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是他的“以人为本”的文学价值观，即以人为本位和以人的正常合理发展为价值尺度来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以人为本”的文学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把改造国民灵魂、重建民族精神作为主要的文学价值目标，旨在通过对愚弱国民灵魂的批判和否定，重建新的“理想人格”，促使人的全面发展。鲁迅关于知识分子和农民题材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就是他凭着自己对社会对人的灵魂具有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锐利目光，凭着他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学的肥田沃壤这个先决条件，通过他得心应手的天才创作，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时代主题，展现了一系列具有独特审美意义的人格魅力。
从一定意义上来看，鲁迅对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类形象的塑造，实际也是对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两类社会力量身上所具有的不同人格类型的揭示和追踪。就农民形象塑造而言，鲁迅通过表现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和文化精神环境，剖析了这些人物许多畸形人格形成的深层原因。就知识分子题材来说，对于旧知识分子，鲁迅或对他们的畸形人格及其成因进行描写和揭示，或从道德方面对他们的人格进行讽刺和批判。对于新知识分子，鲁迅既揭示他们人格中新的因素，又再现了他们反复动摇的人格悲剧。然而，作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示和展现的层次上，而是通过悲剧性、人物典型化的艺术处理，通过典型环境和情感化的衬托与点缀，通过传统文学原型的置换与复合，有血有肉、入木三分地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深入开掘人物所蕴含的深广主题和美学价值，从而达到了“指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了“为人生”的目的。因此，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活生生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
鲁迅在“严格摹写现实” 的同时，执着于对生活意义的探寻，对真善美的发现，对主题的进一步深化，把人性中最令人激动，最令人悲悯，最软弱的东西，客观而真实地再现出来，传播给读者，从而化丑为美，刻画出人物的人格美。他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充分揭露了在封建制度和封建宗法势力长期统治下，农村的贫穷、破败和凋敝，以及农民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但是鲁迅所着重表现的不是农民物质生活的困苦，而是人格精神的愚昧与麻木。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被迫害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那个时代和社会对她的迫害，主要是精神上的，表现为神权统治下的灵魂的恐怖。祥林嫂的悲剧就在于，她希望以自己全部诚实的劳动换取起码的生活，但是却得不到。虽然她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挣扎，却从来没有得到“人的价格”，而且连那些不是“人的价格”的生活也不留给她。通过祥林嫂不幸命运的记写，鲁迅“写出了一个真正的农村妇女的灵魂”（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彻底揭露了封建神权社会灭绝人性的本质。
在那样的社会里，按理说，像祥林嫂这样的劳动妇女，是没有人格可言的，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她只是一个躯壳而已，最终也难免成为一个牺牲品、殉葬品罢了。然而，在对人格严肃审视，对世态犀利剖析的同时，鲁迅先生也执着于对善良人性的同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笔下的祥林嫂也凸显出一种别具一格的人格美。特别是祥林嫂临死前对灵魂有无的疑问，是作家对人物心灵进行的深刻的探索。她唯一渴望的，竟然是早早到冥冥之中去，因为那样就可以见到自己心爱的儿子阿毛。然而由于她再嫁再寡，死后将要分给两个死鬼男人，面临的是恐怖的锯刑。渴望与恐惧，希望与毁灭，苦苦煎熬着她的灵魂。而这事实上没有生存的希望，连死的权利都被剥夺的女丐，却发出了“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疑问，从而对封建神权思想产生了怀疑。她居然不甘心忍受别人替她安排的命运，这个情节是作家对人物的人格甚至灵魂深处的向往美的天才发现。这里，正是祥林嫂人格力量的显现，她毕竟还是一个人，她其实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企盼，只是她应当具有的权利被神权势力扼杀掉了。这种全然没有希望的希望，这慢慢长夜中的一星火花，更加弥足珍贵。
同样，在农民题材的小说《药》中，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为独生子小栓治病，结果却不治而死，夏瑜宣传革命，结果被封建统治阶级的毒刀杀害。小说悲剧意义的深刻性在于，渴望解除疾苦的人们竟然在吸食着那些要为他们解除疾苦的革命者流出的鲜血。这篇作品的主题，在于唤醒民众，打破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使沉睡中的人们迅速觉醒起来。因为当时革命处在低潮，民众尚未觉醒。但是要唤起民众，必须以民众的觉醒程度为前提，否则，革命者尽管四处呐喊，民众也会无动于衷。小说在结尾处为夏瑜的坟头平添的花环，被人们视作绝望中的一线希望，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这种分析虽然十分权威，但是总有点隔的感觉，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夏瑜只是小说中的一条暗线。