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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宋朝酒文化,有故事诗词和远方

“浊酒一杯家万里”、“醉里挑灯看剑”、“人生有酒须当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枭雄豪杰以酒为媒介,抒发自己的感情,或悲壮或柔情。酒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而且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一格的酒文化,酒与文化的结合,是美酒的灵魂,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宋朝的酒文化极为发达兴盛,孕育出了大量的酒文化词作,酒文化更是变得大众化和多元化……

一、酒的起源

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事物都走在世界的前列,酒也是一样,有着它自身的光辉篇章。关于酒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除过是“酒星”所造,为文人赋予诗作浪漫想象的说法外,较具可能性的观点大致有三种,分别是猿猴造酒、仪狄造酒,以及杜康造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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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猿猴造酒说

明代李日华于《紫桃轩杂缀‧蓬栊夜话》记载:

“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清‧李调元(1734-1803)在《粤东笔记‧猿》中亦云:

琼州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酒以稻米杂百花所造,一石六輙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绝难得。

无独有偶,清‧陆祚蕃在《粤西偶记》中也写道:

平乐等府深山中,猿猴极多,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猿酒。

文中所描述的猿猴,不仅嗜酒还懂“造酒”。《江苏工商经济史料》记载:

1953年,中国科学院在江苏泗洪县双沟镇发现了“醉猿化石”,证实五万多年前,这里就有原始酒类。

杨志琴、张华柏在《“双沟”酒文化溯源》一文中提到:

1977年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传夔研究员,在江苏泗洪双沟镇附近的松林村的一次野外科考中,意外寻获一块缀有3颗臼齿的古生物上颌骨化石。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是迄今在亚洲发现的时代最久远、已有1000多万年悠久历史的长臂猿化石,而且这种猿类还与非洲、欧洲和亚洲地区业已发现的其他种类长臂猿完全不同。因这块珍贵化石出土于双沟镇,而双沟自古又以曲酒最富盛名,李传夔便为这件化石所代表的猿类起了一个颇富意境的学名“双沟醉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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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们考证,远古时期,这里河网交错、森林密布、植被丰厚。早在旧石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猿人便将采撷来的野果堆藏于洞穴,经雨水浸泡自然发酵后,野果及其流出的液体散发出诱人的醇芳,“自然酒”由此而诞生。

用现今科学的方式,间接证明了酒的起源乃自于大自然所天然形成的水果酒,而在谷物酒的酿造中,因谷物不能直接与酵母菌发生作用而生成酒精,故谷物中的淀粉必须先经过水解,转化成葡萄糖后再发酵成酒精,即是先糖化,后发酵,再酒化的过程。天长地久,大自然中野果、谷物的自然酒化现象,经过人们的长期观察总结,终于使酿酒逐步变成了人类自觉、有意识的生产行为。猿猴造酒虽是阴错阳差、歪打正着的结果,却也误打误撞的成了后人对酿酒的启蒙者。

(二)仪狄造酒说

相传夏禹时期的仪狄发明了酿酒,《吕氏春秋》云:“仪狄作酒。”《世本‧作篇》:“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杜康作酒,少康作秫酒。”,这句并无作酒先后之分,仅传达他们作的是不同的酒。《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记载:

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说文解字‧酉部》:“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 仪狄精心酿造了绝世美酒,没想到夏禹在品尝后,担心世人太嗜美酒过于沉沦而亡国,反而因此疏远仪狄,后人并把仪狄定义为向贤君献酒陷媚的小人,可谓是无妄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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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康造酒说

杜康是造酒始祖的说法流传甚广,《尚书正义‧酒诰第十二》云:

正义曰:《世本》云:仪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则人自意所为。

有传说称:杜康常把吃不完的剩饭倒在中空的桑树洞中,日久树洞中便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芬芳香味来,杜康由此受到启发,根据此原理酿出了酒。西晋江统《酒浩》就此写道:

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日杜康。有饭不委之空桑,积郁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巾部‧帚》记述:“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曹操也在《短歌行》写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酬梦得比萱草见赠》:“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晚唐皮日休《酒中十咏‧酒床》:“滴滴连有声,空疑杜康语。”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止酒诗》道:“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南宋辛弃疾《沁园春》:“更高阳入谒,都称齑臼,杜康初筮,正得云雷。”

