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一位叫杨振德的65岁老人在陪都重庆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老人离世这似乎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杨振德老人的离世，却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新华日报》发布了老人的离世布告，《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亲自为老人撰写了祭文，叶剑英、钱之光、吴克坚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一百多人都前来参加了葬礼。大家都深深地怀念杨振德，不仅因为她是邓颖超的母亲，周恩来的岳母，更因为她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生，一位令人敬佩的革命同志。
邓颖超回忆母亲说：“我妈妈虽然是一位平凡的妇女，却具有反抗封建习俗的勇气，追求进步的精神，自尊自强的性格，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她就不会有我”。
邓颖超所说的没有母亲便没有自己，不仅是指母亲对她生命的孕育，更是指母亲对她精神上的塑造。
每个孩子生下的时候都像是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既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善恶之念，这颗稚嫩的小树苗以后是否能够长成一棵独自面对风雨的苍天大树，都要靠父母亲的教养，在孩子能够识别人面部表情的变化，懂得人喜悦和愤怒的区别时，这种教养就已经无时无刻不存在。
所谓言传身教，杨振德用自己的实际言行教会了邓颖超许多东西，杨振德对邓颖超而言，不仅是一位慈祥的母亲，更是一个从小学习的生活榜样，邓颖超在身体上和母亲血脉相承，在精神上独立自强的品质更是和母亲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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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8月，杨振德出生在湖南长沙，她生在国家多灾、人民多难的晚清，一生都生活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中，十四岁时失去了父母，三十五时又失去了丈夫。没有岁月静好，没有平安顺遂，磨难、坎坷、曲折，这些词语才是她的人生的关键词，面对这样命途多舛的人生，杨振德作为一个女人，不仅没有害怕、没有退缩，反而以不停进取、不断抗争的精神，靠着行医和教书的一技之长在社会上立足，将女儿培养成材。
杨振德的一生当中，最安稳的应该是童年时期，她的祖父是一位经商有道的商人，父亲的思想也非常开明，三个女儿夭折了两个，杨振德便成了家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独生女。父亲一点都不重男轻女，将杨振德当作掌上明珠，不让女儿缠足，更没有像其他父母一样早早地给她定下一门包办婚姻，而是亲自教她识字读书，让女儿学会一门靠自己求生存的本事，杨振德从幼年开始就养成了凡事靠自己的习惯。
可以看出，从杨振德父亲的开始，独立自主、自由解放，就成了杨家教育孩子的一种传统，杨振德的父亲是这么教育她的，而她后来也是这么教育女儿邓颖超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教育，才让杨振德有了一颗坚毅的内心，在没有父母庇佑之时，她也可以独自面临生活的狂风暴雨。
杨振德的祖父因为吃错了中药过早离世，是整个杨家难以忘怀的痛，为了不再让家人经历这样的不幸，父母就让杨振德从小开始学习中医，聪慧伶俐的杨振德学习能力很强，小小年纪就学有所成。只是人生无常，杨振德跟着父母来到广西定居后不久，父母先后患了不治之症离开了她，当时的杨振德，才十四岁。
一下子从父母捧在手心的宠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女，当时的杨振德有多无助多难过无法想象，但是她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一边靠着双手劳动养活自己，一边继续潜心研究医术，逐渐成了当地一名小有名气的医生。
25岁时，杨振德嫁给了比自己大14岁的广西武官邓廷忠，邓廷忠出生在河南光山县，从小习武，最擅长刀、棍等武功，光绪年间中了武进士，点名武翰林，担任光绪御前侍卫，之后到广西担任南宁镇台之职，是绿营兵的高级武官。
邓廷忠之前娶过一任妻子，但不幸早逝，三个儿子也夭折了，杨振德嫁给邓廷忠做填房，一文一武也算是天作之合。以当时邓廷忠的官阶和社会地位，完全有能力给杨振德提供衣食无忧的富家太太生活，但是杨振德习惯了自力更生，她不想靠着丈夫的权势享受优渥的生活，而是继续行医救人。
邓廷忠是武官出身，一心想要杨振德给自己生个儿子，杨振德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确实是个男孩，但是在出生不久后就夭折了。1904年腊月十九这天，杨振德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邓廷忠一看是个女儿，大失所望，当时就想把女儿送人，杨振德以死相逼才让丈夫放下了这个念头，她跑进厨房拿着一把菜刀对丈夫说：“你想把女儿送走，除非先杀了我。”
同丈夫不一样，杨振德非常珍爱这个女儿，她给孩子取了个乳名叫玉爱，学名文淑，文淑长大后给自己改名叫“颖超”。当女儿开始咿呀学语时，杨振德就亲自教她识字，就像父亲当年教自己的一样，她也要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可以靠自己在乱世中生存下来的独立女性。
当周围的人跟杨振德说，让她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给女儿邓颖超裹脚，不然以后嫁不出去的时候，杨振德坚决地拒绝了，她说：“我就是不要我的女儿嫁给那样守旧的人物，我也不会给女儿定包办婚姻，以后她的婚姻都由她自己做主。”