其实我们回头从华老栓三更半夜起来，偷偷摸摸为儿子小栓买药，喂儿子吃药的过程来看，华老栓还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他的行为的背后是改变家庭命运、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虽然他把这种愿望建立在封建迷信——用人血馒头医治肺病的基础上，但他实际上无路可走，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种渺茫的希望去为儿子做些努力，这种努力行为虽然更为可悲，但行为的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就算只能试一试效果，碰一碰运气，也比坐以待毙、无可作为好得多。华老栓不仅是在挽救儿子，安慰儿子，也是在挽救自己，安慰自己。虽然当时的旧民主革命还缺乏群众的觉醒意识，但蕴含在群众中的潜在力量还是巨大的。也可以见出以华老栓为代表的贫苦农民阶层，其实并非一潭死水，这里聚集着更多的波浪。可见，作者着墨最多的华老栓，其实有着许多令人咀嚼的地方，仍然呈现着一种人格力量，一种悲剧意义上的美。一个形象，越鲜活，越真实，越悲愤，就越发具有感染力，就越使作品本身耐人寻味。设想如果夏瑜坟前的花环是华老栓送去的，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格美，是值得深思的。
可见，鲁迅对于人格问题的探求，具体体现在对于尚未觉醒的农民群众的萎缩人格和依附人格的描写上，而且不仅如此，还倾注着同情的宽容，寄托着改造和重建。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始终把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民族灵魂的改造和推动社会变革作为现实目标”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
在知识分子题材中，孔乙己代表着旧知识分子的典型。鲁迅对于旧知识分子人格的批判，是建立在其揭露其畸形人格的基础上的。孔乙己是一个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至深而落魄的读书人，他正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侵染，而变得穷愁潦倒，迂腐可笑，成为了人们的一个笑料和话题。按理说，他是没有尊严和人格可言的，但是他的行为举止不仅令人忍俊不禁，而且值得仔细玩味。
孔乙己的人格是畸形的，变态的，有悖常理的。在掌柜没有好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叫人活泼不得的鲁镇，只有孔乙己的到来，才可以使人笑几声的客观现实，令人不寒而栗，十分可悲。但别人以之为乐，自己又自欺欺人，孔乙己呈现给读者的的确是一个畸形可笑的人格状态。
孔乙己好吃懒做，瞧不起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正是对封建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价值观误导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他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偏偏又爱喝两盅，他从破衣服里摸出钱来，一字儿排开的动态，和他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做派，以及关于茴香豆的茴字的多种写法的卖弄，他被人打折了腿之后仍不肯承认，还要来喝一盅的一系列表现，显得十分不和谐，不协调，因而具有喜剧效果，但读者却笑不出来。孔乙己行为的喜剧化和结果的悲惨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叫人欲哭无泪，欲笑不能。但是再仔细品味孔乙己的一生经历及其所作所为，很明显，他其实在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的全部代价，维护着封建思想文化熏陶下的“读书人”的迂腐人格。是封建科举制度扼杀了他的青春和生命，把他推向了身心俱残的地步，而他自己还是身不由己地、本能地捍卫着这腐朽的封建制度，还自欺欺人地穿着长衫，摆着读书人一文不值的臭架子，信奉着封建文人那种“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虚妄理想，成为一个可怜而可笑的被动的“卫道者”，这是一个叫人买了还在帮人数钱的角色。但是孔乙己摆读书人的架子，卖弄自己的学问，不甘心沦为所谓的“下等人”的希求，也是情有可原的，否则他怎么能一步步走向悲惨的境地？这就是孔乙己，这才是孔乙己，一个鲜明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是作家为了凸显主题而精心设计和刻画的。但我们读到的《孔乙己》，主人公却不是因为蕴含深刻的主题而鲜活的，而在于其存在的必然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而这么鲜活着。可见真正感人至深，经久不衰的，是作家所刻画的人物形象的人格魅力，而并非多么深刻的主题。在孔乙己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的人格中，本身就包含着更加丰富，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忧愤深广的精神意蕴。话说白了，如果抛开我们多年以来形成的定论，不受那些过多的冠冕堂皇的形象意义的干扰的话，我们说，孔乙己其实是十分可爱的，他的那种至死不渝的精神，难道不值得玩味吗。
那么，《伤逝》里的子君呢，如果我们也采取回头看，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的思维方式来欣赏这一形象，就不应该仅仅看到她的思想弱点，而只把她的人格悲剧界定在反复动摇这一层面上。子君作为一个处在那么深重的封建文化重压下的新知识女性，为了争取自身的幸福，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迈出自主婚姻这一步。这个敢于斗争，敢于追求自由的要求个性解放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她的人格中具有了崭新的因素，具备了独立的人格，这正是值得我们深研细究的地方，这也正是她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子君这一形象的独特价值之一，就是对于觉醒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女性的人格的探讨和追踪，并且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在人格这一层次上，子君的内涵比娜拉更为丰富和深刻。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的呐喊，正是她人格独立的宣言，也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女性的共同心声。子君是一个天真而柔弱的姑娘，她从农村来到城市上学，她在娟生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和封建礼教大相径庭的有关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思想。当她把这些新思潮和内心深处萌生的爱的渴望融合在一起时，她像所有热恋中的少女一样，变得异常大胆和坚定。她的这种心声的流露，无疑是“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春风唤醒了的年轻女性，向禁锢了妇女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发出的严正挑战，是自我意识觉醒了的年轻一代争取自由和人权的神圣宣言。
