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南京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配合这首诗一起宣传的，还有一幅非常著名的油画《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424 ”是南京和平解放的日子，1949年4月24日，“晴空万里”的意思，代表的是南京城不是攻打下来的，没有经过战火的硝烟，而是一片祥和的晴空万里。站在总统府楼顶的人，有的穿着解放军制服，有的穿着国民党陆海空军制服，有的穿着西装，还有的穿着长衫。
在南京解放时，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幅各类群体集合在一起的祥和画面，就要归功于站在画面最前面的这位穿着白色旗袍的中年女子，她就是当时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与陈修良握手的，是负责攻打南京的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将军。
陈修良是我党历史上最著名的红色特工之一，她有勇有谋，深入龙潭虎穴，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潜伏3年未被发现，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空军、海军、御林军起义，为南京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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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戏，如果把陈修良的人生看作一部电影的话，这部电影的剧情则显得格外跌宕起伏。陈修良1907年出生在宁波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1907年，正是鉴湖女侠秋瑾牺牲的那一年，陈修良的母亲袁玉英（后改名为陈馥）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女子，她非常佩服秋瑾的侠肝义胆、视死如归，经常给小时候的陈修良讲女英雄秋瑾的故事，年幼的陈修良的心里，因此种下了一颗民族大义的种子。
陈修良还有一个孪生姐姐，父亲在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得了一种怪病去世了，母亲袁玉英才19岁就守了寡，一人操持家务，独自将两个女儿培养成人。袁玉英读过书，亲自教女儿读书识字，为的就是让她们掌握主导自己人生的本领，不要再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女子一样，一辈子固守笼中，做别人的玩物。
陈修良能够有后来的成就，与母亲的悉心培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陈修良6岁时，母亲就给她请了一个留学日本的医生当老师，只为打开孩子的视野，当陈修良得了肺结核时，母亲又带着她去看西医、拍片子，让她的病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陈修良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922年，15岁的她考进了宁波女子师范，在学校里，各科学业成绩都非常优秀的陈修良很快就成了学生中的领袖人物，还领到了五卅运动。原本考进师范学校，陈修良是想毕业后当一名教员，借此养家糊口，但在当时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黑暗社会现实下，这样简单的愿望也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
秋瑾为了革命牺牲的故事一直激励着陈修良，为了继承前人遗志，让黑暗的社会重见天日，陈修良毅然放弃了做贤妻良母的平淡人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当中。她先是担任共产党女创始人向警予的秘书，之后又在向警予的介绍下入党。1927年至1930年，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3年，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5月5日，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都挂着青天白日旗，蒋介石风光地举行了还都大典，作为国民党的首府，这里的特务统治更是严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的南京，蒋介石自信满满地称之为“铁桶一般的城市”。
蒋介石说南京是一个铁桶，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要渗入其中可以说是难于登天，当时的南京，总人口只有90多万人，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就有11万多人，占了九分之一，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和国防部的专职特工加起来有1万多人，在大街上随便看到的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一边在重要关口进行严密盘查，一边在街头巷尾跟踪监视，当时南京地下党的工作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举步维艰。
为了应变复杂的战斗格局，共产党从1922年开始在南京建立地下党组织，在这样一个龙潭虎穴当中潜伏，二十多年来，付出的流血与牺牲是无法想象的，南京地下党先后遭到了8次毁灭性打击，前八任南京市委书记都英勇牺牲在了南京雨花台，1946年在南京仅剩下了200多名地下党员，继续和国民党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然而群龙无首，谁来出任下一任南京市委书记？这是一项异常艰巨又责任重大的任务，深入虎穴当中，既要能够机警地保存自己，又要能抓住时机，在恰当的时候给国民党的心脏以致命一击。
时任中共华中局副书记的谭震林想到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陈修良，1946年3月，在江苏淮安新四军根据地的一间普普通通的农舍里，谭震林、陈修良，还有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三个人一起进行了一场看似普通却意义重大的谈话。
谭震林开门见山地说道，南京有长江天险，隔江领导南京工作有诸多不便，组织决定重新成立南京市委，由陈修良同志担任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由此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大城市的女市委书记。