为人过于刚强，往往就容易折断，邓廷忠暴躁的性格最终也害了他。邓颖超3岁时，邓廷忠因为太过于锋芒毕露为上司不容，就以要回河南老家扫墓为由辞了官，跑到云南的亲戚处另谋差使。上司抓住了这个打击报复的机会怎能放过，告发邓廷忠犯了欺君之罪，邓廷忠因此被流放到了新疆，1911年50岁的邓廷忠在新疆突发暴病身亡，抛下了36岁的妻子和年仅7岁的女儿。
少年丧父、中年丧夫的人生不幸，都被杨振德遇到了，再一次遭遇痛失家人的打击，杨振德痛彻心扉，但是望着眼前年幼的女儿，杨振德收拾起了只会让人看了觉得自己软弱的眼泪，带着女儿四处行医为生，当医生挣的钱不够母女俩的生活开销，她又靠着文化知识去别人家里当家庭教师，离开广西后，她们到过广州、上海等多个城市，直到杨振德在天津的长芦育婴堂当了医生后，才暂时安定了下来。
当时，民主革命家陈翼龙在北京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专门收留家庭贫寒的学生入学读书，不收取任何学杂费，杨振德应聘到了平民小学里当老师，9岁的邓颖超就跟着母亲在这里读书。
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不管生活如何艰难，杨振德始终自尊、自强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邓颖超，虽然生活艰苦，但是邓颖超从小就和母亲一样勤奋学习、好强上进，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1913年，因为支持孙中山讨伐袁世凯，配合在北京发动起义，陈翼龙被袁世凯逮捕，学校也被查封，杨振德积极联络同事们一起营救校长，恢复学校，最终陈翼龙还是惨遭杀害，杨振德又组织大家一起去给校长收了尸。
1915年，13岁的邓颖超虚报2岁考入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忧国忧民，演讲口才出众，在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虽然只有15岁，却被同学们称为“老学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邓颖超和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一起领导了天津的学生运动。
毕业后，邓颖超在北平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校任教。走到这一步，母亲培养邓颖超靠本领养活自己的人生目标其实已经达到了，但是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邓颖超的理想早已不能止步于追求个人的现世安稳，而是要为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人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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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儿邓颖超走上了革命这条充满了荆棘的道路时，作为母亲的杨振德不仅表示了绝对的支持和理解，还一直在女儿身后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鼓励和支持，深明大义的母亲，不仅将邓颖超养育成人，也是她人生理想最坚定的追随者，母女二人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邓颖超虽然是小学老师，但是她整天忙于革命工作，根本无法养家，杨振德就继续行医、教书，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毫无怨言地跟着女儿四处奔波，因为女儿的理想，也是杨振德的理想。
1925年，邓颖超加入了共产党，之后调到广东担任妇女部长，同年8月，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从此携手走过了50多年矢志不渝的奋斗岁月。
邓颖超对孩子们一直都非常喜欢，曾经不无羡慕地对儿女双全的秘书赵炜说：“一儿一女一枝花”，以浓浓的母爱来关怀孩子们的邓颖超，被亲切地称呼为“邓妈妈”。其实，邓颖超也曾经有过做母亲的机会，只是在苦难的年代里，邓颖超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婚后不久，当时周恩来和母亲杨振德都不在身边，邓颖超太年轻，觉得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带孩子，就擅自买了打胎药，杨振德到广州后听说了这个消息，又心疼又生气，责怪女儿不知道爱惜身体，这么大事情都不同自己商量一下，还好杨振德懂中医，帮着女儿调养身体，邓颖超才慢慢恢复了健康。
1927年，邓颖超再次临产，周恩来当时调到了上海工作，杨振德特意从学校赶回来照顾女儿，因为胎儿过大造成了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的条件，医生和杨振德商量用产钳将孩子夹了出来，但孩子还是因为头颅受伤夭折了。
当时正逢“四一二”反革命时间，蒋介石在广州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邓颖超的住所被查抄了，母女二人因为在医院侥幸躲过一劫，在医生的掩护下，邓颖超来不及休息片刻，就和母亲离开广州，一路奔波转移到了上海。
为了找到周恩来，杨振德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声明：“伍豪，你和你的妻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现在我带着她到上海来找你，希望你赶紧到旅馆来与我们会合。” 伍豪，是周恩来的曾用名。
周恩来看了报纸上消息后，非常焦急，因为邓颖超所住的那个旅馆非常不安全，赶紧派人将母女俩接走了。因为产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邓颖超的子宫没有收缩好，医生检查后说她以后很难再怀孕了，她就这样遗憾地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周恩来虽然也很伤心，但他对邓颖超的爱，从来没有因此减少过一丝一毫。
