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志愿军入朝帮助北朝鲜作战，上演了抗美援朝的英雄壮举。

中朝军结为盟军，联手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在两国历史上成为一段佳话。直到今天，朝鲜领导人还每年参谒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表示崇高敬意，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朝鲜感谢志愿军不假，不过在战争期间中朝同盟的关系上，两国在一系列战略决策上都出现过不小的分歧。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些问题不同于民间友谊，涉及到国家利益。

首要的就是军队指挥权问题。

这是个前提问题，明确了指挥权才能有效作战。

北朝鲜战局被逆转后，金日成翘首以盼中国出兵作战。开始，他的想法比较简单，认为只需要在情况紧迫的时候，由中国军队帮忙顶一下，战局还是由朝鲜来把控。这样，军队指挥权自然就由朝鲜掌握。

金日成想得太简单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势不可挡，越过三八线后还是一路平推，平壤失守，战线崩盘，朝鲜已无力组织起有效抵抗，金日成已经把首都临时迁到江界，再退就要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避难。

顶一下？还怎么顶，就算苏联直接出兵，也不一定能打包票顶得住。

中国出兵，显然不可能只顶一下，只有打上几个胜仗，才能争取到和平的可能性。

要打胜仗，人少了根本不管用，至少要几个兵团配合作战。

金日成也知道了中国同意出兵，不是几个师，而是几十万部队。

这样就有点尴尬了，志愿军人数远多于朝鲜人民军，那军队指挥权怎么分配呢？

各自为战是不可能的，金日成提出，将志愿军指挥所设在德川，他此时正在德川坐镇指挥。这个想法，其实就是希望由金日成自己来指挥志愿军，只是他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

而对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来说，根本不存在把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这样的问题。

在军队入朝前，彭德怀已入朝察看过情况，看到的景象和搜集到的情报让他感到触目惊心，他在发回军委的电文中这样说：

（朝鲜）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

在刚刚入朝的时候，中国也不方便直接提出接过朝鲜军队的指挥权。一来是还没时间跟朝鲜沟通，不了解朝鲜的想法。二来是朝鲜人民军主力已溃散，新组建的军队还在中国境内整训，想指挥也无从谈起。

所以，在10月2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初次会面时，双方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金日成只是派朴一禹驻志愿军司令部以保持联络，并得到了中国的任命。

但这个问题终究需要解决，尤其随着战事进展，两军之间缺乏协调的后果逐渐暴露出来。

第一次战役时，志愿军屡次遇到撤退的朝鲜机关和军队堵塞道路，致使行军受阻，贻误战机。语言不通和地形不熟也让志愿军一些部队出现了走错路或迷路的情况。

更严重的是误击。比如11月4日，第39军正在博川东南围攻美24师，却遭到人民军坦克的误击，还导致被包围的敌人逃脱。

除了战场上的乌龙，在指挥上中朝也有分歧。第一次战役后，彭德怀为诱敌深入，制定了后撤几十公里设伏后再次出击的战术。朝鲜表示反对，认为应当乘胜追击，直接杀过清川江收复国土。

从上到下意见都不统一，这仗很难打，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已迫在眉睫。

金日成并不愿意交出朝鲜军队的指挥权。这点我们从朝鲜主权和尊严的角度上来考虑，或许可以理解。

问题是，在金日成指挥下，几十万朝鲜人民军刚被断送掉，要再把几十万志愿军的指挥权交到他手里，这如何使得？

中方上下的意见都是：万万不可。

金日成固执己见，把已经同志愿军会合的人6师、人7师共13000余人调走，而不顾彭德怀希望让这些部队与志愿军合兵的请求。

为解决这个问题，11月15日，苏联特使什特科夫、金日成、彭德怀等特地进行会谈。

什特科夫明确表示了军队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为了照顾朝鲜的意愿，彭德怀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由他、金日成和什特科夫组成三人小组，进行统一指挥。

金日成仍然对此不置可否，这次会谈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

到这个地步，斯大林不出面是不行了。苏联完全同意军队由中方统一指挥，斯大林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斯大林表了态，金日成只得同意。中朝很快商定成了联合司令部，金日成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并且撤回了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命令，就近把指挥权交给了第9兵团的宋时轮。

至此，经莫斯科的干预，中朝军队指挥权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这其实是必然结果，无论是从作战经验还是军事实力来说，中方都占绝对优势，入朝后初期作战就已证明了这点。斯大林的表态务实且明智，之前的战场表现已证明，朝鲜军队将领显然不具备对抗美军的能力。

战略问题

解决了军事指挥权问题，很快又冒出了新的问题：战略问题。

金日成虽然交出了朝鲜军队指挥权，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战争进程上施加自己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是一个高峰。

