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终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无情的时间就像汹涌的海浪，会冲刷走人世间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唯有那些为了心中理想无惧生死、为了民族大义牺牲自我的故事，就像那海边历经千年万年，依旧屹立不倒的山石一般，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感动着后来人。
1931年，年仅35岁的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临死之前，他没有一丝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任何对自己年轻生命的惋惜，唯一挂念的就是尚未完成的事业，还有心爱的妻子和那从未谋面的孩子，在生离死别的时刻来临之际，谭寿林为爱妻钱瑛留下了最后一封信——《我们永远在一起》。
“亲爱的，我们未竟的事业，我们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孩子，只有靠你一人去奋斗了。但请相信，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我们永远在一起”，是谭寿林留给钱瑛最后的话，虽然肉体已死，但他的精神不会消亡，将永远陪伴着他心爱的妻子，陪着她一起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谭寿林牺牲的那一年，他的妻子钱瑛才刚刚28岁，在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后，钱瑛悲痛欲绝，从此她的心中熄灭了对爱情、对婚姻的所有期待，终身都没有再结婚。
在余生四十多年的岁月中，一直陪伴着钱瑛的，除了心中坚持的崇高理想，就是她无论在哪里工作，总是挂在房间正中央的那张丈夫谭寿林的照片，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5岁，无论过去多少岁月，照片里的谭寿林看上去依然像当年他们初见时那样英姿飒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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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1959年，随着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一炮而红，机智勇敢、临危不惧，面对敌人的严刑拷依旧打面不改色、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韩英，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形象。
韩英的原型，一个是贺龙元帅的姐姐贺英，另一个就是新中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钱瑛，1931年7月，钱瑛曾来到洪湖地区，担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省总工会秘书长，领导游击队斗争，成功配合了红三军的制敌行动。
几十年后，观看了歌剧《 洪湖赤卫队》的钱瑛，写下了这样一首慷慨激昂的诗，回顾了和战士们同仇敌忾、英勇杀敌的热血往事：
“回首滨湖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飚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今古，一曲名扬震五洲。”
艺术形象来源于生活，钱瑛的真实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电影，凭借一把剪刀反抗包办婚姻的刚烈，和谭寿林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在革命斗争中的大智大勇，在监察工作中的铁面无私，这些在她身上真实发生的事件情节无一不扣动人的心弦。
1903年，在湖北咸宁马桥镇肖桥村力稼庄，生活着一户姓钱的家庭，人如其名，钱家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富商之家，钱家的生意做的最红火的时候，业务遍布了汉口、荆州、潜江、咸宁等地区，钱瑛的祖父钱兰田经营沙市，伯父钱焕庭经营潜江，父亲钱训臣经营汉口，钱家父子分工合作，将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
1903年钱瑛出生在湖北咸宁马桥镇力稼庄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钱家的富贵未能长久，1904年，钱焕庭经营的潜江周矶四店遭遇火灾，一夜之间所有的财产都在一片火海当中毁于一旦，汉口、咸宁的生意也因此受到冲击，钱家从此后就走向了衰败。