作为一个长期进行地下工作的老党员，陈修良对南京的严峻形势比谁都更清楚，但是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的，她的脸上却依旧是平静如水，似乎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要去啃下这块硬骨头。看到陈修良表情从容，什么话都没有说，作为上级的谭震林知道这个任务的难度，又关切地问了她一句：“修良同志，对于这个任务，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组织上能帮助的都会尽量帮助。”
陈修良回答的话语，听起来声音充满了女性的温柔，但言辞之中体现出来的却是多少男子汉也自愧不如的坚毅和果敢：“困难当然是会有很多的，但提出来也没有用，只能到了南京之后再一个一个地去解决了。”
1946年4月，在奔流不息的长江边上，沙文汉和妻子陈修良道别，春日里的习习江风吹拂在人的脸上，是温暖舒适的，但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心里，却是久久难以平静，陈修良想起了千年前易水畔为燕太子丹刺秦王、与好友分别的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即将深入蒋家王朝老巢的陈修良，和当年的荆轲一样，无疑是“探虎穴兮入蛟宫”，她的心里早已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临别之际，沙文汉和陈修良之间，并没有小儿女之态的哭哭啼啼。
对于巾帼不让须眉的妻子，沙文汉写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为她践行：
“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需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面对即将到来的九死一生的斗争环境，夫妻两个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坚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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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京的第一步，就是要成功隐藏自己。陈修良从外表到身份，都完全换了一个人，她脱下了军装，穿上了旗袍，摇身一变，从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女战士，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南京市民。当时的陈修良，已经是年近40岁的中年妇女，她身形清瘦，长着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高高的颧骨，不施粉黛，穿着朴素，走在人群中，也不会有人去注意她，更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在与别人的交谈中，她说自己是从淮安到南京来做生意的，以姑妈的身份，借住在了一个姓张的侄子家中，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平时爱好打麻将的姑妈，暗地里却在南京城掀起了一场风暴。
在艰巨的任务面前，陈修良举重若轻，到南京后做的最重要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情报系统，由卢伯明担任负责人，第二件事是建立策反系统，负责人是丈夫沙文汉的弟弟沙文威，这两个系统的负责人，与陈修良之间都是单线联系。
一天，陈修良去隐藏在南京的地下党员方休的家中讨论工作，方休的公开身份是小学老师，陈修良一进门，方休赶紧告诉他，妻弟现在正住在他的家中，他是军统的特务，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让陈修良这段时间最好少来他家里。
但陈修良的想法却恰巧相反，这是个好消息，方休的妻弟是负责电台工作的，说不定能从他身上挖出什么有价值的重要情报，于是让方休多加注意。没过多久，陈修良再次来到方休家里，方休的妻弟刚好出差了，却把手提包忘在了家中，方休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包军事密码，陈修良拿过来一看，大喜过望，这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陈修良赶紧对方休说，自己要将密码本借出去用一下，方休点头应允，并嘱咐陈修良：“下午一定要将密码本送回来，因为妻弟马上就要回来了。” 陈修良将密码本带回去交给了卢伯明，卢伯明与助手连续赶工3个小时抄完了密码，抄完后，陈修良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密码本送回方休家中，放回了手提包。与此同时，卢伯明也马不停蹄地将这份密码送到了上海，对解放军掌握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起了关键作用。
因为这次出色的完成了工作，党中央专门给陈修良发来了一份嘉奖令。做特工工作必须要胆大心细，陈修良就这样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在刀剑林立的南京城，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在战争中，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往往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在情报工作之外，策反工作是陈修良的第二项重大任务，策反的对象非常重要，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暴露身份，经过重重筛选，陈修良将目光锁定到了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余渤的身上。
余渤的好朋友林诚是沙文威领导下的秘密特工，他通过国民党空军第四军医院医生的身份结识了余渤，对余渤的为人和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知道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对蒋介石的腐败政府早已不满。当林诚跟余渤提出，让他带领机组起义的时候，余渤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余渤提出的条件是在起义前加入党组织，陈修良果断应允：“余渤同意起义，就是用实际行动经受住了考验，理应同意他加入党组织。”当时国民党陆军起义时有发生，但空军驾着飞机起义的这还是头一遭，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具有破天荒的震慑作用。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点，余渤带着机组的5个人，驾驶着B-24重型轰炸机514号，飞到总统府的上空，投下了3颗巨型炸弹，然后向北飞去，于当天晚上11点降落在了解放区的石家庄机场。