第三次战役后，美韩军全线后撤，志愿军将战线推过了三八线。

志愿军在劣势装备下作战，取得这样的战果殊为不易，自己也损失很大。

下一步怎么走，彭老总看得很清楚，此时部队已精疲力尽，弹尽粮空，急需休整与补充。

于是，1月8日，彭老总下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

朝鲜方面对此表示出严重不满。

从战争爆发开始，朝鲜就希望的是速胜。但是，朝鲜人民军没能攻下釜山，被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后，速胜就成了速败。

志愿军战入朝作战，战局好转后，朝鲜还是想着速胜，因此必须“积极展开追击战”，组织“决定性战斗”。

愿望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美军虽然全线后退，在朝鲜半岛仍然拥有几十万兵力，并没有失去战斗能力，且此时志愿军攻坚能力并不强，以强弩之末硬刚敌人层层设防的正面阵地，无疑是得不偿失。

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

为了说服彭德怀，金日成在1月10日赶赴志司指挥部会谈。

彭老总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金日成作了点让步，同意休整一个月，但要先出动3个军南进。

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争执不下，彭德怀只得拿出了一份电报。

这是斯大林的来电，双方的分歧早已由苏联大使报告给了莫斯科，斯大林在电文中表示：

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

北京根据斯大林来电也提出：

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这是将计就计，将了朝鲜一军，要打你可以让人民军去打，但志愿军需要休整。

金日成并不肯服从，第二天双方又在指挥部进行争论，金日成又做了一些让步，同意休整半个月，然后志愿军的3个军就应继续南进。

彭老总不耐烦了，他提高嗓门说道：

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做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

然后，彭德怀又表示，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休息了两个月，如果执意要进军，这些部队可以交给朝鲜自己指挥，按照朝鲜的意愿继续南进。

事已至此，金日成已无话可说，光凭人民军要想打败美军可说痴人说梦，他只得妥协，表示人民军也没有准备好，自己确实有速胜情绪，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

从军事角度看，彭德怀的主张显然是对的，不顾自身情况一味追求速胜，很可能遭到极大的失败，是为不智，在军事素养上，志愿军将领表现出了高超的素质。

斯大林得知此事后，也在电报里表示：

“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

并且，他还召回了支持朝方速胜论的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以解除志司指挥的束手束脚。

停战谈判问题

除此以外，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中朝也是分歧颇多。

第三次战役后，北京就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

美国也是一样的心思，它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在亚洲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对它自己和盟友们都极为不利。

朝鲜半岛停战已是大势所趋，谁也没有力量彻底把对方赶出朝鲜，也没有让战争长期化、扩大化的念头。

但朝鲜还想打下去，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太宽容了，并且不支持将现有前线作为分界线的方案。

当然，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又发生了第四第五次战役，朝鲜的不满才有所缓解。

不过到了1953年快要签订停战协定的时候，朝鲜又闹起了情绪，这也是双方最后一次争论。

分歧在于是否立即签订协定。

这时情况是李承晚不愿停战，想让美军帮他继续打过三八线，为此他破坏战俘协议，制造了战俘营事件。

而原本不想停战的金日成，这时改变了主意，力主立即停战，不必追究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

这是因为不停战，美国空军正持续给朝鲜造成损失，朝鲜空军却没有对等的能力，拖延停战对朝鲜不利。

既然停战是大势所趋，那么晚停不如早停，早停了，朝鲜就能早点安排战后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拖着悬而不决，朝鲜的计划就无法实施。

志愿军却不这么考虑，因为战俘问题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朝对战俘的政策完全不同，朝鲜可以同意无须遣返朝鲜籍战俘，在他们这边，同样有大批被俘虏的韩国战俘可以从事生产。

志愿军却不行，中国无法容忍将战俘抛弃在异国他乡，“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是志愿军对待战俘问题的原则。

并且，在1953年，志愿军的武器和后勤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并不惧怕美军的进攻，在军事上有了更大发言权。

所以，战俘事件发生后，志愿军按自己意愿发动了金城战役，给韩军造成很大损失，以此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

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还是从考虑朝鲜实际利益角度出发：既然早晚要停战，早停不如晚停，朝鲜好早日进行经济建设，巩固政权。

北京的视角则更细微也更深远，既要妥善解决战俘问题，又不能拘泥于朝鲜半岛的形势，而是从战后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来考虑。

这也是同苏联一致的，因此斯大林也完全赞同中国的方案。

以上只是朝鲜战争中中朝分歧较大的几个地方，实际上的分歧还有不少，如铁路管理权、后勤分配权、装备优先权等问题。

尽管有争执，最后在这些问题上朝鲜还是都听从了中国的主张，这就是朝鲜战争期间中朝联盟的实质——分歧不少，但总体能保持一致。

中国的本意并不是追求对朝鲜的控制，这只是战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了在战场取胜，非这么做不可。

苏联与中国都清楚地看到这点，朝鲜开头虽不乐意，但在军事上溃败之后，民族骄傲只能让位于现实，这是不可避免的。