钱瑛出生于1903年5月，在她还没来到这个世界时，就给家里带来了一次好运，父亲钱训臣买彩票中了头彩，钱瑛出生后，全家老少都把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当成了家族的幸运儿，钱瑛就像含着玉出身的贾宝玉一样，在家里享受着与众不同的尊贵待遇。
钱瑛排行第四，虽然是个女儿身，但在家中却有着和男人一样的地位，被称呼为“四哥”。钱瑛的父亲钱训臣有着一副侠义心肠，中彩票得来的大部分钱都被他拿去赈灾和救济穷人了，剩下的钱用来建房买地，只给兄弟们分了几千块钱。
家中几个兄弟对钱训臣的做法满肚子意见，原本兄友弟恭的家庭，变得整日争吵不休、不得安宁，钱训臣一气之下东渡日本，在东京学习织造技术，两年后学成回国。
钱瑛8岁进入私塾念书，最喜欢读唐诗宋词，自己也学着写诗，才华横溢的钱瑛，对学习有着比男孩子还浓厚的兴趣，从小就深受老师和长辈们的喜爱。
钱瑛10岁时，父亲到潜江周矶重开商号，钱瑛跟着父亲来到潜江读书，从小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让钱瑛开阔了视野，也形成了独立的思想，她一心要自食其力，说服了父母不再给她裹小脚。
能将作为女子的钱瑛送入学校读书，可以看出钱家思想的开明，但钱家的道德伦理又是非常传统的。当钱家有女初长成之时，许多人都慕名上门提亲，钱瑛的母亲彭正元就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给钱瑛和当地的大户人家张家订下了一门婚事。
在学校读书的张少爷上门认亲，钱瑛把自己关在房里，拒绝见面，母亲大骂她不孝，吃了闭门羹的张少爷非常气恼，从门缝中塞了一张纸条进来打击钱瑛，上面写着：
“看上去，你是一朵迎春花；只不过，一支烟来一杯茶”。
读了纸条，钱瑛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对父母包办的这桩婚姻更加深恶痛绝，她像当初反抗裹小脚一样，跟父母讲道理、流着泪苦苦哀求，但母亲依然铁了心地不肯退婚，脾气执拗的钱瑛不肯就这样任命，她决定要以死抗婚。
当晚，年仅17岁的钱瑛写下了一封绝命书：《誓死不做男人的烟和茶》，然后拿着桌子上的剪刀猛地一下刺向了自己的喉咙，鲜血顿时像水一样涌了出来，时刻关注着女儿动静的母亲发现异常，推开门一看，女儿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母亲赶紧将钱瑛送到医院，这才捡回了一条命，但钱瑛的脖子上从此留下了一道难看的疤痕。
看到女儿的性格如此刚烈，母亲着实被吓得不轻，只好答应了和张家退婚。脖子上留下的这道疤痕，钱瑛从来不觉得羞耻，而是当作自己抗争成功的勋章，她从小就知道，唯有抗争，才能打破重重枷锁，为自己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1922年，19岁的钱瑛考上了潜江职业女校，因为品学兼优，毕业后就被留在学校当老师。但志向远大的钱瑛不想止步于此，她离开了家人，继续到武汉求学，投靠族叔钱亦石，钱亦石是共产党湖北党部早期创始之一，被称为“红色教育家”，对敢于反抗的侄女钱瑛非常欣赏，在钱亦石的帮助下，钱瑛进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7年， 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加入了共产党。
同年，钱瑛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钱瑛与组织失散，为了寻找组织经过了许多艰险，幸亏她为人机敏才能不断地化险为夷。一天晚上，赶了几天路的钱瑛身心疲惫，就到一个寡妇家里借宿，寡妇一看钱瑛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就起了心思，想把她嫁给当地民团的团长。
钱瑛很会察言观色，知道寡妇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就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金戒指送给她，求她看在同是女人的份上不要为难自己，寡妇被说得心软了，拿出一包衣服，让钱瑛打扮成乞丐继续赶路。
来到江边，钱瑛看到有一条船，就急急忙忙地跳了上去，进入船舱一看，发现里面都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而且她们一个个愁容满面的，这引起了钱瑛的警觉。
其中一个女人告诉钱瑛，他们是熟人介绍出去外乡做事的，大家因为不想离家家乡所以闷闷不乐，钱瑛恍然大悟，这很可能是一条人贩子以工作为幌子、贩卖女人的黑船，为了不落到人贩子的手里，钱瑛趁人不注意，跑到船边一头跳进了冰冷的江水里。江水迅疾，钱瑛很快就被冲走了，幸亏被一个附近的渔民救了起来，才没有葬身鱼腹之中。
为了应对一路上的盘查，钱瑛拿出手帕，模仿《木兰辞》写了一首诗，给自己编了一个悲惨的身世，老家遭难，她跟着父亲外出投奔亲人，又在路上遇到土匪，父亲被打死，财务也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四处流浪。
