵对这个话题也有兴趣，她又追问，克里玛先生又考虑了很久，他说，我们捷克的历史上很少流血，很少流血。
迟缓的回答或许代表老人思维的迟缓，但同时它是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我有点懂了。我联想到了伟大的卡夫卡，奥匈帝国时期，他曾经也生活在布拉格这个城市，生活在布拉格的法制中。如果我有幸穿越时空去拜访他，如果我问他，“土地测量员”与城堡之间究竟隔着什么？他也有可能如此回答我，法制。就是法制——不管是奥匈帝国的“法制”，还是捷克的法制。如果我问他一个土地测量员与城堡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回答可能是：并不远，但是“永远”。
克里玛先生明确宣称，自己的创作与哈谢克或者《好兵帅克》无关，但与卡夫卡有遗传关系。我问克里玛先生，是否真的做过土地测量员的工作，他竟然有点腼腆，说做过，大概一个多月。想想他的名字，这真的很有意思，不管怎样，克里玛先生曾经就是土地测量员Ｋ，他也是要去城堡的人。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这短暂的经历，暗示了他与卡夫卡存在的清晰或者模糊的血缘关系。
当然，必须说到“很少流血”那个答案，这实际上是一个更令人浮想联翩的答案。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度，其历史大致分为“流血”，“少流血”或者“不流血”。但这个深邃宽大的话题，一时无从谈起。我只是忽然为布拉格的美丽、宁静与雅致找到了某种答案。我在布拉格的日子里，多次沿着伏尔塔瓦河散步，目光所及，皆为疑惑，这个城市何以在动荡岁月里保持这样古老而洁净的美貌？我很感谢克里玛先生精妙的答案，流血的河水会酿造某种风光，不流血会酿造另一种风光。后者理应美丽一些，雅致一些，洁净一些。
克里玛先生其实仍然充满活力。想到他已经八十六岁，不宜多扰，我后来莫名地如坐针毡，当我试探着起身告辞，发现周围气氛旁枝逸出，其实与我无关了。克里玛先生被漂亮的李素女士所吸引，他开始只与李素女士说话，我不懂捷克语，但我从李素女士害羞的表情中猜测，他大概在对李素女士说，你那么漂亮，你别走，让他们走吧，你多坐一会儿——这或许是妄加猜测。我希望我的猜测不会冒犯克里玛先生或者李素女士。用中国人喜欢的方式：此处一笑。
大多数情况下客人总是要一起走的。当我们四个人一起离开克里玛家，我看见路那边的树林被下午的阳光映照，树林呈现出一种金黄的色泽了，风不大，但依然有纷纷的树叶卷到路上，金黄色的。这是布拉格的落叶。金黄色，这大概也是布拉格的色彩。只是这条通往克里玛先生家的路，此生大概只能走一次吧。我往徐晖的汽车里走，回头，并没有看见克里玛先生，他还是没有客套，不送客。但我真的满意地笑了。我对自己说，当我八十六岁的时候，我很想成为八十六岁的克里玛先生。
刊于《十月》2018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