比起农民那种萎缩和依附的人格，比起他们用生命的悲惨结局换取悲剧意义上的精神满足和旧知识分子畸形的人格状态，新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更以其理智和敢于斗争呈现出新的内涵，具备了崭新的时代气息。
以上，仅从鲁迅小说中农民和知识分子这样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出发，对其具备的人格魅力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下面我想再解读一下鲁迅先生的其他小说著作，对其塑造的各类人物形象的人格魅力进行一些探究。
在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他塑造了一个具有“迫害狂”的、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的狂人。因为是狂人，他时时处处表现出狂态，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虚妄的幻觉。但是仔细品读这篇小说，却怎么也不觉得这个狂人的可怕，可憎或可恶，反倒觉得他非常理智，聪明，甚至可亲可爱。他有着童稚一般的思维方式，他与封建礼教、家法，甚至一切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他其实有着一颗童心，是一池没有被搅浑的清水，能够冷静地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和物，能够辨明是非，从仁义道德里看出吃人的本质来。狂人的理想是将来容不得吃人的社会，要救救没有吃人和被吃的孩子，他的人格魅力呈现出来的思想光芒是深邃的。狂人不是声诉一个人的不幸和苦难，而是对几千年中国历史吃人的本质进行了宣判。狂人这一个人物形象，充溢着作者面对现实和肯定人生的精神理性和人格理想。
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更是一个说不尽的形象，如果说狂人是带有小市民气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话，那么阿Q是一个具有小市民气的农民形象。他已经是一个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已经沾了些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不过他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单是他头顶的一顶瓜皮小帽，就标明了他的农民身份。但他偏偏就瞧不起农民，“所有末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他没有家，没有固定职业，靠给人打工度日，城里乡里的活儿都干，除此之外就是游手好闲了。阿Q不配有姓，没有确切的籍贯，连一个正式的名字也没有，他是一个住在土谷祠里，游弋于城乡之间的多余人，也是封建社会偌大的弱势群体里的一个愚弱国民。当然还是一个人丁，有血有肉，要吃要喝，要存活，但他凭什么活着呢，就凭一种人的本能和自觉意识。他再弱小，毕竟还是一只蚂蚁，有着所有人应具有的七情六欲。他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尚存着人的这种自觉意识，特别是这种赖以生存的自觉性，或者说精神胜利法。如果连这一点都失却，阿Q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阿Q盲目自大即以“我”为标准，隐讳弱点，自我解嘲，忘记耻辱，可见他有不甘与不屈的一面。同时他又自轻自贱，畏惧强者，向弱者泄愤，对无辜者施暴，可见他又有“欺软怕硬”的生存哲学。我们且不谈这一形象的思想深度，单从这种生存的自觉意识中就能看到这个形象具备的人格，这是一种没有人格的人格，这是一种丧失了人格的人格，它虽然也有那么一些捍卫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努力，只不过这种努力十分微弱，十分可怜罢了。处在阿Q的那种境地，不凭借这种精神的暂时胜利来麻痹自己来维系一点生之希望，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此外，在《离婚》《故事新编》等作品中，也显示出鲁迅对所塑造的人物人格问题的探讨，他对老子、庄子、叔齐、伯夷这些历来被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及其君子风度，给予了讽刺和批判。他对儒家对人格概念的理解主要着眼于伦理道德规范的需要，强调个人的品质，道德情操，气节尊严，突出社会的稳定和谐，突出个体对群体的服从，他对这样的人格范式，表示了极大的不屑。而对女娲、大禹、墨子、眉间尺等等这些民族的“脊梁”，鲁迅肯定和赞扬了他们不屈不饶、充满进取和斗争精神的人格感召力和意志力量。
就这样，鲁迅在其小说创作中，本着“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动机，着重体现为对人的精神问题的思考和艺术表现。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人格状况的深刻揭示。因为人格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新文化重铸民族精神的具体化。尽管在鲁迅小说创作中，塑造的都是悲剧性的人物，但是他对人物内心的开掘是精深的，不仅体现了“忧愤深广”的精神意蕴，而且具有广博的思想容量，特别是在对于人格问题的探讨方面，进行了深沉的思索，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和小康建设的今天，重读鲁迅先生的这些名篇名著，依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对促进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无不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就是文学艺术经典无可穷尽的生命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