在火车上，钱瑛因没买车票被盘查，她拿出那块写着诗的手帕，站长读后既赞赏她的才华，又同情她的身世，便放她走了，历经千难万险后，钱瑛终于在香港找到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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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钱瑛被派到上海担任总工会秘书，时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就是她的直接上级，为了掩护身份，钱瑛在上海和谭寿林以夫妻身份住在一起开展工作，却没想到两个优秀的年轻人彼此欣赏，很快就从“假夫妻”变成了真伴侣。
谭寿林比钱瑛大7岁，1896年出生于广西贵港谭岭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秋加入共产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短短两年内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却始终坚持心中的理想，丝毫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
对自己不喜欢的人，钱瑛曾坚决拒婚，与一般的女子不同，钱瑛心中的“白马王子”是和自己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有志之士，绝对不是母亲给她找的那种大户人家游手好闲的公子哥。
谭寿林是才华横溢的北大高材生，是一往无前的革命骨干，是不惧生死的狱中“生还”者，他的坎坷经历，还有身上那种“杀头不过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大无畏精神，都深深地打动着、也激励着钱瑛，而看起来瘦弱娇小、工作能力却非常出色的钱瑛，也深受谭寿林的赏识。
钱瑛会写诗，通过写诗躲过一劫，而谭寿林则会写小说，在出狱后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写下了一部自传体小说《俘虏的生还》：
“残刑酷罚，苦了我的肉体，却不能伤害我的灵魂。枷锁重重，牢锁了我的肉体，却不能约束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是追随着你，追随者我们鲜明的旗帜。”
1925年，广西梧州《民国日报》编辑部合影，前排左二谭寿林
钱瑛和谭寿林第一次见面的接头地点，定在上海松林路的“松林成衣铺”，谭寿林的身份就是店铺的老板，谭寿林眼中的钱瑛，皮肤白净，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旗袍，挎着一个绣着白猫图案的布包，这个“白猫”就是他们事先约定好的接头暗号。眼前的女子看上去漂亮文雅，但是行事作风却是风风火火，谭寿林的心里不禁有些触动。
谭寿林亲切地称呼钱瑛为“阿瑛”，钱瑛听了以后觉得很是亲切，她和大家一样称呼谭寿林为“大寿哥”，两个人初次相识就要像夫妻一样同住一个房间难免尴尬，钱瑛就提议说自己睡书房，谭寿林睡大床，如有人来检查就说是因为丈夫得了肝病，夫妻二人才不得不分房睡。
在长时间的相处中，钱瑛和谭寿林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也逃不过众人的眼睛，1928年12月，在大家的撮合下，钱瑛和谭寿林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这一年，钱瑛25岁，谭寿林32岁。
新婚夫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但钱瑛和谭寿林刚结婚三个月，就迎来了无奈的离别，钱瑛被组织安排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虽然舍不得妻子，谭寿林还是坚定地支持妻子去苏联。
临别之际，谭寿林买了两个笔记本、两支钢笔，夫妻俩一人保管一个，以表思念之情。谭寿林和钱瑛约定，由自己定期给钱瑛写信，为了保险起见，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钱瑛不用回信。钱瑛在苏联学习的2年时间里，谭寿林给她写了130多封信，平均每个星期都要写一封，鸿雁传书寄相思，谭寿林的关心和鼓励，让远在他乡的钱瑛丝毫不觉得孤单。
到了莫斯科，钱瑛很快就融入到了新的学习环境当中，但是不久钱瑛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小生命，是她和谭寿林爱情的结晶，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珍贵礼物，钱瑛很开心，但是不断加重的学习任务又让她担忧了起来，孩子出生了，自己又要忙学习，又要带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啊。