“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进行地下党工作，杨振德就用医生的身份掩护女儿和女婿，用行医的收入补贴他们的生活，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家，在如此紧张危险的环境下，杨振德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着这个家庭。
1932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去到江苏苏区工作，年近六十岁的杨振德并没有因为女儿、女婿有地位了就坐下来享福，而是到红军中当了一名医生，为战士们诊病疗伤，亲自煎药配药，像母亲一样给战士们带来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1934年，周恩来、邓颖超跟随红军走上了长征路，杨振德年事已高，不想给部队拖后腿，就留了下来，1935年被敌人逮捕入狱，在监狱里杨振德受尽了折磨，敌人逼她写信让女儿女婿脱离共产党，杨振德丝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人老了管不了，你们蒋委员长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儿子吗？”当时蒋经国正在苏联。
敌人逼得急了，杨振德便抱着必死的决心说道：“儿女有思想自由的权利，我不会做劝他们投降的卑鄙勾当，如果你们认为这也是罪过的话，就请杀我的头好了！”
杨振德不卑不亢，敌人拿她没办法，只好一直将她囚禁在九江，直到1937年国共二次合作时才被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工作，将母亲杨振德和其他革命家属一起，安置在贵阳市青阳镇居住。两年的铁窗生涯严重损害了杨振德的健康，她的眼睛已经只能看清一尺之内的东西，周恩来对岳母非常孝敬，特意吩咐照顾她的同志说，要经常给她念念书，让她少看报纸。
在青阳镇居住期间，杨振德和女儿通过写信联系，1940年4月杨振德写给邓颖超的一封家书，她一直留在身边珍藏了50多年，信的字里行间都体现了杨振德的深沉母爱：
“翔超儿：四月一日接到你们三月十六日由兰州发来的信并相片三张，看见你们身体胖壮，喜慰之心非笔墨所能言宣。翔之手伤痊愈,尤深欣慰。以前我曾寄你们三封信，来信云，只收到一信，想其二信，已浮沉了。你们客岁十月间寄来的信，没有收到；八月间寄来的信，收到的。我和老太爷一切为恒，均安适。可放心勿念。惟生活程度，较去年上半年，粮物一切，价昂二三倍以上。此地民风，皆习惯勤劳，十之八九，均可自食其力。虽感生活太高之苦，但地方民情，尚称安静。你们到渝，望即来信告知，以慰悬怀为盼，余不尽言，容当后叙。此复，并祝双福。母 手书 四月二日”
“翔超儿”中的“翔”，指的是周恩来，因周恩来字翔宇，“超”指的是邓颖超。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因为马受惊被摔下来导致右臂骨折，在邓颖超陪同下到苏联疗伤，1940年治愈后回国，邓颖超在来信中告诉母亲周恩来的伤已痊愈，杨振德非常欣慰。
“老太爷”指的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杨振德说自己和周贻能的身体都安好，以免儿女担心，杨振德的信中还写到了当时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情形，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当地人民依然勤劳，自食其力。
烽火连连，一封家书显得尤其珍贵，杨振德写给邓颖超的三封信，他们只收到了一封，邓颖超头年十月份写来的信，杨振德也没有收到。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在国外，杨振德难免牵挂，如今回来了，便可以放心多了，因此在信的最后，她又写了一句：
“我以前常时这样想，最好是不晓得信，你们已回国来了，在途中。我少悬一些念虑。今果如此，实慰私衷之愿也。”
1940年，杨振德病倒了，在病重之时她依然怕耽误了女儿女婿的工作，一直不让人将自己的病情告诉邓颖超，邓颖超去看望她的时候，她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难过啊！”
知道母亲已经不久于人世，邓颖超将她接回重庆办事处照顾，杨振德还是像以前一样要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她对大家说：“我是不重要的人，你们不要为我忙了！”1940年11月，65岁的杨振德去世，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在红岩办事处楼下为她举行了庄严的葬礼。《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为老人撰写的祭文上是这么写的：
“邓母是一个志行高洁的人，她的思想先进，性格刚强，自食其力，从不懈怠。教育学生，行医救人，供女儿入学，养女儿成人，引女儿自立，训女儿明理。独自在监狱中的两年，威武不屈，意志坚决，令人敬佩，如今一病而亡，谁人不悲痛异常。”
痛失慈母的邓颖超，在葬礼上发了言，她说：
“在与慈母诀别的这一天，我不能禁止我的哀泣，但现在不是我哀泣的时候。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万的父亲和母亲惨死，抛下了他们的儿女，不知有多少千千万万的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父母。父母儿女的死别每天都在发生，作为革命者的我们还有着更艰巨的事业。”
杨振德被安葬在重庆小龙坎伏园寺的“红岩公墓”，两年后，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离世后，也长眠在这里。杨振德一生仇视旧社会的陋习，憎恶女人依附于男人的传统，向往“世界大同”的新社会，用“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影响着女儿邓颖超，用艰苦奋进的精神协助女儿、女婿的革命事业，她既是邓颖超人生道路上学习的第一个楷模，也是一位劳苦功高的革命战士，就像周总理评价岳母说的那样：“她是一位受红军战士尊敬的革命老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