据上述记载,历代诗人亦把杜康植入饮酒诗作中,与酒齐名,杜康虽是人名,亦是酒的代名词,已达到与酒交融合而之一的境界,其形象已深植人心,酿酒始祖之说自然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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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造酒技术

古人在造酒过程中,只能采用人力实际去观察发酵的细微变化,以确保发酵过程都能正常运作。《周礼‧酒正》中记载: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醍齐,五曰沉齐。

五齐中的“泛齐”、“醴齐”、“盎齐”、“醍齐”、“沉齐”,是指按酒的清浊及味的厚薄分为五个等级:

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盎犹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缇者,成而红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浊,缩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类则然。……齐者,每有祭祀,以度量节作之。

“泛齐”及“醴齐”指的皆为浊酒,皆未经过滤的,而“盎齐”、“醍齐”、“沉齐”则为清酒,都是经过过滤且度数较低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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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礼记‧月令》有记载周代较完整的造酒经验:

“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酒必齐,曲櫱必时,湛积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兼之,毋有差贷。

这六物,也就是后人说的“古六法”旨意是:当冬季来临,负责酿酒的大酋发出酿酒的指令,须做好六件事。

一是“秫稻必齐”,准备质量好的高粱及稻子;

二是“曲櫱必时”,即制曲櫱;

第三是“湛炽必洁”,即浸泡和蒸煮都要清洁;

四是“水泉必香”,就是说酿酒用的水须清澈无瑕;

五是“陶器必良”,就是说酿酒器皿不得有渗漏;

六是“火齐必得”,在酿酒蒸馏时,务必拿捏好火候,使发酵能在合适的温度下进行。

六要点均须由大酋负责监督管控,不可有一点差池。上述六法是较早的造酒技术规则,对后人造酒技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启发及影响。

到了宋代,在酿酒工艺技术上也有显著提升,苏轼《东坡酒经》、林洪《新丰酒经》、朱肱《北山酒经》、李保《续北山酒经》、窦苹《酒谱》、范成大《桂海酒志》等皆具体叙述了酿酒工艺,其中朱肱的《北山酒经》更是宋代酿酒工艺理论的代表之作,为学术水平最高之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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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普遍用酒曲在粮食中经过发酵而制成米酒,即今日的黄酒。宋朝政府为了增加税收,相当重视酒曲的生产流程,宋‧孟元老于《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北宋东京有个“曲院街”,即是政府掌控的生产酒曲的地方。《齐民要术》:桑落酒有六七投者。酒以投多为善,要在曲力相及”。

酿酒过程沿用之前朝代連续投料的方法,把酿酒原料分批投入,如此做法会使酵母菌获得更多的养份,并能发挥最高的发酵效果,提升成品的制成率及酒质量地,朱肱在《北山酒经》亦记载了完整的酿酒工序,将过程分成卧浆、淘米、煎浆、汤米、蒸醋糜、用曲、合酵、酴米(酒曲)、蒸甜糜、酒器、上糟、收酒、煮酒等十三道工法:

凡煮酒每斗入蠟二钱、竹葉五片,官局天南星丸半粒,化入酒中,如法封系,置在甑中(第二次煮酒不用前来汤,别倾用冷水下),然后发火,候甑箪上酒香透,酒溢出倒流,便揭起甑盖,取一瓶开看,酒滚即熟矣,便住火。良久,方取下置于石灰中,不得频移动。白酒须泼得清,然后煮,煮时瓶用桑葉冥之。(金波兼使白酒曲,才榨下槽,略澄折二三日便蒸,虽煮酒亦白色。)

此书完整体现黄酒的造酒科技精华,在酿酒技术面也将宋代推向制酒工业最辉煌发展的年代,也反映出宋朝时期酿造工艺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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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酒政

(一)榷酒政策

“榷酒”又称“榷酤”,其“榷”于《说文解字》字义为“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榷酒制度,是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二月,由桑弘羊倡导实行,《汉书‧武帝纪》:

天汉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应劭曰:“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韦昭注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师古曰:“榷者,步渡桥,尔雅谓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闭其事,总利入官,而下无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

宋‧周辉《清波杂志》亦云:“榷酤,创始于汉,至今赖以佐国用。”日本学者加藤繁博士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为“榷”下了批注:

榷,是独木桥。这和桥面博广,也可以通过舆车等称为桥或梁的不同,是只容一个人走的桥,所以,也叫做步渡桥。孟子《离娄下》有:“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所谓舆梁,相当于桥或梁,徒杠不妨看做相当于榷的东西。如此所述,榷就是独木桥,只可以渡一个人,两个人不能并排渡过去。这样禁止人民制造贩卖酒,由官独卖恰巧相似。因此,就借用了这个字,用作酒的专卖的意思。

政府将卖酒专利的垄断性经济,独享其利,征收专卖酒税的政策,命名为“榷酒”,从字面即可理解“榷酒”的政策基本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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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政府都对酒类商品实行国营独卖,而宋代是历史中,唯一自始至终严格实行榷酒制的王朝,由官府负责监督管理,以壟断物品生产及流通领域,严禁非官方之酿酤行为,这也反映出宋代财政经济的管理特性。

北宋建立后,由于正逢战争时期,北宋政府并未对酒课制度作出统一政策管理,南宋著名学者陈傅良:“国初诸路未尽禁酒。”当时实行的是因地制宜的实行方式。曾巩在《议酒》评析宋朝酒法时云:

我宋绍位,有三制焉王。王城之中,则征其糵而不征其市;闽、蜀之地,则取其税而不禁其私;四方郡国,则各有常榷。

句中指出北宋初期有榷曲(京城内不收酒税)、收取酒税(福建四川等地),允许民户私酿(闽、蜀之地)以及其他地区实行官营酒坊等三种形式。马端臨《文献通考》则云:

宋朝之制,三京,官造曲听民纳直;诸州城内,皆置务酿之,县、镇、乡、閭,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则所在皆请官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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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则是三京采用榷曲(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西京河南府)、民营酒坊(县、镇、乡、閭)以及官酤(诸州城内)三种方式。

杨宇勋于《不榷、允酿与敷配:宋朝万户酒考析》一文,针对宋朝课利及贩酒权的形式,将宋朝的酒制归纳出六种类型:

(1)官方自用酒,如皇室的法酒库及内酒坊、地方的公使库酒、军队赡军激赏酒库等。

(2)官酒官卖,如官营酒坊、各级政府机构的营利酒库等,公使库及赡军激赏库造酒常涉及贸易营利。

(3)官曲民酒,政府壟断发酵酒曲的利益,酒户必须购买官曲,取得酿酒及贩酒的专卖特许权,实行地区以四京和大城市为主。

(4)民营酒坊,原由衙前重役或投充衙前经营酒坊,作为其重役之补偿;其后,陸续出现买扑、实封投狀等方式,藉此取得城镇或乡村酒坊的酿酒及贩酒专卖特许权。裴汝诚认为,宋代的买扑酒坊带有包税、包产及包销的特性。

(5)隔槽法,南宋初年四川地区所实行的酒法,酒户携带米糯,输纳权利税金后,可在官府所设酒槽内酿造,酒成后可自行贩卖。不限数额,唯钱是视。此非独占事业,贩酒者须与其他同业竞争。

(6)课税于酿酒者或贩酒者,如入城税酒法等。

(7)万户酒,属于不禁不榷之酒法。

榷酒制度经过历代政府的发展,到宋代已更臻完备和成熟,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再至基层皆有相应机构对酒政进行管理,严格的落实榷酒制度,以垄断断物品生产及流通领域,反映出宋代财政经济的管理特性。宋代政府对酒类的生产及销售流通进行严格控制,却也支持特定区域人们酿酒与销售,并以各种方式鼓励酒类消费,从中获取高额酒利以解决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因地制宜的采取榷酒制度,也让榷酒政策灵活获得了充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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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酒政策