因为太过劳累，孩子还没足月就早产了，钱瑛不得已将孩子交给苏联保育院抚养，1931年，国内革命风起云涌，钱瑛听从组织号召启程回国。终于可以回到祖国，见到分别两年的丈夫，钱瑛是开心的，但是想到回国后的严峻工作形势，钱瑛不得不把女儿留在苏联，这样的骨肉分离又让她肝肠寸断。
回国后，组织安排谭寿林和钱瑛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之前，全国总工会突遭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善后，让钱瑛先走，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永别。1931年4月，谭寿林被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逮捕，1931年5月，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
这一年，距钱瑛与谭寿林结婚，才刚刚过去了3年，而在这3年里，他们“相处仅百日”，甚至连一张夫妻合影都没有留下，得知丈夫遇害的噩耗，钱瑛悲痛欲绝，她下定决心不再结婚，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以完成谭寿林未竟的事业。
谭寿林牺牲以后，不管谁再对钱瑛表达爱慕之情，她都是一口回绝，她一直珍藏着谭寿林的遗物，随身携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工作的房间里总是悬挂着一张丈夫的照片，每当思念丈夫时的时候，她就写下一首诗，来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
钱瑛到了洪湖地区后，担任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总工会秘书长，领导工人运动。1932年5月，当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红三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敌众我寡，钱瑛临危受命，率领一支游击队绕到敌人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红三军主力抓住时机紧急驰援，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1933年，钱瑛在江苏省委妇委工作时，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钱瑛成功领导了多次绝食斗争，迫使狱方答应改善条件。敌人想用恶劣的条件、残酷的折磨迫使钱瑛屈服，钱瑛却像谭寿林一样在刀尖上起舞，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战胜身体上的痛苦。
在暗无天日、空间逼仄的监狱中，钱瑛用头发和拆下来的袜线在衣服上绣梅、兰、竹、菊，用指甲和发卡在墙壁上刻下自己喜爱的诗词，对着牢门上碗口大的通气孔做深呼吸，在斗室之中里原地跳跃、踏步、做操，敌人看到钱瑛在高压之下依旧精神百倍，也无计可施。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钱瑛终于被释放出狱，结束了四年艰辛的狱中生活。
1964年，钱瑛（右一）到武汉龟山祭扫烈士墓
1954年，钱瑛担任新中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因为铁面无私，得了一个“女包公”的外号。她的严格都是从自己身上开始，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正人必先正己, 己不正怎能正人？”
有人给钱瑛拿来了一筐碗筷等炊具, 通讯员李清荣代替她收下了，钱瑛回来后狠狠地批评了李清荣一顿:“哪个叫你收的?谁叫你要的？你赶快送去!”送礼的人只好把这些炊具拿了回去。
有一次，一个亲戚到北京请钱瑛安排工作，钱瑛不在家, 李清荣安排他住在组织部招待所, 并请办公室买火车票让他回家。钱瑛回来后严肃地批评李清荣，不该用公款接待这个亲戚:“他这么年轻怎么不安心农业生产？ 别人做得，他也应该做得！ 要老老实实在农村劳动。”
钱瑛的老家有人犯了法，找到钱瑛的母亲希望能说说情，母亲知道钱瑛向来坚持原则，一直开不了口，好不容易谈到了这个话题，才说到一半，钱瑛立即就打断了母亲的话，她教育母亲说:
“您说的是什么话？您要分清好坏，不能只知道亲戚，不要替坏人说情。”
1951年，钱瑛托人辗转打探女儿的消息，才得知她和谭寿林的爱情结晶，留在苏联的女儿早在20年前就已经夭折。1959年，在谭寿林牺牲了二十八年后，他所著的《俘虏的生还》一书出版，钱瑛心绪难平，写下《再读＜俘虏的生还＞》一诗，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谭寿林没有完成的事业，她终于是替他完成了：
“生还何处寄萍踪，骤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