因为夜间视线不好，炸弹没有击中总统府，但却把蒋介石吓了个半死，气得他当场吐血，撤换了机场司令。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的首次空军起义后，陈修良又将目标锁定到了国民党海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上。
重庆号上，同样有一名早就潜伏的地下党员毕重远，他一直根据陈修良的指示，暗中策划士兵起义。1949年2月，重庆号接到命令，离开上海，顺长江而上，阻止解放军渡江，毕重远当即决定带领士兵起义，拒绝执行命令，舰长邓兆祥也加入了起义队伍中，将巡洋舰开往了解放区的辽东葫芦岛。
成功策反了空军、海军起义后，陈修良接下来定的策反任务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她决定策反南京首都警卫师（第97师）师长王宴清，警卫师负责南京的安保工作，相当于是蒋介石的御林军。
这一步看起来惊天动地，但背后也是经过了缜密的谋划，《大刚报》的记者、地下党员陆平和王宴清相熟，知道他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非常痛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当时国民党在淮海、平津战役中惨败，大势已去，王宴清对起义之事不得不有所考虑，但心里始终觉得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
面对王宴清的思想包袱，陆平又找到他的舅舅——民主党的成员邓明昊出面劝说，应该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要愚昧地忠诚于反动统治者。之后，陈修良又以中国南京地下党最高领导者的身份和王宴清见面，经过一番交心长谈，给王宴清吃下了最后一颗定心丸。
1949年3月，王宴清指挥警卫师的两个团起义，突破封锁追击，成功渡过长江。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把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叫过来劈头盖脸地大骂了一顿：“敌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你们还摸不清东南西北，必须给我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否则提头来见。”
张耀明两眼一抹黑，只好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哀叹道：“南京的地下市委这么神，不知不觉把首都的御林军都策反走了，哪有这么容易就被摧垮，他们这些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叫我们到哪里去找？”
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仍负隅顽抗，陈修良带领的南京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获取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拟定的一批重要军事情报，送到驻扎在合肥的解放军前委司令部，《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江防部署图》等情报资料，让解放军对国民党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了如指掌。
陈修良又派人打入警察内部，组织警员迎接南京解放，开展保护工厂、学校、机关的工作，并为解放军渡江准备了多艘轮船。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由于情报准确，长江江防顷刻间土崩瓦解。
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下令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等重要设施，陈修良立刻派策反成功的2000多名警察联合维护治安，敌人的破坏计划没有得逞。
1949年4月24日早上8点，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一则由陈修良亲自执笔的重磅新闻：
“我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奋勇出击，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首都宣告解放，江南千百万人民重见天日。此皆我解放军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各野战军、地方部队一致配合的结果……”
陈士榘将军率领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35军首先开进了南京，陈修良带领的地下党与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为南京的和平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千年古都南京没有经历什么战火与硝烟的摧残，就被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了。
多年后，陈士榘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已起义，南京的守敌逃光了，解放军得以和平方式占领南京。”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身穿旗袍的陈修良来到了解放军35军军部，此时人们才知道，这个平时不怎么起眼、最爱打麻将的“姑妈”，原来是隐藏在南京三年多的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士榘握着陈修良的手，激动地说道：“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如此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啊！”
南京解放后，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担任市委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陈修良任市委常委。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陈修良也结束了她的潜伏生涯。
建国后，陈修良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于1964年在杭州含冤病逝，陈修良则坚强地走了过来，退休后，陈修良还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写下了100多万字的党史文章。1998年，91岁高龄的陈修良在上海的家中安详离世，为她充满传奇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