在先秦时期商鞅变法时,对酒类实行的高价重税政策就已实之有年,当时的酒价定价于成本的十倍,其目的就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彻底实行“寓禁于征”的高税率政策,时至今日,税酒政策仍普遍于各国实行。《汉书‧昭帝纪》记载:

始元六年二月,议罢盐铁榷酤。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

人民酤酿不受限制,但仍会控制酿酒户名额,且必须按规定的比例缴纳酒租,违者将处以刑罚。而西汉‧王莽则是最早确定专卖税率的人,

令官作酒,除米曲本价,估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以糟酨灰炭及工器薪樵之费。

征税税率相当高。中国历代的酒政皆于禁酒、榷酒和税酒三个制度中游走,汉武帝创立的榷酒制度施行了17年,后因难以控制民间走私,索性改成税酒制度,直至王莽篡汉时,又将税酒政策改回到榷酒制,在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两种制度不断在轮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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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田锡曾指出:

所谓网利太密者,酒曲之利,但要增盈,商税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询出剩之由,或偶有亏悬,必责亏悬之过。递年比扑,只管增加,递月较量,不管欠折。然国家军兵数广,支用处多,课利不得不如此征收,筦榷不得不如此比较。穷尽取财之路,莫甚于兹,疏通货殖之源,未闻适变,似不知止,殊无定期。

由于税额太高,掊刻过重,导使官民多受责罚甚至倾家荡产,或沦为阶下囚;亦使人民惧怕入不敷出而不敢冒然承买,坊场也不得不关闭停止生产销售。宋代陈亮亦云:

榷酤之兴,本以佐军旅之用,而其时则使民不得自便于酒,犹未戾于古者禁民饮之义也。其后设计巧取,而始专于利矣,今郡县之利刮之殆尽,能者无所用其力,惟酒为可措手,而一县之计实在焉。

不论是酒榷制或酒策政府,根本目的皆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弥补地方财政的空缺,也进而了促使宋代饮酒文化的兴盛发展。

四、宋代酒文化兴盛之因

渊远流长之酒文化,与当代人民饮食、娱乐生活及商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在唐代时,坊市采分离制;中唐以后,坊市制度开始废弛,直至唐末宋初才解除了坊市分离。从“清明上河图”中亦可得知,北宋首都汴京城已有许多酒肆林立,人民往来穿梭其中,当街沽酒,百姓生活起居繁华热闹,随着宋代经济的活络,丰富多元的庶民文艺和娱乐活动随之崛起,带连也把酒文化发展推向登峰造极的时代。

(一)酒肆

酒肆也作“酒店”、“酒铺”、“酒馆”、“酒家”、“旗亭”,酒肆文化起源于先秦时代,先秦文献《鹖冠子‧世兵》:“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即说明商朝开国功臣伊尹曾经在卖酒店肆中做过酒保。

酒肆发展于两汉魏晋,《汉书‧食货志下》记载:“酒家开肆待客,设酒垆,故以垆名肆。”即指酒家设置店铺接待酒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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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宋时期更为兴盛,唐代李白于《少年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提到了五陵的贵公子在游春赏花之后,最爱到胡姬的酒肆中饮酒寻乐,也在《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中写下在酒肆中听见女子劝客尝酒的情景;

杜甫《琴台》亦云:“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白居易亦于《咏怀》诗写下:“酒肆夜深归,僧房日高睡。”句中感叹着司马相如在年老体衰,对卓文君的感情依旧深厚,俩人迫于生计共同经营酒肆维生,相互扶持之情,使杜甫在琴台之上徘徊想起此事,心中欣羡万分。

由此可得知“酒肆”并非是于宋代才兴起的行业。根据宋代文史记载,“酒肆”因机能完善周全,宋代的“酒肆”业繁盛程度并不亚于唐朝,致使爱酒人流连忘返,从“酒肆”即能窥得宋代人的饮酒生活与文化。

