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隋炀帝杨广，其不论在历史史料中，还是众多话剧、影视剧电影等塑造的形象，似乎都被打上了一个亡国昏君的烙印。

累累罪行多不胜数，比如，好不容易结束了乱世，为百姓开创太平盛世的隋朝，因他而亡，又如，为人骄奢淫逸不止，甚至仅仅只为了去江都游玩，就大兴土木开凿运河，全然不顾天下百姓的生计性命，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地。

隋炀帝影视形象

可是，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俯视历史长河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为了游玩而开凿了“运河”的他，或许才是那个，让未来唐、宋帝朝延绵数百年盛世繁华的背后推手，有此“功绩”堪称最有价值的“真·千古一帝”。

原因很“简单”，这条隋炀帝开凿的“游戏遗留”运河，在后世的阻塞与贯通，“实际”上基本左右了唐朝、宋朝的盛世繁华与衰落凋亡。

“运河为国之重器，其所设须大力等本故，有国与代至倾天下之力以成，何如此？

曰：‘为农、运、经济、军事之求。’”

于是，唐朝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可侧面窥见其一二影响力：

其一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其二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有个很敏锐的观察：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之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

而历史学家全汉昇由此引发了后续更加细致的考证，并研究了诸多史料之后，写下《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加以详细论证，为此下了一个新颖的结论：

“运河通，则国运兴；运河塞，则国运衰。”

运河通——开创盛世唐朝

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起就开始开凿运河，这个时候正是历史上重要的南北经济转移的重要时间节点，因为此前自汉朝灭亡后，胡族入侵，大一统的局面土崩瓦解，之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战乱不断，尤其是北方的丰沃的土地遭到严重破坏。

直到后来“衣冠南渡”，经济政权逐步南移，后北周禅让覆灭，隋文帝建立的隋朝，统一王朝时代才有一次来临，隋文帝励精图治开创“开皇之治”，也为后来隋炀帝为了“玩”而倾尽全国之力开凿运河的花费，奠定基础。

虽然史料上对隋炀帝开凿运河原因的描述是，因为其想去江都游玩所以不惜奢靡得大兴土木，但其实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是必然的趋势。

1、此时的北方水利严重失收，土地的生产力远远不足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使得百姓普遍贫困，逐渐需要依赖南方粮食、资源的供给；

2、江淮一带历经长时间开发，各种资源为国家财赋创造了极大的补充，其中光浙江的“粮食”，已经可以达到“衣食半天下”的程度，而北方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他漠北民族的入侵，政治中心无法移动，必然需要有效的供给。

3、最重要的是，想要保卫国家不受外敌入侵，更好得连接南北促进发展的办法，就是让整个国家拥有高效的运输方式——运输量较大，花费较小且时效平均最快的水路运输。

于是，自然，开凿运河就成为当时必然的时代选择结果，绝不仅仅是隋炀帝的一时玩乐的奢靡。

其实，如果结合后世对唐朝的影响，唐朝前期最盛的太宗、高宗时期，正是因为运河的便利，尤其是隋炀帝开凿的江淮—洛阳一段的交通便利，才客观上使得政府组织增加的开销激增（太宗时期，文武高级官员642人，高宗显庆初，一到九品总计13465员。）由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前者农兵一体，自备钱粮，后者国家承担所有，且派发钱粮。）花费巨大的唐朝前期得以较为平顺得渡过，且日益繁盛。

不然，如高宗在位花费约一半时间七下洛阳，武后在执政二十余年间除去约三年在长安之外，其余时间均在”神都“洛阳为何？正是经济原因，也是因为运河只修到洛阳，有了运河之利，唐王朝才基于此日渐繁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