随着舫市结合的商业模式拓展,“酒肆”在此时也突破了“市”的地域限制,分布于大街小巷中,全天营业,饮酒人不受昼夜皆可至酒肆饮酒,宛如现代版的“深夜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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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肆”不仅是宋代人民娱乐生活的一种场合型态,更交织着生活的悲喜情怀,充份融入文人的诗作里。宋‧孟元老于《东京梦华录‧酒楼》记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合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大货行通笺纸店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奶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则第一白厨,州西安州巷张秀,以次保康门李庆家,东鸡儿巷郭厨,郑皇后宅后宋厨,曹门砖筒李家,寺东骰子李家,黄胖家。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后来,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

北宋时期,除了平价的“脚店”,京城开封“正店”型的高级酒家数量就有“七十二户”,酒店屋宇轩敞、设置讲究富丽堂皇,规模前所未见,晚间灯烛辉煌相互交映,宛如置身于仙境中。正店以极其华丽的装潢吸引酒客上门,珠帘绣额,灯烛晃耀,酒客如织络绎不绝,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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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酒业能兴盛最关键因素有两点:一是酿酒工艺的发展;二是饮酒场所的四处林立而延伸出多元娱乐性,不受局限特定时间及场合才能饮酒,灯红酒绿,通宵达旦,百姓醉饮不休。

(二)酒与家国情怀

《尚书‧酒诰》曾载明“祀兹酒”是祭祀的时候才能用酒,劝诫大臣不可耽溺于宴饮享乐,《诗经》亦记载,酒用来祭祀敬畏的天地鬼神,将酒作为贡品则是尊重神灵祖先的一种表现。

但在经历各时代政局的文人赋予酒的灵魂后,逐渐发展出诗词歌赋,添了醉人的酒香后,吟咏出醉人的饮酒诗,让酒不再仅是一种饮食,也在各朝代的转变下,演变出特有的酒文化,饮酒着歌蔚为一种风潮,成为一种精神寄托,随着酿酒技术的精进,饮酒场合的多元发展,酒俨然已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品,亦是文人雅士心灵能量的重要来源,能激发诗人的创作激情和灵感,饮酒挥毫不计其数,酒催诗兴,唐人饮酒创作深具有豪放雄迈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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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两宋时期,显德七年,发生陈桥兵变,众将以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开封府,宋太祖为了杜绝唐朝藩镇割据及宦官专权的旧事重演,制定“重文抑武”、“强干弱枝”之施攻方针,防止地方拥兵自雄、割据一方自成派系,因而厉行中央集权,剥夺武将兵权,武事不彰的忧虑却也深植民心。

北宋宣和七年(1125)金国大举南侵,靖康二年(1127)发生靖康之变,北宋覆灭。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位,建立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面临着外患频仍,失去中原大片国土,后期爆发长达45年的宋元战争,直至1276年,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军攻取,南宋最终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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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三百多年的经历中,面临内忧外患,宋人受到政局的影响,长期被民族忧患的恐惧笼罩,不如唐人“狂歌酒百杯”自在的豪放心情,只能从纸醉金迷的买醉生活中寻求慰藉,宋人因感叹政局的转变,饮酒创作显得低沉婉转,少了唐代的豪情壮志,转为哀怨与悲怆。

范仲淹《渔家傲‧秋思》: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描写边塞军人一边喝着浊酒,一边思念故乡的亲人,杯中之物承载了思乡之情,挥之不去,亦把当时政局问题呈现于词作中。他亦在《苏幕遮‧怀旧》道: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饮酒当下心情忧国忧民,饮入的尽是悲凉的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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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的苏轼,只能藉酒缓解苦闷郁结,他亦在《书东皋子传后》中自述: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之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则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他俯仰各自得,得酒诗自成,爱酒成痴的苏轼,面对仕途艰难屡遭贬低的一生,心胸豁达的看淡一切,饮酒作诗,抒发他壮志未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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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秋波媚》: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陆游的爱国情操也完整的体现于诗作之中。辛弃疾《鹧鸪天》:

掩鼻人间臭腐场。古来惟有酒偏香。自从归住云烟畔,直到而今歌舞忙。

呼老伴,共秋光。黄花何事避重阳。要知烂熳开时节,直待西风一夜霜。

首句“掩鼻人间臭腐场”,即开门见山的道破了目睹了官场丑陃包藏祸心的嫌恶感受,未能得到南宋朝廷重用的辛弃疾,只能将满腔热血寄情于酒中,以酒明志,酒的香醇不仅醉人也能忘却这炎凉世态。透过诗人的吟咏,酒的地位升华至创作的催化剂,化俗为雅,是心灵补品,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达官显贵与市井小民,人人夜夜笙歌无酒不欢,无酒不成宴。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宋朝酒文化,有故事诗词和远方

(三)一杯清酒释兵权

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上位甫半年,即先后发生昭义节使度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二个节度使起兵叛乱事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建隆元年》记载:

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大原李筠,在镇逾八年,恃勇专恣,召集亡命,阴为跋扈之计。周世宗每忧容之,及上遣使谕以受禅,筠即欲拒命,左右为陈历数,乃僶俛下拜。既延使者升阶,置酒张乐,遽索周祖画像置厅壁,涕泣不己。宾佐惶骇,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毋怪也。”北汉主知筠有异志,潜以蠟书诱筠,筠虽具奏,而反谋已决,筠长子守节涕泣切谏,筠不听。

忠于周太祖的李筠无法信服赵匡胤,不愿意效忠于他,刻意在使者面前,在大厅悬挂周太祖画像,并对着画像哭泣不已,以示对周太祖郭威的思念。《宋史‧李筠传》对这段记事亦有所载:

太祖建隆初,加兼中书令,遣使谕以受周禅。筠即欲拒命,左右为陈历数,方僶俛下拜,貌犹不恭。及延使者升阶,置酒张乐,遽索周祖画像悬壁,涕泣不已。

李筠因不肯效忠宋太祖,四月率孤军造反,最后于六月战败在城中,纵火自焚。是年,赵匡胤命令韩令坤代替李重进,将周太祖的外甥李重进移镇至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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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李重进传》:

太祖即位,以韩令坤代为侍卫都指挥使,加重进中书令。既而移镇青洲,加开府阶。重进与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惮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闻移镇,阴怀异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陈思诲赍赐铁券券,以安其心。重进欲治装随思诲入朝,为左右所惑,犹豫不决。又自以周室近亲,恐不得全,遂拘思诲,治城隍,缮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惧而不纳,闻之太祖。监军安友规常为重进所忌,至是友规谋与亲信数人斩关出,为众所拒,逾城得脱。重进捕军校不附者数十人,尽杀之。

李重进拒绝调动,原欲派遣幕僚翟守珣说服节度使李筠一同起兵抗命,岂知翟守珣暗将此事泄露给宋太祖知悉,导致起兵事迹败露,错失良机。十月,赵匡胤亲自率领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出征;十一月,宋军到达扬州城下,即日破城,李重进举家自焚。李筠、李重进二人皆为周太祖亲信而不愿归顺新朝廷,谋略伺机起军抗命,以恢复后周江山社稷,无奈双方皆被宋军攻破城池,最后均焚身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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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最后经由赵匡胤亲率兵平定内乱,但却耗损了庞大的人力及财力。《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一书中写道:

赵普屡请太祖罢石守信、王审琦等所典禁卫之职,太祖虽然很有自信的认为“彼等必不吾判”,赵普却回答:“巨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于是太祖乃有杯酒释兵权之举。

有鉴于澶州和陈桥兵变的前车之鉴,担心受重兵拥护的将领也会效仿他昔日的作为,唯恐江山易主,内心感到惶惶不安,赵匡胤为此夜访宰相赵普,并听取赵普的建议设了酒宴,在宴席中威逼利诱双管齐下,软硬兼施诱使众将交出兵权,《宋史》卷二百五十记载: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復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赉甚厚。

赵匡胤看似用极小的代价化解了军权危机,仅一席酒宴,让骁勇善战、重义轻利的武将领们,告老还乡,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一杯酒,悄然改变了宋朝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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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酒文化作为宋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 息息相关。作为中囯酒文化史中的一介重要时期 , 其所反映出的宋代时期的饮食文化特征和社会风貌。另外,宋代酒文化肩负着承前启后的文化功能, 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宋之前的中囯酒文化, 也为宋之后中国酒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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